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醬油的汗牛馬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 Barak Kushner顧若鵬)+東京審判(東京裁判,日暮吉延)

               清水豐松雖然只有小學畢業,讀寫能力不佳,但是憑藉著努力工作,學習,掌握了理髮技能,待人和氣,村裡的人因此都喜歡到他的理髮店,坐下來聊天,抽菸,有時順便理個髮.然而,有一天,清水擔心的事終於來了,他被徵招入伍.他不太能適應日本軍隊的嚴酷生活.一次空襲中,有幾架美國軍機遭到擊落,清水所屬的小隊奉命去處理那些飛行員,他們趕到後發現多數美軍飛行員都已死亡,只有兩名還昏迷不醒.小隊軍官挑出兩名隊裡最膽小的士兵,以測驗他們的膽量,清水便是其中之一.軍官命令他倆將刺刀裝上,以綁在樹上美軍為標的,練習刺槍術.一開始,他們拿起槍向前衝鋒,卻雙雙在美軍的身體前停住了,兩人被長官訓斥,命令再次下達,這一次畫面結束在他們要刺入美軍身體前的那一刻.

               戰爭結束後,清水豐松回到他的小理髮店,妻子開心不已,一切似乎都相當美好.直到有一天,美國占領軍憲兵突然走進理髮店,以戰犯嫌疑人為名逮捕了清水.在法庭裡,清水的直屬長官皆宣稱自己無須負責,清水則因為實際從事犯行而被認定有罪,判處絞刑.對此,他既震驚又絕望,在獄中等待行刑的日子裡,他的心境在幸福,無聊及悲傷間擺盪.此時他的前指揮官矢野前來探視,承認自己才是應該負責的人,並告訴清水他會在法庭上說出真相.清水欣喜若狂,相信法庭會明白真相,自由近在眼前.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有人開始談論和平條約將簽訂,戰犯將獲得釋放.然而某天獄警突然來到清水的牢房,告訴他將要轉到另一處監舍.清水以為這是因為他即將被釋放,卻被告知第二天就要執行死刑.不久,一位和善的教誨師前來試著安慰他,陪他說話喝酒,但他的心情已陷入絕望.這位教誨師說道,我們只能把希望寄託來世,並問清水:"如果轉世投胎,你想變成什麼？".此時清水獨道: "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不要再做日本人,不,我甚至不希望再生為人.我也不要生為牛馬,因為牠們同樣受到人類欺凌.如果有來世,我想要成為貝殼.貝殼附著在海底深處的岩石上,無憂無慮,因為它們什麼都不知道,既不悲傷,也不快樂,不知痛苦為何物.".

               以上是電影"我想成為貝殼"的內容,有1959,2008兩個版本.看完這個電影,應該很多人以為這是一部反戰電影.它想傳達的意思看似很直接,就是低級的民眾身不由己的被迫捲入戰爭,成了殺人工具,這一切都不是他所願的,罪惡另有他人,由此引發觀者想像拍攝者反戰想法起點,及其所映射的時代狀態:我雖是士兵,但我也是受害者.但是,"從人到鬼,從鬼到人"的作者Kushner,顧若鵬告訴你,你被騙了.這部電影所投射的,不是歷史真相,而是經過藝術加工甚至是刻意模糊化的歷史修辭.它不是揭露戰爭的殘酷,而是為參戰者鋪設一條通往無責任的道路.

               首先,顧若鵬會澄清:二戰後亞洲地區戰犯審判上,從來沒有一位二等兵被判死刑.連一等兵被判死刑的案例最終都被減刑,更根本的是,從來沒有一位被審判的戰犯是因為''受命"執行這個因素被列入戰犯判刑.當時以"違反和平罪","普通戰爭罪","違反人道罪",這三種罪咎來分別設定甲級,乙級,丙級戰犯.犯有"違反和平罪"的主要戰爭罪犯,是在正式國際文件中的"主要戰爭罪犯",在學術著作和新聞報道中也因此習慣稱為"甲級戰犯".他們是因為作為戰爭的領袖,組織者,鼓動者或從犯,負責策劃,執行計劃或秘密計劃,以及發動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之戰爭等原因,而被列入此列.乙級戰犯指犯有"戰爭罪行",一般指控包括"下令,准許或容許虐待戰俘或平民"或"故意或魯莽疏忽責任.未有阻止暴行".因此,有部份甲級戰犯同時被控以此"戰爭罪行'.被審判的日本乙級戰犯和丙級戰犯,就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違反"海牙公約",犯下虐俘,屠殺平民,搶劫等罪行的日本戰犯.其中指揮,監督的軍官是乙級戰犯,而具體執行的士官,士兵和軍屬則為丙級戰犯,而要留意的是這些乙丙級戰犯都不是因為"受命",而是"主動犯意"才被列為戰犯,否則就只是普通戰俘而已,因此"我想成為貝殼"的內容,基本表達就已經不清楚戰犯真正的定義,至於他是誤判,藝術化,還是故意,此地無法評論.

