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運命の八月十五日,半藤一利)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與前面的"通往投降之路"基本上是類似的,但更為緊湊,它把敘述時間範圍縮在1945年8月15日中午12:00之前的24小時內.那個截止時間,就是"玉音放送""終戰詔書"的廣播時間,這一本書有改編成電影,1967,2015兩個版本.
對我來說,半藤一例的文字與敘述把握得宜,雖然是24小時內發生的事情,但並不顯得瑣碎枯燥,何況它還包括一次兵變"宮城事件",根本能說是驚心動魄,與"通往投降之路"裡的草草帶過完全不同,"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寫兩件事,一件事就是日本內閣會議,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在這24小時內的作為與決策情況,另一件事是日本陸軍部下級軍官對終戰無條件投降的皇宮兵變的"宮城事件",這些原是本書的精華與高潮.
但是書的末端,附上了"終戰詔書"的原文翻譯,則是興起了另一種思考面向,是本書所未曾交代的.初看終戰詔書竟然不太理解,再看才發現第一句話就完結了:" 茲告爾忠良之臣民.朕著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公告",就是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意思,後面的文字基本都算廢話.但是,這反而引發思考,當時跪在地上的老百姓能聽懂天皇話裡真正的意思嗎?果然日本高層與我所思同路,這才發現"玉音放送"當時在播完天皇事先的錄音後,由播音員再次複誦,後又加上了內閣告諭以更白話的方式表達了內閣,樞密院,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結論,並由廣播員隨後補充了"波茨坦宣言","開羅宣言"的內容,8月9日到14日間,重要會議經過等,此時民眾不知道日本已經接受無條件投降也不容易了.但此時總要質疑這種日本文化的"藝術"性,天皇在"玉音放送"裡說的不是純日語,而是一種民間聽不太懂的鶴音,加上詔書行文特色,同時也夾著隱藏性,乍聽之下可能確實不知道天皇究竟是在說投降,還是要鼓勵臣民繼續奮戰,而這種文化隱藏性從那開始到今日半藤一利的書中都始終存在.一種現象表現就是在這種關於二戰的書寫裡,你看不到日本民眾臉孔,或日本民眾的聲音,日本影視電影動漫裡也不太可出現日軍開槍射擊,他國民眾奔跑躲藏的畫面,但反過來盟軍射擊日民奔跑的畫面卻常出現,在"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依然延續這種特色.因為沒有民眾,讀者難道不會興起這樣的懷疑,這些人24小時內忙忙碌碌究竟是為了什麼的疑惑?
"國體"的根本之爭.我以為才是故事的核心,只是文字裡,人物口中不會直白的這樣說.我們從發動"宮城事件"的幾位主要下級軍官的觀念中,大致能窺探一二..竹下正彥,井田正孝,畑中健二三人都是東大教授平泉澄博士的直系弟子,從昭和10年就一直是師兄弟的關係,他們從平泉淳那兒學到的"國體"觀是日本的國體是自然形成的,該國體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即建國以來,日本君臣之分即如天地分離一般地自然形成,正確的維護這一點即是"忠",萬物的生存都歸於天皇,對此國民應該感恩戴德,視天皇為人神,維護"一君萬民"這個組合,他們確信這是日本國體的精華所在.在這些人的觀念裡,從以上這個想法來看,他們認為凡是主張無條件投降的人,其實心中的根本理由不外乎有兩種,一種是吝惜犧牲自己生命的賣國者的邏輯藉口,另一種人則是希望越早結束戰爭就越能減少所有方面的損失的唯物戰爭觀.按接受平泉澄史觀的這些下級軍官的說法,戰爭不是只由軍人來進行的,戰爭應是由全體國民來進行的,戰時必須君臣一體,全體國民應該一直戰鬥到只剩最後一個人.以挽救國民生命之類的理由來決定無條件投降,這反而破壞了"國體",這才是造反.出於這個想法,他們相信只有阻止投降才是對"國體"最大的忠誠,因此投降之意如果是天皇聖斷,那麼天皇就是違背了"國體"的根本,在他們的觀念裡,天皇只是代表國體,卻不是國體,此時,連主張投降的天皇都是可以被替換的,這才是所謂的保護"國體"不變,而不是如內閣會議中高層堅持維護住天皇體制就是保障國體不變那麼簡單的等號關係,這些所謂"皇道史觀"的接受者拒絕承認投降的天皇.
