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 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John W. Dower)
這是一本存書,放了挺久,內容不少,趁這次專題恰好用上."擁抱戰敗"依據書名表達就是寫二戰後的日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變化與發展,主要是以美國佔領期間為主體.
一隻外來軍隊長期駐紮,同時嚴密著社會的各種行為趨勢,個人的行動範圍,但是又不真正在明面上介入統治,號稱讓戰敗者自行運作,不過盟軍GHQ來做為最終裁決者,決定某些命令,狀態,與結構的發展,這大抵便是戰後初期1945到1952年的日本狀態.但有時歷史的反諷,不需要等幾百年才顯現,緊緊40年,佔領樣貌便已大改,世界的鐘擺倒轉.1980年代末,一位來自菲律賓的年輕社會學者站在東京新宿車站,望著腳下川流不息的西裝革履上班族,與地鐵牆上播放著松下電器最新電視機廣告的螢幕.他剛從一場國際論壇出來,會上幾位美國學者誇讚"日本模式"是"資本主義的未來",甚至有人說:"也許我們才是戰敗國".這句話令他難以釋懷.畢竟,他的祖父在太平洋戰爭中死於日軍刺刀之下,而他今天踏上的這片土地,卻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無需道歉,無需賠償,無需反省,戰敗的日本,彷彿透過某種神祕的手段,洗去了一切血跡與責任,堂而皇之地走上"世界第一"的康莊大道.
Dower在"擁抱戰敗"中揭示了這場歷史魔術的操作方式.戰敗不是終結,而是一場巧妙重構的開端.日本社會擁抱的,並非過去的清算,也非對亞洲鄰國的理解與對話,而是一種內向的,自我封閉的"戰敗敘事".在盟軍總司令部(GHQ)刻意隔絕世界的秩序中誕生的重生劇本.這是一場由戰勝者主導書寫的重生,其實更像是一場管控,封閉思想,鼓勵經濟,壓抑記憶,讓日本在一個受控的"擁抱"之中重塑自我.這場擁抱,是對戰敗的擁抱,也是一種思想重構.在外部世界從韓國到東南亞.從中國大陸到印尼,戰爭的後遺症仍在翻騰,從內戰,革命,動盪,軍事政變與殖民解體的焦灼不一而足,但日本卻在GHQ精心圍出的實驗場裡,產生新的國體重構,多元文化,工作倫理,企業忠誠與去政治化的國民教育,迅速搭起一座現代化的經濟巨塔.世界其他地區在硝煙與重建中仍然苦苦掙扎,唯有那個戰敗者安穩地坐在冷戰前線後方,領著美國的資本注入與軍事保護,穩穩擁抱起屬於自己的"和平".這些新創的生命裡面包括了美國刻意選擇,主帥任性糾纏,遠方意外戰爭,政壇舊勢力暗流等等因素力量交匯作用而成.如果說歷史是一場公義的審判,那麼戰後的日本或許是那個最無罪釋放,最富庶脫身的被告.那場戰敗,竟成了開啟新殖民主義保護傘下奇蹟經濟的門票,也讓一個帝國,再度誕生為經濟超級強權.
戰後日本的社會重建始於一場由外部主導的政治工程.美國的佔領機構GHQ(General Headquarters)以"去軍事化"與"民主化"作為雙重目標,試圖從制度上根除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同時打造一個親西方,可控穩定的新型民主政體.然而,這場重建並非徹底的革命,也不是群眾爭取的結果,而是一場在保守政治結構內部折衝妥協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工程".關鍵的分水嶺是天皇制的存廢問題.對GHQ來說,若要徹底"去軍事化",理應將曾經"現神人"的天皇絕對權威徹底解體,讓日本社會從君主神權的陰影中解放.但事實上,麥克阿瑟與其幕僚卻選擇保全天皇,理由並不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天皇是全國唯一能維繫秩序與象徵統合的機構,若將其廢除,反而可能激起民族主義反彈,甚至引發社會動亂,進而使整個佔領計畫失控.先不論這種估計的正確與否,但他恰好符合戰爭終期日本高層的心理需求.日本保守派,特別是政府高層.皇室與舊制學者階級視天皇為"國體"的象徵.不容抹除.在這種情況下,GHQ與日本統治階級恰好能達成一種互相滿足的妥協.天皇保留,但"去神化",君主仍在,但成為象徵性元首,以天皇作為樞紐,強行楔入"美式憲政民主"的制度外殼,是恰好同時滿足雙方需要的,同時,我們也不知道作者是否瞭解這種保留也有助於保守派政治家及其勢力的延續,毫不費力的便從皇國轉到了民主國,至今仍是日本政壇背後的主導力量.