               其次,顧若鵬會指出"我雖是是士兵,但我也是受害者"是普遍大多數日本人至今為止對於二戰中個人角色的唯一答案,二戰受害論可以說是日本人普遍的潛台詞,即使他們未曾真的那樣表示,"我想成為貝殼"卻是一個代表性的表述,一方面是因為貝殼沒有知覺,意思是等同我想一個人,不受他人控制,另一方面是影片中所呈現的自憐自艾,正好將日本人描繪成在個人無力改變的情勢下被以戰犯罪名定罪,而後成為日本和平運動及戰後推卸責任的基礎.這類大多以負面的角度取理解的方式恰好是多數人心中描繪日本戰後被占領一事,即使在那段過程中他們非自願地接受了一些附帶的好處.戰後乙丙級戰犯審判為那些不幸受審的靈魂帶來災難性的結果,並成為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懲罰.日本不僅在面對自身帝國的過去時表現出失憶的現象,轉嫁個人罪責於一個不知名的公眾集體力量威逼,更重要的是,其有意識地徹底移轉了公眾對軍方的看法,原先日本軍方所採取的策略及宣傳,都在吹噓自己的士兵會奮戰到死,絕不放棄,他們認為所謂的戰鬥只會有兩個結果:戰勝或戰死.從這個角度來說,日本大眾對軍人所面對的命運其實並不是那麼關心,然而,這種態度在戰後卻改變了,幾乎舉國都在努力讓遭定罪者不致被執行死刑或監禁,甚至不希望他們被貼上戰犯這個不名譽的標籤.這種突然的轉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又為什麼發生?難道是帝國夢想戛然而止,使得日本人失去了分析自身矛盾觀點的能力?當然不是,一個簡單又直白的答案就是: 我們分不清誰是百姓,誰又是士兵!,在那種時代,平民只要換裝徵招就是士兵,又怎麼可能希望別的士兵受到死刑或監禁,因為那其實也代表了他自己,而更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希望奪回自己的國家,脫離被管控佔領的狀態,回到自主狀態,如同戰前一般."從人到鬼"是一種象徵性轉化,並非戰死為忠魂的"英靈",而是戰敗仍活下來,不得不面對過去行為的"殘存者".他們以"鬼"的姿態: 受害者,迷途者,自憐者等角色來逃避罪行記憶,並嘗試透過這層假面重返社會秩序,而裝鬼的目的,是為了某天能再次"變成人",一種無需懺悔,不必負責的"新生",這就是"從人到鬼".

               而恰好,有些戰勝國,需要日本人從鬼變為人,主要就是兩岸的中國人,因為過去他們中的部分人習慣稱日本人為"鬼子",此時卻希望他們能"從鬼到人",而這裡面有兩種"從鬼到人"的轉變路徑,一條路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與範圍內,主導戰犯審判所創造的假的"從鬼到人"路徑,後來留在東京審判的其他戰犯,也大致依循這條路,從原先的嚴處逐步的被減刑,最終通通釋放,走上一種"從鬼到人"的路徑,只不過,這種人就是假人,是沒有反省路程與思想轉變的,是"我想成為貝殼"裡所映射的大多數日本人.而另一條路則是共產黨接收蘇聯轉交的戰俘中的"戰犯",在長期關押,於北京受審後深自體認到自己問題的"由鬼到人"的路徑,這是一種接近真實的復返為人的狀態,是少數被日本官方消滅或者禁止聲音的"從鬼到人"的一群.

               正是因為"由鬼變人"不僅是一場倫理的辯證或心理的轉化,更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安排與權力部署,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國共兩黨,即使在激烈對抗之中,卻都同時出現了某種形式上的"讓戰犯從鬼變人"的需要.顧若鵬在書中揭示,國民黨政府在南京進行的乙丙級戰犯審判,其實充滿灰色地帶與審判之外的操作空間.許多明明在前線參與暴,名列罪案清單之上的日軍高級軍官,最終卻未受到應有的懲處.原因無他,蔣介石需要他們,所以他們便不再是作為侵略者的"鬼",而是作為"可用之人",作為抗衡中共軍事壓力的隱形武器.戰後初期,蔣介石確實在暗中釋放大量原日軍士兵與軍官,並將他們重新編入部隊,參與對共產黨的內戰行動.閻錫山在山西的行動更為典型,他不僅借用投降的日本駐軍協助防共,甚至在一段時間內倚重其軍事技術與戰鬥能力,這些人若仍是"鬼","鬼子",就無法被接納,被信任,被使用,因此必須"變人",甚至是變成中國國軍的盟友,在這樣的現實需求下,許多戰犯不僅逃過死刑,甚至重新穿上了軍裝,成為內戰中的一環.

