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東京審判：甲級戰犯大川周明的瘋狂人生(A Curious Madness: An American Combat Psychiatrist, a Japanese War Crimes Suspect, and an Unsolved Mystery from World War II, Eric Jaffe)
讀過"第22條軍規".小說裡的軍方規定,如果你瘋了,不能繼續參與飛行,可以提初申請,申請通過便能停飛.但是,如果一個人真的瘋了,他會意識到自己瘋了而去提出申請嗎?所以,這第22條軍規講的是一種悖論,能提出申請的人,肯定沒有瘋.
大川周明,1886年出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亞洲主義者,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二戰後被美國盟軍列為"甲級戰犯"的其中一人.不過,他並未因此被定罪,因為在審判過程中被認定精神失常,也就是瘋了.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專攻印度哲學與梵文,對亞洲文化,伊斯蘭教與印度思想都有深入研究,擁有廣博的東洋哲學素養.他是日本的亞洲主義倡導者,大川強烈主張"亞洲人的亞洲",認為日本應領導亞洲從西方殖民主義中解放.他視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為潛在的日本盟友,鼓吹反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但他的這些主張被認為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與法西斯傾向,他支持軍部擴張政策,認為日本應透過武力實現大東亞共榮圈,他生平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宣揚這些觀點,所以對昭和時代的軍國主義思潮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他雖非軍人,但與一些極右團體與軍部關係密切,曾擔任滿洲國顧問,參與日本對中國政策的建言工作.東京大審判時被盟軍列為"甲級戰犯",與東條英機等人一同受審,在審判中,行為怪異,甚至在法庭上拍打東條英機的頭,因此被送醫,經檢定之後認定精神異常,後於1948年免予起訴.出院後隱居生活,繼續著作與研究,主要關注宗教與哲學,1957年12月24日病逝.一般認為大川周明是一位極具爭議的人物,他支持亞洲自主,反對西方殖民,獲得部分亞洲民族主義者肯定,但也被批評為促進日本軍國主義的幫凶,其思想助長侵略戰爭的合法性,他思想深受宗教,文化混合影響,被視為近代日本思想史上極特殊的代表人物.
"逃離東京審判"則的作者Eric Jaffe,他寫這本書因為身份特殊,形成特別有意思的效果.Jaffe的祖父就是當年盟軍派出,檢查判定大川周明精神失常的軍醫Daniel Jaffe.作者寫這本書在問自問一個問題: "大川周明是真的瘋了?還是為了逃避審判,裝瘋賣傻?".由於他祖父是第一個判定大川周明已經精神失常的醫生,所以他這本書籍多少有點自戰的味道,但其實,我以為作者做了很高明的安排,這本書不是疑問,而是另類型態的諷刺.這本書其實是由兩個人的自傳交錯組合而成,一個是大川周明,一個是作者的祖父Daniel Jaffe.精神病患與他的醫生,但是Daniel Jaffe又不是一個單純的精神科醫生,他的母親,也就是作者的曾祖母就是一名深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Daniel Jaffe再判斷精神病上,不是僅靠著學理上的依據,臨床經驗,還有來自他自身從小在家屬成員上看到的真實狀態的感想,綜合這些經驗與因素的考慮,才判斷大川周明真的已經精神失常,而非裝瘋賣傻.
如果依照"第22條軍規"的邏輯,一個人若真的瘋了,他便不可能自知瘋了,也就不會去提出免責申請.反之,會主動申請的人,一定是清醒的,清醒到知道"裝瘋"比"瘋了"更有價值.在這樣的悖論中,大川周明的位置顯得格外曖昧.他從未承認自己精神異常,仍然寫作,講演,構思亞洲的未來格局.他沒有逃避自己的思想,相反地,他執著堅定,甚至狂熱地宣傳自己的主張.那麼他究竟是清醒的狂人?還是病理性的瘋子?他是在裝瘋以逃避審判,還是根本從未清醒過?這個問題的可怕之處在於如果他真的是瘋了,那麼他那些主張"亞洲人要團結起來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是為了解放亞洲"的理論,從頭到尾就不是出自理性思辨的結果,而只是某種潛伏於腦部的梅毒病菌,在數十年後侵蝕大腦皮質所創造的囈語與幻覺.這意味著,日本在昭和年間所推行的大東亞政策,侵略戰爭與種種思想宣傳,有極大的可能,是建立在一個精神病患未發病前的妄想基礎上.而這個妄想,竟然被整個國家,整個軍部,甚至絕大多數民眾接受,認同,實踐,這本身才是真正令人心驚的事.
但若我們選擇相信另一種可能,也就是大川周明其實從未真正瘋過,那麼整件事的重量與責任便全然不同了.這代表他所構築的亞洲主義藍圖,不是病態幻覺的產物,而是一場冷靜而深思熟慮的政治工程.他並非因病說胡話,而是以一名具高度文化素養的思想者之身,意識清晰地提出一套帝國論述.將"亞洲解放"與"日本中心"包裝為理想.試圖以思想之名合理化軍事侵略.他主張合作,卻先行征服.他談解放,卻從不提被征服者的選擇與意志.如果他不是瘋子,那他就是冷血的造夢者,以語言為刀,以理想為鞘,劃出一條由千萬亞洲人屍骨鋪成的思想道路.而這也引出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在那個時代,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日本人,包括軍官,學者,媒體甚至平民百姓選擇相信他?一個人的瘋狂可以被診斷,被理解,甚至被原諒.但當整個國家都接受一名瘋子或狂人的話語,那麼這場瘋狂是否已經超越了個體的病理,而成為一種"集體性精神錯亂"?如果整個社會,整個制度,整個國策,都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當時的日本不只是由瘋子領導,更是由一群自願跟隨瘋子的"理性人"組成?這些人並非無知,而是選擇性的瘋了.他們接受這場瘋狂,參與其中.因為這樣能讓他們暫時忘記現實的殘酷,責任的重量與罪的代價.
