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靈魂：革命、反美、神權政府，1979年後伊朗知識分子的掙扎與奮鬥(Children of Paradise: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ran,Laura Secor)
2009年年6月14日,在剛剛結束伊朗總統大選勝出,連任總統的艾哈納迪內賈德在勝利之夜上表示那些支持落選對手穆薩維的選民都是"污泥與塵垢"(dirt and dust).
後來這句話變成一連串批評者利用的標語,口號,專門用來諷刺伊朗統治當局.因為這場選舉被認為有大規模作票,舞弊行動,致使落選陣營民眾群起街頭抗議,當然,以維護秩序之名,伊朗政府也出動了民兵,革命衛隊,秘密警察,"法基赫"開始抓捕他們認為是執行,串連意圖顛覆政府製造暴亂的暴民,學生,主婦,工人.而被認為有教唆嫌疑的穆薩維陣營裡的前政府高官,知識份子,媒體記者,導演,作家則更列爲是被美國收編在伊朗潛伏的CIA,特務,懷有推翻先知政權的陰謀意圖,因此絕對該列為首惡對象.於是大規模搜查,監禁,監視,刑求,與非法審判開始了.但這次全面抓捕異議份子不算特殊,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政府以顛覆,或以擔任美國特務為由抓人,可以說是當地的日常生活.
穆薩維本身並不算是伊朗當局的反對者,他曾是何梅尼時代的伊朗總理,與當權者根本同一出身,但連他都因為提出異音,質疑最高領袖,難逃在這場示威後被監視,囚禁的命運,更遑論對過往30年的後革命生活有疑義的其它平民.在伊朗,只能有一種聲音,一種政治正確,任何扞格這標準的人事物,都會被取締,是伊朗革命後社會改造的唯一成就,清除雜質,唯一聲音.這場因為選舉舞弊引發連續的抗議,暴亂運動雖然帶動了3,400萬民眾的街頭支持,不明就裡的外國還以綠色革命稱之,看似驚人,但其成果與力量,與整個伊朗在過去30年所施行的神權運動相比,只能算小兒科,獨尊真主與伊斯蘭教法的一切可以說是伊朗最大的社會運動,它由國家發動,最高領袖是伊朗一切異議的最終裁判者,其他事物遇到它,只能繞道,或被消失.套句"權利的異端"褚威格(Stefan Zweig)所說的"任何龐大運動的順從者,追隨者,靈魂奴隸,應聲蟲,都無法滿足獨裁者,除非自由人與極少數的獨立人士也開始諂媚他與他的農奴,獨裁者才會感到滿意.為了讓自己的信條成為普世真理,獨裁者會讓國家將不一致列為犯罪.",於是,與教法,真主,最高領袖不一致的看法都被視爲是異端,是污泥,是塵垢,是雜質,就是犯了褚威格所說"不一致"的罪,都該被清除.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是一個不能忍受真主箴言領袖號令以外的世界,任何異議與雜質都將被清除,吞噬,且始終有一批信仰這種觀念的訊問者,革命衛隊,民兵,法官,檢察官以虔信的心態在執行這個最高原則.比這還可怕的是,大多數那些開票後上街抗議,被捕,入獄,被刑求,甚至坐罪的人,實際上也並不反對這個神權體制的唯一標準,因為反對的人不是已經被國家吞噬,就是被隔離,逃到國外了.
但"伊朗的靈魂"要寫的,正是這些逃離者,反抗者,思想者的故事.他們不是單純對政權說"不"的人,他們多半來自這個體系內部,曾經深信革命,也曾是神權體制的受益者與推動者,但卻在某個時刻,對信仰產生疑問,對一元真理的封閉開始質疑."伊朗的靈魂"不是一本新聞紀實書,它真正關注的,是伊朗1979年革命以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內心掙扎,他們對信仰的忠誠,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伊斯蘭共和國這種奇特獨裁政體的無力感與抵抗.書中的人物像沙里亞蒂(Ali Shariati),索魯什(Abdolkarim Soroush),甘吉(Akbar Ganji)等人,就是這場思想鬥爭的主角.他們各自從不同的起點出發,卻在思考的路上,都走向了一個共通的問題,伊斯蘭的神學體系,一旦與國家政權合體,是否就永遠無法容忍差異?