              而到了國民黨撤退台灣後,"鬼變人"的工程有了另一個名字:白團.這個由原日軍將領組成的顧問組織,在蔣介石主導下協助國民黨整編軍隊,訓練幹部,甚至參與軍事戰略規劃,傳說中的古寧頭大捷,背後就是日本人在操控.岡村寧次等本應被定罪的日軍高層,不僅逃脫追責,還成為反共神話中的"貴人".顧若鵬提醒我們,這並非歷史的遺漏,而是蔣政權有意識的戰略選擇.他需要一個經驗豐富的軍事力量,更需要一個證明自己有能力治理,有資格代表中國的象徵性資產,這使得戰犯得以"人化",並被重新納入國民黨國家機器之中.

              然而共產黨方面的"由鬼變人"也非全然出自人道主義或道德感召,而是服務於建國後的現實治理與國際法地位建構.顧若鵬指出,新中國在國際舞台尚未被普遍承認之際,迫切需要建立自身的法治與司法主權形象.而對日戰犯的"再教育"與"審判",正好提供一個進入國際法秩序的舞台與話語契機.這些戰犯不只是審判的對象,更是中國展示自己有能力依法治理,有權懲罰戰爭罪犯的政治資產.他們的懺悔,悔罪書,出庭作證,都是中國"現代國家樣貌"的建構材料.顧若鵬精準點出,中共刻意在審判戰犯時使用國際法條文與程式語言,藉以強調自己並非內戰中的一方武裝勢力,而是一個擁有完整司法體系與正當性國際地位的主權國家.此舉既可與日本建立經貿談判基礎,也為後來的國際承認鋪路.

             正因如此,兩岸政府雖在敵對,卻殊途同歸地推動了日本戰犯的"人化過程".一方是為了延續軍事對抗能量與戰後國家建構,另一方則是為了國際正當性與體制合法性.在這樣的政治算計下,清算與寬恕,正義與健忘,歷史與記憶,混雜成了一鍋濃濁的歷史湯.而在這之中,誰是鬼?誰是真正變回了人?誰又只是"被允許"成為人的面具角色?顧若鵬並未給出答案,但他的分析,讓我們有能力提出這些問題.而更根本的是這恰好符合了日本人急於"由鬼到人"的意圖,透過社會運動,與相關的組織的連結,最終連盟軍審判下的所有戰犯,大多數都在沒有服刑期滿的情況下,提前減刑出獄,或保外就醫,其實根本沒有太多人是真的受到完整刑責罪咎,也就更能加強日本人"我想想為貝殼"的隱語言下的角色.所以,這裏與德國不同,漢納鄂蘭想必不可能是他們認同的作者,這裡沒有平庸的罪惡這種想法,只有"我也是受害者"普遍藉口.

             所以"從人到鬼,從鬼到人"一書真正震撼人心之處,不僅止於對日本自我受害論的揭穿,更在於顧若鵬揭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戰後歷史:中國共產黨對日本戰犯進行的政治感化與再教育工程,這是一種與東京審判完全不同的"戰後正義實驗",也是一條少數被允許的,通過思想轉變來"由鬼變人"的道路.在蘇聯將所俘獲的約千名日本戰犯移交給中共後,這些戰犯被關押在東北的撫順與太原戰犯管理所.與東京的法律審判或南京的公審不同,這些戰犯沒有在一開始就被推上絞刑架,而是進入了長達數年的監禁,教育與勞改體系.顧若鵬形容這是一場以政治感化為手段,意圖打造理想懺悔者的社會實驗.在撫順,這些戰犯接受中國歷史課,國際法課,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課.他們被要求反覆書寫悔過書,自傳,戰爭回憶錄,並經由同儕互相批評檢討自己的思想盲點與罪行責任.從外部看來,這或許是思想改造與強制認錯.但從內部看來,它卻製造出一群後來回到日本後願意公開發聲,坦承自己參與過屠殺與戰俘虐待的戰犯,例如岡田資,野崎茂男等人.這些人並非全然由恐懼而轉向悔悟,而是顧若鵬筆下在戰後反覆咀嚼"自己是如何變成鬼"的過程中,嘗試重建為人的尊嚴.與東京審判上的否認與抵抗不同,撫順模式是一種強化主觀責任感的政治教育,而不是僅止於國際法上的客觀問責.

