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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生平(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Henrietta Harrison)

 

   夢醒子原本是一篇自傳名稱,是本書的主角清末山西舉人劉大鵬經歷,話說1893年的某一天晚上他作夢,夢中神仙告訴他世間最重要的事,唯有誠與敬,他夢醒後悟到自己學業仕途一直失敗不順的原因,正是對於儒家經典的實踐不足,故自此號為夢醒子,勉勵自己此後能師法古代聖哲的言行來做人行事.

 

   而這一本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寫的夢醒子是以劉大鵬的日記為基礎,表面上寫的是劉大鵬的一生經歷,實際上這本書傳達的是一類被歷史忽視忽略的人的人生經歷,做為個體,他們大多無名,做為群體,他們往往難與正在轉變的世界相融合,劇烈的變化挑戰著他們既有的價值,地位,與心靈,但又不得不與劇變共生,以至於產生了這種在社會轉型中被邊緣化的一群人,而那些人就是飽受進步所苦的人們,作者Harrison表示"教科書都傾向於將現代化描述成向美好生活的邁進,我希望學生們能想到這些遭受進步之苦的人",雖然這可能是寫出來被當成教材用,但實際上他的學術味很低,雖然沒有刻意商業化,個人卻覺得這本書與史景遷的著作王氏之死,前朝夢憶等在敘事上相比一點都不遜色,雖然有人批評這沒什麼理論意義,但寫作一個不具歷史影響力的小人物,卻又另一層意義,作者將這種方法稱之為微觀史.Harrison稱微觀史是對一個相對不為人所知的個體生命進行細致的研究,旨在展現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和思想世界,企圖通過在文化語境中分析一件件看似不重要的事件來闡釋更廣闊的文化面相,它們並不是案例研究,相反的,它們通過對人類生活和動機的具體分析來顛覆已經被接受的歷史,解釋理解過去的別樣途徑.

 

  Harrison將劉大鵬的一生的劃分為六個方面:寫作,儒生,孝子,議士,商人,老農.留心作者將劉大鵬主要的生命時間用這種方式切割,並沒有以確切的年代劃分,彷彿時間在這個人身上被凍結了,但隨著社會與世界的變動,一個價值傳統的士子,卻不得不被迫變化他外在的角色,為的只是能夠求生,然而這個注重傳統價值的讀書人,非但沒有因為他遵從傳統而得該有的敬重,連他重視的孝道,最終卻連一點都沒有留下,甚至當他晚年,兩個兒子已經身染毒癮,而家中財產在他老婆主張下已經分家,卻因為他從來不進廚房(君子遠庖廚),不知道幾個分家兒子早已是自家煮自家的菜,而根本不知道分家的事,更別提對兒子吸毒之事毫不知曉.

 

   劉大鵬是清末的舉人,兩次進京殿試卻都落榜,可說是末代的科舉產物,這些士子受過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卻遭到近代全新價值觀的沖擊,但他們的儒家價值卻早已根深蒂固,Harrison指出劉大鵬有嚴苛的儒家道德僻,這既導致了他的家庭悲劇,又成就了他早年在鄉里的威望,這種嚴苛的道德觀造就了他自身,他終身以儒家經典規範自身,前面的神仙託夢,也許正是所謂的日有所思的結果,足見這種道德價值是如何存在他的生活生命中.劉大鵬生於清末,經過多年的苦讀落榜數次後終於中了舉人,而藉考取取得仕途是他人生早期的最大目標,也是他們家族尋求的共同機會,但終究因為時代變革,1905科舉制度取消,接著清廷滅亡,他想透過苦讀經典博取功名之路被切斷,不得不隨著時代改變或茫然無所依,他去過北京,天津,比起許多終身未離開家鄉或未離開過山西的人已經是長過見識,但這種見識卻仍不足以改變他內心追求的道德價值,實際上現代化帶給他初步印象卻是不好的,他把那些都當成是物質奢糜有違傳統德行發展的事物,隨著科舉制度被廢,劉大鵬更感覺萬念俱灰,他意識到入仕的希望至此已經全部破滅,做為舉人,他本來已經拿到了進入統治階級的入場券,卻終於在新規則之下再度化作平民,由有聲望的人逐漸走向了平民化,而這也正是這本書切割的方式,他曾開館授徒,但齒以教書維生,所求的不過因為教書的收入而已,也曾幫山西人處理票號事宜,做過煤礦場的合夥管理人,最後還因為經商失利,只能淪為耕種自家田地的老農,落寂而死,此外,他做過縣議長,調停過商業紛爭,也投過袁世凱由總統轉當皇帝的提案一票,更在日本人占領太原時,被迫當一個妥協順從侵略者的沉默人.

