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醬油的汗牛馬

 
一些閱讀後的想法,.

The Nord Stream Conspiracy: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xplosions That Shook the World(Bojan Pancevski)                                                  這本"The Nord Stream Conspiracy"大約2星期前出版,算是新書,書名直譯就是"北溪陰謀". 說的是2022年9月26日凌晨發生在波羅的海海底的爆炸事件.爆炸炸斷由俄羅斯通往德國的天然氣運輸管線,隨後管線內的甲烷外洩,衍生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事件,管線代號分別是"北溪1號",與"北溪2號".由於當時正處於俄烏戰爭膠著時期,關於這場爆炸策劃執行者究竟是誰,始終眾說紛紜,我還記得當時流行的兩種主要敘事,一種是說美國人策劃,CIA透過False Flag的手段,雇用外國人執行.另一種則猜測則是雖然管線所有權屬於俄羅斯企業,爆炸卻是俄羅斯自導自演.後來,隨著戰事擴大,延宕,這事漸漸的似乎就不太有人再關注,至少在我國國內是如此.但德國人怎麼可能就此罷手,在沒能確認是國際政治意圖或是戰爭行為前,德國警方還是以刑案的角度,針對此案窮追不捨,終於經過嚴謹的路徑追索,與科學取證,在刑事層面釐清了事件本末,與相關作案人,這個案子是由"七位烏克蘭人"以及他們背後的集團集體犯下的.這本"The Nord Stream Conspiracy"寫的就是這爆炸事情的本末與德國警方的追查過程,為了保障當事人的安全,同時基於記者遵守德國政府的"Unter 3"規則,書中全以代號來稱呼參與爆炸行動的第一線參與者,並沒有任何第一線參與者的真實姓名被公開.(註: Unter 3 是德國政府與柏林記者圈之間長期存在的一種非正式但被嚴格遵守的法治化保密契約,主要用於在高度敏感的政治或刑事調查中保護資訊來源並管理媒體敘事, Unter 3代表"絕對不可引用"(Unquotable).這是最高保密級別.官方提供的簡報資訊僅供記者作為背景參考,協助理解案情之用,但絕不能將該項內容直接寫入報導中)                           北溪管線(Nord Stream 1 & 2)可以說同時具有經濟功能,與地緣武器的角色.計畫源於德國數十年的"以貿促變"(Ostpolitik)政策,目的在透過經貿關係的建立,避免與俄羅斯之間發生戰爭的危機.北溪1號由德國前總理施洛德啟動,梅克爾繼任後則全力支持並擴建北溪2號.北溪1號於2011年啟用,2021 年底完工的北溪2 號則因俄烏戰爭爆發而從未商轉.北溪是世界最長的離岸管線,約1220 公里,總造價約200億美元,被設計為每年能輸送1100億立方公尺天然氣,足以供應2600萬戶家庭,發電量超過70座核反應爐,是德國工業的心臟電力來源.而它的地緣戰略意義在於"繞過烏克蘭",讓俄羅斯能直接向德國供氣,使烏克蘭失去過境費收入,與對歐能源槓桿的角色,將它邊緣化,加上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梅克爾選擇放棄南溪管線的興建,以安撫歐盟,使得北溪管線對於德國經濟,與能源來源的功能越發重要.作者Pancevski形容北溪管線如同"巨大的觸手",將德國深深捲入普丁的懷抱中.                        從布希,歐巴馬到川普,歷任美國政府皆反對北溪.川普於2019 年對北溪2號實施強硬制裁.認為德國支付數十億美元給俄羅斯卻要求美國保護,極其荒謬.拜登雖一度因考慮德美關係而取消制裁以"安撫俄羅斯",但戰爭爆發後被迫重啟.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強烈反對北溪,將其比作現代版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但是德國政壇長期存在一種"創傷性愧疚",對於二戰的虧欠,因此傾向於透過能源貿易達成和解,所以即便在俄羅斯毒殺反對派領袖納瓦尼後,仍拒絕將管線利益與地緣政治掛鉤,加上德國領導層傳統上對烏克蘭持有反感,認為烏克蘭政府腐敗且不穩定,寧可直接與穩定的俄羅斯簽署長期廉價合約.這是在俄烏交戰之前的北溪存在的大致時空背景.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烏克蘭情報與軍事圈的幾位核心人物意識到,必須採取非常手段打擊俄羅斯的經濟支柱,經過商議之後,他們盯上了俄羅斯的天然氣管道,因為出售能源是俄羅斯主要的國家收入,這群人認爲若能阻斷俄羅斯能源出售,便能截斷它的財源,讓俄失去長期持久的軍事打擊力.但是考量到破壞原油管道形成的污染,他們單純的以爲破壞天然氣管道的傷害是較輕的.這群人被作者稱為"The Startup"(新創團隊),團隊由烏克蘭歷史上最年輕的四星將領帶頭,他的代號是"General" ,"The Startup"核心成員包括"General",除了是烏克蘭歷史上最年輕的四星將領,具備豐富的敵後破壞經驗,還負責在高層進行政治與情報協調."Colonel",曾任職於SBU(烏克蘭國家安全局),是行動的戰術天才,擅長策劃極高難度的特種作戰."Analyst",前海軍工程師.負責計算爆炸數據與掃描開源情報."Spetsnaz",他是一位爆破專家,也是早在2017年就曾提出攻擊北溪管線構想的發起人.不過"The Startup"這群人並非完全在官僚體系內運作,而是形成了一個類似"深層政府"的小型組織,並獲得了部分愛國商人的私人資助,資金規模約為25萬美元.                          "The Startup"擬定的行動計劃被命名為"Operation Diameter"(直徑行動),這名字是從象徵管線的截面得來的靈感,最初計劃中的"Operation Diameter"分為兩個子行動,其中一個子行動稱為"Northern Radius"(北半徑),它要破壞目標是波羅的海上的北溪 1 號與 2 號管線.而另一個子行動則叫"Southern Radius"(南半徑),目標是黑海的"土溪管線"(TurkStream).原本團隊曾諮詢CIA 是否能提供水下無人機等高科技裝備,但因成本過高,需5000萬美元,且風險大而作罷.最終,他們決定採取"低科技"策略,租用小型民用帆船.並招募"民用技術潛水員"執行任務,這些就是後來實際執行任務的第一線人物."北半徑"與"南半徑"本來應該是同步作業,但是因為一些錯誤的評估,最終導致"南半徑"的行動宣告終止,最後就只有"北半徑"行動成功,也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海底爆炸.                         正當"北半徑"小隊在德國準備起航時,由頂級潛水員"Cousteau"領軍的'南半徑"小隊,卻在羅馬尼亞的Mangalia港陷入僵局,不得不放棄原先計劃,失敗的因素主要有三,首先是地理與權限限制,"南半徑"小隊租用的帆船"Santa Lucia"被租賃公司嚴格限制只能在"羅馬尼亞水域"內航行,然而,真正的土溪管線位於更遠的"土耳其水域",單程航程超過16 小時.其次是出發港口選擇錯誤.由於Mangalia港本身就是羅馬尼亞最大的海軍基地之一,帆船每次出海都會遭遇頻繁巡邏的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軍艦,而難以展開秘密行動.最後是錯誤的目標識別,計劃者"Colonel"與"Analyst"在前期研究中出錯,誤將保加利亞沿岸幾個小型氣田(Galata)的管線,當作"土溪"的主幹管,當團隊發現無法到達真正的目標且面臨高度被捕風險時,"南半徑"行動宣告失敗.於是"Cousteau"帶著剩餘的炸藥,"橫跨歐洲"趕往波蘭Kołobrzeg港與"Andromeda"匯合,為它補充了最後的火力.                         執行"北半徑"行動的隊員共七人,"Captain"負責整體的軍事協調."Skipper"擁有豐富的國際海域航行經驗."Soldier"負責安全與輔助.實際下潛安排炸藥的則是核心的潛水人員,包括" Iceman", 唯一的女性隊員"Freya","Smiley",以及後來因為"南半徑"行動停止後,由羅馬尼亞趕到德國加入的"Cousteau".由於任務深度達水下80公尺,普通特種部隊潛水員無法執行,團隊轉而從烏克蘭的民用技術潛水圈中挑選具備深海潛水經驗的愛國志士.他們在烏克蘭"Zhytomyr"地區的花崗岩礦採石場水池進行祕密訓練,模擬波羅的海冰冷,混濁且漆黑的海底環境.炸彈設計由一位已退休的工程師,代號"Grandpa"的老先生指導,他的爆炸設計是"利用壓力",因為天然氣管線內部充滿高壓氣體,只需在鋼殼與混凝土外殼上切出一個精確的小口,內部壓力就會像刺破氣球一樣摧毀管線,炸彈裝在特製的潛水氣瓶內,內含Octogen與Hexogen混合炸藥.

