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基因:我們現代世界的由來  

自由的基因:我們現代世界的由來(How We Invented Freedom & Why It Matters ,Daniel Hannan)

    英國將於今年6月舉辦脫歐公投.隔壁市的市長可能對永春都更案啟動強拆條款.以上兩件事看來似乎沒甚麼關聯的.

    單看這書名是猜不到它想說的是什麼,是本意想不到的歷史論述,它不是建立在一個傳統的主題上,非以地域,時間,或某個歷史事件作為標的或主題.作者Daniel Hannan提出了一個名詞,Anglosphere,中文版以"盎格魯圈"譯之,一個融合了語言,宗教,政治制度,文化,現代貿易商業的綜合性名詞,簡化來說就是以英語為母語擁有類似的民主議會,宗教包容,個人主義,財產權制度的幾個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為主所構成的一個集合體,就是作者所謂的盎格魯圈.

   Daniel Hannan除了是歷史學者外,他也是個政治人物,英國保守黨員,連任兩屆歐洲議會議員,但他在政治上卻是個本地主義與強烈的反歐倡導者,即他是主張英國應該脫離歐盟的政治人物.理解了這個成分,再來看這本書可能會理解為什麼要寫一本暢談盎格魯圈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影響或從中產生的制度與價值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宣揚盎格魯圈優於歐盟的各種理由,英國應該脫離歐盟的羈絆,回到盎格魯圈,並聯合圈內的國家形成另類的經貿與軍事聯盟.

   當然基於那種宣傳的目的未必是作者本意,但是若不從這方面解釋,很難說明書中的某些觀點顯見的自以為是,或說過分自大於強勢文化,殖民國家的優越性.不過身為讀者也不會就此全面否定它的價值,只能說明顯然從英語白種男人的角度是看不出這裏面的優越狂傲的.但即使如此,作者基於盎格魯圈歷史的起源,形成與發展做了不錯且有條理的敘述,對於由此產生的議會制度,非經同意不得加稅,個人主義,財產權,普通法,小政府,新教,資本主義等產物的連結與各地的發展都有涉及,雖然他將歷史發展的結果歸論在一千多年前日耳曼蠻族入侵英格蘭帶來的部落自由基因所衍生的過於牽強外,但這些被複製在英格蘭衍生的自由觀念如何片及英倫三島,又如何隨著人口的遷移而創造出盎格魯圈確實有它值得考據的部分. 

   Hannan認為屬於盎格魯圈的國家,他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明顯高於其他地區正是因為英國的自由價值觀的作用.這種價值觀深植於英國早期文化中,不僅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權利法案和1215年的大憲章,更可以遠溯至日耳曼蠻族時期的部落傳統,它將光榮革命視作是盎格魯圈的第一次內戰,而將美國獨立戰爭視作盎格魯圈的第二次內戰,將北美殖民地的獨立視為英國人自由精神的延續傳承.而英國政府吸取了這次戰爭的教訓,在後來處理殖民地自治和獨立問題時避免了類似的衝突,這其中包括盎格魯圈的三個核心價值:首先是個人自治的觀念,包含在契約與財產權中;其次是集體決定由代表做出,代表則向選出他們的共同體負責,無代表不納稅;最後,法律不是具體某人或某組織之法,法律對君主和臣民具有同等的約束效力,是人民固有的權利與義務.基於對上述價值的認同,普通法,新教改革,代議制政府,財產安全以及個人自由在盎格魯圈得以確立,並成為這些國家此後數百年領先全球的優勢.

   這本書所談的觀點價值的優越性大多是與個人原先所喜好的概念是接近的,其實就是同一回事,只是對自由主義偏好程度的差別而已,因此不會特別推崇或表揚作者的思想,畢竟他本來就是英國保守黨,是佘契爾夫人的追隨者,難免都會被掛上新自由主義者的惡名或善名,完全依靠閱評者自身的價值觀點而定,但是個人認為從自由主義的立場來看,推翻歐盟的選擇,改以建立一個所謂的盎格魯圈聯合的概念,是否符合保守黨所堅持的小政府,自由貿易,或是個人主義的思維是值得懷疑的.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歐盟的替代性思考.Hannan在書中表達對於歐盟現況的不信任,如中央決定地方的行動,限制區域的發展,還要讓遠在千里外的英國人為希臘人的任性買單等諸多不滿外,更疑心歐盟這種實質上已成為大政府主義的根本價值會傷害英國長期來的傳統.但是是否現世真如他所觀察的那般,羅馬法語撲通法的差異,個人主義與社專制集權的差別,都是是國境之間的問題,不是國境之內的問題,殊堪懷疑!光是最近出現的川普現象可能就不在他可能的想像與記憶中,何況英國本地的問題可能更比美國複雜得多,想要形成這種盎格魯圈的聯盟恐怕也不是走掉一個歐巴馬就能達成的,它們的背後自然有一批不屬於作者價值觀的選民,且遠遠不在他的論述觀點裡,這是值得讀者另外觀察思考的面向.

    除卻以上這些個人價值偏好的論斷外,本書對於蠻族入侵英國千年來歷史的發展,特別是斯圖亞特王朝的政權輪替與政治觀念的演化過程都有不錯的簡述交代,單從閱讀部分的英國政黨發展過程,王權更替運作背後的因素這些面向,讀者也能有所收穫,只是作者保守黨的政治信仰語言過度可能會讓原來偏左者感到不愉快就是了,當然這也包括可能動用強拆條款的市長,畢竟習慣少數服從多數,甚至將這種觀念延伸到公眾利益可能傷害財產權的意義上,可能是黑格爾或盧梭的價值延伸,但不太可能是盎格魯圈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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