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Michel Foucault)
南部屏東監獄出產的醬油銷量不差,年營收超過2000萬,扣掉成本,每名製作工人的月均收入淡季約2萬,旺季更可加倍.假設其中一名工人是因為參與電信詐騙被捕入獄,他詐騙金額金額共2000萬,被捕時剛好了用光了全部詐騙來的錢.那我們能不能要求他在監獄工廠做完1000個月,把賺來的薪水全部返回給受害人再出獄呢?當然是不能!為什麼?一個詐騙犯,只要坐完了他的刑期,他跟過去的錯就一筆勾銷了,受害者想求償幾乎不可能,一無所得.這裡有個問題,這場牢獄裡只剩兩個主體,一個是罪犯,另一個是社會的代表,律法,對於那些側重人本人權的社科文人或知識份子而言,刑罰的目的是為了校正犯錯的人,讓他們體會到自己行為的過失讓社會失序,使他能以正常之姿回到社會.是以社會與法律成為另一個主體.但是受害者呢?,是的,一場犯罪在宣判確定之後,受害者的主體似乎就消失了.以下這段話有點荒謬,"受害者付出2000萬讓一個違背社會習俗法令的人進入一個矯治機構,期望經過一段矯正期後,他能重新做人,回到符合社會紀律的軌道上".
這裡想說的荒謬是為何罪犯歉疚的對象成了社會,而非受害者?為什麼受害者的權力被社會權力給置換了?然後受害者的權利消失了,成了可笑的受害者付出成本,而社會享有可能的外部性(外部利益或外部成本),於是一場犯罪行為,成了良善個人付錢給罪犯成就社會均質和諧的過程.這其中難道沒有任何不妥之處嗎?以上的假設與疑問全是個人荒謬的想像,不過思考的基礎是從法律經濟學來的.這當然與這本社會人文或哲學出發的觀點完全不一樣.兩者差異的本質是法經學側重個體,而社會學者往往是以整體,總體來看問題.當然,如果單從這個角度就沒有閱讀此書的必要,我們該試著從他人的角度,這意思是說從法經立場來看兩者的分野如上,但從人文知識份子看它的分野將是另一個角度,比如從刑罰功能看法的差異,多數人可能視它為懲罰手段,但知識份子或哲學家則視它矯治手段,因為這種角度與立場不同.所以就有了這許多觀點差異,甚至連差異的看法也不同.當人們在爭論現實世界審判輕重熟對熟錯之前,也許應該要先懂得自身可能是什麼底的,才會有如此的看法與預設,當然閱讀未必能改變原來的意識形態或知識狀態,但它能提供我們了解一些別人的思考路徑與參照,而這一本規訓與懲罰所談是從刑罰刑度輕重與懲罰形式改變的歷史中找出一個刑罰外的重要現象,看過之後或許會讓人覺得不寒而慄,書表達的是文明社會的本質就是絕對的冷酷,越文明有規範的社會越恐怖,人人心中都住了一群警察,整個社會就是充滿著無形鐵欄制約的監獄,而這一切都只是一種權力現象的結果,只是生活其中的人毫無所覺而已,而這裡也引發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越自以為更文明或更有公共意識的社會或個人,豈不是更失去個人自由,更接近是個未戴可見枷鎖終身被監控監視的犯人?.,.
規訓與懲罰,作者傅柯(Michel Foucault簡體版翻為福科,但此處採用本地翻譯用語),作者通過史料的研究鋪陳,追溯17世紀以來法國刑罰方式的演變,忽略線性結構的刑罰史論述,觀察懲罰體系末端呈現型態的變化試圖解構出懲罰目的與功能的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借助對規訓機制學校,工廠與懲罰機制的具體分析,得出一切都是權力運作方式具象化,並從中檢視現代社會中權力的運作. 作者研究刑罰的歷史,在18世紀末,法國的懲罰體制在重新分配,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作為公共景觀的酷刑消失了.相較於直接施加於肉體的懲罰,刑法懲罰對象發生了變化,人道主義開始在這個領域發揮作用,伴隨著科學話語對司法體系的滲入,犯罪行為被解釋,定義,區分,導致了新的事實體系,傅柯指出正是人道主義勝利的這一看似無可非議的理由產生了監獄體制對司法體系的全面滲透.他提出了肉體的政治技術學,將肉體視為一種受權力干預的物質因素和技術,從微觀物理學的角度去揭示微觀權力的運作.傅柯認為早期作為酷刑的公共處決,是一種司法政治儀式.從司法拷問到處決執行,一方面肉體受多次折磨以重建真相和伸張正義,另一方面公開處決成為君主對冒犯君權者的報復,具有震懾被統治者的功能.但這種懲罰一方面固然可以造成以儆效尤的效果,但恐怖的處罰也可能會成為引發罪犯的肉體被視為能與君權對抗的力量,反而有權威受嘲弄,榮辱顛倒,罪犯變英雄的可能.18世紀末人們意識到了公開處決的暴虐可能引發暴動,意味著支撐運作的權力失效.刑罰改革者轉為關注罪犯的人性.首先是社會生產機制發生變化.犯罪案件從主要針對人身傷害轉為財物損失,資產階級的興起,也使非法活動的傳統結構發生了劇變.面對種種轉變,因此需要建立懲罰權力的新結構和新技術以相配合,改革的目標是使對非法活動的懲罰與鎮壓變成一種規則的功能,與社會同步發展,不適要懲罰得更少些,而是要更有效率些,或許應該減少些嚴酷性,但目的是要讓懲罰更具普遍性與必要性.按照改革者所設想變革,罪犯將從被置於君權的對立面,變為置於集體權力的對立面,懲罰不再是讓罪犯償還罪過,而是為了防範未來潛在的犯罪.這種目標的改變需要追求更為精細的刑罰,產生了犯罪與懲罰間對應的關係,造成意圖犯罪者的心理的障礙.障礙,一旦對應關係建立實施懲罰的權力則會隱蔽起來.但刑罰改革最終非但沒有走向使刑罰更精確的發展方向,反而變成了單一的監禁方式.
