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縣長(陳若曦)
接著兩本是由曾抱追尋理想國,烏托邦樂土夢想作者所寫.首先是陳若曦的尹縣長.
個人的追求正是這本創作的根源.陳若曦於1966年自美回歸中國生活,恰逢文革.尹縣長中的6篇短篇小說是他個人文革經歷見聞的轉化.借用李敖的書名"我夢碎所以我夢醒"可以說明這6篇.但這6篇可沒太多控訴的意思,不是那種文革傷痕文學,更多是娓娓道來,一種冷靜,介在知悉理解與恍惚懵懂間.當然因為政治上的需求,這本在戒嚴時期被本地視作反共宣傳.畢竟,有甚麼案例比一個回歸中國後發現美夢非真實然後又回歸自由世界的作家見證更能說明共黨政治的恐怖.但個人以為這樣看這本小說略顯狹隘,倒不如是以個體的角度去體會追求想像的疑問,那它的深省度會更多更遠.
小說是知識分子的視角,除了"任秀蘭","查戶口"兩篇沒有言明外,其他包括"晶晶的生日","耿爾在北京","值夜","尹縣長"等篇的主角都是海外歸國學人,這種特別身分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會與中國原有的知識分子有同樣的文革遭遇可能,另一面因為特殊的身分而有了額外的保障,政治的或生活的保障.至少物質保障上就是高一點.少了物質缺乏的痛苦,但相對的,精神上心靈上與原先設定夢想的失望或落差成了主軸.所以它沒有反映上山下海的新鮮或是農村生活的艱苦,但卻是讓我們看到一場場的夢境與現實的衝突,從台灣到美國再到中國的知識份子,參與保釣的科學家,還是堅定回國加入建設的海外學人,一個個出現在未預期出現設定的場所,不再進行原先的軌道,計畫,相對的是一些突兀的場所.也許是涮羊肉店,陝南興安縣的老漢家,蘇北的五七幹校農場的農舍.或防賊值夜,或與陌生人共桌與跑堂聊私事,或是旁觀於武鬥場景,但就是沒有知識,科研,建設.
傷痕文學裡的主角他們或被動或主動對文革都是不能逃避的,可能有私心利益或是單純避禍,就創造了各種可能的現實的,悲慘的,荒謬的,莞爾的,或是強顏歡笑,色厲內紝不一的手段與計謀,生存也好生活也罷才是關鍵.但這幾個回歸學人卻不是為了這些.要吃好的涮羊肉,耿爾可以去樓上的外賓招待室,但是它不能跟自己挑選的對結婚.政治生活戰戰兢兢的深怕小孩"晶晶"說了甚麼能禍及全家的話.為了能教高深的微積分卻必須先教會完全沒有程度的大學生學會加減乘除.這些讓他們失望的還不識最嚴重的.一個陝南順勢揭竿起義的尹飛龍縣長,一個沒有實權完全按照黨意做事的窮縣長,一個為了減少犧牲而順應時代的軍人,就這麼不明所以被列入反革命.高喊著絕對正確口號"共產主義萬歲"的縣長,就這麼被槍斃在亂石堆中,而主角得到的只是這麼一句"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的說法.這樣堅定的信仰者尚如此的結果,那麼他們這些遠從美國,歐洲,台灣回歸的人又有怎樣的希望,於是在現實中不斷的倒述懷念,或是不斷的疑問回想過去成了這幾篇小說的共同.但是作者的文筆是克制的,平淡冷靜的,甚至沒有悲傷,只有淡淡哀愁一閃即過,也不是要控訴特定的事件,人物,只是把重心回歸到照顧的個人身上,而這一點無疑是最重要的.
追求烏托邦的人一直都有,而且永遠存在,即使烏托邦不存在也很難阻卻追求者,這原來不是大問題.因為個人的選擇禍福也只有個人承受而已,沒太多外部性.就像作者自身的經歷美好或痛苦也不會波及無關之人,或無辜之人.但是這種個人一旦成了權力人,政治人,又企圖把他的烏托邦觀點與夢想強加於他人時,那麼往往他就是災難的助力.政治運動如文革當然有屬於惡人主控策畫罪惡的部分,可若沒有那些廣大的理想主義者,烏托邦追求者主動跟著搖旗吶喊也不會快速起火燎原.因此比起預言者如喬治歐威爾,或海耶克能先行預想猜出未來某種社會的可能變化結果令人稱奇外,一個願意照自己信仰與夢想去執行追求後來卻發現追求有問題的省思者更值得尊敬.特別是他並沒有簡單粗暴的棄左就右,或是強烈批判,而是回歸到人的本質上,回到愛與自由上,回到個人與弱勢關懷上.因此這幾篇短篇的價值就如我前面說的不是政治工具,而是對人的命題的再思考.今日政治意識形態僵固並不比以前更少,追求烏托邦的個人只會更多,雖然我們沒有那種極致的獨裁性,但是類似的危險其實一點都不遠.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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