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惡: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Hannah Arendt)
存在一群對地球有滅絕威脅的外星人或許是好的,如果沒有被逼到絕境,總是有人以為能主宰一切,不把別人看在眼裡,總是有人還在分別高低歧視異族,也許有個共同的敵人,這些惡根才會暫時被人類忘記.以上這種幻想與意義其實科幻片都拍過了,但電影或想像終入不了正常人的心中,我以為人類的殘忍心好像也沒有隨著文明的進步有所不同,道理沒人不懂,但一到自己身上就又是一回事了,道理常常經不起個人喜好與價值的考驗,比如政治觀,愛情觀,哲學觀,這些私人的喜好常在某些時刻控制了講道者的判斷.這一本表面上是談納粹迫害尤太人的歷史書籍,透過對蓋世太保執行尤太人遷移與毀滅運輸的負責人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來談納粹對於尤太人所做的滅絕行動,甚至它擴及二戰及其以前整個歐洲人對於尤太人的看法與態度,雖然簡略卻不簡單,但書真實的意義不在釐清屠殺的歷史,而在人如何以人權正義的角度的看世界發生新型罪惡,種族滅絕,作者Hannah Arendt稱本書只是本審判報導,但實質不僅於此,透過對審判過程的檢視,對控辯雙方論證與法律觀點再次釐清,這本書提供非常多面的思想路徑與人類正義的討論,作者說一切目的都在於正義,這種態度絕對並不容易,實行上更是困難,至少比看書難,比寫論文講空話開支票難多了,我想很少人能做到,連作者自己都未必能做到,至於那些喜歡推崇Hannah Arendt的公共知識份子本身更做不到,純粹只是拿她某些論點當作個人政治形象的外衣而已,其實書論點的正確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Arendt俯視的觀察方式與正反面論的態度述是才是值得多留心的部分.
作者Hannah Arendt當然以他真理無懼的態度寫下這段故事,作為真理追求者的立場,Arendt也曾因為對也是納粹黨員Martin Heidegger的辯護而遭到質疑,他認為Heidegger的納粹身分不影響他的哲學主張,事實上人難以克服私人情感,即便如Arendt也過不了這一關,那麼誰還敢大言不慚地以為自己絕對能代表真理,正義什麼的?但扣掉這些爭議,在Arendt略帶悔澀的接句加上這本譯文實在有些不太順暢,冷峻卻平實地指出,他以為艾希曼並不是一個魔鬼,相反的,他覺得艾希曼是個可憐的人,他認為艾希曼人的惡行中沒有伴隨著什麼極端激情或邪惡信念,他只是依法行事,按著法令完全沒有個人判斷執行公務,因此只能稱得上是渾渾噩噩平凡的邪惡,也因為這種觀點,Arendt遭到了尤太社會的批評,Arendt這些明顯是出於理性思考的主張顯然不受到大滅絕下倖存者的認同,執行種族屠殺者不存惡念?實在不是受害者能接受的一種說法,相對的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會不會影響它的哲學思維?或者他的哲學思維完全能夠影響它的政治主張?其實這些也是能再斟酌討論的,儘管仍存瑕疵,但無疑有它獨特的觀察角度.
關於這場審判,Arendt指出它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伸張正義.人們對於艾希曼審判提出質疑的論點有三,首先這個審判是依據一部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且是在戰勝國的法庭進行的,具有先天的不公正性,依據1950年的納粹與其共犯法,它的追溯期到1960年5月7日止,也就是說不管艾希曼犯下的罪行有多大,事實上,法律的追溯期可能已經過了,而以色列從未公布他歹捕艾希曼的正確時間,而Arendt的質疑不在追溯期,而在真正的法律是否足以制裁這些戰犯,但是法律的這項功能在紐倫堡憲章中被破壞殆盡,其次是有人質疑耶路撒冷的法庭是否具備管轄權,艾希曼不是以色列人,是被人從阿根廷綁架到以色列的,第三是有人認為艾希曼犯的是反尤太罪,不是反人類罪,但Arednt認為艾希曼所犯的正是反人類罪,而以色列的法庭是不具備這種罪刑的審判資格,必需設立國際法庭來處理這類事務,事實上作者明白指出耶路撒冷審判更多的表現目的在為尤太人復仇,而不是伸張正義,,以色列人一開始就將艾希曼作為一個典型來審判,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當時曾說"在被告席上受到歷史審判的不是一個個人,而是貫穿歷史的反猶主義",如此這般的言論在Arendt看來存在著一些企圖,向世界表明尤太人的命運,以擄獲世界各國的良心作為保衛以色列國家的一種手段,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尤太人表明作為少數族群生活的悲慘,向以色列人民表明尤太復國主義對於恢複尤太英雄主義的有效性,以上三個動機是在審判之外,與正義無涉,反而是出於以色列國家生存的考慮,因此在作者眼中,耶路撒冷的審判與之前的紐倫堡與其他歐洲國家所進行的納粹戰犯審判並無不同,都是在復仇的條件下進行法理報復.