從這個角度看"日本最漫長的一天"雖然敘述的是終戰決策,但它其實真正揭示的,是一場"對國體的詮釋權"的內戰.不是在戰場上對外國敵人的戰爭,而是戰後敘事中最難被正視的內部裂痕.整個從8月14日開始的政治鬥爭,不只是要不要投降的爭議,更是誰才有權定義何為國體的根本對決.內閣與元老重臣們如鈴木貫太郎,木戶幸一等人所代表的,是把"天皇制度"等同於"國體"的近代國家建構邏輯.他們所要守護的,是制度化,象徵化後的天皇,既不主政,也不問政,但卻作為國家統合的神聖象徵.這樣的天皇可以發詔書,"玉音放送',卻不能真正掌握軍權或制衡軍部,在這套邏輯下,"保國體"就是"保住天",不讓天皇淪為戰犯或天皇體制被廢除.但另一端,像畑中健二,竹下正彥這批皇道派下級軍官,則信奉的是明治維新以來半官方化的"皇道史觀".天皇不只是象徵,而是真正的"現人神",萬民之父,是日本整體民族與歷史存在的核心,所以當這位"現人神"說出要"終戰","接受無條件投降"時,他們內在信仰的"國體"就動搖了.這個矛盾導致出現一個極度吊詭的現象,他們反而以兵變手段去反對天皇,說是為了"保護天皇的本質",反對天皇的決定卻聲稱是"忠於天皇".也就是說,在這一刻,天皇其實已經不是國體的"本體",而變成國體的"符號".誰能控制這個符號的詮釋權,誰就能繼續主導日本戰後國家的精神核心.這個詭辯式的邏輯,也讓整本書從政治轉入了文化與意識形態層次的深層矛盾.
通讀"日本最漫長的一天"讓人心驚的不只是宮城事件的兵變,也不單是深夜的詔書錄音過程,而是整部書中人民的"缺席".在那24小時裡,關於是否投降,該以何種形式體面地終戰,如何維持國體,保住皇統,避免戰後被盟軍追究戰犯,所有的討論都是在"權力的高處"之間進行的,唯獨那佔日本人口絕大多數的庶民百姓,從未在會議中被真正視為考量對象.誠然書中數次寫到天皇提及"若戰爭繼續,將導致國民更大犧牲",但這種表述與其說是出自人道關懷,不如說更像是一種道德姿態,用以襯托決策的正當性,卻不是決策的出發點.整場關於戰爭與和平的高層協商中,人民被當作抽象的"戰略資源"或"犧牲變數"來衡量,他們的生命從來不曾是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動員,計算,換取的.這種人民缺席的決策文化,其實不是1945年一時的異常,而是昭和時代,乃至整個近代日本政治文化中根深柢固的現象.在這個體制裡,國家從未真誠地以"保障人民福祉"作為其存在的目標,即使在某些時期,日本帝國政府確實推動了若干教育改革,衛生改善,或是農村基礎建設,那些政策的終極目的也不是為了提升民生,而是為了"增進國力","強化總動員體制","為戰爭準備更強大的人民基底",更簡單的說法就是為了"總和戰力".平民接受初等教育,是為了學會敬天皇,明忠孝,服從命令.基礎醫療普及是為了確保士兵與勞工能持續工作與服役,即使是在戰爭進行中的糧食配給,避難疏散,也都以如何支撐戰局為最高考量,而非如何保護人民生活.人民的存在,只是整體國家戰力的一部分,而非這個國家的中心.這種結構性的思維邏輯,使得1945年8月的終戰決策成為一場沒有人民的戰爭決策.即使日本社會表面上實行"臣民教育",訴求"一億玉碎",提倡"國民總動員",但在真正的戰略判斷上,國民只是可以被投入,被犧牲,甚至被欺瞞的對象,就如同"玉音放送"使用文言與鶴語來混淆戰敗訊息,就是一場面向人民的語言煙幕.