於是1946年頒布的"日本國憲法",在GHQ幕僚起草,日本政府配合修改的過程中.完成了這場嶄新的政治工程.天皇由萬世一系之神變為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國家主權改為屬於國民,但這套民主制度並非經由廣泛國會辯論或草根參與所催生,而是經由佔領軍的授意,自上而下強制實施.Dower在書中強調這種民主制度並未激起日本人民的積極參與,大多數日本人處於震驚,失落,飢餓與無力感之中,他們並未對民主抱有理想想像,而是消極接受,不得不接受的態度來面對這套來自美國的新秩序.許多人甚至仍舊懷著對天皇的虔敬與懷舊,而非對民主價值的認同.Dower以"擁抱戰敗"一詞正指出了日本社會並未經歷一場清算,而是擁抱了佔領者的秩序與物資,擁抱了一場不必革命,不必面對過往的"有條件的重生".這種特異的政治安排,創造出一種民主的幻影.在制度上符合美國期待,在象徵層面保住日本保守派的信仰核心,在民眾層面則以經濟重建與社會穩定換取政治服從.真正被清除的不是戰犯群體,而是左翼運動與勞工組織的自主性.被去軍事化的,是軍服與刀劍,不是天皇背後的忠誠與階級結構.
在軍國主義解體後,左翼力量一度浮現,卻迅速在美軍與日本保守派聯手之下被壓制.政治上的左翼力量遭到取締,邊緣化.文化上的左翼聲音卻在底層潛行,形成一種表面穩定,內部撕裂的二元社會.這場由外力導入,由上而下強行植入的民主秩序,並非毫無反作用力.對戰前長期遭到警察國家打壓的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勞工運動者與無政府主義知識分子而言,戰敗後的解放初期彷彿一道曙光.他們在短暫的權力真空中浮現,組織政黨,重建工會,發起罷工,甚至在文學與影視中重新描繪一個反軍國主義,反壓迫,親人民的理想日本.Dower指出1945至1947年間左翼勢力曾短暫掌握了社會再定義的發言權,共產黨獲得合法地位.工會運動風起雲湧.報刊上充滿對民主與階級平等的新想像,文化界.電影.文學作品中紛紛湧現底層視角與對戰爭責任的反思,左翼文化幾乎成了新生日本的象徵之一.
但這一切很快在冷戰的邏輯中遭到翻盤.1947年後隨著美蘇對抗加劇,華府政策自"改革"轉向"穩定",由去軍國主義轉向防堵共產主義,日本的佔領政策也隨之大轉彎.麥克阿瑟與GHQ開始視左翼勢力為威脅,而非盟友,並與日本舊有的官僚與企業階級聯手,重新壓制這些由下而上的民主動能.1948年後日本政府與GHQ配合,開始對共產黨與激進工會進行一系列取締行動,*著名的"紅色清洗"(Red Purge)發生於1950年前後,約有一萬多人被從公部門,媒體與學術界中解職,許多左派知識分子被監視,被迫退場,工會罷工被定性為破壞秩序,國家安全威脅,甚至動用警察與准軍事力量進行鎮壓.最終左翼力量被擠出體制,政治上遭到邊緣化.但與此同時,左翼的文化聲音卻在地下滲透,重構社會記憶與感知.文學家包括野間宏,大岡昇平,武田泰淳等皆以戰爭罪責,底層經驗與道德創傷為主題,書寫戰後的良知.電影則出現了"黑雨","人間條件"等作品,用影像挑戰官方的戰敗敘事與"和平憲法"的矛盾.甚至連漫畫界都在60年代興起"反體制"的地下漫畫潮流.
Dower認為這種政治—文化的二元結構,是戰後日本社會的一種持續撕裂.一邊是美軍與日本保守派合力打造的"經濟奇蹟體制",另一邊是未竟的社會革命與無法癒合的戰爭記憶.左翼的政治力量雖遭摧毀,但文化上的反叛與批判卻無法完全根除,反而在經濟高度發展的陰影下,成為不斷蠢動的潛流.這種體制內壓制,體制外迴響的狀態,使日本在表面繁榮穩定之下,始終懷抱一個未曾處理完的幽靈:階級不平等,歷史責任,政治虛無與國族自戀的深層矛盾,無論如何都未曾真正結束.
雖然政治上的日本看似在戰後走向穩定,傳統權力架構也未被撼動,但在社會底層與文化領域.卻悄悄孕育著一場從個體出發,以文化為形式的顛覆性轉化.這正是Dower所特別關注的一環.戰後的文化革命,並不發生在國會或憲法文本中,而是在黑市,漫畫,電影,風俗街與小劇場裡進行的.戰敗並未只意味著軍國主義的瓦解.更是一場對集體價值的崩潰.長期以來日本人民被教育為"臣民",他們的生存價值根植於國體,社會與天皇的命運中.然而戰後的現實卻打破了這種集體神話.曾經信仰的帝國一夕崩毀,曾經參戰的士兵淪為乞丐或走私販,曾經遵守道德與秩序的家庭陷入飢餓與貧病.與此同時,在極度匱乏與失序中誕生的是底層的生存智慧與個體的掙脫.許多人轉向賣淫,黑市交易,非法賭場,走私買賣等這些在戰前會被視為不名譽的行業,如今反而成為率先擺脫貧窮的出口,這些人也開始成為新的"成功者",而這種社會逆位階的現象,開始動搖傳統倫理秩序的正當性.
