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評傳︰其人及其經濟學(Ludwig von Mises : The Man and His Economics)
偶然在Yahoo拍賣看到一套夏道平翻譯米塞斯人的行為,標價3600,雖說是嚇人,誰教紙本已絕版,只能任其開價,不過自由市場就是如此,有急需者自會下標. 事實上夏道平翻譯引介三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品繁體版,人的行為,反資本主義的心境,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全部已無市售繁體版,想閱讀者大概利用平板與網上流通不合法的PDF檔或是看譯文評價不高的簡體版就能達成目的.這一本小書米塞斯評傳就是簡單介紹Mises其人其事其思,作者Israel M．Kirzner是米塞斯的學生,同屬奧地利學派,書雖單薄,但對Mises生平與思想的描述料已足夠.雖然直到今日Mises的成就像他生前一樣被低估著,名氣遠比不上那些拿諾貝爾的人,但如果對於自由主義有興趣者,Mises與他的主張卻是務必要知道的重要人物,
做為社會科學家,一面擁有個人的信念,價值與喜好,一方面又要客觀公正地進行研究.如果不能清楚的將這兩面劃分出來,那將是危險的,做為一個Ecomonic Science主張者,與新古典主義,計量經濟完全不同路數,Mises堅持經濟學中立於一切的價值判斷,儘管經濟學是一些政策和政治行為的基礎,但本身是脫離政治獨立的,即Mises把Max Webber的價值中立學放到了個人思考的主要基礎上,無論個人對經濟結論是贊同與否,喜好與否,都絲毫不能影響經濟結論的有效性.對於經濟學結論的闡述是不該帶有個人意圖的.因為他認為只有中立的經濟學才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政策建議,然而過往的歷史表明,公正評判經濟政策的科學性相當難以達成.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可以利用否增進一個國家的福利來判斷某個政策是否適合,但在19世紀末,新古典經濟學家指出要確定國家福利增進這件事的確定有些困難,於是他們轉求另一個替代標準,新古典經濟學者在評估一個政策好不好的時候,都依據它是否能增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福利.而到了20世紀的福利經濟學,則認為可以根據政策對稀少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來判斷政策.對奧地利學派來說,以上的標準都是不充分的,把總合的客觀福利作為政策竭力追求的目標是不令人滿意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並不認為社會效率是平價公共政策經濟好壞與否的一個有意義的尺度.對於評斷政策好壞,Mises指出一旦我們了解經濟規律的存在與運行,以及可能與情理相反但可以被這種規律解釋的那些結果,人們就能認識到政策制定者通過他們的政策,將會在不知不覺中觸發經濟因果鏈的運作,而其產生的結果將會完全不同於他們原要實現的那些目標.Mises更挑明的指出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可能性,才使得政治人物有否定經濟學教導的傾向,一個經濟政策之所以被定義為壞的,正是因為它的結果與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目標結果不一致.其次,即使成功的完成那個經濟政策計畫,但仍會因此伴隨效果相反卻隱藏的問題,如貨幣政策帶來經濟繁榮,但也伴著通脹問題,又如中央計畫社會主義的不可行性,因為沒有參考的要素價格來做為執行基礎.其三Mises認為在一個自由市場中,生產者與資源所有者的決策基礎是預測消費者的支付決策,即市場都是由消費者偏好決定的.這並不意味自由市場使社會效率最大,或是使總合社會效用大,它僅表示所有生產決策與資源分配方式,都被那些試圖通過正確決策獲得最大收益的決策者用局計算之中,Mises堅持"消費者主權"是經濟體系中人們渴求的特徵,政府干預會破壞消費者主權,因此也就成了壞的經濟政策.因此,Mises相信經濟科學使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支持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政策,一個自由放任的,沒有任何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政策,已經被科學的證明是最好的政策.自由市場鼓勵市場參與者的決策在總體上實現相互協調,而其動力來自滿足消費者偏好與需求.自由市場將會產生能夠成功的被實施的決策,這些決策尊重消費者的主權,也是消費者主權的實現,如果政策執行者能夠了解自由市場經濟學,他對自由放任的追求將會產生與他們預期一致的結果.Mises更相信國家干預只會使這些結果受挫,而國家干預中最極端的一種形式稱之為社會主義.
Mises對於社會主義中央計畫的評論首見於1920年.他對中央計畫的批評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經濟洞見上,他指出經濟效率的基礎是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計算,對各種可能性作理性的權衡.但這種計算只在魯賓遜一個人獨處荒島的簡單條件下才可能,要在複雜的環境中進行計算,首先必須有共同衡量的價值單位.在市場條件下,這種價值單位就是常見的貨幣價格,雖然以市場價格作為比較計算基礎是不完美的,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行計算與理性決策來說,這種不完美事可以容忍的,雖然不能答社會最優,但此種情況下理性的個體決策是可能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個體計畫之上的,在市場條件的限制範圍之內,這種計畫是到限制的,被迫是理性的.但在中央計劃下的社會主義,連這種被迫的理性都喪失了,因為此時沒有一個價值指標作為中央計畫者經濟計算的依據.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中沒有資源服務市場,不適用貨幣的計算,決策者將無法對資源單位進行評價,因此社會主義下理性的中央計畫是完全不可行的.
