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看書名應該是傳記,但看不看有掙扎過,一則是沈從文的傳記不少,以前沒有特別留意過,現在似乎也沒有必要追一本新書風潮,另一是只在小時候看過洪範的沈從文小說選,當時知道的出版品選擇且有能力讀的沒現在多,洪範,九歌,爾雅幾個出版的書買的多一點,其實不太算忠實讀者.但約略聽人說這本有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意思,想想1948到1988可能真的有點意思,就找來看看看.說來真是頗有典型的可能,說是沈從文的後半生是事實也是諷刺,普遍認為沈從文最好的作品都在他的前半生,不管他是否如傳聞所說的若未在1988年初過世就應能在當年拿到諾貝爾,至少他被高評價的作品都在1948年以前就寫出來了,這本書無異在試問那麼他後半生都做什麼去了?為什麼再沒出現值得一讀的小說作品?而這本傳記潛藏隱伏的目的應該就是在此,透過後半生的敘事,來對應前半生,顯現環境巨變下一個作家所面臨的壓力與選擇,對比出個體的差異外,也顯出不同的人對於社會與作家關係劇變的處理方式與可能結果.
書的開頭就訴求年輕,這種年輕自然不是指生理年紀,1902出生的沈從文當時已邁入中年,文中的年輕自然指的是創作的心齡,當國家處在戰亂越來越接近天下翻轉時刻,身為一個作家,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應該是隱約感到什麼不同的事情要發生,雖然他沒有選擇坐上南京政府的飛機,但這種山雨欲來的壓力還是讓他的身心都遭到損傷,於是他崩潰了,書中精神失常的他進了精神病院,一個由憂轉懼再轉為靜謐,最終進入了大悲,這種大悲讓這個年輕的心境徹底轉變了,突然變得符合了他年齡一樣的成熟,可能意識到未來創作之路在外力未明,內心膠著的情況下難有可為,也可能是為了暫時避禍,沈從文宣告要轉以研究古代傳統工藝美術器物作為今後工作的重心,由年輕的短篇小說創作者一舉轉變為古代器物工藝品的研究者.
作者張新穎對於沈從文的理解全部來自於沈從文全集與來往的家人,友朋信件,政治檢查與新近發現的未發表作品,作者沒用太多個人主觀的論斷,大量引用沈文沈語,試圖以主角自己現身說法,讓書顯得相對真實,也不會干涉讀者個人的看法與判斷,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略讓人感到枯燥,因為這並不是一本注重主角生活經歷的傳記,而是瞄準著精神歷程來剖析,這樣的寫法並不在強調沈從文的文學地位或作品價值,而是顯示在那個時代做為一個沒有配合政治演出的文人,沒有因為政治磨難而屈從的作家的某種心理狀態.這會更接近沈從文的真實面目,但是全用這種角度寫人,也能產生相應的誤解,太誇大了個人難免容易陷入造神的嫌疑,雖然在沈從文這個人上不見得是很重要的事,卻是很值得探討的,會不會某種程度上對個人的誇大,放大了時代風暴下其他價值裂解的效應?或是誤解了不得已接受威權壓迫統治而改變立場的人而毀壞另一個人?但是這些猜測終究還是在沈從文的一個概念下讓我釋疑,"寫作需要的是思考,政治需要的則是信仰",思考與信仰兩者有著差異,甚至充滿衝突與悖離,因此,一個醉心寫作的人本來就不該在一種政治信仰的基調下做為創作的源泉,更何況是以這種信仰的宣傳做為寫作的標的,在沈從文的心理,他1948年起的掙扎應該無不自於此,於是他選擇了一個自以為不應該也不會受阻於政治的古代器物研究,以為只要進入不涉足批評時事或不暗諷社會的寫作或小說創作就能從此無恙,怎奈何他不知道他面對的是一個專門誅心的政治環境,那怕他寧願在歷史博物館當一個解說員,也不願意接受黨政大員希望他繼續創作小說的邀請,哪怕當局已經虛位以待,他寧可專心在他的中國紡織品研究,扇子工藝,還是其他器物的專著上,他還是避不開,張新穎沒有如巴金隨想錄裡面大量的文革文鬥批鬥場景那樣交代沈從文面對的環境,反而像是交代一件簡單的文書過程,也許是因為讀者可能早已熟悉,或者是這原來就不是主人公自身的東西,只是讓主角所想表達的思考更加清晰,也讓整本書除了畫家范曾外,不曾有過對其他人的黑畫面,而因為沒有採用太多的范曾回應,以至於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描述是否公允,但即使如此,在能夠緊控不過度挑戰政治的界線上,還是露出了一點點端倪就是,但無損於初衷,讀者也應該能夠猜得到.
在新政權建立的喧囂中,沈從文陷入了危機,他不清楚自己面對的是哪種社會價值的驟變,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無助,即使在這種貼近崩潰或實際已入精神病院下,他開始做一些外界完全無法理解的工作,起碼知道沈從文文名者都認為這不是他該做的追求,他協助北京大學博物館搬遷,參與籌備陶瓷,漆器,織造專題展覽,完成了中國陶瓷史教學參考書稿,經過數月的恢復,在給妻子的信上寫道“我溫習到十六年來我們的過去,以及這半年中的自毀,與由瘋狂失常得來的一切,忽然想醒了的人一樣,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預許的一樣,在把一只大而且舊的船做掉頭努力,扭過來了,你可不用擔心,我已通過了一種大困難,變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這種平淡卻堅定的信念,真執不浮誇的情感,他就這樣進入後半生工作的重心.沈從文的恢復不僅是變得正常了,而是從中重新凝聚起了一個自我,這個重新凝聚的自我讓他在複雜現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重新確立新的事業,更可貴的是沈從文的恢復不是向現實妥協或隨波逐流,而是一種超越現實起落的新生.懷著這樣的心態,雖然解決了個人應對環境變遷的抵抗力,卻還是要受到環境變化下的各種折磨,費了半生心血的文物研究並不順利,身為反動權威,做的又是不被看重的各種雜工藝文物研究,沒有話語權,一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從起念準備到最後出版,耗時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中,各種運動衝擊,雖然沒有被劃為右派,但前後被八次抄家,下放湖北幹校勞動,沒有逃過任何一次整風,即使如此,他仍然一心想著未完成的工作,在各種艱難的處境中,苦心孤詣的忙碌,這種心境下而寫出了這段話"萬千人在歷史中而動,或一時公民赫赫,或身邊財富萬千,存在的即儼然千載永保.但是,一通過時間,什麽也不留下,過去了.另外又或者有那麽二三人,也隨同歷史而動,永遠是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對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熱情","時代過去了,一切英雄豪傑,王侯將相,美人名士,都成塵成土,失去存在意義.另外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來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後還如相晤對".
個人的歷史何曾脫離過國家史?個人的悲劇又何嘗不是國家悲劇下的產物? 政治席捲一切的年代裡,個人的命運恰好反映了國家動蕩與社會變動,從微觀看見宏觀,自個體轉到群體,顯出了國家與個人價值之間的衝突矛盾,看見服從與叛逆的對抗,,張新穎在後記中寫道"發生什麽樣的關係不僅對個體生命更有價值,而且對社會,時代更有意義,卻也不只是社會,時代單方面能決定的,雖然在二十世紀中國,這個方面的力量過於強大,個人的力量過於弱小.不過,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你可能會發現,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 因此,個人縱使淹沒在大潮中,但是再小的個人還是人,再大的潮水也還只是水,堅持自己完成自己便有上岸的一天,這本後半生傳記的價值也許就在這裡,保持自我的獨立,尊嚴,價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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