更重要的是這些底層生存文化與美軍帶來的美式流行文化,包括爵士樂,好萊塢電影,脫口秀,印花裙與自由戀愛交織融合,成為戰後次文化的溫床.Dower在書中特別描繪了這些文化如何在表面上荒唐無稽,實際上卻蘊藏對戰敗,社會虛偽與階級壓迫的諷刺與抵抗.小劇場,漫畫,小說,歌舞伎町,裸體畫報與搞笑藝人,逐漸形成一股無政府,反秩序,異形化的庶民文化政治.這些文化現象不僅只是表層娛樂,更在長期運作中,解構了戰前那種以"家","群體","忠誠"為核心的價值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雜揉混搭,非正統,偶爾無恥但自由的個人主義,雖然這樣的變化在當時不易被體制察覺,但到了1970年代,1980年代,這種文化中的個體意識逐漸內化為整個日本都市年輕世代的價值核心.進入21世紀後,我們看到的"冷默","疏離","社會性自閉","不婚","不投票","無關政治"等現象,其實正是這場文化轉變的延續性結果.日本人從戰敗的焦土中學會了如何"只顧自己活下來",而這種個體式生存美學,逐漸從街頭巷尾滲透到整個社會的行為邏輯.
政治上日本依舊由保守派世襲家族控制,國會與媒體仍講求集體和諧,表面一致,但文化層面卻早已失控地走向個體化,去連結化的方向.這構成了Dower筆下那種極具諷刺的對比.一個從未真正實現政治民主的國家,卻在文化與底層心理中實現了最激烈的個人解放,只是這種解放並不英雄化,而是一種孤立化的自由,一種被戰敗與美式商品文化推動的非革命的個體化.在多數國家,文化政策往往被視為一種軟性治理的手段.相較於經濟政策或政治壓制的直接性,文化領域的治理看似鬆動,包容.甚至表面上展現出多元與自由的氣息.然而,這種鬆動往往不是權力機器的失控,而是精心設計的一種引導策略.透過在特定領域中放鬆管控或默許異議的表達,來疏導潛在的社會不滿,避免直接對抗,甚至巧妙地將反叛導向對體制無害的形式.換言之,文化的鬆動不必然意味著政權的寬容.而可能是一種政治計算,在掌控大局的前提下,允許局部的騷動,甚至鼓勵某些象徵性的批判.以轉移真正可能挑戰體制根基的能量.這樣的操作邏輯,在威權體制與表面自由並存的政權中尤為明顯.當社會矛盾日益加劇.民眾對現狀的不滿無法完全壓抑時,政府會選擇在文化領域放任某些相對安全的批判言論,或是扶持能夠反映社會焦慮但不觸及體制本身的藝術與文學作品,甚至主動利用文化象徵來重構認同與忠誠.這種策略,既是風險管理,也是一種對"不滿"的馴化與引導.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所見的文化鬆動,其實往往是一場經過計算的權力表演.但是,在日本這種文化鬆動,更多的是基於放棄那種集體思維價值傳統的個人選擇,經常長期的發展而成,也許更重要的運作因素是經濟渴求開始大於政治,因為訴求政治便能來改善個體經濟的狀態的窘困,或不平等的期望與已經被傳統的日本政客搞臭了,人們失望於集體,失望於政治,而次文化娛樂蘊藏的經濟改善力量替代了集體渴求,成了個體出路的最佳選擇.
Dower並未將日本經濟奇蹟全然歌頌,反而強調其是在一場帝國崩潰.政治被美軍託管,文化自我解離的斷層中,被迫推動的結構重組,而這樣的重組並未真正突破舊體制,反而讓許多戰前勢力在經濟復興中死灰復燃,成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根源.戰後初期,日本經濟一度處於極端的破敗與混亂中,都市焦土化,產業中斷,物資匱乏,貨幣通膨.黑市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最可靠的經濟活動形式.Dower指出這個時期的日本不是從零開始重建,而是在殘骸與瓦礫上,依靠一套被美軍管控的制度邏輯與自身對生存的強烈渴望,展開了一場急速的經濟重建工程.最初GHQ並不希望讓舊有的財閥體系繼續主導經濟發展,戰前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巨型企業被視為軍國主義與資本壟斷的幫兇,因此在"去軍國化"與"去壟斷"的政策導向下,GHQ開始推動解體財閥,促進中小企業與地方工業的興起.許多新興企業,創業個人,小工廠主因而在混亂中開拓空間,建立了一種表面分散,實際靈活的民間經濟新興階層.
