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危機(Crisis of the Republic,Hannah Arendt)
隨著社會運動的進行,網路書店藉機推了多本Hannah Arendt的書,趁熱鬧來看一本,不過不是書商推的那幾本,也不是她第一本發表的著作,也是最重要的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而是繁體版也已經絕版的這本共和危機,它是Arendt身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書由三篇論文,政治中的謊言,公民不服從,論暴力,與一篇訪談關於政治與革命的思考構成,Arendtg的研究主要探討權力的本質,政治的主題,權威及極權主義.若要過度來聯想一下,這四個主題的順序剛好跟近期的政治社會事件發生順序有著近乎一致的巧合,就算穿鑿附會也算是相當有趣,如過這樣還不夠巧,那麼絕版的繁體版共和危機有一篇中文導讀,導讀作者叫江宜樺,而95年繁體版版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導讀是一個叫蔡英文的學者寫的,雖然這個蔡英文是個男的,不是大家熟知那位,但也實在太巧了,另外一個巧合是關於議題內容的,共和的危機與極權主義的起源兩本繁體書已絕版,連要求本二手書只能碰運氣,市場上基本買不到,而極權主義的起源簡體版是本被動手術有刪節部分內容的版本,一本被閹割的書,所以根本不可能買來看,而這本共和的危機不得已只好勉強買可能沒有刪節但翻譯實在不怎麼樣的簡體版,不知這樣算不算剛好搭上出版服貿議題,市場機制與政治閹割各顯出它們潛在的問題.
這三個主題的產生都與當時美國的社會環境有關,主要是從越戰與黑人民權運動所引發出來的社會運動與政治現象,關於戰敗的政治問題引發出Arendt對於政治謊言的觀察,反越戰人士主張的拒絕徵兵導引出公民不服從的討論,而後反戰人士與黑人民權主義的街頭運動又引發她對於政治中暴力角色的關注,所以說這是一本奠基於社會觀察產生對於這三個議題的思辯,並不是一種假定科學模型的研究,這三個主題本身並沒有必然因果連結,前面所說的本地現實只是個人對於現況事件間湊巧的聯想.
書名叫共和的危機,Republic所顯示出的它討論的一個群體人類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Arendt所理解的共和,是合乎公民社會價值觀的政治秩序,並不是一部利維坦式的國家機器,不管是政府在戰爭中的謊言,還是公民的不服從與異議,說到底都是從一個公民的角度出發的思考,即相應的政治邏輯和表現,應符合公民的普遍認可與同意,否則他們就有權抵抗或吶喊.這符合Arendt的一句名言"政治的目的在於自由",即使是第三篇論暴力一文雖然更多專注作為一個行為體的國家,但其底線並無改變,其中隱藏的理想國仍然是公民社會,她宣稱議會制是革命傳統中最優秀的部分,是自18世紀以來所有革命惟一真正的成果.