索魯什原本是革命的信徒,曾參與伊斯蘭文化革命,但在接觸西方哲學後,特別是波普爾(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與開放社會思想後,他對"絕對真理"與"宗教壟斷解釋權"產生了警覺.索魯什將波普爾的科學精神引入伊斯蘭思想,主張宗教知識是人類歷史產物,應該如科學般接受檢驗,修正.他說,經典是神聖的,但對經典的解釋則是人的工作,而人總會犯錯.因此,解釋權不能被壟斷於教士階層.沙里亞蒂則從馬克思主義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出發,主張回歸伊斯蘭原初的精神性,革命性,反對現代化過程中的虛偽西化.他批判伊斯蘭的僵化教法主義(fiqhism),希望喚醒青年將伊斯蘭作為解放神學.但諷刺的是,他所激發的革命熱情,最終為建構一個更封閉的神權體制所利用.這些思想者共同指出,伊朗之所以形成這種制度上的畸形政體,部分原因就是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容納多元思想的文化條件與制度基礎.波普爾之所以讚賞西方的自由傳統,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它接受"不同意見的合法存在",不同哲學,意識形態之間可以辯論,鬥爭,互相制衡.而伊朗的宗教與政治結合卻走向另一極端,"唯一的真理"與"唯一的詮釋者".這種政治體制的怪誕性在於,它結合了現代國家制度的外型,有選舉,總統,國會,卻植入了一個無可挑戰的終身制宗教領袖(最高領袖).他不需選舉,卻可凌駕一切政治機關,是"法理學家監護"(Vilayat-e Faqih)制度下的神權化國家核心.這是前現代神授主權與現代國家建制的拼貼式混種體制,其邏輯不是來自人民主權,而是來自神意的詮釋權.
伊朗的知識分子們曾努力使伊斯蘭能與現代性接軌,嘗試讓信仰與自由不再對立,但最終這些努力或被收編,或被鎮壓,或被流放.Laura Secor所描繪的正是一個反覆進入與退出體制的思想輪迴.一代又一代相信改革可能的人,不斷撞牆,不斷離開,不斷質疑,卻仍不肯完全放棄.這樣的掙扎,並不只是對抗政權,更是一場靈魂的奮鬥.對自己信仰的重構,對國家身份的追問,對何謂正義的追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那些在街頭上被捕,被刑求的群眾,他們其實多半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民主鬥士,而是仍相信這個政體有"改變的可能"的人.他們與知識分子一樣,走在從信仰中醒來的路上,但這條路,通往哪裡,沒有人知道.
若要理解伊朗政體為何會發展出這種宗教領袖與世俗選舉共存,卻又高度壓抑異議的怪異統治形式,可以透過韋伯(Max Weber):理性合法性權威理論來看.韋伯將社會中的統治合法性劃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及理性法律型權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這三種權威類型,不只是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區分,而是整個社會文化與制度安排的產物.現代國家之所以能建立穩定的民主政體,並非只是因為人民有投票權,,還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制度能逐步走向理性法律化,也就是法律與程序的至上,公權力的可預測性,可替代性,以及官僚制度的去個人化.但伊朗並未走上這條路.即便在1979年革命之前,巴勒維王朝從事的現代化國家制度,也僅止於表層的行政機構模仿,並未真正產生一套與法律理性精神相容的政治文化.何梅尼推翻君主政體後,也並未建立一個由法律主導的制度化政權,反而將整個統治邏輯轉到韋伯所說的魅力型與傳統型的混合上.最高領袖的合法性源於對伊瑪目與真主意志的詮釋能力,權力根植於什葉派神學的神授性權威,同時也繼承了什葉派中由教士壟斷解經權的階層性傳統.這種結構的關鍵在於它不從"制度可以約束權力"出發,反而深信神的代理人不受質疑,不可挑戰.這正是理性法律型統治在伊朗無法發展的深層文化根基.民選總統,議會,法院雖然存在,但這些都只是國家結構中的世俗附屬物,一旦與神權體制發生衝突,後者永遠優先.制度表面的民主,是為了吸納某種程度的合法性外觀,而非為了落實真正的制度競爭或分權.
索魯什便曾反覆指出伊斯蘭教法體系本質上無法內建對"權力正當性"的反思與制度監督,他明白表示古蘭經雖是神聖的,但對古蘭經的詮釋是歷史性的,是教士人為..而伊朗政體最大的問題是,它將少數人對經典詮釋的神聖化,法源化,並形成壟斷化.以至於實務上形成一種宗教律法,政治權力,社會規訓三者密切結合的閉鎖結構,無法接受外部挑戰與制度性改革.這與韋伯所描述的理性法律型官僚體制形成強烈對比.後者的特徵是法規清晰,權限分明,責任可追溯,並且容許合法的意見差異與政權替代.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政黨輪替,領導者更換,制度仍是依最高領袖的指令運作.最高領袖不但凌駕於一切憲政制度之上,更具備終審一切政治,軍事,宗教議題的權威.他不只是統治者,更是神學詮釋的壟斷者,是"真理"的最終口譯,加上宗教最高領袖並非表面所見的沒有世俗權力,實際上"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 Vilayat-e Faqih,也可譯作法基赫監護制度)是被寫進了憲法裡,他們實際上掌控著對司法的解釋,執行,審判法律事務的一切,有特殊的警察,特務機構能執行偵察,逮捕,問訊等處理嫌疑罪犯的庶務,還有自建的伊朗革命衛隊武裝力量,最後,是擁有一大批虔信者,能自動自發,毫無懷疑的追隨最高領袖的指令,話語,與暗示的普通人民,以法不責眾的態度執行大量不合規,不懼現代性的私刑活動.
