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醬油的汗牛馬

 
只有一些閱讀後的想法,.

蘋果在中國：美國科技巨頭如何造就中國製造霸權(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Patrick McGee)                          有一次在墨西哥的LG工廠裡,韓國管理人開玩笑的問Apple專案經理: 你知道會兩種語言的人叫什麼? 對方回答:"雙語者(bilingual)",他接著問:那只懂一種語言的人叫什麼?然後頗有意味的自顧回答是："美國人". 這原是"蘋果在中國"為了描述早期Apple與韓國企業合作時的文化衝突事件,但我深究其意,卻覺得它可用以形容美國今日的自視危機.我以為這裡的"單語"可有另一面,不僅是指語言,更是指一種"思維模式",一種單向價值觀的意思,就是美國人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來決定與定義世間事物的對錯,簡單說就是: 霸道. 這本"蘋果在中國"的作者就為我們很清楚的展示了什麼叫'"單語者".道理真的都讓他說完了,但或許就是這種思維導致"美國人"總是自以為掌控全局,卻在不知不覺中將命脈移交給了他們口中所謂的"外包商",這便是"蘋果在中國"的故事.                          McGee試圖解構一個商業史上最成功的神話.這本書的核心論述在於Apple這家被視為美國創新精神指標的公司,如何在追求資本效率的極致過程中,逐步被中國製造體系"俘虜".作者詳盡訪談了超過百位的Apple現任與前任員工,供應鏈夥伴,梳理出Apple如何從一家純粹的加州公司,演變成依賴中國供應鏈的跨國政經實體.本書最引人入勝但也最令人深思的點,在於揭露了Apple與中國之間那種"師徒式"的技術移轉.這並非一般的貿易往來,而是一種深度的,長期的,由Apple工程師親手指導的製程革命.書中描述,Apple每年派出數千名工程師駐紮在中國工廠,從機殼的 CNC 切割精準度到組裝線的自動化,無一不逐步指導,按照Apple訂出的極端高標準.這在表面上是為了確保產品品質,但其實隱藏了本書想表達的潛台詞：Apple為了眼前的暴利,正在進行一場歷史性的技術大拍賣.                           書中運用了大量的實地觀察,將讀者帶入那些戒備森嚴的代工廠區,作者指出的"俘虜"概念包含了兩層意涵,第一層是Apple的營運利潤已徹底被中國的低成本與高效率綁架.第二層則是Apple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自主權,也因為必須迎合中國政府的要求而受到剝蝕.這種"獲利與主權的交換"正是本書想要傳遞的警訊,當然這是指對美國的警訊,雖然McGee對Apple的批評帶有濃厚的西方地緣政治視角,但他確實精準捕捉到了美國企業在面對"國家資本主義"時,那種資本逐利天性與國家戰略利益之間的衝突.                          Apple的製造史實際上是一部美國製造業衰落與東方製造業崛起的編年史.在賈伯斯早期的夢想中Apple是一家像Sony那樣,能在美國本土完成所有製造流程的公司.但McGee在書中詳盡敘述了Apple如何從 1980 年代在加州Fremont高度自動化工廠的挫敗,轉向了尋求東方製造力量的支援過程.這條路徑起點在日本,當時日本的高精密零組件是高品質的代稱,但隨著日本成本攀升與僵化的企業文化,Apple開始轉向台灣企業.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台灣企業如廣達,英業達,和碩,尤其是鴻海(富士康)展現了美國人完全無法想像的"彈性與速度".Apple的工程師發現台灣代工者不只是執行指令,他們更具備一種為了獲取訂單不惜一切代價的拚勁.                          隨著 iPhone時代的到來,生產規模呈指數級成長,台灣的勞動力已無法支撐,於是供應鏈進一步大規模移入中國大陸.