 

   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儒家思想遭到徹底的否棄,政府的目標已經從維護儒家社會轉移到動員社會財富以便國家能應對國際上的競爭,新式教育,新式工業在政府的支持下蓬勃開展,現實情況卻是新式教育因其昂貴的成本而無法在晉中地區實施,舊式教育又因為失去原有的價值而遭到廢棄,清政府的新政對於晉中地區的村鎮沒有帶來任何益處,反而因為庚子賠款和地方政府在推進現代化,導致稅賦增加,攤派增多,村鎮經濟惡化.對於像劉大鵬這樣的鄉居者而言,新政的結果是使得生活變的更糟,新學校遭到人們的普遍厭惡,劉大鵬認為新政違背了國家本身應盡的責任,是舍仁義而講財利的行為.辛亥革命後,劉大鵬因舉人的功名和威望還數次當選縣議長,他一心想要努力整頓縣財政狀況,卻因為會觸動其他成員的利益,無法施政,不得不多次辭職.那些儒者的聲名和威望所承載的政治價值盡管急劇貶值,但劉大鵬仍有自信去批評時弊,他曾上書南京政府,起訴閻錫山在山西的苛捐雜稅,南京政府回復了一封非常長的信,命令山西省減稅;閻錫山看到是一位老儒生上書,絲毫不理會南京政府的回信.儘管劉大鵬的一些行為看起來不合時宜,但他的勇氣和行為仍然被當地村民所敬重,傳統士工農商的社會解體了,但儒生士子的承擔意識仍深存於他的心中.1913年劉大鵬授課的晉祠學堂無力發薪,失業的他只好轉投商業,與人合夥經營採煤,他先後做過煤場的財務,合夥人,商業糾紛的調停人,雖然他個人欠缺資金,但其他投資人仍願意接受他的加入,這些都得利於他長期實踐儒家倫理所獲得的聲望,與他道德感和誠信處世的結果.

 

    辛亥革命後,傳統私塾所提供的教育很快被看作不入流且缺乏傳統,劉大鵬無法繼續坐館收徒,曾是銀行業中心的太谷縣經濟不斷惡化,家具生意所在地李滿莊曾是一個富裕的鄉村,如今變為空城,原做家具生意的劉家改為經營煤礦,最後收益越來越少,最後只能靠他們僅有的耕地艱難度日.1915~1918參與晉祠的修繕工作時,劉大鵬與僅有生員頭銜的鎮長牛玉鑒的爭執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道德資本所含的政治價值的明顯衰落,不僅地方社會開始忽略劉大鵬,他自己的家也開始逃避劉大鵬的道德觀,兩個兒子都成為了吸毒者,到了1930年代,劉大鵬對正統儒學的堅持已經變成了一種近乎滑稽的表演,只有少數人才能為之為之敬佩,多數人背地裡都他是笑話,他曾經在耕種後路過村中附近的戲台,戲台附近都是人們留下的煙盒紙,他看到後把它們一一拾起帶走,但是這種行徑卻遭到鄉人們的嘲笑,而他曾寫下"遍地皆有紙煙之包,皮上有字.因拾之歸,遵古敬惜字紙之遺訓,今人不知此訓,反笑予迂闊也",這種自嘲面對時代的變化也是一種無奈.

 

   改變並不會因為他是劉大鵬,或所在時期而不同,世局中唯一不變的的就是變,在劉大鵬過世7年後,共產黨取得政權,劉家後人的命運卻也有著各自的不同,但頗具諷刺性,那幾位玩絝揮霍吸毒的,早早便將分得田產變賣的人,因為無產,在階級畫分時列入貧農,或工人,劉大鵬最小的兒子反而因為勤肯未吸毒留著分得的田地耕種,成了中農,最糟的是劉大鵬的女兒因為都是嫁給相對有錢人,而被畫成了地主,這個階級畫分的結果讓他們後來再受苦了幾十年,也算是另一種時代變化下微歷史,明明是從善者卻得到懲罰,吸毒的反而成了紅五類,事實上不僅是人,連太原,山西的經濟質能也隨這時代,隨著政治需求而改變,早期山西靠著地理位置,是通往外蒙,俄國的商貿要道,晉商的聲譽頗為響亮,加上後續太平天國之亂以致票號興起,包括赤橋造紙與輕工業,商業都能蓬勃發展,但這些過往在1940年後因戰爭與與共產黨大躍進等政治運動被荒廢了,只剩下耕種的農業還能存活,這種情況一直要到1980年代後期才有改變,經濟重心才重新回到工商業與礦業,事實上,時代變遷與轉型隨時都在進行,不是所有的人,事,物都能與時俱進,或在風尖浪口下恰好能站在對的位置,只是文字總是為那些成功的,或可能成功的人而設的,很少有為像劉大鵬這種被認為是與時代脫節者寫下記錄.

 

   面對全球化效應下出現的焦慮與不安,類似劉大鵬這種人絕不是少數,甚至於是大多數,劉大鵬與前面的王小波兩種不同的典型,不是要以兩種人來說明何者為對,而是要看在時代的洪流中,影響人生的可能未必全然是環境,更多部份來自於精神價值,與開放心態,當然不隨時而動堅持個人價值也是可以的,沒有什麼必定要跟隨時代而變的硬道理,老古板也有他的幸福人生,沒人能反對,但若人們追求的不是老而安逸,那就是另一種故事的可能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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