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  

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

 讀這書還寫心得是有點奇怪,作者一貫的風格,火力全開,喜歡的人覺得好,不喜歡的大概也不會看. 因為重看了一次電視劇"潛伏",裡頭一段落出現保密局北平站喬站長,這人誰呀,有點印象?,查一查發現就是在這本書上的喬家才將軍,電視戲劇內容虛構唬人,倒是這書上喬站長頗有大起大落人生經驗,相對這本書批評的對象,確實更像是諷刺,文學也好,報導文學也好,還是戲劇,怎麼天馬行空也有個底限,何況處理的是歷史,像王鼎鈞那種純寫個人經歷,即使有錯誤史觀或不政治正確的價值,那也是個人生命體無法切割的部份,人們可以批評,卻不會以為過度刻意操作,或如李敖評論巨流河作者對某些近親高層人物的閃躲,但那大部份也是作者的人生與作品選擇,那種閃躲是也算是人性,而龍談的是一個關鍵年,大江大河不是關山奪路,第三人稱不是第一人稱,作者不是主角,且無個人利害與糾結,大題目是自找的不是問題,大題目寫小也未必是問題,選擇性過度是問題,剪裁過度是問題,遺忘與偏見又是一個,最後成了譁眾取寵,戲劇效果挺足,一如"潛伏",緊湊精彩,接近歷史卻不是事實.

 這本書中對於歷史的引證自有公論,各種評論角度也有其習慣或獨門功夫,因此作者的歷史見解由讀者自行取用,不過書中顯示的兩個觀點卻要緊,一是政治性歷史教育,二是平均公民的認同.個人認為這兩點可以做為放大這本單書評論出發的作品角度的價值.

 多數人看大江大海會被那種戰亂的遷徙情境牽引,因而將焦點放在個體的情感認同上,只是各自選擇不同而已,單純的放在戰爭景象,殺戮的兇殘,親屬分離等各個故事的悲喜上,形成了這本有現象,卻不見原因的書籍,問題是1949年有各種不同選擇的人,選擇有主動的,也有被動的,與那些動不了的,人物有階級職業政治立場的不同,因此寫這樣一本書,確實需要多面的,多角度,多種政治立場的,更全面的場景,才夠稱有江海規模,否則只是單純寫戰爭悲劇的書似乎不缺這一本.

  本地讀者的職業年齡身份或者不同,但有2點卻是大多數讀者共有的,首先多數人非但不似歷史家能夠對當時歷史了解較多,甚至一般人的史觀是被基礎歷史教育所引導朔形的,可惜的是,本地的基礎歷史教育是由政治立場掛帥控制的,這一點自今不變,差別只是不同執政者所需要的正確性差別而已.關於1949幾乎就是一段被刻意遺忘的時間,教課書中對史實著墨不多,反而用很多形容詞在戰勝者的"匪"性上,因此,讀者本身不是缺乏對此前後史實的了解,就是政治性歷史教育下的產物,自然就無能或不能跳出龍書的框架.從李對龍的評論,可反映到一般人身上,因為龍本身就是政治性歷史教育的產物,就算部份跳出,也因為非身臨其境者,而顯然對部份史實的殘戮淡定無感,喜好龍書的讀者自然也是同基調的接收者,缺乏對真正發生史實的關懷了解,只能傷感於時代的悲劇性,或自行摘取解讀符合自己政治屬性的觀點,差別是喜好與厭惡而已,反射的卻是一樣的問題,政治性歷史教育的悲哀,看看近來香港反對國民教育洗腦的聲音,反身自省被洗腦者又有幾人能跳脫與自覺,這何嘗不是本地一直以來的問題,政治掛帥代領一切!

 另外一點是平均公民的認同問題,作者李敖寫暢銷這觀點很犀利.不僅是對商品,事實上本地的民主選舉也差不多是相同觀念下的產品.龍的大江大海賣的不錯,又是一間主流出版商的產品;李的評論指出"暢銷是龍應台取得了和她一樣喜歡說風涼話的平均公民的自況與認同","龍應台的成功,就在她把自己定位演藝人員標準,她邀你一起夢寐星夢,但不要求你做哈佛校長,他放的是煙火而已,卻叫你錯認是野火,你感覺很爽,因為你是叛逆少年,其實,這是哪一門子叛逆呢,你只是順民"."因為喜歡她最安全,書不會禁,人不會關,姿色平平,卻名利雙收,這不正是平均公民的嚮往嗎?",這個平均公民的自況與認同寫的真好,言簡意賅,從商業,一路延伸到社會議題,政治主張,也是今日社會意見產生的主軸,特點就是它是多數人的選擇結果,缺點是實際上常常遠離相對好的選擇,甚至往往只流於小市民階級憑空想像的美好,卻永遠成不了真實,頂多是建築在虛幻空洞無法實行的烏托邦上.因此,暢銷本身是一種成就,正如高票當選一樣,但這並不意味暢銷對改善人們的生活前景,提升政治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環境保護就會有相對應的成就,因為這並非成正比,反而因為普民的缺乏認識而陷在另一個不被期待的路徑上.同理,暢銷書對於一般人對歷史事件的解讀,對於議題的了解,也未必有幫助,甚至加深誤解.

 雖然李敖的作品常有他自己的邏輯標準,與個人解讀歷史的方式,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或喜歡,但有時書中點到的一些浮光掠影似的發想卻是不差的,或許是我們與他的年齡,見解,經歷,感悟重心與程度有別,我們認為重要的在於他就未必是了,相對也是一樣,但還是感謝有一些不同於我們日常思考的作品,以致於免於思考想像總在流行暢銷的結構下打轉而不自知,也許這一點就夠了. 此外,這個世界存在過多的自我矛盾難以自圓的解釋,那些在作品中演譯諷刺物質生活最嚴厲的藝人,可能正是最物質生活享樂至上者,如果有這種背離可笑情境,或者閱聽者當有一層自我警惕與防備,而不是一直被人牽著走,一如歷史,一如戲劇,我們只能說要以1949年為背景寫大歷史,不寫清因果,只寫個人景況並非不行,但將其擴大成一個群體的大移動,這樣的出發與範圍本身就是問題,李敖這書批評的出發點絕對是有力量的問句,而被評者恐將難以自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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