抖音帝國：TikTok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商戰野心(Every Screen on the Planet: The War Over TikTok,Emily Baker-White)                               "抖音帝國"主要探討TikTok與它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在美中兩大強權競爭下的崛起與困境.這款短影音APP從區域性產品"抖音"擴張成全球社群軟體霸主.文中揭露了它早期擴張時採用的各種行銷手法,以及為了規避監管而進行的商業行為.此外也觸及了中國政府透過"網路主權"概念實施的"內容審核"與"政治調整",而後大部分的內容涉及抖音如何透過併購整改並提出"德克薩斯計畫"(Project Texas)來實現TikTok"美國化",以規避美國國會與政府機構的打壓,這段"美國化"歷程展示了私人科技平台如何演變成中美地緣政治的角力點,並引發針對"數據隱私"與"民主安全"的爭議鬥爭. 用白話說,主要就是敘述美國如何以牙還牙,對中國社群軟體展開規範限制管理,而TikTok的高層如何在中美統治者角力下,尷尬卑微經營的實況.                                中國政府對 Facebook,Google 及 Instagram,Twitter等西方社交平台與搜尋引擎進入中國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開放"到最後"全面屏蔽與管控"的轉向.核心立場是推動"網路主權"(Cyber Sovereignty)概念,即網路世界應由各國政府自行控制其領域內的言論,監控與宣傳.Facebook,YouTube 與 Twitter 在剛推出的時候,在中國境內原本是可以使用的,Twitter 甚至一度大受歡迎.新疆烏魯木齊在2009年發生族群衝突導致動亂,中國政府認為這些西方社群媒體受到自由派影響,會成為反政府示威者記錄與傳播民主運動的工具,因而採取措施,封鎖了 Facebook,YouTube 與 Twitter.這次處置釋出一個明確訊息,平台若想在中國生存,就必須成為"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的一部分. 2017 年中國通過"國家情報法",規定任何中國公司或個人在國家安全目的下,必須配合政府進行審查或提供資訊,且必須對此保密.要求所有能進入中國的平台必須允許政府監控,審查,在這種新限制下,那些美國APP基於自身習慣"產權"的自由價值,當然更不可進入中國.在封鎖 Facebook與Twitter 之後,中國科技巨頭隨即推出"微博"等本土軟體,這些平台與中共夥伴關係密切,加上政策上已經排除了來自海外的競爭者,所以使用人數迅速成長.此後在中國境內若不採取翻牆等特殊手段,一般民眾根本上很難登入國際網路上他國社群軟體.                                本來中國建網路長城,排除他國軟體,都是他自己內部的事情,外國人最多只能抱怨中國不開放網路市場,或者揶揄它的封閉威權,不過現在卻是一款中國的APP要在美國發展商業模式.按照美國自由民主價值,只要它經營服從現代商業規範與美國法律,似乎也沒有另眼相待的必要,偏這款軟體的使用人數節節上升,影響力足以與Facebook,Twitter一較高下,加上中國近年逐漸上升的全球影響力,這趨勢產生的"中國威脅論"氛圍壓迫,使得美國政治人物開始對這款中國軟體有了看法,加上那些被禁止在中國經營社群軟體的美國企業的趁機報復,他們紛紛提出對TikTok後端資訊全被中共,中國政府取用的質疑,於是基於TikTok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議題開始發酵,成為政治話題,便有人提出TikTok必須在美國人掌控下才能完全避免被中國與中共利用,所以TikTok應該強制賣給美國人,若無法達成,就應該禁止它在美國經營.這本書主要就是講這個過程的攻防,與"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等TikTok高層如何應對這場毀滅性危機的過程.                                文本內容此地不再重複,對字節跳動與抖音興起過程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商業經營內容還算有趣.這裡也沒有什麼好批評美國人的禁令,畢竟中國自己就是禁止的先手,別人也只是重複動作,但是在美國談下架軟體,強迫私企產權出售,意義卻又不一樣,這完全抵觸立國精神.提出中共網路監控,TikTok濫用個資的指控也沒太高的說服力,畢竟"劍橋分析"下的Facebook,或是史諾登透露過的"稜鏡計劃",美國企業與美國政府都早就做過他們質疑中共與中國政府在做的骯髒事.差別是中國本來就是主張一黨專政,眾所周知的威權,強力監控人民的國家,這是它政權統治的延伸,但美國不是.這個議題延伸更有趣的是,許多人過去經常嘲笑中國是"全景式監控"的威權國家,但是在大數據分析,新的高清監視鏡頭,與新的網速,新的金融商業與支付模式下,尤其是目前AI使用的盛行,台北或民主國家的任何一個城市又何嘗不是早已"全景式監控"?只是大多數的個體沒有這種感知罷了,但從幾乎消失的"街頭搶劫",與監視器下"車禍與災難"畫面成了電視新聞主體,就能看出"全景式監控"的本質,雖然它的出現比較受科技產物滲透生活的影響,但與政治人物本質思維還是有高度相關性的.                           TikTok 的所有權歸屬爭奪戰,實質上是"國家安全監管"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兩種核心訴求的深刻對決.這場爭端不僅是商業轉讓,更觸及了數位時代的權力定義,資訊主權以及民主防禦的理論邊界.美國政府與鷹派議員主張,TikTok收集大量美國人的敏感個資,如 IP 位址,私訊,位置與觀看歷史.由於中國2017 年通過的"國家情報法",字節跳動與其員工在法律上有義務配合情報工作並保密,這形成了美國議員質疑中共或中國政府,可以藉由對TiKTok的中國籍員工"查員工水表"威脅,使美國用戶資料可能被中共存取.而在更深層的理論上,美國監管者擔心TikTok 成為潛在的"認知作戰工具",他們認為TikTok可以透過"炒熱"(Heating)機制,平台可以人工調整特定敘事的熱度,進而影響美國的公共論述與政治傾向.這種權力被視為一種"數位主權"的競爭,即誰控制了演算法,誰就能定義十多億人的現實生活.儘管"字節跳動"推動"德克薩斯計畫"試圖分離所有權與控制權,但技術手段調整其實無法安撫起疑的美國政治人物,不論張一鳴等這些只是簡單的現代商人如何主張與改善,調整,大多數美國的國會議員與政治人物就是認為,中國員工仍有手段可以大規模存取受保護資料,只要 TikTok 與"字節跳動",與中國仍有業務合作與技術連繫,中國籍員工就會被"國家情報法"挟持,資料外洩與系統操縱的風險在這些美國人眼中就無法百分之百消除.而這才是美國政壇當前對於TikTok真正的想法,基於美國"國家安全與監管",實際上仍是他們以為的中美對抗的延續.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訴求的是開放價值與言論市場,基於抖音與TikTok的"中立娛樂"性主調,字節跳動與支持者強調,TikTok 為1.7億美國人提供了表達空間,也是數百萬家小企業與創作者的生計來源,禁止TikTok 就是對美國民眾憲法權利的剝奪.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認為,解決不良言論或外國宣傳的方法應該是"更多的言論","更多言論自由",而非政府的行政禁令.然而,華盛頓特區巡迴法院提出了一種"防衛性民主"的理論,主張為了防止外國敵對勢力扭曲言論生態,政府有權採取限制措施以確保留存健康的民主環境.這種邏輯引發了理論上的質疑,政府為了"保護"言論自由而"限制"特定平台的發言,是否本身就是民主的退化?這也是本文一開始提出的,你要學中共威權也沒有不可以,但這就與你傳統的價值是衝突的.法律上的關鍵爭點在於"字節跳動"是否有權主張美國憲法權利?美國司法部辯稱,雖然美國子公司有權利,但編寫與維護演算法的是中國母公司,而外國公司並不享有第一修正案的完整保障.美國透過"PAFACAA"( 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應用程式侵害法,英文全稱為 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法案強制"字節跳動"脫鉤.然而,中國政府修改出口管制規定,禁止出售關鍵技術,如"推薦演算法",使"字節跳動"陷入法律僵局,遵守美國法律即違反中國法律.反之就是違反美國法令而進退維谷.張一鳴曾主張公司應具備"火星人視角",超越國界中立經營,但在美中對抗日益加劇下,這種中立性被兩國政府視為不忠,周受資在就職典禮前後對川普的公開奉承,更被批評者視為平台從"中立娛樂"轉向"政治工具"的證據.川普重返白宮後,TikTok 的命運從"法律合憲性"轉向了"政治交易", 由此可見國安往往只是藉口,政治利益與商業權力才是核心 .川普提出由美國政府與字節跳動共同持有TikTok 的方案,雖然可能解決部分政治需求,卻在法律上"PAFACAA"要求完全脫鉤與憲法上政府擁有媒體所有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TikTok 所有權爭奪的核心問題在於,在一個資訊可以被武器化的時代,一個由外國敵對勢力控制的演算法平台,究竟應該被視為"受保護的自由言論"還是"需要管制的國安威脅"?.目前美國法律體系傾向於後者,但執行手段與過程已對傳統的美國言論自由價值與國際法禮讓原則造成了巨大的挑戰,而且展現出了一種反向複製中共行為的荒謬景象.                       "防衛性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理念在TikTok的法律戰中扮演了轉折性的角色,它挑戰了傳統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這種觀點主要由"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並對言論自由的討論產生了許多深遠影響.首先"防衛性民主"重新定義"限制言論"的必要性,在傳統的法律框架下,政府限制言論通常被視為對民主的威脅.然而"華盛頓特區巡迴法院"在支持"PAFACAA"時提出了一種新穎且具爭議的邏輯,"有時候政府對言論的侵犯,是確保言論自由能夠存續的必要條件",這種主張表明法官認為外國敵對勢力有能力透過 TikTok 的演算法,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扭曲"美國的言論自由生態,所以法官主張當外國政府利用通訊媒介進行影響力作戰時,會損害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因此政府介入是為了"證實並捍衛"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價值."防衛性民主"產生的第二個影響是對言論自由的主張, 從"言論市場"轉向"來源控制",過去美國法律認為,解決不良言論的方法是"更多的言論",即交由自由市場競爭.但"防衛性民主"的討論將焦點從言論內容轉移到了"平台的控制權",法院主張雖然美國人有權閱讀外國宣傳,比如"人民日報","塔斯社",但*不代表他們有權在一個受外國對手控制的平台上觀看這些內容.最高法院在後續裁決中,雖然迴避了"論述操弄"的爭議,但仍以"監控"威脅為由支持國會行動,強調讓外國對手監控美國人與一般的言論往來是兩回事.""防衛性民主"的第三個影響是引發"民主倒退"與"保護價值"的辯論,法律學者批評,法院假設美國民眾會被外國政治宣傳輕易重塑觀點,這對美國民眾是一種侮辱,同時更擔心,如果現在美國政府能以"保護言論生態健康"為由限制特定平台,未來可能會以此為藉口,針對其他不符合政府利益的言論或平台,這種出於對潛在威脅的"模糊恐懼"而稀釋第一修正案對政府的約束.反而會危及美國本來之所以強大且與眾不同的開放價值."防衛性民主"產生的另一個影響是美國的三權分立有向行政部門傾斜的疑慮,在"防衛性民主"的旗號下,討論的結果往往賦予了行政部門,特別是總統極大的權力,這引發了另一層憂慮,就是由總統個人來決定哪些言論平台是"健康"或"安全"的,這本身是否就是一種權力的過度擴張?.總的來說,"防衛性民主"將言論自由的討論從"保護發言者不受政府干預",轉向了"政府必須主動管理言論環境以防外國滲透".這種轉變雖然在法律上獲得了目前的法院支持,卻也讓美國陷入了保護安全與維持開放的傳統價值之間的深刻矛盾.                             根據"抖音帝國"文本內容,確實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在應對TikTok 的過程中,正逐漸從傳統的開放理念轉向一種與中共類似的,試圖主動管理或控制資訊環境的模式.雖然兩國的法律基礎與公開名義不同,但文本揭示了美國在權力運作與導引輿論方面的複雜企圖.首先,中共與美國在控制軟體功能上的"趨同性",中國藉國家安全之名,透過 2017 年"國家情報法"強制企業配合,核心目標在於"直接的國家控制",將演算法視為維護政權穩定與軟實力的工具.美國國會與法院提出"防衛性民主"邏輯,主張政府為了保護言論自由生態不被外國敵對勢力扭曲,有權採取限制或控制措施,但是這項行為的矛盾處在於,如果這套程式原本能被外國政府用來扭曲論述,那麼獲得業務所有權或控制權的美國政府,是否也因此把持了同一股有害力量?其次美國與中共面對新的數位時代社群軟體,大數據演算法的使用,都有從監管到潛在的"認知操縱"行為或政策的行使.在"德克薩斯計畫"的談判中,"字節跳動"為了生存,主動提議給予美國政府"CFIUS"( 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史無前例的控制權,包括對 TikTok 美國高層聘僱與內容審核政策變更的否決權**,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本有機會合法的"安插"意志,決定哪些內容能被美國人看見.這顯示即便是在美國,也只有少數科技巨頭擁有能預測並形塑美國人現實生活的軟實力,一旦政府掌握了對這些平台演算法的控制權,總統就能利用它在政治議題,如跨性別權利,移民,強行推動個人企圖,讓它成為政治工具.再來,文本生動地描述了川普將 TikTok 視為政治籌碼與私人交易工具,他曾要求交易中必須包含一筆"買鑰錢"(kickbak),就是給回扣的意思,TikTok支付給財政部或成立教育基金.川普甚至提出由美國政府與目前所有人"共同持有 TikTok 50% 所有權"的方案,這種政府直接擁有媒體平台的構想,在美國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與威權國家的媒體控制邏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反而與主張保護"財產權"傳統的自由主張大異其趣.最後,雖然文本未明確提到如稜鏡計劃般"機房偷接"或"安插 CIA"進入特定公司的現象,但確實記載了美國軍方曾利用假帳號在推特上發動秘密資訊戰,向菲律賓民眾傳播關於中國防疫物資不可靠的虛假訊息.這證明了美國政府同樣具備並願意使用"導引群眾思維取向"與"操作民粹偏好"的技術手段,加上文本提到 FBI 和司法部在 CFIUS 談判中扮演關鍵角色,利用*來自線人與執法調查來引導立法者對 TikTok 產生威脅感.從以上種種現象都能看出美國政府正透過法律與政治交易,試圖取得類似於中共對資訊流的控制能力,雖然美國名義上是為了防禦國安威脅,但在運作過程中,確實展現出將社群軟體武器化,導引輿論以符合政府或領導人政治利益的傾向.