              這兩條"從鬼到人"的路徑背後其實指向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歷史正義並非單純的審判與懲罰,更是國族認同與國際秩序建構的延伸工具.顧若鵬在書中指出,日本戰犯的命運,並非單靠其罪行重或輕來決定,而是深受當時國際權力格局的影響,特別是冷戰初期的地緣政治考量.東京審判原本意圖作為東亞版的紐倫堡審判,強調戰爭領袖對"和平罪"的責任.然而審判進行至中後期,美國的態度逐漸轉變.為了穩固東亞反共同盟,美國不僅停止追訴部分戰犯,甚至默許多名甲級戰犯緩刑或提前釋放.例如岸信介,賀屋興宣,南條範夫等人,這些人後來不僅重返政壇,更成為保守派勢力的骨幹.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雖然設立了"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理乙丙級戰犯,並試圖在南京,上海等地舉辦公開審判,但在國共內戰與接收困難的雙重壓力下,許多審判草草結束,甚至淪為政治工具.顧若鵬指出,這些審判並沒有建立起一套穩固的歷史認知體系,也無法有效與日本戰後自我洗白的記憶敘事抗衡.反而是中共主導的"再教育"政策,無意中創造出一群能夠為中國所用的"反思者"與"控訴人",用以對抗日本歷史修正主義.這些經過"改造"的戰犯,後來在文革前一度被視為戰爭真相的見證人,但他們的存在在中日建交後卻再度被邊緣化,因為中國需要與日本重新建構友好關係.歷史的語言再度被選擇性沉默,正義與政治的距離再次拉遠.

              閱讀顧若鵬這本書,最強烈的衝擊或許不在於對具體審判過程的揭露,而是他所提出的一種根本性的反問:當正義不再只是懲罰罪行,而變成建構歷史,重塑身份與爭奪未來的工具時,我們是否還能相信它?清水豐松的故事令人動容,但顧若鵬會提醒我們:這不一定是歷史的真實,而是設計的歷史敘述,他並不否定清水作為一個個體可能的痛苦與無力,而是要我們警覺當個人的悲劇被國族機器利用,用來掩蓋群體加害的歷史時,真正的懺悔與反省就不可能發生.那種以"我不想再成為人類"來逃避責任的姿態,或許正是顧若鵬所謂"裝鬼"的極致象徵.相較之下,那些在撫順重新檢視自己的人,不論其反省是否純粹,是否出於恐懼,是否過度理想化,至少踏上了一條試圖理解自己如何成為加害者的旅程,這種理解.不是為了尋求赦免,而是為了讓下一個世代有可能不再犯下同樣的錯.

              還有一個存於本書相當有見地值得深思的見解觀點與疑惑,就是關於誰是日本人這個有趣的話題.日本帝國於東南亞殖民,終於會出現一些當地的協力者,有的因為在日殖下生活甚久,或者就是日殖時期出生,因此在思維與行為上是個根本道地的日本人,甚至也成功的入籍.在戰爭年代他們也是自願加入,徵招入軍營服務,所以當他們犯下了足以被判戰犯的罪行時,該如何處置?顧若鵬以羔羊與獅子的綜合體來形容這些人,當他們在戰俘營踢打凌虐戰俘時,他們是獅子,但是,當他們戰後被關押時,突然又變成了殖民地裡被迫徵用的羔羊,但是東京戰犯審判不理後面的論點,而依戰時行為論斷.戰後,日本人修改國籍法,這些人突然之間幾乎全部被取消日本人的身份,只留少數菁英.所以戰犯開始被減刑,假釋後,他們中大多數則回到了原殖民地,於是他們後來的命運,便與這些殖民地原母國,舊殖民主,或新興現代政權的利益考量攸關,相綁,也因此很多人因為需要被攏絡而逃過所謂的戰犯罪咎.這引發後來的兩種問題,因為沒有得到相應的懲罰,他們以自身在日本統治下攫獲的利益為基礎,獲得了較旁人更輕易能取得的累積財富與權勢的可能,是那個社會不公平現象的一種表現,更有些成為當地政權後來政爭的因素,因為"我想成為貝殼"的想法也始終跟隨著他,干擾了這個其他社會.另一種則相反,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自己該屬於是什麼樣國籍的人,所以開始了一種一直進行離散與回歸的生活路徑,一路漂泊他國,不滿意時又回原殖民國,或再出國漂流,直到終老.

             顧若鵬的書讓我們明白"戰後正義"絕非終點,而是無止境的重新書寫與辯論.它不會自然產生,而必須透過記憶,文本,證言與教育,不斷地被社會共同建構.而我們,作為讀者與公民,是否願意拒絕那種想成為貝殼的沉默,而選擇繼續說話?這或許是顧若鵬真正想問我們的問題.至於另本"東京審判"一書就是那些關於戰犯審判正常的流程,討論,疑問與某些'"我想成為貝殼"那種論述的合體,有興趣者可以自行參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