戰後的日本社會,對於這場被"瘋狂思想"所引導的戰爭,有著近乎本能的集體切割行動.他們多數都接受了大川周明"已經瘋了"的判定,也因此默許他所代表的整套思想可以被歸咎於"病態","非理性","極端份子",從而將整個民族從共犯的指控中抽離.這種認知策略隱含著一種微妙的責任卸除機制:若大川只是瘋子.那麼他的話就只是瘋言瘋語.而其他人,作為受其影響的人民,也只是被迫跟隨的受害者,甚至只是暫時染病的群體,不應背負發動戰爭的原罪.於是在歷史審判的舞台上,大川周明的精神狀態不再只是個人醫療問題,而被整個國家借用為心理與道德上的集體出口.他的瘋,不只是他一個人的瘋.而是替整個民族瘋了一場.這正是"逃離東京審判"一書中,Eric Jaffe所勾勒出的歷史諷刺之一.透過他祖父 Daniel Jaffe 的判斷,整個歷史敘事被重新定義: 精神病學不只是醫療工具,也成為政治的分界線.大川瘋了,審判終止,歷史責任因此被技術性中斷.Jaffe這位醫生,並非只是法庭的證人,更成了歷史的仲裁者.諷刺的是,他對大川精神狀態的判斷,不只是基於專業,更與他自身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密不可分.他母親伊瑟,一位長期罹患精神疾病的女性讓他從小就熟悉精神錯亂的真實面貌,他不是冷酷的專家,而是飽含情感的觀察者.這讓他比任何一位醫師都更清楚真正的瘋狂並不總是胡言亂語,有時它是沉穩,堅定,看似理性的.
我們習慣將戰爭與瘋狂歸於少數極端人物,好讓自己與其劃清界線.然而.一個思想若能廣為接受,實施與傳承,它便不再只是某個人的病,而是社會集體潛意識的一部分.這才是歷史最不願面對的真相:不是我們被一個瘋子帶壞,而是我們選擇相信他.Daniel Jaffe的精神科診斷並非純粹的醫療行為,它其實也是一次介入歷史敘事的動作.他不只是用聽診器與紙筆診斷一位嫌犯的精神狀態,更是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和倫理觀,判定一場思想災難是否源於"病態".在"逃離東京審判"中,我們看到他並非毫無疑問地相信科學與制度可以釐清一切.他是戰地醫官,是精神病科學者.也是精神疾病患者家屬.他母親的長期精神分裂,讓他熟悉一種外表正常,內心撕裂的存在狀態.他深知,瘋狂有時並不表現為語無倫次或狂笑亂舞,而是藏在一個人說話條理分明,目光堅定的表層之下.這樣的洞察力,使他在審判現場看出了大川周明與眾不同的狀態.大川的信仰是真誠的,但那真誠有某種異常的剛硬與執迷.他的行為是有邏輯的,但那邏輯與現實脫節得讓人不寒而慄.Jaffe 並未以此輕率下結論,而是以醫師,戰爭親歷者與受病家屬三重身份,謹慎而堅定地寫下了"精神失常"的診斷.這份診斷最終讓大川免於起訴,但也讓歷史的歸責失去了明確的對象.那個創造出"亞洲解放"理想,為軍國主義提供哲學外衣的思想者,不再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我們不得不問當精神醫學的話語權被引入歷史審判,它究竟是提供了更精密的判準,還是模糊了正義的邊界?如果一個人的瘋狂可以成為他免責的理由,那麼,一個國家的瘋狂,又該由誰來承擔?還是可以依同樣的標準,全體免責?
或許,我們無法也不應該單純將大川周明的"瘋"視為一種醫學診斷,它既是個人的病理狀態,也是整個時代的象徵性病徵.他的精神崩潰是在一場思想與現實全面撕裂之後的倒塌,而日本社會對他的"瘋狂"判定,則是一種集體心理機制,一種將戰爭責任外包給"少數瘋子"的自我寬恕.大川周明的瘋,讓戰後的日本社會得以"我們不是真正的加害者,我們只是誤信了一個瘋子的理想."來逃躲個人省思.而這正是這本書最具穿透力的歷史諷刺之處: 一個瘋子解放了一整個國家.
因此回到最初的問題,"大川周明到底瘋了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已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當一個瘋子的語言,夢想,妄念,能被整個國家接納,奉行,並用來發動戰爭與屠殺,那麼,我們就不能再把這場災難歸咎於個體的異常.那不是一個人的病,而是一個時代的病.瘋狂,不只出現在一個人身上,也可能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思想模式,甚至一種民族性格的保護機制.而大川周明不過是一個入口,他讓我們看見了歷史的陰影,也提醒我們當一整個社會學會如何用"瘋"來逃避罪責,正義就不再是針對誰的審判,而是我們如何記憶那段歷史的方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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