Under the Nuclear Shadow: China's Information-Age Weap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Fiona S. Cunningham)                            2007年1月11日的清晨,中國從西昌衛星中心發射了一枚彈道飛彈,精準摧毀了軌道上的一顆報廢氣象衛星.這場測試引發了部分國際社會對太空碎片垃圾的譴責,以及對中國發展反衛星武器動機的猜想,然而,外界普遍不清楚的是這次測試其實與中國軍方高層的戰略決策思考有深層聯繫.反衛星武器測試並非孤立的技術展示個案,而是中國在資訊時代應對一個極其棘手的國防難題,所產生新戰略思想下的一環,這個新起的戰略思想被"Under the Nuclear Shadow"的作者Cunningham稱為"策略替代理論"(Strategic Substitution),反衛星武器正是基於這個理論生成的新式武器中的一種.                          "策略替代理論"的出現,是為了讓像中國這樣擁有核武的國家,不用直接訴諸核威脅的前提下,就能獲取足以脅迫對手政治籌碼的戰爭手段.請留心前面這個敘述"擁有核武卻不直接訴諸核武威脅".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議題,理論上擁有核武的國家,在軍事上哪有可能不壓倒無核武國家令它屈服,甚至面對其他核武國家,也能毫不退讓,沒有後退的可能.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俄烏戰爭打了幾年,勞民傷財,難道俄羅斯沒想過用一枚核彈就能終結戰事嗎?印度與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卻只能進行最傳統的空戰.相傳擁有核武的以色列,也沒對伊朗施以核擊,更不用說同樣擁核卻始終無法真正動用的北韓,連美國都對金正恩無可奈何 .原來核武沒有想像中好用, 因為使用核武涉及到核子時代最難解的問題"有限戰爭困境"(Limited-War Dilemma),當年核武的出現是為了避免戰爭的延續,基於立即性的阻絕需要,而後的冷戰,則是基於互相滅絕的恐懼,但今日已經很少有人是基於完全毀滅一個民族國家為目的思考發動戰爭,更別說相互毀滅,當前的戰爭往往更追求的只是某種政治或區域利益而已,因此核武國家更經常思考的是如何在不引發毀滅性核大戰的前提下,利用現有軍事武力達成有限的政治目標?而人們對此想出的最有效利器便是"核陰影",利用"核陰影"取代"核爆炸", 利用人們"Under the Nuclear Shadow"的恐懼,來遂行己意.                        "核陰影"能創造毀滅恐懼.當兩個敵對國家都擁有足以摧毀對方的核軍庫時,雙方進入了"相互脆弱"的核僵局,本來這種狀態下,雙方畏懼"核爆炸"帶來的毀滅,但是經過冷戰歷史發展,數度狼來了的結果,過度喊話使得不少人對"核叫囂"冷感,以至於到後來,除非涉及國家生存,任何動用核武的口頭威脅在對手眼中都顯得不切實際,因為大家都認定為了局部利益而冒著全國毀滅的風險,更像是一場空洞的虛張聲勢,於是這就造成了一種怪異"狼來了"現象,宣稱使用核武威脅的叫囂成了"信度缺失"的無用語言,人們並非不害怕核武,而是不相信一個核武國家會為了有限利益真的按下核按鈕.                       "策略替代"的核心邏輯在於,直接宣稱使用核武器,並不是讓人們產生可能面臨"核陰影"下"升級風險"的唯一手段.隨著軍事工業技術成熟,技術創新,新科技的出現,資訊時代(information-age)有了能夠首先使用產生威嚇功能的新型武器,它既不會立即造成全國範圍大面積經濟設施的毀滅,或數量龐大人口傷亡,卻在武力侵害對方的同時,發出更強的威懾力道,特別是的這些武器使用有機會表達,或是產生一種訊號,就是使用新型武器的這方軍隊在暗示,或根本明示,若不屈服,接下來你可能面臨的就是"核陰影"的出現,如果不能滿足發動新型武器攻擊者當下的要求,就是逼他有接下來發動核武,所以這些新型態能夠真正立即使用產生嚇阻力的武器,就成了"核先發"完美的替代品,它也能創造"核陰影".這些武器具備三個關鍵特性,能產生足以脅迫對手的戰略效果.首先,它們能造成大規模且難以防禦的破壞,如癱瘓電網或通訊.其次,它們的動用會跨越顯著的衝突門檻,傳達出強烈的政治意志.最後,也是最神祕的一點,是這些武器具備"核糾纏"(Nuclear Entanglement)效果,由於這些攻擊武器往往能觸及對手的核武指揮網路系統,極易觸發他們對"核武受損"的恐懼,而被迫考慮採用核武反擊.因此這些新時代武器,雖然未必與核武絕對掛勾,卻有著創造令人恐懼"核陰影"的能力.                        這種新型武器實踐了擅長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說的"留有餘地的威脅"(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 資訊時代新型武器創造了一個通往核戰的"滑坡"或"階梯",讓對手在感受到壓迫痛楚的同時,清楚看到背後那道長長的"核陰影".透過這種方式,擁有核武但面臨常規軍力劣勢的國家,便能在不觸動核按鈕的情況下,利用失控的風險來獲取政治籌碼,迫使強大的對手在邁向核深淵的最後一刻選擇退讓.                         今天40歲以上的國人應該都還能記得1995年後的一段時間裡,關於飛彈,軍事演習的陰影.李登輝一句"啞巴彈"讓我方情報員被關了20多年,策反的共軍少將被處死,但實際上這句"啞巴彈"也真的打在共軍的痛處上,共軍有飛彈,也有核彈頭,但是裝了核彈頭的飛彈他們暫時還不敢用在兩岸戰爭上,至少在當時不敢用,一方面威力太強,另一方面精度太差,這些因素都使中國醒悟核彈不宜拿來作統一戰爭這類有限戰爭的主要武器,美國航空母艦穿越台海,更是令他們顏面掃地,因為毫無反擊的能力,難不成要因為一艘航母就動用核武,引發全面戰爭?簡單的檢討,就是共軍自身的傳統武力能力落後世界先進國家太多,現實面就是拿航母沒辦法,即使他們已經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看出美軍的科技武器優勢,與自身該改進的面向,但一方面缺錢,另一方面缺乏促成實踐現代化武器的臨門一角.但台海危機航母穿越,就是喚醒中國這項差距必須彌平的絕對因素,它向北京傳達了一個明確信號,在任何關於統一或獨立的爭端中,中國必須面對擁有全球最先進常規武力且具備核武庫的美國干預,自己只有緊急時不能使用的核武,除了戰略威嚇外,核武面對解決真實的區域爭端達成政治目的上,似乎根本沒有作用.                          這次危機讓中國領導人首次正面遭遇了核子時代最難解的矛盾"有限戰爭困境",如何在不引發毀滅性核大戰的情況下,利用軍事手段達成有限的政治目標?在當時,中國既不具備能決定性贏得常規戰爭的武力,也不願意像其他核國家那樣過度依賴"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至少在宣揚是同胞的台灣問題上就不能用,這種在關鍵利益上缺乏有效壓制手段的狀態,這本書稱它為"槓桿缺失"(Leverage Deficit).當中國意識到自己面臨槓桿缺失,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未來只能在外交上做出巨大讓步,或是在一場必輸的常規戰爭中失敗,畢竟,核武國家應對困境有兩條傳統路徑,不論是依靠核武率先使用政策,通過核升級的威脅來抵銷常規武力的弱點,或是建立足以獲勝的常規優勢裝備部隊,在當時的中國面對區域戰爭時都不可行,中國過去的戰場勝利其實都是有賴大規模的人力與空間置換時間取得的,但在現代化科技武器進入戰場後,這些優勢顯得相當雞肋,甚至可以完全沒用.                        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面臨了獨特的限制,首先是常規武力的落後性(Conventional Inferiority),深知建立一支能跨海入侵台灣並擊敗美軍的現代化部隊需要數十年的時間,這對於當時急需解決台海問題的北京來說太過緩慢.其次便是對核武信度的質疑(Nuclear Credibility),中國領導層懷疑在"有限戰爭"中,比如台海爭端中威脅動用核武的可信度,因為為了不涉及國家生存的局部利益而冒著全國毀滅的風險,對對手而言更像是一場空洞的虛張聲勢.由於這些限制,中國的搜尋新方法的過程演變成了一種對"替代品"的尋求,也就是尋找一種能產生戰略效果,能快速部署,且比核威脅更可信,比全面軍事勝利更經濟的手段.從歷史的經驗裡,1996年的台海危機,1999年的貝爾格勒使館被炸事件,與2001年的南海危機.最終,中國將賭注押在了資訊時代的三大武器上:傳統常規飛彈(Conventional Missile Force),網路空間武器(Cyber Force),太空防禦武器(Counterspace Force).