這是一次系統性的"集群效應"建構.Apple並非只是找一家工廠,而是將整條產業鏈,從最簡單的機殼,連接器,到精密的光學鏡頭與顯示面板,逐步扶持中國本土企業承接.McGee指出Apple的工程師就像是"產業導師",他們帶去了最先進的技術規格與管理體系.這種執行方式最初的目的不過是在不直接設廠的情況下掌控品質的一種最優手段,但這種過程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 製造技術的"隱形轉移".當Apple為了極致的工業設計要求代工廠突破製程限制時,代工廠在失敗與成功的循環中,累積了世界頂級的製造know-how.而這正是作者所述美國被"俘虜"的核心,美國今日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製造空洞化,因為最前線的創新不再發生在加州的實驗室,而是發生在深圳與鄭州的組裝線上或者代工企業的研發生產程序中.這種"空洞化"不僅是美國工人失去工作機會,更嚴重的是美國失去了對製造製程的定義權與改進能力.當美國工程師只能畫出設計圖,卻不知道如何精密又快速的執行開模,如何優化產線時,創新的主動權已經易手.Apple 的工程師像是現代的普羅米修斯,將矽谷的技術之火帶到了中國.但不同於神話中的捨身救人,Apple 是為了換取短期的利潤火光,卻沒想到這團火最終在中國政府與紅色供應鏈的煽動下,反過來燒掉了美國製造業的堡壘.                         在"蘋果在中國"一書中,郭台銘與富士康被描繪成這場全球產業大遷徙中最重要的"執劍人".富士康的角色從最初的零部件供應商,演化成能夠吞吐數十萬勞動力,精確執行Apple每一道嚴苛指令的"超級怪獸".在McGee的刻畫描述裡郭董成了一名深諳美國人對效率的渴望,同時具備中國式家長威權管理手段的企業領袖,而富士康的核心競爭力在於'軍事化"的執行力.當Apple高層在庫克的領導下,追求庫存周轉率趨近於零,產能利用率趨近於百之百的極致管理時,富士康就是那個唯一的執行出口.McGee詳細描述了富士康如何在短短幾周內建立起容納數萬人的宿舍,招聘海量的勞工,並在Apple最後一刻修改設計時迅速調整產線,這種能力是美國工廠即便在全盛時期也未曾具備的.                        當然這種成功背後的真相是極致的對勞動力的壓榨,McGee雖然以西方視角談論"1984"的老大哥,但他也不能無視富士康廠區內那種近乎窒息的管理氛圍,有趣的是,富士康與Apple的關係更像是一種"合意交易"下的共生: Apple需要富士康來掩蓋其追求暴利所伴隨的血汗成本,而富士康則利用Apple的訂單從一個低毛利的代工者,進化為全球電子供應鏈的守門人.事實上,富士康才是Apple外包政策下,"技術外溢"的最大媒介,與受益人.富士康在為Apple生產的過程中培養了無數了解頂級工藝的技術管理人才,而這些人才隨後散落到中國其他本土企業,如立訊精密,歌爾,聞泰,最終形成了今日作者認為可能緊咬Apple反噬美國製造業的"紅色供應鏈".郭台銘在書中既是英雄也是爭議人物,他幫助Apple成就了帝國,但也為中國科技力量的崛起鋪設了最厚實的紅地毯.                         中國政府在本書中的角色演變,體現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高明與強勢.McGee指出早期中國政府將Apple視為引進技術與解決就業的寶貴窗口,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土地,稅收與基礎設施支持.但隨著中國GDP的增長與"中國製造 2025"戰略的提出,這種合作關係開始變質.中國政府不再滿足於只做"組裝廠",他們要求的更多.McGee描述了Apple如何在政策壓力下,逐步將訂單從台資企業轉向中國本土企業.他指出這種"政策導向的技術轉移"是有意識的國策,藉由Apple的認證與訂單,立訊精密,京東方等企業迅速壯大,它們不只是接手富士康,和碩產能,更是在Apple工程師的指導下,掌握了以往只有美,日,台商才擁有的核心工藝.