當中的公民不服從應該是目前最熱門的政治語言,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自從1849年Henry David Thoreau提出以來,及引領著印度,南非等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因此我們今天看這本書,目的不在評斷那些社會政治運動反對事件的正確性,或是改變生活利益團體的地位,而是在於從西方社會運動與學術思想中,看一下這個運動被忽略了的正當的可能,以及它與國外先進國家中所能容忍的底線有哪些差異,因為政經事務個案的發展結果總是會有受益者與受害者,但是所謂的群眾運動在某些時候確實存在一般人未曾思考過的正當性,這就是公民不服從.公民不服從這五個字後面應該再加上幾個字,公民不服從法律的正當性,才是這種運動所追求的根本.當人們發現某一條或某部分法律,行政命令是不合理時,主動拒絕遵守政府的若干法律,要求或命令,但不訴諸於暴力,採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作法,比如拒納稅,拒服兵役等手段,作為公民不服從的行動,可以選擇故意觸犯某項法律,例如採取和平的阻塞,或非法佔據某些設施,抗議者通過這種非暴力的擾亂行為,進而導致當局採取逮捕,攻擊甚至毆打等措施,但是有一點是公民不服從中很重要的定義就是抗議者雖認為法律不公不義不正當,但卻願意接受法律對人們違法行為的懲處,接受被處罰的代價,喚起其他公民和輿論的關注和壓力,公民不服從不是刑事不服從,罪犯逃避公眾目光,而公民不服從者尊重法律卻公開反抗,這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普通違法者只為個人利益行事,公民不服從者是為了群體利益而行事,他違抗法律和既有權威,這是基於根本的異議,而不是因為他想使自己成為例外,逃脫處罰,所以,把不服從的少數人當作造反派和賣國賊,違背了憲法的文字與精神,而憲法的締造者尤其警惕多數人暴政的危險.從這種公認式的定義中,人們自然可以檢驗運動中是否曾經發生越過此種界線的現象,也可以檢視運動領導者的言行是否符合公民不服從,或是對於政治人物在此次運動中禁聲而恍然大悟,不論政治人物實際上有沒有在背後運作都不是問題的要點,因公民不服從正是這樣的一群人發動而來,而那些因為媒體日夕轟炸,導致焦慮的人或是一直以為法律就正是代表著一切人的同意的人,也可以藉此了解,西方世界早存在這麼一種主張,是對法律本體深藏不公義可能的對抗方式,特別是以為少數服從多數是絕對民主公理的人,該回頭看一下若你是少數的支持者,該有什麼能夠對於多數主張的制約主張的可能,除此之外,公民不服從在本書中就是從美國聯邦法與州法不一致的現象出發,直到探討到廢奴隸制等,來探索一下法律存在的不公義,在非洲和亞洲的前殖民地,公民不服從被用作民族獨立運動的一項主要策略,其中最著名者當屬甘地,他將公民的不合作發展成反對殖民者的工具,甘地稱"公民不服從是一個公民的固有權力,也是一種訓練,一種思想,甚至是一種犧牲",而這種現象也可能是此次社會運動過程中會有人將它與獨立運動聯想的一種起源,因為不論是周法與聯邦法的不一致,或是對於黑人奴隸解放與國家發展責任的探索,儼然都是一種對於高級法的反對,因此被上綱上線到憲法層次或是國家獨立都不會是太意外或超出歷史的發展之外,不妨提出一個大膽地自問,你在一個國家出生,並沒有投票同意這個國家成立時的憲法,難道就代表你完全同意這部法令嗎?要是有不同意的部分該如何?這就是Arendt在這篇論述中隱約卻明白想傳達的觀念,法律不是無來由的完全被默認同意,那也不是法治真正的意義與限制,而綜合義上這個論述的條件角度,人們其實不該完全否定運動的意義,至少人們若能趁此了解法治有其自然所存的限制,與其相對應的制衡,對於一個向前進步的社會而言不是壞事,至於運動所探求的事件利弊所在反而不是這個運動行為能得到答案的,也不是閱讀本書的目的.