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譚蕙芸)                        "家鎖"是一本結合了家庭探索,社會學,心理學觀察的紀實作品,記錄了作者譚蕙芸一家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如何被親人的精神疾病,父權權威及社會污名所困,最終透過移民回流與揭露現況尋求救贖的過程.在華人社會中,"家"常被讚頌為避風港,然而在某些時刻,它卻是比監獄更難以逃脫的無形牢籠.譚蕙芸以30年的家族血淚,撕碎了這個神話,逼使我們直面血緣關係如何轉化為禁錮個人的體制,以及個體如何在集體的沉默中被徹底消音.                           故事核心圍繞著作者兄長展開,他在1990年代曾是一名在著名男校取得佳績的中學生,承載著父母期待,然而,在入讀大學後,因為學業壓力與性格韌性,20歲時爆發精神疾病,為了掩蓋這項"家醜",加上97大限的壓力,舉家在1994年移民加拿大,試圖在異鄉重啟生活.在加拿大的20餘年間,作者兄長被父母'禁閉"在大屋中,與社會完全脫節.這段期間,兄長陷入幻覺,不理世事,僅在房間內留下了大量不為人知也難以理解的藝術作品.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加上香港反修例社會運動引發新一波移民潮之際,作者在父親中風,母親失智惡化,兄長已停藥兩年狀態極差的情況下,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被迫擔任代理人,決定帶家人逆流離開加拿大,在重重阻礙下將三位殘弱患病的家人帶回香港.回港後,作者打破了家庭長期的默認家父機制,強行將兄長送往公立醫院接受強制治療,最終協助讓他入住中途宿舍,重拾自理能力與藝術創作的尊嚴.                          這個個案的主題並不僅是個人精神病患的悲劇敘事,同時也包含著對華人家庭體制深藏壓抑人性邏輯的無情解剖."家鎖"隱喻了血緣關係如何轉化為禁錮個人的牢籠,音同'"枷鎖",作者寫出了自己父母因對精神病感到羞恥而選擇'隱藏"兄長患病事實,這種為了維持正常家庭"體面"神話的努力,反而剝奪了病患及早接受正規治療的機會,這種沉默不僅異化了病患,也讓作者在記者與女兒的身分間承受巨大的撕裂感.                          這裡不重複文本敘事,但是必須指出文本深刻描繪了傳統家父制如何透過經濟主導權與家長權威掌控全家,這種家父制形成的傳統結構家庭被稱為"糾纏型家庭"(Enmeshment),缺乏健康的個人界線,表面上父母對成年的子女進行過度照顧,看起來是關愛的延續,實則是剝奪了子女獨立成長的能力,當這種病態的權力平衡在父親重病倒下後迅速崩潰,原先習慣接受指令行事的子女,此時不論年歲,全部都顯示了系統缺乏在權力臨時真空時抗壓的韌性,退化成無所適從的巨嬰,不管是子女,抑或妻子,都面臨要重新成為一個能"決定"事情的個體重塑的考驗,不能適應者,一旦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因素,便出現了更脫離常態性人類或是獨立個體被預期的行為舉措,以至於必須仰賴他者的力量來支撐或依託,才有機會挽救可能落下懸崖的諸多受難者.                          兄長的崩潰被解讀為被釘在'成功模式"的十字架上,在強調競爭的香港社會,當一個人唯一的價值來源受挫,加上家庭缺乏多元價值與情感疏導時,精神崩潰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災難走向.作者在經歷反覆探求,嘗試錯路來回的過程中,體會到孝不能愚,真正的照顧者應適時從棋局中跳出來,成為會下棋的人.透過引進公立醫療系統,社工支援與心理輔導,打破了"家長才是最佳照料者"的偏執執念,而後她將兄長在病中創作的畫作帶到藝術展上,讓這份被掩蓋30年的"非理性"選擇轉化為受人尊重的藝術,完成了對兄長作為"人"的尊嚴的修復.可以說"家鎖"是一本詰問社會,家庭的探索作品,它鼓勵受精神病患的家屬將問題攤在陽光下,透過認知與接受現實,織出一張承載創傷與救贖的韌性之網.                          其實精神病患議題不是太新鮮的探索,但記憶中總是隨著傷害個案事件出現才會引人關注.譚蕙芸以極大的勇氣將這場家庭悲劇攤在陽光下,試圖透過醫療與藝術為兄長尋回主體性.然而,若我們將視角從這個微觀的華人家庭抽離,放置於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座標上,會發現這種"以愛為名"的禁閉與消音,竟與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中所批判的宏觀權力結構如出一轍.傅柯透過對精神病患處置方式的歷史整理,批判了知識者傲慢的權力觀點,他早就指出所謂"正常"與"瘋狂"的界線,並不是人類歷史中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由特定的社會,道德與權力結構所"建構"出來的.傅柯勾勒出知識界定與權力運作之間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那就是權力需要知識來提供合法性的話語,而知識則藉由權力的建制將自身塑造成唯一的真理.

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Pourquoi les intellectuels se trompent,Samuel Fitoussi)                        看到"知識分子為何犯錯",後面又跟著詭辯,洗白,同溫層,盲從..諸多後綴,本能反應就是該翻開來看看.畢竟這不是假設,知識分子在我國是個已毀壞的名詞,什麼教授,新聞人,媒體人,還是這些角色的綜合體,他們共通的形容,就是一天到晚胡說八道,瞎亂扯的人,還刻意表演"為錯誤詭辯"給你看,管他幾個博士,還院士,院長,所長,系主任..社長,總編輯....xx專家.真的,只是他們中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形象其實已是這樣.大報的頭版,二版公然編造假新聞,電視編譯故意錯譯,超譯....至於政論節目..講瘋話,假話,笨話.....慘不可言..最好玩的是聰明人刻意講笨話時的形貌.....連書籍出版特別找來的導讀寫作都能帶風向...意識形態為先...毫無智識可言..至於演員型主播,作家,文化人...上行下效..套用個人常用來檢核"犬儒"的簡單程序:"明白人故意說不明白的事"."明白人"為什麼要把已知的事實故意說得含混不清 ,甚至故意說成另一種,相反的事?其實這非但不愚笨,還相當理性,"知識分子為何會犯錯?"的作者Fitoussi說這叫做"社會性理性".                        搞沒搞錯?故意說錯話也是理性?其實真的搞錯的恐怕是單純的我們,在Fitoussi的說明下,理性可不是我們原先以爲的那個樣子,它實際可分為"認知性理性",與"社會性理性"兩部分.認知性理性(rationalité cognitive)指的是人類大腦用來探查客觀現實,追求真理,尋找事實真相的理性能力,也就是傳統上我們認為理性該有的樣子. 而"社會性理性"( rationalité sociale)指的是人類為了在群體中生存,獲得同儕接納,博取好感,維護自身聲譽與社會地位,進而將"群體共識"或"自身偏見"加以"合理化"的理性能力,也就是本書所稱的"犯錯"的成因.基於個人利益,大腦中的"社會性理性"往往會壓倒"認知性理性",讓人選擇相信"對人際關係與聲譽有利"的觀點,而不是訴諸"客觀真實"的真相."社會性理性"考量這種現象用在我們一般人身上,俗稱"為五斗米折腰".但是用在被歸類於知識分子的人身上,可能就是院長,總編輯,社長等職位,或是電影輔導金,文學獎得主,文化薪傳獎,政府標案得主,或是特首,總統,部長等等職位,再不濟也有議員可當,也可能是國營事業,金控董座,總經理,那些利益,名望,職務當然不可能用"五斗米"形容.但這種為了利益與定位而扭曲事實的傾向,其實有著深遠的演化根源.                        在演化心理學的視角下,理性是人類演化出的認知工具,傳統觀點認為它是為了"如實看待世界"以解決生存挑戰才形成的.但本書指出,理性的功能不只是用來探求真相,更包含著要在社交,繁衍博弈中勝出,所以"認知性理性"與"社會性理性"各有它存在的理由與目標,."認知性理性" 的目標是為了獲得準確知識,理解現實,發明工具並擬定生存策略.當個體面臨實際的生存壓力,如飢餓,防禦,或是涉及巨大經濟損失的決策時,認知性理性會驅動大腦盡可能的符合事實,以便解決問題."社會性理性"的首要任務是在人際往來中替自己加分,維護聲譽,確保與同伴的合作順暢, 在演化史上,一個人能否被團體接納,獲得保護,往往比他贊同的觀念是否正確更關係到生死.這兩具理性"引擎"在個體腦袋中持續進行理性的博弈.而博弈的考量涉及兩個主要成分,一是"成本",個體會不自覺地根據"犯錯的代價"來決定由哪種理性主導,當決策錯誤會帶來立即且嚴重的後果,例如企業主判斷錯誤會破產時個體會優先動用"認知性理性"來探究真相.而當支持錯誤信念不會對個人利益造成實質損害時,例如知識分子支持某種抽象的社會理論,個體有時就會會傾向於選擇"社會性理性",以獲取社交圈的認同與聲望.另一個影響"社會性理性"博弈勝出的因素則源自"認知偏誤"的干擾,傳統認為從眾心理或確認偏誤是"理性的缺陷",但本書認為它們是社會性理性用來達成目標的有效手段,其中"從眾心理"會引領我們相信"大家認為最合理的"而非"事實上最合理的",而"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則讓我們成為團體中的合群分子,忽略會與團體共識衝突的證據,以維持社交和諧,最終透過"動機理性" (Motivated Reasoning)加強認同,當個體已有特定的社會或政治認同時,會將他個體的高等智力,辯駁力轉化為捍衛手段,此時智力不是被用來修正錯誤,而是被用來編造高超的辯解,以合理化基於"社會性理性"所選擇的立場.高智商賦予了他們強大的"觀念洗白"能力,他們擅長發明炫目,細緻的學術黑話與新名詞,將原本荒謬的偏見超譯,包裝.正如台灣公共論述中常見的各種名詞重組,本質上都是在用智力為錯誤進行防衛.                        為什麼"社會性理性"常會碾壓"認知性理性"?原因大致分為下面三點,首先是基於"身分認同的綁架",知識分子的聲譽高度仰仗他自身的理念,所以他的觀點原始出發點可能就是源自"社會性理性",因此若要改變觀點回歸"認知性理性"的社會代價太大,失去讀者,職位,朋友,成本極其高昂.第二可能原因是"宜家效應"(IKEA effect ),知識分子可能一開始基於"認知性理性"所求得的"真理"可能就是有問題的,或是後來因為時代因素變化而不合時宜,經過長期的堅守後,他們過度高估自己參與打造的理論,導致修正觀念的心理成本極大.第三個讓"社會性理性"勝出的原因在於"偏袒偏誤" (Myside Bias).即使是理性的推論,也會先入為主的將"信念"投射到對資訊的評估上,讓他們理性的認定反對自己的資訊是充斥漏洞的,也就是俗稱先射箭再畫靶.