我是蔡孝乾(藍博洲) + 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of the Underground Party in Postwar Taiwan(1945-1955), 林傳凱)                       說到幽魂,除了廖文毅,蔡孝乾也能入列,他是前中共台灣工委會書記,也就是潛伏在台灣地下黨所有匪諜的最高領導者,於1950年被抓獲.但他並沒有坐監太久,因為頗具政治價值,被政府當局宣告反正,出任調查局匪情研究室主任,後還官升至副局長,歿於1982年.他是台共最早的五位中常委之一,在此之前又早加入中共共青團,參加過長征,與中共早期的許多領導人物有接觸並交好,可以說是台籍人士在中國共產黨蘇區內真正任職過高幹的人,戰後因應國共對抗的需要,於1946年被派返台灣,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展開秘密地下作戰,後失敗被捕.然後他被招爲保密局的匪情研究主任,因此被認為是從共黨的英雄轉為叛徒."我是蔡孝乾"就是一本關於他生平的紀錄敘事,且有翻案為他正名洗刷共黨叛徒的意思.                         爲何會說他倆為幽魂?主要還是個人歷史敘事的斷裂,某一部分時間生涯無法為大多數外人所知,且亦無法有效考證.接受招安的廖文毅,與"被宣告"投降反正的蔡孝乾,他們的後半生都是未解之謎,也因此讓他們的前半生更撲朔迷離,人言人殊."我是蔡孝乾",從書名的第一人稱可以大約猜測這樣的企圖,當作者藍博洲有智識能力書寫此人的故事時,傳主早已謝世多年.客觀上不可能採訪傳主,只能以側寫形式表達,但不知基於何種理由讓作者試圖要抽離敘事角色,於是定下了"我是蔡孝乾"這樣的第一人稱,讓蔡孝乾自己表現自己.結構上,這本書採用了大量的蔡孝乾生前公開發表的報刊文章,書籍,演講,會議發言紀錄,包括發表於日殖,上海,延安三時期的作品,與被捕後的刑訊口供,後續關於匪情研究著作摘錄,可以說藍博洲試圖以諸多文本拼貼的方式創造一個"蔡孝乾的我",這是讓我從結構上猜想為"我是蔡孝乾"的目的是這麼來的.而這本書中出現的其他人物角色絕大多數也都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現身,這些文字同樣摘錄自他們個別的刑訊口供,書信,會議,演講發言記錄.從這種構成方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試圖消除他個人對傳主的定見與成見帶來的影響.                          但即使如此,行文敘事的過程中難免藍博洲這個"我"偶爾仍會不經意地突然出現,讓人必須稍微想一下,再對照前後文,才能發現這些小小的插入.我個人對於傳主生平的興趣可能沒作者高,我讀這本書是從另一個目標來看的:就是想看"行動者的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的斷裂落差.在此用一個簡單的自問例子比喻來說明這種斷裂,這本書中出現的由蔡孝乾率領的一干地下黨人們,他們究竟應該算是匪諜,武力叛亂犯?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比如書中出現的郭琇琮,呂赫若等人,如果是在90年代,後解嚴初期大量出現的白色恐怖故事翻案文章與書籍中,他們都是以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身份,被描述為存有當時在野黨主張台灣主體意識的民族主張,以追求民主人權為綱要的特性並藉此去挑戰戒嚴時期貪腐國民黨主流敘事與執政.但是實際上,這些台工委座下的地下黨員們,除了普遍是標準左翼主張的共產黨員,喜歡強調進行對階級意識不公差異的鬥爭,與革命外,他們心中所謂的民族自決往往是根據二戰後流行的國際去殖民化下民族自決的中國主體意識,但這顯然與前面所說他們在白色恐怖事件書籍文本中被敘述創造的形象完全不同,於是變形了"行動者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的落差.時至今日2025年,原先在1995年出現的斷裂落差就變得尷尬了,原因是95年當時的在野黨如今成了執政黨,原先需要利用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特務"迫害"的事實來進行反對運動與宣傳敘事書寫,現在現實面卻需要更換為主張與共黨份子完全隔離,於是原先被描述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前地下黨員定位自然不再適當,如今難道不該應該把他們定義為''匪諜"來視之?難道鹿窟事件不就正是軍事叛亂?