Mises其實意識到干預主義做為經竟政策具有政治吸引力,特別是經歷了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主流媒體呼籲要以直接或間接形式的政府干預對市場進行規劃,控制,為的是使市場免遭風險與過度的自由放任,政治人物為了個人的權力需要積極的迎合公眾對於經濟政策的要求.它們試圖將中央計畫與資本主義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即融合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優勢與利用中央財政,貨幣政策和市場規劃等手段進行有意識的保護,這種混合制的經濟制度才是當前主控世界的主流,它們多數只是凱因斯主義或凱因斯主張的一些變型而已,但已經是當前主流經濟學家一致選擇.Mises認為將混合經濟做為一條可行的第三種選擇完全是一個神話.他批評包括反托拉斯,各種價格管制,貨幣政策,赤字預算,農業補貼,關稅保護,收入與福利的移轉等,所有被委婉稱之為現代福利國家的手段都無非是一種國家干預主義的表現而已.他更指出所有的這些干預措施注定要失敗,因為他們不願顧及消費者偏好,因此也就無法達成他們的目標,甚至可能創出不好的結果.工會與最低工資法都會提升公眾的消費成本,助長通膨的貨幣政策危害擁有存款和其他資產的大眾,特別是窮人,最終這樣的政策只會導致惡性通膨與經濟衰退,凱因斯主義充分就業政策的結果就是通貨膨脹與伴隨著各種不幸的後果.干預主義最壞的一個結果就是他不可避免的導致政府對經濟的越來越深入的控制,而直接展開滑向社會主義的步伐.Mises稱政府干預具有一種內在的動力,它能產生一系列的變化使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全面轉向社會主義.而所有對於干預式經濟制度的批評,在若干年後的今天,形成對世界一種奇妙的諷刺.自2007年以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主張不知已經歷經多少批評,卻幾乎很少人自覺所謂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其實並不存在,人們所批評的正是Mises早已宣稱的混合式經濟制度,人們的批評就是之前只有0.3乃至0.5的凱因斯主義不夠,他們要更全面100%的凱因斯,在他們看來以為的市場失靈,其實是混合經濟制度失靈,是政府失靈,而當前對經濟發展各種批評的主張,與對於未來可能政策的提議上,特別是均等主義的公平正義思維,無非顯示當前一般民眾乃至經濟學家更希望國家能更進一步全面管控經濟,0.3凱因斯不夠,那0.5的凱因斯如何?當100%凱因斯不足時,前述的現代福利國家主義的措施就上場了,甚至於朝向社會主義之路還會遠嗎?.感受一下這期間的社會輿論,書籍出版方向,乃至政治語言,不得不讓人佩服Mises在那麼多年前就想像出的世界趨勢正在發生,而竟然還被人視若無物.
這種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長期誤解,正來自於人們對經濟學發展的誤解,其實Mises這人一向不是大家在經濟學教科書上所謂均衡理論的主張者,甚至他認為這種主張是錯誤的,而我們卻把新古典的主張硬戴在他頭上,以至於多少人罵街,其實是罵錯人,罵錯制度,罵錯時空而不自知.Mises主要經濟主張有四:
1.市場過程:Mises反對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他認為市場是由企業家行為所組成的,通過企業家對消費者需求的揣摩,市場經歷了一系列的失調糾偏動態循環,均衡作為時點,本身缺乏實際意義.也就是Mises更重視價格變動調整的動態過程,根本與當前所謂的均衡思想不同,更甚者,Mises對於以數學或計量方式來描述經濟的方式頗不以為然.
2.消費者主權:在市場中,僅管企業家直接控制供給,但他們不是至高無上的,船主是消費者,消費者通過買或不買的決定控制著生產的模式,政府的干預影響了企業家對消費需求的判斷,破壞了消費者主導的市場環境,從而引發危機.也就是消費者的偏好變動才是造成生產者追隨的主要理由.任何脫離消費者偏好的干預方式,最後都會導致失敗.
3.貨幣理論:Mises指出其貨幣價值決定,是根據回溯定理,由潛在貨幣需求者的購買力決定,來自過去的實際數據,源頭在貨幣第一次被當作交易媒介的時刻,其次Mises不認為貨幣是ㄧ種中立性定位的記數工具,貨幣作為市場交易中的一個動態因素,本身不可能只是作為數量單位而不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
4.商業周期:在Mises看來經濟危機產生於貨幣供應量的擴張,這使得利率低於應有水平,對於企業家而言,他們為了爭取未來更大的利益,會延遲消費需,利用資金杠桿進行各種並不成功的投資,最終這些投資計劃大多失敗,從而導致市場價值下降,此時由於消費品供給量減少,導致價格上升,利率向通常水平回升,形成從危機的商業周期.
Mises所指的政府干預是指干擾市場,就是政府的活動或法令強迫企業或資本家以不同於市場所決定的方法來使用生產要素,在這種體制之下,市場經濟的名義特徵被保留如私有財產權,工資,利率,但是事實上市場的參與者必須無條件服從政府管理機構所發出的命令.而那些堅持把干預主義做為一種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的人會發現,他們採取新的干預行為是為了解決更早先干預行為所產生的惡果.在批判干預主義之下,Mises強調他並沒有否定政府的必要性與適用性,他意識到政府機構可以有法律的強制力來制衡強悍個體所做的反法社會行為.Mises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強調政府是一個有益的機制,使得市場實現有益的可能.但是當前的政府形態雖然有避開威權的形式,卻也不可免的走向另一種面貌,遮蔽了原來該有的面目,它打著維護公眾的經濟利益的旗號來干預消費者主權.在保護財產權不受侵害的功能之外,政府還對私有產權在自由市場中配置進行直接干預,而公眾對政府作用的擴張給予支持,這就是其中原因,Mises確信這種干預會破壞市場進程,干預主義實際上是用國家替代市場功能.而福利國家就是將市場經濟一步步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手段.干預主義是20世紀西方先進國家主要經濟政策的手段,但是卻長期以來讓人誤以為那是自由市場的主張,而讓自由主義者背負干預主義製造出各種壞事的惡名,豈不可笑,而竟連大多數的社會評論者也是這樣誤以為,而不知自己搞錯對象的批評才是笑話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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