就Fitoussi來看,理性並不單純為真相服務,"認知性理性"負責確保我們"不被環境淘汰",而"社會性理性"確保我們"不被群體驅逐,在現代社會的觀念領域,由於追求真相的實質成本降低,而違背群體的社交成本升高,"社會性理性"便能頻繁的干擾並壓制了"認知性理性".                          不過即使有"社會性理性"壓倒"認知性理性"的現象,若是個體行為,選擇各依天命,性格,考量,"把智力用在自我欺騙"原也不算大事.然而,當這種非理性擴散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時,災難便發生了.問題就在於"知識分子"不是一群簡單無影響力的鬆散原子.今日的知識分子往往被科層體制延攬,高度介入政府治理,與權力運作,媒體構建,新聞傳播.我們樂於相信今天這個由科學,理性和民主制度支配的時代,已經與過去那個獻祭嬰孩,誅殺異族,火刑焚燒女巫的集體蒙昧狀態天差地別,理所當然會認定,現代社會的知識菁英既然受過更高等的教育,掌握了更精密的邏輯工具,就必然比舊時代的統治者或普通大眾更明智,更趨近真理.而個體知識分子與任官知識分子的差異便在於前者的錯誤頂多影響他與他的子弟,師長,親人,後者的錯誤可能就是毀滅一群人.                         以上絕非危言聳聽,綜觀20世紀的極權災難,知識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瘋狂意識形態的油門.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者中,大學學歷者的比例竟然比高中學歷者高出數倍,在柬埔寨,將整個國家推入人間煉獄,殘害近兩百萬人命的赤棉政權,領導階層竟然是由8位精通法語,曾在法國索邦大學深造的留學知識分子組成.更別提沙特,布萊希特,蕭伯納等聲名顯赫的思想巨擘,都曾為史達林的暴力統治歌頌.歐威爾試圖揭露西班牙共產黨大清洗真相,出版反極權小說"動物農莊"時,阻撓他最力的不是當權者,而是那些對蘇聯懷有國族盲信的英國知識界菁英 .提出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參與者,一半以上是博士.這些歷史不免讓人追問,這些人類社會中知識最淵博,智商最高的一群人,他們的腦袋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他們的聰明才智無法阻擋錯誤觀念的入侵,反而成為合理化荒謬與殘暴的工具?"社會性理性"是也!從20世紀的極權煉獄,對照回今日我們在政論節目,大報頭版上看見的指鹿為馬,本質上都是同一套心理引擎在運作,只是代價與規模有所不同罷了.

共同知識：揭開人類群體合作的邏輯，剖析經濟、政治、日常生活現象的隱藏規則(When Everyone Knows That Everyone Knows...: Common Knowledge And The Mysteries Of Money, Power, And Everyday Life,Steven Pinker)                           這本"共同知識"原先沒太讀進去,粗略一想,中文翻譯不合胃口,很多地方文字很奇怪,但總之內容應該是宣揚社會美德,集體知識等老生常談的書籍.後來卻發現,我錯了,而且錯的離譜.同時,也發現似乎只要是讀中文版又不是研究賽局,決策,行為,認知領域的人,可能都誤讀了這本書,原因在於完全誤解了"Common Knowledge"這個名詞,當然翻成"共同知識"也是誤導大家的原因,結果就是讀成雞湯學,形成了"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裝模作樣的亂局.我個人建議這本書名超譯為"共識"會更好一些.在中文裡.只要看到"知識",我們的大腦就會自動聯想到書本,定理,客觀的事實,但Pinker整本書在談的,根本就不是書本上的知識,而是一種人與人之間"行為預期的對齊",這在中文的語境裡,最對味的詞就是"共識", 然而從學術定義而言,Common Knowledge 並不等同於共識,而是形成共識之前更基礎的一種認知結構.                           這其實是本有關"賽局"的書籍.本書大量借用賽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但其關懷其實遠超過賽局理論本身,而是試圖解釋整個人類社會如何形成協調與合 .剛開始囚徒困境出現時還未警覺,等到歐曼協議(Aumann's Agreement Theorem)一出現,這就是很好的明示,讀者應該開始懷疑何以"共同知識"在這裡被解釋成"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這種繞口令的循環遞迴,而不是你以為字面上意義的某種共同確認的常識.因為這種遞迴才是本書的核心,賽局動態決策的內核. 如果需要稍作延伸,共同知識作為解決賽局的工具,可以概括為這是一種超越"大家都知道"的集體認知,它要求資訊不僅被群體中的每個人掌握,還必須滿足"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無限循環,通常透過"眾目睽睽"的公開事件,如公開宣告,儀式或群體集會來達成,是人類社會群體合作與協調賽局的底層基礎.                         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談到"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或"我們心知肚明"時,通常指的一種"靜態的資訊狀態",也就是資訊已經送達,大家都看見了.但是賽局理論(Game Theory)對"共同知識"可是有更明確的解釋,本質上是一種"動態的策略均衡與行為預期".這兩者間的差異,不只是哲學上的文字遊戲,而是決定了群體是會陷入"協調失敗,集體癱瘓",還是最終完成協調達到集體行動的均衡.所以把"共同知識"誤想成某種共同的普通常識的人,可能從一開始就走錯方向..                         日常的理解是只要我知,你知,資訊就已經存在了.例如"我知道這家銀行可能要倒閉,你也知道這家銀行可能要倒閉"這只是兩個獨立的"個別知識"(Private Knowledge)相加.賽局關心的是"我要如何根據'我預期你會怎麼做'來做出我的最優決策".在賽局中,光是"大家都知道"無法推動任何理性決策.我必須盤算"我知道這家銀行快倒了,但別人都知道嗎?如果別人不知道,他們就不會去排隊提款,那我現在去提款就是瘋了.但如果我知道'別人也知道,且別人都知道我知道',那麼所有人一瞬間都會預期其他人會在第一時間衝去排隊".因此日常解釋停留在"資訊知曉",賽局解釋則建立在"對他人行為的預期,以及對他人'對我行為的預期'的無限遞迴結構".唯有達到"共同知識",這個遞迴才能在策略上鎖定,達成一個大家都不會單方面改變行為的"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共同知識往往是群體能夠收斂到同一個均衡的重要條件,儘管未必一定是納許均衡.                           我們常說"大家都有共識了啦!",但這種共識往往模糊,比如開會時大家點點頭,或默許,但可能其實心裡卻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賽局裡面共識卻不是如此,要求較為嚴苛,歐曼協議中要求,如果兩個人是完全理性的,且他們對某一件事達成了"共同知識",那他們絕不可能"同意各自持有不同意見",也就是歐曼協議展示了一個理論極限,如果理性個體共享相同資訊結構且形成共同知識,他們最終不應長期維持彼此衝突的信念 .日常的共識只是一種"妥協或相安無事",但是賽局理論中的共同知識會像物理定律一樣,強行將所有理性個體的判斷與行動"鎖死"在同一個點上,因此如果兩個人還在爭論,或各自心懷鬼胎,在賽局邏輯上,就代表"共同知識"(共同知識這個詞在這裡拗口又不合宜,所以我主張超譯為'共識")尚未實質形成.當我們問"為什麼大家都知道?",日常解釋會歸因於資訊內容太勁爆,傳播速度太快,或是真理越辯越明.但賽局理論裡不在乎資訊內容本身是真還是假,而在乎這個資訊是在什麼"場域"被揭露的.Pinker指出,人類的大腦演化出了"顯著焦點"(Focal Point）)的識別能力.兩個解釋之間的差異可以從舉例說明,如果主管私下發給每位員工一封一模一樣的密件副本郵件,內容是'明天所有人提早一小時上班.在日常理解中,這叫"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了",但在賽局解釋中,這不叫""共同知識",因為員工 A 收到信後會想雖然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員工 B 有沒有收到,我也不能確定 B 明天會不會提早來,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提早來,不就變成傻子?,結果明天大家依然遲到.而唯有主管在全體大會上公開宣告這件事,這才在賽局上形成了"顯著焦點",因為此時每個人不僅獲得了資訊,更獲得了"親眼看到別人都聽到了"的策略保證.理解了這個差異,我們就能看清現代數位社會最大的一個盲點,"為什麼網路資訊越發達,大家知道的事情越多,社會卻越撕裂,越難達成共識?".用日常的觀點很難解釋這個大家都看得到同樣的新聞,為什麼還不團結出共識.但用賽局的"共同知識"解釋,答案卻非常現實,因為社群媒體只創造了海量的"個別知識",卻摧毀了"共同知識"的生成場域,即"我沒看到宣佈時,別人也在現場,所以我不知道知道,他也不知道我知道".在算法推薦的時代,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手機螢幕前獲得了無數的個別知識,雖然我知道某個議題,但我無法確定"反對我的人是否也看到了同樣的客觀事實",更無法確認"他們知道我知道他們看到了".每個人都在互猜對方的預期,每個人都在心中把對方想像成不可理喻的瘋子.這種認知結構的破碎,導致全社會陷入了深刻的"協調失敗".因此不論是國家治理還是企業管理,想推動一項艱難的改革,不要依賴網路上的公文,電子郵件的群發,或是單向的政令宣導,那些東西只能創造日常意義上的"知曉".必須回歸賽局的邏輯,創造一個"具有神聖性與顯著性的公開儀式或實體聚會",讓所有人被迫坐在同一個空間裡,眾目睽睽的面對同樣的宣告,當大家在現場"互相看見彼此的看見",策略上的預期才會被強行對齊,歐曼協議式的共同知識才會誕生.這時,真正的集體行動才能被啟動.                          也就是說賽局是那套用來描述現實決策,相對靜態的結構與規則模型,而共同知識則是這套模型在運行時,用來消除"各方不可見,不確定之動態狀態"的認知確定器.一個"賽局"一經設立,它描述的是一個固定的現實結構,它像是一張事先印好的功課表或計分板.比如"銀行擠兌賽局"或"交通靠右行駛賽局",在模型上就是一個四宮格的二維矩陣,這個矩陣本身是靜態的,已知的,客觀存在的現實狀況描述.