於是當近日關於吳石生平的戲劇上演後,這種荒唐的'行動者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斷裂的現象只好被人拿出來揶揄一番,共黨潛伏份子居然成了紀念白色恐怖的受害對象.這就顯出一種嚴重的事實: 歷史書寫的工具化.這不僅是政治工具化,更是一種歷史的選擇性遺忘.我們選擇記住他們的"受難",是為了建構"國民黨殘暴"的集體記憶.我們選擇遺忘他們的"紅色革命",是為了維持"當前兩岸對抗"集體記憶的道德高度.                            於是我們再回到作者身上,前面說到"我是蔡孝乾"是作者試圖擺脫主觀的一種方式,但實際上,擺脫是不能的.這觸及了報告文學與史料編纂中一個非常核心的"主體性"問題.首先,藍博洲採用的這種"偽第一人稱"或"拼貼式自白"的寫法,固然讓讀者有種與歷史人物直接對話的錯覺,但也同時隱藏了多重權力的過濾與作者的剪裁.當藍博洲使用"蔡孝乾：……"作為著要敘事結構時,他所引用的文字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訊問筆錄"與"自白書",這種"檔案文字"的性質是透過審訊室這種極端的權力不對等空間所創造的,在那裡的"自白",往往是被捕者與審訊者共同"共謀"出來的產物,被捕者為了活命,為了保護同志或為了換取減刑,必須寫出"特務想聽到的敘事". 因此當書名叫做"我是蔡孝乾"時,這裡的"我"其實處於一種極其矛盾的狀態.其次,它是蔡孝乾的口述沒錯,但它是"在槍口下的口述".這個"我"可能包含了為了求生而進行的虛偽陳述,為了交代任務而交出的名單,甚至是為了符合國民黨"反共樣板"需求而寫下的悔過辭,藍博洲試圖透過這些文字還原蔡孝乾,但這些文字本身可能就是蔡孝乾為了掩蓋真實自我而築起的偽裝,因此雖然每段開頭掛著"蔡孝乾"或"某某某"的名字,但實際上"關於哪一段文字被選入","段落與段落之間如何拼接"完全取決於作者的意識形態與敘事目的.藍博洲是一個左翼思想者,他可能無意間具有意識的挑選那些能展現蔡孝乾"理想主義,受壓迫,被誤解"的一面,這種做法雖然給予蔡孝乾'聲音",但其實是將蔡孝乾的聲音放進了預設好的"還原左翼光榮"的框架裡,這就產生了那個悖論:這本書想去臉譜化,但它實際上是用蔡孝乾自己的零件,重新組裝了另一個藍博洲版本的蔡孝乾. 這種敘事方式無意間繼承了當年偵防機關對主體性的剪裁,亦即藍博洲雖然想幫蔡平反,但他使用的工具(筆錄)本身就是當年用來消滅蔡的主體性的. 

成為幽魂的總統：一段跨越三代的家族記憶與臺灣獨立運動往事( Where Every Ghost Has a Name: A Memoir of TaiwaneseIndependence, 廖美文 Kim Liao) + 調查局研究(李世傑)                          剛讀完"成為幽魂的總統"時有點失望,似乎沒寫什麼,文本中對於廖文毅個人的政治運動過程敘事內容比重不高,多數是以小說形式虛構化處置,再不就是受制於國內有限的出版,與台獨人士的轉述.但後來又讀書中介紹的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的"調查局研究",再回頭看,忽然發現自己錯了,被中文書名誤導.這豈止"成為幽魂的總統",其實也是"成為幽魂的祖父","成為幽魂的水庫副主委" ,他的面貌模糊,甚至我以為不太算是這本書的主角,1947年之前,1965年之後,他像是消失於文本世界,不過這在此是合理的,畢竟這是孫女在追尋祖父的足跡,一個消失於家族三代生活記憶中的人物,一個她從未見過的人.                          在台灣近現代史的幽暗長廊中,廖文毅算是一個帶著多重面具的符號,他被認為是屬於哪種符號,端看敘事者的需要.他曾是"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大統領,是第一個試圖在冷戰地緣政治中為台灣尋求主權定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同時也是一個在1965年選擇放棄主張,接受國民黨招安回台,隨後在黨國威權體制下"安靜"度過餘生的人物,他是被迫回台,還是主動投降,我們並不知道真相,他沒留下隻言片語,有的只是旁人基於自身的意圖,想像,想當然爾的定義演繹.但上述那些不管真假都屬於公眾形象,那裡的面貌基於他是政治人物,往往是被其他政治人物,與權力統御下的諸多媒體,出版社,作家去定義的.而"成為幽魂的總統"裡的廖文毅是由未曾與他謀面的孫女廖美文來定義,基於廖文毅妻子李惠容的不言,很明顯書中存在一種未曾形諸文字描述的一種怨懟,李惠容對於廖文毅拋妻棄子顯然是有看法的,然後從此不再談論此人,於是他在子女,孫子女中成為是一個真正的幽魂,根本不曾出現他們在紐約的家庭裡,連談資話題裡都沒有他.