政治中的謊言針對的是紐約時報所刊登的涉及越南戰爭決策的國防部文件,Arendt指出這一事件揭示出的核心問題是謊言. 現代世界的謊言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起源於消費社會的,屬於廣告宣傳的公共關系的手藝,比如制造形象;另一種則出自問題解決專家,這種謊言不常見於日常生活之中,但在美國國防部文件中卻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不同於普通的形象製造者,他們從抽象理論,假設和意識形態出發,試圖通過發現法則來解釋和預測所有政治歷史事件.在與事實不符的情況下,他們會為了維護謊言的真實性和所謂理論的邏輯一貫性,不惜制造事實和摧毀事實本身.而大眾們出於對偶然性的厭惡和對確定性的渴求,往往更容易相信這些謊言而非事實真理.Arendt把真理分為理性真理與事實真理兩種,前者如數學真理,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後者與政治的關系更加緊密,從而更加脆弱,講述者講出的事實真理,只是一種意見,缺乏自明性,這種脆弱性使看上去符合理性的欺騙更加容易.相形之下,謊言往往似乎更合理,而且靈活,如何剪裁事實端看目標群體的需求,這些判斷的產生主要是從美國在越南的慘敗與美國政府在戰爭進行期間所發表的公告與決策文件完全不同,以至於讓人不得不看看這些政治中的謊言力量,在這個粗疏的去事實化過程中,假設,理論仿佛已成既定事實,令民眾認為整場戰爭關乎國家和自己的未來,而在Arendt看來這場戰爭實際與國家利益無關,除了國內政治的用途,不過是實踐帝國主義政策,最終目的是統治全世界.幸運的是,真理雖然脆弱,卻仍有其防範被完全擊垮的制衡方式,一些由權力建立和支持的公共機構充當著避難所,與流行的政治規則相反,真理與忠於真理一直構成著言論和行事的最高標準,譬如司法機構,高等教育,以及媒體.美國國防部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政府機構徒勞的想要隱藏的越戰真相,而被修飾過的真相就是透過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公諸於眾,顯然相當諷刺. 媒體對事實真理的講述,具有最直接的政治重要性,若媒體要成為實至名歸的第四權,那它就應當比司法機構受到更嚴密的保護,以免除政府權力和社會壓力的傷害,從這些過去的歷史不妨對照一下當前的政治環境與媒體現況,顯然我們並沒有樂觀的權力,政治謊言並沒有更見減少,甚至就是在媒體直播中公然說謊,相對的媒體各自因其黨派立場相當有定見的論述他們的觀點,並非如解嚴一樣更加開明向前追求真實,媒體中有心的人不是對現況無力就是早已退出,而大多數閱聽者通常只選擇自己想聽想看的聲音與方向,這些無疑對於政治中的說謊者都是一種絕對的鼓勵.
公民不服從,權力出現危機跟著暴力就出現了,權力的喪失會誘惑人用暴力代替權力,權力和暴力是對立的,一方占據絕對統治地位,另一方就會缺席,權力的極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對一個人,暴力的極端形式則是一個人反對所有人,Arendt說政治學的術語沒有區分權力,強力,武力,權威以及暴力,權力絕非個體的性質,它屬於某個群體,當人們說某人有權力時,實際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數目的人授權以他們的名義來行動,當權力發源的群體消失了,他的權力也隨之消失.權力,暴力的區別還涉及合法與正當的區別,權力無需被正當化,它是政治共同體所固有的,一旦人們聚集在一起並且一致行動,權力就出現了,暴力可以得到正當化,但永遠不會是合法的,如果國家使用暴力手段對付反抗者,反抗者是無法招架的,國家擁有的暴力手段和民眾自己能夠掌握暴力手段間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技術進步也不能導致任何差別.而關於如何發動一場革命的操作方式,從異議到計畫,從抵抗到武裝動員,循序漸進,這些都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觀點上,就是以為革命是蠻幹出來的,事實上在暴力對抗中,政府的武力優勢是絕對的,但是,只有也只有在政府的權力結構穩固,命令被軍隊或警察服從願意使用他們的武器,這種國家暴力的優勢才能持續 ,此地相對應的問題是,國家機器如何會置自身於命命無人聽命的尷尬境地?權力的危機恐怕也是同樣的因素產生的,而這正是主政者該思考的問題.
個人較頃向自由主義,對這種群體立場的論述不是太感興趣,加上早煩了政治議題,不過這一本的相關主題倒是很值一看,只是最好能找老版的繁體版,這本簡體版不太推,背景知識不夠的人讀來會感覺不知所云,書這方面的支援不多,加上譯者編輯喜歡用2個連接符號把一整段話拆成三部份,中間那部份是倒裝句的功能,故意耍文藝卻顯得多餘,反而讓人要前後跳看文意才能連貫,還不如老老實實順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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