而個人以為書中最戲劇性的片段未必是兵變,或者不是錄音帶的搶奪.而是那段令全國屏息以待的"玉音放送",那段由昭和天皇親錄的講話,選擇用古體文言與"鶴語"進行,實質上是有意為之的語言煙幕.它不是要讓人理解,而是要讓人無法確定理解是否正確.天皇始終並未直接說出"戰敗","投降","無條件接受",而是以"接受聯合公告","堪為戰局收拾之大義"等模糊語言包裹現實,彷彿在說"我講了,但你如果聽不懂,是你臣民的問題",而這正是日本文化中所謂"腹藝"的極致.真實的意思不在話語表面,而在話語背後需要體會的"氣氛",言外之意,沉默中的暗示.這種腹藝文化不僅出現在皇室語言裡,也貫穿了整個終戰的政治決策結構.在內閣會議,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御前會議中,幾乎所有發言都不直接碰觸"日本是否已戰敗"的本質問題,而是用無數繞行的話語拖延,遮掩與讓對方"自行領會".主張繼續抗戰者不會直說"我們要再戰",而是說"我們是否再等一個條件","民心尚可動員","希望能換取更好的講和條件".主張接受投降者也不會說"我們必須投降",而是說"目前國體之存續面臨重大危機","帝都將不保","我們當思後世之永續".而這種語言的模糊,反而讓真正的權力者更有空間發揮腹藝,將自己的真正立場藏在提問,沉默,或是反問的策略裡,引導他人自動掉進自己設定的話語陷阱,最終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卻不需承擔表態風險.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東鄉茂德與阿南惟幾這兩種人,一個是溫言婉語,步步設局的文官老將.一個是絕不鬆口,用沉默壓場的軍中硬漢,他們都不是直言派,但都有驚人的影響力.東鄉以模糊語言向美方試探,向內部鋪墊,而阿南則以模稜兩可的立場,讓下屬難以判斷其是否真支持"終戰"還是"繼戰",進而默許兵變的空間.腹藝最精妙之處,正是可以同時向兩方表示支持,卻在最後關頭迅速選邊站,而又不需承擔兩面壓力.最終天皇的"聖斷"看似果決,實則也是腹藝的一種運用.他既未明言"日本敗了",也未對陸軍進行明確的"違抗即罪"的處置.這種"不說破"的領導風格,在日式文化中被視為高明,實則也是一種政治逃逸.這種文化背後的心理機制,就是權力的責任逃避與集體責任稀釋.透過語言的繞行,責任的模糊與決策的延宕,可以讓任何失敗沒有明確的歸屬,讓所有人都有"當時我只是照著情勢走"的退路.這樣的文化邏輯也讓庶民百姓在"玉音放送"初始處於更徹底的無知與無力之中,他們既不清楚國家發生了什麼,也無從掌握自己是否還會再被拉去玉碎,只能在一段雲山霧罩的聖語中,被結束了一場從未徵詢過他們意見的戰爭.
天皇似乎處處扮演著終極裁決者的角色,"聖斷"決定投降,錄製玉音放送,在兵變危機中成為眾人"保國體"的最後遮.但弔詭的是,這位名義上的"主權者",卻幾乎從未在決策過程中真正行使主動性的主導.每一場會議的結論都是在各種文官與軍方高層的爭持與折衝之間搖擺不定,天皇的決斷更像是被逼出來的,不是基於主體性的判斷,而是在各方都無法整合時推出來維持體制運作的最後一根釘子.而站在表面上最接近實質權力的,是一群軍頭與內閣大臣.但他們在制度上卻無須也無法承擔真正的政治責任.軍方不接受內閣領導,內閣又無法解散軍部.即使是首相鈴木貫太郎,也只能在各方壓力下做出象徵性的調停,幾無可能領導這場戰爭的終局.這種結構最終導致了一個可怕的結果,權力與責任在制度上徹底分離.天皇是最高的象徵權威,但不能擁有具體責任,否則神性破滅.軍部掌握實際兵力與決策話語權,但無需對人民與內閣負責.內閣有政策框架權力,但沒有實際的軍事控制力.樞密院,御前會議,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等合議制不設決策人,而設"總體同意",無人具名承擔.這就是日本戰時體制的最大荒謬之處.所有人都有影響力,卻沒有人有最終責任,所有制度都有參與權,卻沒有誰負有最終決定權.
所以半藤一利筆下反覆出現的拖延,重開會議,避免明講,請天皇裁示,其實不是天皇至高無上的證明,而是所有政治菁英拒絕面對責任,推向象徵性權威來蓋章的共同逃避機制.這場戰爭的末日,不是以日本領袖主動投降為終點,而是以體制無法收拾為極限,讓一個不參加會議,不表達意見的象徵性角色"選擇結束"..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樣的體制不是戰時緊急才有的偶發現象,而是長年運作的邏輯結晶.戰時體制只不過將其內在矛盾推向極端.當軍部以統帥權獨立拒絕接受政治控制時,沒有人能制衡它.當皇道派以護持國體為名鼓動造反時,沒有人能公開懲治他.當人民被要求為天皇而玉碎時,卻沒有人能明確告訴他們為了什麼戰死.這樣一個體制,最終在1945年不僅輸掉了戰爭,更暴露出它始終沒有真正的領導者.這是一場無人負責的戰爭,也是一個無人主導的國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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