這才是"成為幽魂的總統"裡實際的廖文毅形象.                          因此對於本書我的看法是當廖文毅的孫女廖美文興起尋根之念,寫下"成為幽魂的總統"時,她不僅是在追尋一個消失的祖父,更是在無意間揭示了集體記憶如何透過"選擇性的遺忘"與"創造性的重構"來抹除一個人的主體性.我們將這本書與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的"論集體記憶",以及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的冷峻之作"調查局研究"對照閱讀時,我們會發現一個殘酷的真相:廖文毅不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幽魂總統",更是一個曾經在家庭親情中被徹底放逐,除名的"幽魂祖父". 而透過社會框架的制約,空間記憶的崩塌,情報技術的解構,以及家庭沈默的抗爭,深挖這兩本書背後的歷史敘事實相,我們可以探索當代政治如何"轉借"歷史符號,來服務於當下的合理性.                        Halbwachs理論的核心起點是"社會框架"(Social Frameworks).他認為人類的記憶並非對過去經驗的忠實回放.而是在當下的社會結構,語言與價值觀中"重構"出來的.在"成為幽魂的總統"中,這種框架的制約表現得極其鮮明.廖美文作為一個受美國教育成長,中文能力有限的第三代,她回台尋找祖父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場"受引導的記憶接收".首先如文中所述她學錯了中文,她無法直接閱讀那些可能與獨派敘事衝突的史料,如當時的報紙或國民黨側的紀錄.這種語言的隔閡,使得她必須依賴"翻譯者".而這些翻譯者,如陳婉真.謝聰敏及長老教會人士,在轉譯歷史的同時,也將廖文毅強行嵌入了絕對的"反抗威權,追求獨立"的英雄框架中. 這種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一種政治的篩選.當廖美文依賴謝聰敏等人作為導師時,她實際上是在接受一種再製後的真相.這些翻譯者本身就是歷史的當事人或受難者,他們的敘事帶著強烈的補償心理與政治使命感.因此廖文毅在書中表現出的軟弱被翻譯成了"無奈",他的投誠被翻譯成了犧牲.這讓我們思考當後代失去與先祖直接對話的語言能力時,歷史是否就成了一場任由中間人詮釋的皮影戲?.Halbwachs強調記憶必須"附著"於物質環境.廖文毅一生中兩個關鍵空間節點的消失,象徵了主體性的終結.首先是西螺的祖厝,這座象徵廖家大地主身分的豪宅最終被親戚變賣,象徵著廖家作為"地方豪紳"社會框架的瓦解.其次是他在日本的住處,連同他1965年前的日記皆毀於一場火災.這場火災不僅燒毀了紙張,更燒毀了廖文毅作為"人"的真實聲音.當物證消失,後人便可以隨意在廖文毅這張空白的畫布上填補符合當下政治需要的色彩.

政與傳記書寫 : 謝雪紅形象的變遷(Politics and Biography: Hsieh Hsueh-hong,許淑真)
                          這是一本碩士論文,不是書籍.選擇快速閱讀,做為後面兩本書閱讀的開端.”政治與傳記書寫”出版於2000年,是一篇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作者許淑真.我是因為要讀”成為幽魂的總統”與”我是蔡孝乾”這兩本新書,搜尋時發現這本題目有意思的論文,便找來看看做為閱讀開端,以它為開端是的理由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角,就是它指出傳記書寫未必是傳主真實生命的再現,更多是作者自身價值觀與生命經驗的投射.

五歲米拉德的末班車：一場耶路撒冷的悲劇(A Day In The Life Of Abed Salama—Anatomy of a Jerusalem Tragedy,Nathan Thrall)
                    2012年2月的一個陰雨清晨,在耶路撒冷近郊的賈巴(Jaba)檢查哨附近,一輛載著巴勒斯坦幼兒園學童的校車與一輛重型卡車相撞並起火燃燒.這場造成多名幼童喪生的悲劇,在新聞報導中或許只是一個稍縱即逝的數字,但在Thrall的筆下卻成了一把手術刀,精準切開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那層層堆疊由圍牆,身分證顏色,官僚體制與歷史仇恨所構成的臃腫身軀.這本書的重心不在於宏大的說理,而在於對事實的呈現.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令人不安卻是以巴人民之間的真相,種族滅絕的悲劇並非偶然,而是由一種追求硬式割裂的政治體制所精心鋪設而成的必然.