監禁的強制技術將刑罰一律化約為拘禁形式,因為放棄了過去公開處罰的儀式也不會大張旗鼓宣揚,反而是對懲罰內容諱莫如深.這種機制的特點中心就是一個規範化,或是紀律化.傅柯描繪了歷史演變中的三種懲罰機制由君主制的,符號技術的最終轉而為強制制度的.這種強制規範紀律的監禁內涵被本書約化稱為"規訓",是一種把個人既視為操練對象又視為操練工具的權力的特殊技術,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機制.一個受紀律規訓的犯人,最終也就是一個馴順的肉體.作者傾向於將肉體視為含有能量的經濟實體,紀律作用於肉體,使肉體變得有用且順從,他觀察到像軍隊,工廠,醫院,學校等機構所採用的正是一些對人體進行政治干預的模式,從而描述紀律如何被銘刻於肉體,並使肉體變得具有單元性,有機性,創生性等特點,透過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檢查等手段來達成這些目標.傅柯借用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設計座位象徵現代社會權力的運作方式.邊沁的監獄設計由兩部分組成,外圍是環形的建築,中心是一座監視塔.作者認為這種設計結合了在封閉的空間進行分類,排除,隔離,進而達到一個隔離的個性集合.此外,這一設計還打破了二元的觀看模式,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看到.由此,權力得以實現自動化.這樣的規訓機構,將產生最省力的權力效應,這種權力是具有生產性,增益作用的,它也導致了自我技術的形成,不需要一個外在的監視者,我已形成對自我的監視.傅柯提醒隨著規訓社會的形成,全面的規訓正值普及趨勢.從學校到監獄,表面上紀律塑造了文明的人,實際上紀律作為一種反法律維護的是不平等的權力強制關係,權力生產了知識話語以擴大自身效應,並為自己正名.而肉體則在其中無時無刻不受到規範與約束,且被最大限度地榨取時間和力量.
在人文知識分子的眼中監獄被認為是文明社會的刑罰方式,不過傅柯指出,監獄體系的建立並沒有減少犯罪,反而誘發更多的犯罪,但這種結果卻絲毫無損人們對這一刑罰方式的期待.事實上,監獄不僅僅執行刑罰,它也將刑事司法引入知識關係中,實現罪犯的個人化.看守人員對犯人進行持續地觀察並記錄其行為.犯人成為需要被認識的對象.監獄中生產出的知識成為科學的話語,維持著監獄的有效運作.監獄式懲罰並不在於消滅違法行為,而是在於更好地區分,利用這些行為,甚至藉由這種區分找出過失犯作為政治利用的對象,達到替權力者蒐羅監察告密可能發生犯罪的所在.更恐怖的是這一策略並不僅僅在監獄中才出現,從救濟院,收容所到工人宿舍,在這相似的策略下,有一種連續的不易察覺的等級出現,並且使懲罰權力變得自然與正當,確保肉體得到實際捕獲與持續觀察,從而製造出受規訓的個人.
從公開處決的式微到監禁處罰的普及,規訓與懲罰呈現的不單是一部刑罰史.引入肉體進行微觀權力的分析,將懲罰制度置於權力對肉體的支配技術中來考察,揭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後隱匿的權力—知識關係的運作.這種現代社會的權力是具生產性的,它無處不在,卻又無明確的施力與受力者,肉體在其中無處不受控.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有沒有可能去擺脫這種注定籠中鳥的命運?"犯罪觀念與懲罰觀念必須建立牢固關係的觀點為統治權力提供了一種通用的處方,權力以符號為工具,把精神當成可供銘寫的物體表面,透過控制思想來征服肉體,把表象分析確定為肉體政治學的一個原則,這種政治學比酷刑和處決的儀式解剖學要有效得多,當你在公民腦中建立這種關念鎖鏈時,你就能自豪的指導他們,成為它們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鐵鍊束縛他的奴隸,而真正的政治家則用奴隸自己的思想鎖鏈更有力的來約束他們,正在這種穩健理智的基礎上,他緊緊地握著鎖鏈的終端,這種關係是更牢固的,因為我們不知它是用甚麼做成的,而且我們相信他是我們自願的結果,絕望與時間能銷蝕鋼鐵的鐐銬,但卻無力破壞思想的習慣性結合,最堅固的帝國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就建立在大腦的軟纖維組織上".這是Servan所提出的一段論點,足以提供解答.
書籍充分的展現作者的智慧,思維,也體現出對於一段"史"出發的冥想能夠遠達到甚麼程度,單是以作者的觀察所衍生出無形思想中種種便值得閱讀本書.不過,冷峻斷裂的文字,反覆思考的輾壓陳述,考驗著閱讀者的耐性.當然,籠中鳥是福是禍?從法經的觀點,那就是代價了.也許就是文明社會的機會成本,只是我們都沒看見,或選擇看不見而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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