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
翻開本書第一頁,是莫言文集的序,不是蛙這本書的序,回頭查了一下,買的這一本是莫言得獎後出版社集結20本莫言作品構成選集中的一本,出版社與原來單行本的出版社不同,而這一篇序引起我關注,是這序是以莫言手稿的2頁稿紙表現,作家字跡未必奇特,但序文讓我推想難道莫言寫作用的是繁體字?頗令人意外!買的這是一本手寫繁體字序文的簡體書,挺衝突有趣的.這篇小說是以四封信與一部劇本構成,組合看來頗特別,不過骨子裡終究是本小說,蛙這個故事初看很明確,以計畫生育為題演繹而成,卻也沒這麼簡單狹窄,時間跨度從1960年代一路到今,計劃生育引發的問題仍然在困擾人們,張藝謀才剛因超生被罰款,二胎卻也在放寬,標準變形起伏不一,但不論它如何變化,這種計劃就是荒謬,就是創造悲劇的源頭.然而特別顯得諷刺的是似乎只有這種荒謬的悲慘才能提供好作品的背景,才能讓人有更大的思考空間,才能讓人來正視自己的殘酷,才能讓作家借題發揮創造佳作,當然這未必全然是事實,否則新生代作家豈不沒有出頭的日子,畢竟相對於過去,政治,經濟,還是生活上的壓迫都少多了,不能因為舒適而否定新人創造的可能,但也因為時代有異,經歷不同,小說創作走偏鋒荒誕的越來越多,有時候自己的心態趕不上還真讀不下去,沒有經歷只好玩腦內遊戲,比較起來還是喜歡近乎真實的故事.
說這故事不只計畫生育這麼狹窄,在於期間不斷的政治運動連帶著政治觀點的變化,反右,大躍進,文革,開放,人們很難完全避免無事或不受干擾,自然也難針對一個主題做單純探索,何況一旦牽涉政治,就有太多說不清道不明的禁忌,不論是否會遭受政治阻擋,創作者本身在心理預設界線下反易自縛手腳. 基於好奇,前段期間看了部號稱被禁播5年的電視劇,這是一部頌揚改革開放30年的戲,主題如此政治正確何以會被禁?說改革當然要先說舊體制,說開放自然逃不掉寫封閉,所以文革冤案,逃港潮,非法限制居住,四五事件等敏感議題雖說被美化處理,依然是相對禁忌,儘管我看來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同樣的,這本蛙處理的議題也經過這些洗禮,自然就不說它是簡單的,基於人口控制而來的計畫生育,在我看來意味著將生命納入到國家,政府的掌控範圍內,讓人類生命服務於現代國家政治需求,它是社會工程學的衍生物,是某些智力聰穎統治者的聖化構想,想憑人力控制人口數以創造所謂的群體生存幸福,不論這種主張是否真有其可行性與必然性,人們質疑的是憑什麼單一個體要為人口過剩負責?且要以自己的生育數做為犧牲,而這種負責卻要透過國家威權力量予以強制授予,使得不願或不能接受者遭到國家迫害.
而這還不包括國家主義對於人性與人權的迫害,雖然這是常見對蛙這故事的感想,但我把它放較後面,畢竟政治已經是這段期間的主流產物了,所以寧可先相信那些聰明的傢伙沒有惡意,純粹只是為了達到控制人口這個遠大的目標,也或者這是另一種自縛手腳,莫言也有他的自制,起碼使用劇本的作法,避免對於"法"這個角色的批判,寧可戲謔的以高大人荒謬審判來做個結尾,反正從第四部起,已經開始陷入魔幻,或全部的人都精神失常,姑姑,萬小跑,小獅子,袁腮,李手都是心裡明鏡,故意裝瘋賣傻如同說好了一般將謊言當成真話,明知小獅子無孕,卻要演成真有其事,顯然是作者對集體罪犯結構的一種隱喻.