There Is No Place for Us: Working and Homeless in America(Brian Goldstone)年終將近,會出現所謂的媒體年度書籍書單,這一本”There is No Place for Us”是列在2025年紐約時報的名單上.書名直翻是”無家可歸”,或者”無處容身”,目前尚沒有中譯本.內容以五個美國黑人家庭為案例來呈現日漸嚴重的關於低收入者公共住房租房的缺乏問題,而更核心的問題是美國城市社區仕紳化(gentrification)樣貌的呈現.                      作者選擇了傳統上被認為黑人佔比高的亞特蘭大地區為調研地點,書中的五個案例與敘事時所涉及的諸多缺乏住房的家庭基本全部是黑人,所以我以為從隱藏的角度看,它是變相的在探討黑人的住房租房問題,也就是黑人低收入者的困境,只是作者在此沒有赤裸裸的把低收入者住房問題單純歸納為種族問題,而是普遍社會問題的呈現.然而當案例幾乎清一色為非裔家庭時,作者雖然沒有將其單純歸因於種族歧視,但實際上已深刻揭示了居住不正義在美國具有高度的種族化特徵.                       首先,這本書中的”無家可歸”者並非大多數人所想的那種狀態,以為他們是住在政府設立的收容所,或者毫無畏懼的霸居在橋洞下,公園坐椅,陰暗的地下停車場,雜亂的民居暗巷邊,然後是因為陷入失業,嗑藥,酗酒種種不佳的人身狀態裡.這書裡的”無家可歸”者不但都有正常工作,而且經常在正職外兼差,他們也不是日曬雨淋的睡在室外,而是居住在各種的日租套房,長租公寓,酒店中,作者固然以黑人為案例,但似乎他更想以這些案例表現出努力工作,樂觀積極向上追求幸福,滿足,符合常人生活價值觀的黑人.而不是因為他們是黑人,就讓人們直覺的想到一些彼此相連的負面標籤,比如黑幫,販毒,槍枝,懶惰.

私爽賺時代:私募股權的「2與20」獲利密碼(How the Masters of Private Equity Always Win,Sachin Khajuria)                  “私募爽賺時代”試圖向世界證明私募股權不僅是一種金融產品,更是推動現代經濟效率與企業變革的強大引擎.本書從標誌性的2% 管理費 + 20% 投資獲利分紅結構切入,全面展示了 私募股權如何透過深度重組,利用資訊霸權,以及強大的資本結構設計,來實現長期,高額的投資回報.作為一名常年在市場中以盈虧自負模式搏殺的交易者,我們的操作要件是殘酷的-1% 交易成本+ 100% 盈虧自負,迫使我們必須用最純粹的切膚之痛視角來審視私募股權的世界,所以我們關心的核心問題是私募股權這些掌握數兆美元的市場大師,他們的勝利究竟是源於對企業經營的卓越智慧(Alpha),還是源於對資本市場規則的精妙操控(Structure & Beta)?因此我們的心得將不會僅停留在對書中內容的剖析,還會與現實結合,看看後次貸危機時代的全球量化寬鬆(QE)現象,來揭示私募股權的成功是如何在一個被流動性泡沫所掩蓋的時代中被放大和美化的.                      在Khajuria的精心描繪下,私募股權界充滿了精明,高效,且具備高度專業倫理的精英.這讓書籍的意圖非常明確,這是一份私募行業對自身合法性,專業性及社會價值的辯護書與宣傳手冊.本書的核心論點在於強調私募股權是”積極管理”的信徒,不同於被動的公開市場股東.                       首先,本書強調私募的長期主義與重組性,私募股權利用 5 至 7 年的投資週期,擺脫了公開市場對季度財報的短期壓力,這使得他們能夠進行深層次的營運改造,削減冗餘,更換管理層,並投入大量資本進行結構性重組.書中將此描繪為透過解決混亂來創造別人無法看見的價值.其次它指出私募收益結構2+20是種合理有效的完美激勵制度,高昂的2%管理費被解釋為是維持這支精英團隊運作的必要成本,而 20% 的績效分紅則被視為確保基金管理人與投資人”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石,因為只有創造超額回報,私募才能獲得暴利.最後,書籍試圖指出巨頭私募股權通透過跨越信貸,地產,基礎設施等多元業務板塊的體系,建立了龐大的內部情報網”數據庫”.這種資訊優勢使得他們的投資決策具有上帝視角,能夠進行比競爭對手更精準的風險評估和價值判斷.                        