然而,當活生生的人類進入這個靜態的賽局矩陣準備做決策時,最致命的"不可見與不確定性"就爆發了.A不確定此時此刻B是怎麼想的,我不確定你是否知道我很聰明,我不確定你是否打算背叛我.這種彼此心智的猜忌,試探與算計,就是賽局中"不可見,不確定的動態狀態".而共同知識的功能,恰恰不是去"描述"這個動態,而是去"終結"這個動態.當共同知識形成時(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它會在群體心智中產生一種類似物理學的"相位鎖定"(Phase-locking)效果,把原本在每個人腦袋裡無限飄移,不確定的猜忌動態,強行扣鎖在同一個點上.當每個人對彼此的行為預期達到完全確定(共同知識)時,這個賽局的動態運算就停止了,賽局會瞬間凝固在一個確定的終點.而沒有共同知識時,心智動態陷入混亂.決策充滿不確定性,系統可能癱瘓.賽局描述了我們面臨的現實困境,而共同知識則是我們大腦用來格式化這個困境,讓不確定的動態化為確定性行動的終極武器.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說這是"共同知識",常用來指的是那些大家都沒有爭議,且認同的客觀事實或定理.但是這本書裡"共同知識"不是來自日常用語定義,而是源自於語言學,認知科學與賽局理論,被嚴謹定義了的科學專有名詞.所以許多讀者一定感到疑惑,無法理解這本書表達只要缺乏相互的確認,即使是"毫無爭議的真理",在決策的當下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可性度,其實是不知道這書探討賽局決策的核心本意.Pinker寫作這書的核心企圖,正是要告訴讀者,人類文明的運作,不是建立在我們擁有多少"沒爭議的知識",而是建立在我們有能力把這些知識,提升到"無限遞迴的共同知識狀態",共同知識應該是決定不確定狀態有機會變成好決策的認知基礎,這個認知基礎的物理結構,既不是你的道德,也不是知識的內容,它在邏輯上的真面目,就是那套"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無限遞迴編碼.因為人類大腦演化出了能夠一瞬間理解這種無限遞迴的超能力,透過公開儀式,眾目睽睽.我們才能在毫秒之間消弭賽局的不確定性,達成群體合作的好決策.                         然而這套強文明作業系統並非完美無瑕,公眾生活的許多病態現象,同樣是共同知識協調後的結果.當這種集體對齊的機制被錯誤放大或惡意操弄時,它將帶來毀滅性的非理性後果 .比如金融市場的預期遞迴與崩塌,以銀行擠兌為例.理論一家經營正常的銀行並不會因為財務出現問題而倒閉,反而經常是因為存戶恐慌提款而倒閉.問題在於,當我開始懷疑別人可能提款時,即使我原本信任銀行,也會選擇先把錢領出來.於是每個人都做出理性的個體選擇,最終卻造成集體非理性的倒閉結果.又比如股市泡沫之所以形成,不單只是因為貪婪,而是因為共同知識在特定情境,如媒體,官員公開宣示下不斷自我強化 .而泡沫之所以破裂,是因為在某個關鍵的"顯著時刻",人們突然發現原來其他人已經不再相信 ,共同知識的崩潰往往發生得極快,因此市場總是呈現出某種看似不可思議的脆弱性 .

無限機器：Gemini推手哈薩比斯的超級智慧長征(The Infinity Machine: Demis Hassabis, DeepMind, and the Quest for Superintelligence,Sebastian Mallaby)                        剛結束的坎城影展上,墨西哥導演 Guillermo del Toro公開喊出:"Fuck  AI !".許多人以為這不過是傳統電影人對新科技的又一次陳腐抱怨,但我以為,導演的憤怒與焦慮有著全然不同的深度.幾年前就有人訪問過他對於生成式AI方式製作的動畫,電影的看法,他曾表示"寧願去死".為什麼會說他對AI生成參與藝術,文藝創作的看法很不一樣,是因為他話語中並沒有貶低AI的意思,他擔憂的是人類與人類情感的去處與歸途.                       他質疑如果人類觀眾看了因為下達幾句自然語言命令,然後生成"失去孩子,死亡的母親畫面"的影片,為了這個畫面的表達而感動落淚憂傷,那人還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嗎?還必須創作嗎?導演是因為這樣思考,加上對當前生成式 AI對電影產業,特效,編劇等就業衝擊感到極度不滿,因此在公開場合直接爆出"Fuck AI !",捍衛人類創作的意義,價值(難道這不就是一種真正的存在主義表達),擔心肉身主體性的消亡.讓他憤怒與質疑的生成物便是近年悄然入侵生活,由通用人工智慧(AGI)所掌控的無限機器產製的.要知道相比國內知名作家,編輯此起彼落帶著優越感去貶低AI生成文字的語法,能力,境界,與意義,這位墨西哥導演簡直平凡的太正常.人類觀眾若能接受AI生成作品,並因此感到感動,那人類創作者還需要存在嗎?還有,創作者長期引以為傲遠勝AI的肉體感受,情感自信又算什麼東西?!這種質疑讓我佩服這位導演思索的深度.                         "無限機器"是DeepMind 創辦人Demis Hassabis的傳記,內文敘述他的生平與追求AGI(通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的歷程.書中不僅回顧了 AlphaGo 與 AlphaFold等重大技術里程碑,更探討了Hassabis如何將科學崇拜,商業競爭與哲學思考交織在一起,透過許多相關人物的訪談,內容進一步剖析了人工智慧發展背後的倫理困境,以及科技進步對人類文明本質的深遠衝擊.全書強調了使命感,意志力與品味在科研探索中的關鍵作用,並引發讀者思考人類如何在演算法統治的時代中維持主體性,因此這不單是一位天才的個人成長史,更是當代 AI演進史的縮影與對未來的審慎預言.                          2024年底,Hassabis接過了諾貝爾化學獎的獎章,這位神經科學家並非藉由傳統的生化實驗得獎,,而是他帶領團隊研發的 AI 系統 AlphaFold 成功破解了困擾生物學界長達半個世紀的"蛋白質折疊"難題.這場人類科學史上的重大突破,不僅將哈薩比斯推向了全球科技與科學界的最頂峰,也印證了他自少年時代以來便未曾動搖的終極夢想,建造一台能夠解決人類一切未知難題的"無限機器"(The Infinity Machine),以突破達成AGI.                        Hassabis在4 歲時偶然看見父親與叔叔下西洋棋,便對此發展現出驚人的興趣,僅僅幾個月後,成人便已不再是他的對手,13 歲時達到了西洋棋國際大師的評級,在同齡段的世界排名中高居第二.下棋的早期訓練,對Hassabis的思維範式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種在複雜動態中尋找最優解的能力,成為他日後攻克人工智慧高地的精神內核,更重要的是,在經歷無數次高強度的對局後,年幼的Hassabis開始對一個深層的問題產生好奇,"大腦是如何做出這些決策的?我們能不能製造一台機器,像人一樣學會下棋,甚至學會做其他事?".                        天資聰穎的Hassabis提前兩年完成了高中的學業,在即將進入劍橋大學的空檔年,他靠著程式實力加入了Peter Molyneux的牛蛙工作室(Bullfrog Productions),研發出了風靡全球的模擬經營遊戲"Theme Hospital".這款遊戲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展現了Hassabis早期對"系統模擬"與"人工智慧"的實踐,遊戲內成百上千名虛擬患者和醫生的行為,都是由Hassabis編寫的複雜底層 系統驅動的,這次經驗讓他意識到靠著寫程式可以構建出一個具備自主運作邏輯的微型世界,也為他賺取財富自由,為未來的創業提供基礎.1994 年他進入劍橋大學,主修計算機科學,在那個網際網路剛剛興起的年代,劍橋的學術大師們仍在爭論符號邏輯與傳統計算機架構,Hassabis卻清楚當時主流的"專家系統",由人類寫死規則的 AI,根本無法實現真正的通用智慧.大學畢業後,他短暫重返電玩界,創立Elixir Studios開發出"Evil Genius*",但商業遊戲的邊界太窄,無法承載他的野心.2005 年,他進入倫敦大學學院攻讀認知神經科學博士,他的研究聚焦於大腦的海馬迴(Hippocampus),這是個專責人類記憶與空間導航的核心區域,Hassabis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假說,"記憶並不僅僅是為了回顧過去,其更核心的功能是為了"預測未來"和"進行情景規劃"".透過對健忘症患者的臨床研究證實,海馬迴受損的人不僅無法回憶過去,也失去了想像未來場景的能力,這項研究成果在 2007 年被頂尖學術期刊"Science"評選為年度十大科學突破.                     2010 年,Hassabis與童年好友Mustafa Suleyman,以及在人工智慧與計算神經科學領域具有極高造詣的Shane Legg共同創立了 DeepMind.這家公司主要的目標是解決兩個Hassabis認為的困難但有趣問題.第一的問題是解決'智能"(Solve Intelligence),也就是找到AGI,第二個問題則是用"智能",利用AGI去解決其他一切問題(Use it to solve everything else).DeepMind專注在基礎科學研究,哈薩比斯獨創性地將"深度學習"與"強化學習"結合,提出了"深度強化學習"的概念.DeepMind讓AI玩80年代的 Atari 經典街機遊戲,在不知道任何遊戲規則,只被輸入螢幕像素和得分獎勵的情況下,透過無數次的試錯,AI不但學會了玩遊戲,還發現了人類都未曾注意到的高分盲點.這項成果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通用學習能力". 2014 年,Google 執行長Larry Page看中了 DeepMind 的潛力,以6.5 億美元的高價收購,Hassabis藉由被併購獲得了近乎無限的算力與全球頂尖人才的吸引力,他的"無限機器"開始全速運轉.                     接著便是大眾熟知的AlphaGo,引進了"價值網路"來判斷盤面優劣,"策略網路"則用來選擇落子,將它們與傳統的蒙地卡羅搜索(MCTS)結合,不單是下贏了人類棋手水準的最高代表,同時在與李世石對弈的第二盤"第37手"下出了出乎人類想像,超越創意與計算的妙棋,從那刻起,許多人相信機器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模仿,湧現出了某種"創造力".隨後,DeepMind對系統進行了更新,這一次機器不再被輸入任何人類的歷史棋譜,完全通過"自己與自己對弈"的強化學習,在僅僅經過幾個小時的訓練,AlphaZero 就以100比0 的戰績血洗了曾經戰勝人類棋王的 AlphaGo,這向世界證明擺脫了人類知識的限制後,機器的進化速度是無限的.