艾希曼的邪惡不在於他犯下滔天的罪行,而在於他心甘情願地參與極權統治,將轉移尤太人變為廢物處理的偉大事業,毫無保留的將最終解決方案當作最高的政府命令,Arendt透過艾希曼的審判答辨領悟出邪惡的另一種層次,面向,她發現邪惡竟然不是一種卑鄙的超乎人理解限度的現象,邪惡是產生於膚淺動機的反常行為,即從極端的惡過度到平庸的惡.平庸的惡是在極權制度或在現代官僚體制下的個體失去了反思,失去了判斷善惡是非的能力,變成了官僚行政體系中一個被驅動的齒輪,這個問題其實是在反應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兩種情況下人會喪失思考的能力?可以說從本質上所有官僚制度的性質都會把人變成官吏,變成行政體制中的一只簡單的齒輪,非人類化,現代官僚制度的呆化理性是理解大屠殺的重要切入點,追求效率的同時消解了道德在政治中的空間.Arendt看到了現代人的無思想性,喪失判斷善惡是非的能力,是一種很可悲同時又是一種很可怕的狀況,如何根治這種現代病成為Arnedt晚年回歸哲學思辨的重要問題,
Arendt在目睹了審判過程中艾希曼的種種表現後,認為艾希曼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升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機,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麽樣的事情,艾希曼是一個普通人在集體體制下犯了反人類罪,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艾希曼.我們從書中看到Arendt的種種質疑,表面上看去她似乎有在為艾希曼做辯護的感覺,但是在下結論的時候,Arendt還是指出這裡引起我們關心的只是艾希曼所做的事情,她直言艾希曼"你所以會變成這個大屠殺組織中一個聽話的屠夫,完全是出於壞運氣,但這不影響你執行,從而支持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正如你支持並執行屠殺命令,拒絕與尤太人以及其它民族共同分享這個世界一樣,好像你和你的上司真有權決定誰應該或不應該在這世界上存活.我們認為沒有人,也就是說,全人類中沒有任何一個成員願意和這樣的你共同分享這個世界,這就是你必需被處死的理由,也是唯一理由".
從個體來看,艾希曼帶來的問題是深層的,艾希曼缺乏的並非是理性的推理能力,真正的問題在於對價值和目標的理解和拿捏,這種能力只能通過對話,想像,換位思考來獲得,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道德這種規範性現象的出現預設了很多深層條件,抽離這些深層條件,道德本身的詮釋性也會衰退,二戰期間的德國與其盟國所發生的的問題在於整個國家和法律系統性的違背道德,正義,人權原則,使得遵守道德人權的行為成為例外,反而受到法律內在原則的譴責,這個國家構築了一種整體性的虛假道德實踐,對人類深層基本價值缺乏敏感的人,顯然無力突破這個困局.而就審判所帶來的人類群體正義問題的思考,就在於Arendt指出耶路撒冷法庭的失敗在於無法解決三個基本問題,首先始戰勝國的法庭對正義的損害問題,其次是如何確切定義反人類罪,最後是如何確認承認犯下此罪行的罪犯,至於書中所述從西歐到東歐普遍性的反尤太觀念,絕對不是一個希特勒,一個納粹,一個德國,就能做為替罪羊的,那恐怕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長遠歷史下一段平凡的邪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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