當然一本小說什麼都寫了,雖然是時間上必須的,難免就有虛應故事的嫌疑,20多萬字分載這許多,每一點都少了,不夠鄉土,不夠魔幻,也不夠辛辣,雖然有幾個攸關生死的場景,好像理所當然似的結果,感覺有點拖沓平淡,寫到當下的社會略嫌乏力,一如年輕作家寫文革也是不在狀況,靠著主題支撐,也許翻成外文會受歡迎,而這也是我看哈金小說的反思,如果哈金用他的母語中文寫作翻譯成英文,能夠有同樣的評價嗎?如果只是基於對中國議題的好奇,這種面向也該停止了.計劃生育滲透入個人,每個家庭到整個國家,帶來的民族性顛覆.農民的根是土地,地力的生產要壯勞力,壯勞力就是男娃,地力和承繼,斷了這兩個就是斷了農民生計.農民這個群體心思內有著流傳千年的計較,是一種現實的考慮,切實的壓力,切實的負擔,顯然蛙在個議題上是太過簡化的.畢竟如果沒有之前大躍進帶來的饑荒,怎麼會有人去想到去控制人口的問題?可惜,蛙被做了一個簡單制約,追根溯源已經無效,剩下的就是要用多少的時間能夠讓這場悲劇下臺?於是政策執行者在背政策制定者的黑鍋,政策制定者在背傳統觀念的黑鍋,於是就有了在這故事中姑姑,小獅子,秦河他們這些一線的執行者一再創造悲劇,但其實他們自己也是悲劇,除了那些限制性強迫手段,這些執行者創造了是另種新世界,獨生子女逐漸成了中國社會主流,這是另一種景象,也是計畫生育的另一種果,只是在這故事中顯然不見了.
有一種對將人當作物,對唯物觀點姿態的批評,小說裡數次出現說那塊肉沒過鍋門就是生紀委的事,但是若讓他過了鍋門,那就是一條生命,不管它是不是黑戶能否報戶口,它已經是國家必須保障的一個人,於是多次出現為了那塊肉出鍋門的驚險場景,到後段的代孕議題,那更是直接人民幣2萬,4萬買一個代孕嬰兒,於是現實世界中有了張藝謀超生的748萬罰款,當然,對比傳統將男娃事做生產力,無形中也是另一種唯物觀,結合了前面的一胎政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不單是想要個孩子這麼單一的事,它其實徹底從根本改變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與面貌,顯性的張揚,不耐,自我,粗鄙替代了猥瑣自持,那非全然的自信,而更多的是自以為的傲慢,.蛙一方面結合了生命與政治的議題,在多種不同政治形態下對生命壓迫的問題,另一面也表示了用文學表述這一命題的問題,對於劇作家蝌蚪來說,顯然他不能認識當代社會中生命與政治的相關性,雖然他在給杉谷義人的信中贊揚歷史反思精神,但諷刺的是他本人恰不具備這一品質,從蝌蚪最終完成的作品也可以看出,雖然他試圖書寫姑姑的一生,對六十年的歷史進行清理,但他最終只完成了一段沒有時間,沒有歷史的劇本,當蝌蚪為自己曾當過計劃生育政策的幫兇而懺悔的時候,顯然忽略了對身邊一種新的政治型態對生命的戕害荼毒.因此我才說像蛙的問題正好反應的是那一代人的問題,對於過往政治的硬傷,他們能理解卻受制於外在因素而不能明寫,他們對於舊時代老問題基本都能掌握的不錯,即使是一種較古老的結構與語彙.他們真正的問題是追不上新的時代,1980年以後變化太快了,看得不是很明確,追不上了,筆下就虛了,他們以為現在富裕了,生活的尊嚴怎麼也該抬高了,其實生活的壓力並沒有減少,整個社會被各種既得利益所分割而開放度越來越小,更加物化了人命的價值,以致於有錢不怕超生,沒錢卻不敢生,這還停留在老問題上,一般人遠比文藝創作者現實多了,調整的更快,所以才說老的人已經追不上了,蛙的悲劇轉以另一種型態出現,高房價,低工資,高稅收的壓力,城鄉差距就學就業的壓力,醫療資源貧乏造成就醫的壓力,種種壓力上身,大概年輕人也無心多造幾個娃.
雖然在蛙中,作者並沒有明確的對計畫生育表示反對,並在文中借姑姑的角色將這一政策反複強調並執行,而萬小跑幾乎都是站在雖不同意但都願意接受的態度上反映的是對國家力的順從,然而在姑姑年老時,她反複捏著泥人,在她的殘念里,每個泥人似乎都是曾經被她終止的生命,有形有體個個不同,而作家對計畫生育的取向也在此流露出了些許痕跡,雖然很隱忍,但相對於整個國家話語對此常年的沉默而言,已經是一種態度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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