於是我們看見一個制度上的荒謬現象.一個國家既有總統選舉,國會辯論,媒體報導,憲法法院等看似現代化,民主化機制的運作.也有由教士組成的監護委員會,能隨意篩選候選人,推翻立法,甚至廢除總統,執行暗殺.但這並不是某種共和與神權的平衡,而是韋伯意義上未完成的現代性,神授型權威在現代制度外觀中幽靈般地延續,書中哈賈里安藉韋伯之口所指的"家產制國家"(Patrimonialism ),所有的人民都被當成臣民,失去了現代公民的大部分權利,最高領導掌控著軍隊,甚至經濟的一切去遂行個人意志.而這樣的體制之所以能持續運作,不單是因為暴力壓制與審查控制,更因為在社會深處,伊朗始終未曾發展出足夠支持"理性法律型"統治的文化條件與公民社會結構.索魯什等人雖試圖以西方哲學工具對抗這套權威結構,但他們所依靠的,是一小撮在大學,刊物,流亡社群中微弱發聲的菁英團體,而非廣泛動員的社會力量.當知識論反思無法轉化為制度運動,當改革只能依賴個人魅力或教士內部的進步派人物時,真正的制度現代化就永遠無法誕生.2009年上街的抗議者們,許多人並不是要推翻整個神權體制,而只是希望它變得"不那麼封閉","可以被溝通".但當制度的基礎並非建構在理性與法律,而是建構在"唯一正確的詮釋"與"不容挑戰的神授權力"上,那麼任何要求對話的姿態,都會被視為異端,雜質與塵垢.
若說伊朗知識分子只是單純要引進西方現代性那一套,建立一個西方式的理性官僚國家,那便過於簡化了這場思想鬥爭的複雜性."伊朗的靈魂"讓我們看到一個更微妙的現象,伊朗思想者從未完全臣服於西方現代性的範式,而是試圖批判性地吸收,轉化,乃至對抗這套體系,希望為伊斯蘭社會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現代之路.這種態度最明顯的代表便是沙里亞蒂(Ali Shariati).沙里亞蒂深受法國左翼思想與解殖運動影響,從馬克思主義吸收了"異化","壓迫解放"與"階級覺醒"的框架,但他也沒有照單全收,並不認為西方理性主義與經濟決定論可以解釋穆斯林世界的命運.相反的,他呼籲回歸早期伊斯蘭的革命精神,主張一種"什葉派的解放神學".在沙里亞蒂筆下,伊瑪目侯賽因(Imam Hussein)不是宗教的象徵,而是反抗壓迫者的革命典範.所以他相信所謂的伊斯蘭並不是反現代,而是可以成為對抗殖民與資本主義帝國秩序的一種另類現代性力量.這種另類現代性的探索,也延續到了後沙里亞蒂世代的思想者,比如書中所述的索魯什等人.他們認識到自己面對的已是另一個問題,既然革命成功,政教合一體制建立,那麼如何防止革命成果本身變成壓迫者?於是這些人轉向了另一條思想譜系,從海德格,波普爾,乃至韋伯那裡找尋意義工具,開始質疑真理壟斷,教法僵化與神學霸權.不過,索魯什對西方現代性也採取了一種極度警惕但非全然否定的態度.他讚賞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與"開放社會"精神,因為這種科學方法與政治哲學不建立在"真理壟斷"的基礎上,而是永遠保持修正,爭辯與批判的空間.但他同時也清楚,西方現代性的理性主義若不被反思,也會變成另一種霸權形式,這是許多伊朗知識分子在閱讀海德格時的共鳴所在.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對技術理性與工具化思維的批判,對伊斯蘭世界的反現代派產生強烈吸引力."存在與時間"的探問提供了一種比科學理性更深層的生命解釋框架.而對於許多伊朗思想者來說,伊斯蘭並不只是一套宗教律法,更是一種生活世界的整體秩序,是民族與靈魂的居所.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現代化,而是現代化以誰為中心,如何被詮釋,是否尊重地方文化的內在節奏.於是,伊朗的思想掙扎並不是現代與反現代的對抗,而是兩種現代性模式之間的競逐.一種來自啟蒙以降的歐洲理性傳統,一種試圖自伊斯蘭文本與歷史中發掘出的另類現代精神.問題在於這場競逐尚未完成,甚至從未真正公平地展開,因為國家政權壟斷了宗教詮釋權,也壓制了多元現代性可能出現的文化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既不完全否定西方,也不願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工具的思想者,往往陷入"雙重異端"的處境.在西方眼中,他們仍過於伊斯蘭,在國內,他們卻被視為西方代理人.他們無法安身於任何一種體系,成為無家可歸的靈魂.這也是為何"伊朗的靈魂"如此貼切,Secor所書寫的是一群人的思想困境,也是整個國家在兩種文明夾縫間,尋找自我靈魂歸宿的長久掙扎.