我以為從上面的特點來看,這份敘事是成功的.它塑造了一群智慧,耐心,且恪守紀律的資本英雄形象.然而,這種全能與必勝的敘事邏輯中,卻隱藏著關鍵的缺漏.它極少談論風險的真正歸屬.當一個群體具備”鎖定基本收入”,”壟斷資訊”以及”操控結構”的能力時,他們的成功故事就必須被放入一個更大的,有時是充滿泡沫的宏觀背景中進行審視.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以美國聯準會為首的各國央行,透過持續的量化寬鬆(QE)和超低利率政策,向全球金融體系注入了史無前例的流動性.這個宏觀背景,正是我們理解私募成功的關鍵鏡子.長期的超低利率使得資金的機會成本接近於零,迫使過剩的貨幣必須逃離銀行,追逐任何有收益潛力的資產.這種現象創造了長期的資產通膨.在這場流動性的大潮中,無論是股票,債券,房地產,還是私募股權投資的非公開資產,幾乎都搭上了共同上漲的順風車.流動性為市場設置了一個強大的”價格地板”,有效的抑制了資產價格的長期大幅下跌.這場由央行資金推動的長期資本繁榮,在投機和投資市場中創造了巨大的集體錯覺.                         當市場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時,即使是那些缺乏紀律,選錯標的,或者只是隨機分散投資的人,帳面上也可能累積可觀的利潤.許多人將這種市場環境的恩賜(Beta),錯誤的歸因於自己的個人投資能力(Alpha).我觀察到在這種時代的假象中,催生了大量”過度自信的專家,大師”.他們的成功,可能主要來自於”持有”這一簡單的策略,而非複雜的”判斷”.然而,在這種氛圍下,他們被市場推上神壇,這進一步強化了”投資很簡單”的錯誤認知.對私募股權而言,流動性泡沫提供了完美的退出保障,原本需要卓越的企業改造才能實現的利潤,現在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市場估值的自然膨脹.私募股權的高額回報,很難被精確的拆解出有多少是來自真正的Alpha,有多少只是來自於這場史無前例的 Beta增長.這種被現實泡沫虛構的夢幻其實是有可能鈍化私募股權結構中的最大風險而沒有絲毫被察覺.首先,私募股權大量使用的槓桿收購原本是極高風險的操作方式,但在超低利率和易於再融資的環境下,高額債務的利息壓力被降到最低,延遲了潛在的債務危機.其次,在流動性創造的虛假繁榮下,投資人更容易接受2%的管理費,因為市場整體的豐厚回報讓這筆費用顯得微不足道.突破以上這個泡沫虛幻假象是我們理解私募如何能夠持續運作並自我宣傳的關鍵,也為我們轉向探討私募結構中的本質性矛盾提供了最犀利的視角.

度有涯日記:「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域外篇(王鼎鈞 )+ 712件可寫的事(舊金山寫作社)
                      最近痞客邦的部落格服務開始改版,系統有點不順,新的管理版面也沒舊的順手,暫時難在上面打太多文字.剛好看到有一本練習寫作的新書”712件可寫的事”可以替代.只是這書當然不能只寫讀書心得,它被設定要來實踐寫作各種預設主題,比較像是一本空白筆記本.而此時因前段時間讀太多說理的,想轉換口味,所以選讀了王鼎鈞回憶錄的域外篇”度有涯日記”,卻發現這兩本書看似無關,但似乎內在可以有某種有效聯繫.
                     依據資料,王鼎鈞今年剛好100歲,不知道還有沒有在寫,個人對他的”關山奪路”有比較高的的評價,覺得那可以是電影影視題材.按“度有涯日記”時間為1996,97年應該是他約70歲時的作品,雖然只是日記,但顯然作者有一定深度的駕馭功力,即使日記這種在我看來容易落入窠臼,流水帳的文本,經作者的手,居然成了另一種樣子.文本彷彿是在呈現作者設定題目能力無限,什麼都能寫,還能不經意的出現令人意表的轉換主題,可以說這本日記基本上打破日記書寫框架,說是作文教學展現也行.

論巴勒斯坦：薩依德闡述巴勒斯坦和以巴衝突的經典(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Edward W. S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