Lucky Devils: The True Story of Three Rebel Gamblers Who Beat the Odds and Changed the Game(Kit Chellel)                          在多期連續無人中獎的情況下,2001年11月6日那天香港賽馬會公布當日3T項目頭獎彩池累積獎金將到達1億港幣,逼近馬會規定的上限,這引起港人注目,瘋狂下注.所謂的3T是指猜中特定連續三場比賽的前三名馬匹,若當期比賽無人猜中,頭獎獎金就會累積到下一期,當天的獎池正是多期無人猜中的狀態.當全香港人看到馬會公告"今期三T多寶高達6400萬"時,全城陷入瘋狂,跑馬地夜賽當天,無數市民湧入投注站,瘋狂撥打電話投注.單單是當天新湧入的"單日投注額",就高達數千萬港幣.新進場的資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會直接按比例注入當天的彩池.比賽結束後,公布派獎,這次真的有人獨贏頭獎.                         比起巨額彩池與獲獎,這次開獎在香港賽馬史上能濃重記上一筆的原因,在於始終沒有人出面來領取這筆頭獎,最終直到它過期,全部彩金被充作公益用途.人們一直以為會不會是買馬票的人不小心洗掉,或遺失了,被罵笨蛋,可惜之聲不絕於途,人人都惋惜這樣的結果.但是沒人領獎的真實情形是如何呢?在"Lucky Devils"這本書裡,它明確的說明,這個頭獎是中獎人表明自願放棄領獎捐助公益的,且香港馬會開獎之時,差不多便知道獎主的真實身份,只是他們一直秘而不宣.贏得此次頭獎的人是個專門遷居香港賭馬的美國人,他叫Bill Benter,他是名職業賭馬者.而放棄領獎的原因,我先用這本原文書的一段來說明:Publicity was known to be a hex. Once anadvantage is shared, it can be copied until it disappears. Alternatively, those losing out can raise hell until it’s banned. Nothing good came from being inthe limelight.They all respected the code, 這意思大概是說"曝光就像一種詛咒.一旦某種優勢被分享,它就會不斷複製,直到消失.或者,那些因此蒙受損失的人會大肆抗議,甚至主張禁止你的方法,直到你的優勢被取締為止,因此,成為焦點並沒有什麼好處".上面這段話,我以為是這本書最重要的核心觀點,同時也許是不少真正從事投機活動獲利者的個人信條,那就是"悶聲發大財".                          3T的獲獎機率如何呢?香港賽馬是14道,所以一場比賽前三名的可能組合是14匹馬中選3,共有364種組合數,而三場比賽,就有48228544(364x364x364)種組合,所以理論上單張3T簽注中頭獎的機率是4823萬分之一.若對這機率沒有概念,這裡可以說一下台灣大樂透頭獎的中獎機率是1398萬分之一,威力彩是2208萬分之一,可見3T頭獎中獎機率之低.這位Benter是位專職的賽馬賭徒,如果你以為Benter是運氣好獨得頭獎,不妨看一下他的經歷,實際上在他30年的投注生涯裡,他靠簽注賭馬就賺進約10億美金的獎金.這次因為頭獎彩金太高,在他長期投注獲利早已被香港馬會盯上的狀態下,他選擇沈默不領獎,以便維持能繼續使用原先的優勢方式在香港賭馬.                          有沒有什麼優勢方式必中頭獎?這可能要從電影裡找,第一個反射就是電影"與龍共舞"劉德華演的大陸雞,龍家俊買的"全餐",但是2001年香港賽馬3T的全餐成本是4.8億港幣(一注10港幣),所以誰也不可能去做這麼愚蠢的行為.Benter這次中獎的成本是約20萬美元,以此贏得1600萬美元的頭獎,他並沒有必中頭獎的方式,但是他有方式能提高中獎的可能,就是儘量排除那些不可能的組合,專注可能強勢贏獎得組合.而他所使用的預測方式叫做Multivariate Regresssion,中文俗稱的"多變量迴歸".學過基本統計學的人都必學過簡單線性迴歸,y=a+bx,處理的是一個自變數x,與應變數y之間的關係.而多變量迴歸的模型依舊是 Y=a+bX,只不過多變量這裡Y不再是一個單變數y,而是一個變數的向量,Y=[y1,y2,y3...my]共m個彼此之間可能獨立的應變數向量,同樣的這裡的X也不是單變數,而是一個MxN階的自變數矩陣,Benter建立的多變量迴歸所找的自變數量多達120多個.我個人不認為使用這個模式就能提高猜中頭獎的可能,畢竟這套東西研究所裡是修過的,知道沒那麼神,但是透過有效的觀察,與篩選,建立好的自變數矩陣,應該確實可以有效的排除那些不太可能跑進前三的馬匹.所以以較少的組合數而非全餐的方式去參與賽馬博弈似乎是可行的.畢竟賽馬有些數字外的生活,環境,馬匹資訊變數可供參考,跟盲選樂透,六合彩包牌的原理還是不一樣的,Benter做的就是用技術將組合數縮減到極小,再用飽和攻擊去捕捉正期望值.                         Benter是"Lucky Devils"這書裡的三個主角中的一個,我們選擇2001年香港賽馬這個事件為文章開頭,一方面是要顯出文本內容特色,另一方面要呈現書想表達的一個重要論述焦點"Advantage  Gambling"或 "Advantage Play",優勢賭博,或優勢博弈.在博弈與金融交易的領域中,擁有"優勢博弈"手法的人被稱為"優勢玩家"(Advantage Player).玩家透過合法的手段,高超的技巧,數學邏輯,觀察力或系統漏洞,將賭戲原本對賭場有利的"莊家優勢"(House Edge)扭轉過來,變成對玩家有利的"玩家優勢",藉此在長期投注中獲得穩定且預期值為正(Positive Expectation, +EV)的獲利行為.簡單來說,一般人賭博是在"憑運氣送錢給賭場",而優勢博弈則是把賭博變成一種高勝率的科學投資或上班賺錢.優勢博弈最大的特色,與最具爭議性的問題,在於優勢玩家通常會強調自身行為是"合法的",又經常想強調它與"普通賭博"和"非法作弊"的本質區別,這大概是因為從普通人的角度,賭博被認為是不務正業且不正經的壞事,優勢玩家想澄清自己也從事一種正當行當,不想被誤解,從莊家的立場,優勢玩家侵犯了他們期望值的必然勝利,在他們看來不屬於自然機率的贏家就是作弊.所以儘管作弊可能是指違反物理規則或賭場規定,例如偷換牌,使用掌心藏牌,用紅外線隱形眼鏡看記號牌,或是駭入老虎機系統,而優勢玩家則是完全遵守賭場的所有明文規則,甚至連牌都不碰,玩家只是利用了自己大腦的運算能力,或者是賭場自身設計的規則瑕疵,如退佣機制,活動漏洞,機器瑕疵來獲勝,但賭場往往將優勢玩家歸類為欺騙者,連算牌客都不受賭場歡迎.普通賭客贏錢靠的是短期的運氣,波動.優勢玩家賺錢靠的是"長期的數學",他們在下注前就已經透過電腦模擬或數學計算,確認自己擁有例如1%到 2% 的預期優勢,只要下注次數足夠多,幾千次.幾萬次,大數法則就會發揮作用,讓賭場在不知不覺中把錢輸給他們.