閱讀"伊朗的靈魂"最令人感到沉重的,或許不只是對神權壓迫體制的控訴,也不只是知識分子們在兩種思想夾縫中的悲劇命運,而是它讓我們看到一場革命,不只是政權的更替,而是整整一代靈魂被重塑,撕裂,質疑與放逐的過程.Secor並不試圖為伊朗革命與其後果下簡單判斷,她筆下的知識分子,並非簡單的自由主義英雄,而是一群陷於內在矛盾,無法歸類,經歷思想裂變的"介於之人".他們既無法全然接受西方現代性對宗教的消解,也無法忍受神學壟斷對思想與言說的絞殺.他們是這場革命的產兒,卻無法在這個革命國度裡找到立足之地."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ran" 的指定了伊朗之爭從來不只是政權之爭,更是一場對"伊朗究竟是什麼"的靈魂之戰.這場戰爭不會只發生在選舉,街頭,法院,清真寺,更發生在書桌,課堂,內心,筆鋒,那些異議者與思想者所試圖保留下來的,不只是一個更寬容的體制,也是一種能讓人說出懷疑,承認錯誤,接受多元,共存不同價值的生活方式.本書也同時提醒我們像伊朗這樣的政體之所以能夠持續運作,並非只靠暴力與審查,而是因為它在某種文化土壤中,成功將"唯一正確解釋"視為公共生活的自然前提.這不僅是一種制度問題,更是一種長久形塑的知識生產模式與文化規訓邏輯.而對抗這個體制的,也不能只是外來的現代性輸入,而必須是一場來自本土,能與其文化對話的思想內革命.我們因此更能理解,為何伊朗的改革運動屢屢失敗,卻仍不斷重啟,1999學生抗議,2009的綠色革命,2022的頭巾運動等都是這樣的結果,為何流亡者即便遭流放,仍持續書寫,發聲,為何2009年的綠色運動雖被壓制,卻在今日的伊朗社會仍潛伏著動能.因為靈魂的掙扎從來不只屬於一時一地,它是整個文明在遭遇歷史轉捩點時,所必然要面對的深層困境與選擇.
對我來說閱讀這類的書越來越有點自尋麻煩的意思.我們這種污泥,塵垢的,本來就是等待被排除的雜質,所幸底層人的好處,自然是最後才會被列為要被清除的對象.只是會看不太懂讀同樣書的許多人,不知什麼時候,怎樣狀態,怎麼他們就能上位成了清除污泥,塵垢,雜質的掌舵人?能夠一邊堂而皇之搬出信仰的真主真理來清除污垢,又同時把贊同閱讀書籍的污垢觀點表達如意,這是怎麼辦到的?他們何時又在怎樣的狀態下,竟能夠擁有唯一的解釋權力?.雖然"伊朗的靈魂"提供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制度表層民主是不足夠的,尤其當廣泛意義的宗教信仰,教條成為現代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時,常識理性所在位置可能被挪移,甚至退位讓賢.當國家壟斷真理,壓制異議,消滅中間地帶時,我是否還有能力堅持信任存在那個可以爭辯,對話,承認不一致的世界?.因為本書中所呈現清除污垢的伊朗社會顯然是黑暗,殘酷,暴力,冷峻,不講理,沒有理性,法律讓位,讓人只有真主教條與殺戮棍棒兩種選擇,而我自然是畏懼棍棒,我雜質,我恐懼,那畢竟不能算是什麼驕傲,也會影響到完全不懂這些的近親.所以從現況看,這些問題,現象看來不只是伊朗問題,也是當代所有追求自由社會之人共同的難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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