但這樣的開放局面很快就被外部地緣政治形勢打斷.韓戰爆發成為日本經濟的真正轉折點,美軍將日本視為遠東軍事後勤基地,大量的戰爭物資訂單湧入日本,使得原本被凍結的軍工產業與重工業體系迅速復甦,而這背後,正是那些原先被清算的財閥勢力重新進入市場的契機.他們熟悉政府,擁有技術與資本,很快再度掌控了政策方向與產業資源,從而使戰後經濟的"民主化"轉向重新集團化的"官僚資本體制".韓戰帶來了經濟奇蹟的序幕.但真正為日本確立宏觀經濟走向的主角是1950年GHQ所任命的經濟顧問道奇(Joseph Dodge),他提出的經濟政策被稱為"道奇路"(Dodge Line).這是一套以財政緊縮,平衡預算,停止通貨膨脹,固定匯率(360日圓兌1美元)為核心的經濟穩定方案.雖然這些政策在初期帶來短暫痛苦比如物價暴跌與企業倒閉,但它確立的財政紀律與出口導向策略,為日本後來高速成長奠定基礎.然而道奇路線也埋下了兩個長期結構性問題,首先是它讓日本高度依賴出口與美元體系,日本經濟高度綁定於美國市場.導致國內產業與貨幣政策極度外向,缺乏自我調整空間.其次,它讓日本經濟與官僚,金融機構的共生腐化,戰後金融體系在成長壓力下,不斷進行過度融資與資本堆積,與大型企業形成"政,財,銀"的利益鏈結.缺乏對中小企業與勞動階級的實質回饋.到了1960年代後期,這樣的體制進入繁榮期,表面是"全國總中產階級化"(俗稱為 一億總中流),但底層的不平等與階層固化逐漸浮現.由於經濟成長帶來就業機會與消費膨脹,多數人轉而寄望個體經濟改善.而不再訴諸政治改革,政治逐漸成為不可信,遠離民眾的領域,而文化與娛樂則成為一種"替代性出路",從漫畫,綜藝.風俗.偶像,甚至地下文化,構成一種逃逸現實,滿足慾望,回避政治責任的日常生存邏輯.到了網路時代,這種個體化的出路尤其顯得特別的突出.
這條從經濟奇蹟到個體逃逸的文化經濟路徑,最終在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時完全崩塌.過度融資的金融體系,失控的資產投機,與政府勾結的財團壟斷終於引爆危機,長期被壓抑的社會問題如就業不穩,非正規勞動,青年貧困,階級斷裂全面浮現.但此時的日本.早已失去了改革的想像力與政治熱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文化上的冷感,一種看透體制,懷疑集體,只想自保的"後戰敗個體主義",在社會中逐漸定型.而這種底層個體至上的型態社會文化與至今仍浮於表面的集體意識古老傳統文化同時並存,相互連結,卻又明顯斷裂的狀態就是當今我們所見的日本社會樣貌,它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由美國刻意選擇,主帥任性糾纏,遠方意外戰爭,政壇舊勢力暗流等等因素力量組合下的一種結果.
當我們重新檢視戰後日本的文化政策,不難發現,在民主外衣包裹下的文化鬆動,其實是某種程度上的治理技術.它讓社會內部的批判與創作能夠適度釋放.卻又不至於演變為全面性的政治挑戰.政府體制或許不曾明說,但它實際上默許,甚至引導了這樣的文化氣候,使得不滿得以其他形式化為文學.影像,漫畫.電玩,亞文化等形式的情緒出口,在碎裂多元中維持整體秩序.而這種鬆動式治理的文化彈性,也間接成為日本軟實力的一部分,被世界誤解為自由成熟的現代性,卻常忽略其背後的結構設計與歷史脈絡.
然而若我們將視角拉遠,轉向那些同樣在二戰期間受日本侵略與殖民的國家.它們多數戰後情況卻遠不如日本那般順利的走向繁榮與文化輸出,許多曾為受害者的地區,在戰後反而陷入更深的分裂,獨裁,內戰與經濟困頓.直到21世紀,部分國家才逐步地在經濟與科技上追趕甚至超越,才讓過去那種"為何加害者能走得那麼好,而我們卻步履艱辛"的感慨稍微得到一點安慰.這種錯置的歷史軌跡提醒我們在戰後全球秩序的重組裡,文化的開放,記憶的選擇,體制的安排,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結果,而是權力運作的延續.而對於曾在戰爭中受傷的社會而言,真正的重建.也許從來就不只是經濟的追趕,更是對歷史書寫權的重新奪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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