直通莫斯科：德國高度仰賴俄羅斯能源的局面如何造成(Die Moskau-Connection: Das Schröder-Netzwerk und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Abhängigkeit, Reinhard Bingener  & Markus Wehner)                       把"直通莫斯科"德文書名丟機器翻譯,得出的副標是"施洛德網路與德國的依賴路徑",我以為這個翻譯,恰好能提供中文書名副標作為答案.這裡的對俄羅斯能源仰賴,主要是指來自俄羅斯天然氣,不過德國的能源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政治問題,也不只天然氣受限.會出現這樣的書名與解答,是因爲兩位作者認為德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件事情上,受制於天然氣來源咽喉,與北溪二號問題,所以長期對俄羅斯採取過度和緩與容忍的態度,而對烏克蘭的支援又不夠,以至於一面陷入不符合西方大國政治與道德價值的現實利己自我設限,一方面這種容忍無異是在向俄羅斯暗示且示弱,結果就是讓俄羅斯能掐著德國,輕鬆拿捏德國在國際政治決策的可能路徑,最後使得俄羅斯能更加毫無顧忌的入侵擴張.而這樣的發展在兩位作者看起來是不可饒恕的,於是他們試圖找出犯下這些錯誤的原因,他們認答案就在於"施洛德網路",這個網路是由眾所周知極端親俄的德國前總理施洛德與他所屬社民黨高層所構築的政商人脈網路,與社民黨對俄羅斯長期採取的"緩和政策"構成.                      "緩和政策"(Entspannungspolitik)在德國背景下常被視為與"東方政策"(Ostpolitik)相當,是德國社民黨(SPD)外交政策的基石與核心,最初由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與幕僚巴爾(Egon Bahr)於 1960 年代末期提出,目標是用來改善與蘇聯,東歐國家,主要是與東德之間的關係.1963年巴爾提出"以接觸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理念在於透過與蘇聯及東德的頻繁接觸,談判與妥協,逐步緩解冷戰的對峙僵局,進而促進對方的體制轉型,請注意這裡的"體制轉型".緩和政策的核心行動包括承認二戰後的既存邊界,並與蘇聯,波蘭,東德簽署一系列條約,如1970年的"莫斯科條約"與1972年的"兩德基礎條約",約定放棄使用武力,加強雙邊交流.不過布蘭特時期的緩和政策並不是單純的盲目妥協,而是建立在西方維持強盛軍力與嚇阻力的基礎上.                       但是"緩和政策"在 1980年代逐漸變質,從追求對方的體制轉型,變成僅剩下高層與獨裁政權的接觸,社民黨開始將希望寄託於與共產政權維持穩定關係,而不將重心放在支持民間的民主力量.當時的社民黨高層甚至將波蘭的"團結工聯"視為破壞"緩和政策"的干擾力量,反而經常表示對共產政權實施戒嚴表示理解,緩和政策在2000年後被施洛德及史坦邁爾等社民黨人重新利用,發展為對俄政策的指導原則,2006年史坦邁爾提出"以緊密合作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Verflechtung),強調透過深化經濟聯繫綁定,特別是能源合作,將俄羅斯納入歐洲秩序,並帶動其現代化,在這種信念下,北溪天然氣管線等工程被社民黨人們視為維護歐洲安全的一座橋梁和現代化夥伴關係的體現.                        根據我閱讀"直通莫斯科"產生的認識.我以為本書作者們認為"緩和政策"在當代已淪為遭到濫用的社民黨神話,"緩和政策"讓社民黨長期沉溺於"和平"與"裁軍"的道德口號中,有系統地無視俄羅斯日益明顯的侵略行為,比如併吞克里米亞.作者同時認為這項政策過度神話化"德俄能源相互依存"的虛構關係,忽視了普丁將能源當作武器的現實,也因為了維持與莫斯科的對話,德國有系統地忽視了波蘭與烏克蘭等東歐盟友的警告與安全利益,所以本書指出'緩和政策"從原先"務實的外交突破"演變為"僵化的意識形態信仰",最終導致德國在面對普丁政權時出現嚴重的戰略誤判.                        雖然書中揭示的政策變質令人警醒,但就閱讀體驗而言,本書實際上並不算流暢好讀,原因倒不是因為什麼特別難的論述,內容關於"緩和政策"的變質轉型著墨不多,更多是放在施洛德與社民黨高層人物的生平交往,及他們與俄羅斯政壇,主要是與普丁及俄國寡頭企業之間的來往,畢竟普丁廣為人知的發跡點就是從駐德勒斯登開始,他自己能說德語加上國安局經歷,即使稱不上德國通,但也絕非小白.而一連串的俄國斯與德國政治人物與政商網絡的描述,基本上都是完全沒聽過的人名,與組織.後面的章節更是放在1998年迄今德國政壇人物與俄羅斯交往的諸多細節,其實有點失焦,冗餘,瑣碎,但不交代好像也不足以描寫親俄派的動作.但是這樣的描寫,似乎有意無意的忽視一個問題,就是德國的政治結構,長期以來都缺乏單一過半的執政者,所以我們看到的所謂"德國政府"都是聯合執政的狀態,難道社民黨幾個高層真的有能力一直完全把持主導俄德之間的外交關係走向?把期間執政16年的梅克爾與聯盟黨(基民盟CDU 與 基社盟 CSU)當空氣?會不會緩和政策除了綠黨外,德國其他政黨其實也不反對?而且這本書的論述放太多重心在許多個別政治人物人生經驗與俄羅斯政壇交往的關係上,會給人一種暗示,以為這些社民黨高層人物完全都是因為"受賄","個人利益"才去主導德國天然氣能源來源的俄羅斯化,形成德國天然氣供應來源,節點,管道,儲氣設備基本上全部都能被俄羅斯資本掌控持股的地步.而且像我這種特別好奇政商勾結八卦關係的,看完本書竟然有一種錯覺,那就是德國政壇與政客都太爛了,似乎沒有不收好處的人,差別只是在直接收賄還是轉彎成合法的政治獻金,似乎也沒什麼旋轉門條款之類的,權責官員可以立刻轉到原先業務下管理的民營企業機構,沒有利益迴避問題?但實情真的是如此嗎?.                          個人根據"直通莫斯科",其實體認德國對俄羅斯能源,特別是天然氣,形成高度依賴的原因是多重且相互交織,並不僅是書名所述,可以歸納為幾個核心.第一個核心當然就是受政治人物與利益網路的影響.這是本書探討的重點,一個以施洛德為中心,橫跨政商界的利益共同體,施洛德與普丁間存在罕見的私人情誼,從他在卸任德國總理後能立即進入俄羅斯國營能源企業擔任要職即可窺知,他直接將自己的政治聲望轉化為俄方的商業遊說利器.而後施洛德的親信與繼任者,包括史坦邁爾,嘉布瑞爾等人長期掌控德國外交部與經濟部,這兩個部會主導了對俄關係與能源政策,使親俄路線得以延續二十年,期間出現像魏澤(Heino Wiese)這樣的說客,利用政商關係協助德國企業與俄方建立連繫,並在國內推廣俄羅斯是可靠夥伴的觀點.其二是"緩和政策"在德國社會與政壇存在深厚的心理基礎,使人們容易接受與俄羅斯的深度掛鉤,社民黨將布蘭特時期的"東方政策"神聖化,堅信以緊密合作帶來改變,認為經濟聯繫能確保和平並促使俄羅斯民主化.加上當年德國對納粹在東線戰場的暴行懷有補償心理,這種負罪感被片面導向俄羅斯,使德國政界對克里姆林宮的擴張行為格外寬容.且社民黨內長期存在對美國的疑慮,傾向於在美俄之間尋求"平衡",而將美國對北溪管線的警告貼上"自私商業利益"的標籤.第三個造成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的原因在於能源政策的轉向與經濟現實.福島事件之後,2011 年梅克爾政府決定放棄核電,天然氣被包裝成通往再生能源的"過渡橋梁",成為彌補電力缺口的快速優先選擇,而德國工業界可藉高度低價天然氣以維持全球競爭力.政界因此將經濟利益等同於國家利益,忽視了地緣政治風險.加上德國本地天然氣儲量枯竭,對水力壓裂法等開採方式的強烈反對,導致進口依賴度上升,創造了對俄國天然氣的巨大需求.第四個讓俄羅斯天然氣能鎖喉德國的原因在於德國政府在監管與戰略安全規劃上的失職.德國原先遵循能源單一來源國不超過30% 的"三十規則",但在追求商業效益下,這項準則被完全拋棄,導致對俄天然氣依賴度一度衝破 55%,加上能源市場自由化後,德國政府失去對整體局勢的掌控,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利用制度漏洞,成功滲透並掌控德國的基礎設施,嘉布瑞爾擔任經濟部長期間,批准將德國最大的地下儲氣庫賣給俄氣公司,進一步削弱了德國的能源安全自主權.德國又長期以"不具經濟效益"為理由,拒絕興建可作為談判籌碼的液化天然氣(LNG)接收站,直到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才急忙補救.最後一項當然不脫俄羅斯的滲透與操弄策略.普丁政權有計畫的將能源當作外交武器與地緣政治工具,這也是本書主要的內容所在,普丁利用情報員背景,精準掌握德國領導人的喜好與弱點,建立私人情誼以獲取支持.克里姆林宮有系統招募卸任的歐洲政要擔任俄羅斯企業或組織顧問或監事,在各國建立親俄的前哨據點,並透過媒體宣傳與網路軍團,帶頭德國社會視聽風向,達到削弱對俄強硬立場的支持.可以說德國陷入這種能源依賴局面的核心在於"地緣戰略思維的退化",德國政府與商界沉溺於"德俄能源相互依存"的神話中,無視普丁日益明顯的野心,最終讓國家安全陷入了嚴峻的險境.                      儘管造成德國對俄能源依賴的原因包含經濟現實與制度失效等多重因素,但"直通莫斯科"將絕大部分篇幅聚焦於"施洛德因素"及其延伸的"社民黨人脈網".書中明確指出雖然存在如廢核,追求廉價能源等大環境背景,但"莫斯科人脈網"提供了落實這些政策的政治動力與執行路徑.施洛德的親信長期掌控德國外交部與經濟部,這兩個部會正是主導對俄政策與能源布局的核心,而與施洛德關係密切的說客,公關團體不僅在政壇發揮影響力,更將政治與商業利益無縫接軌.許多社民黨人士不僅是政策制定者,後來更成為俄羅斯利益的代言人,確保了政策的延續性,即便在俄國展現侵略意圖時也不曾改變.文本強調社民黨內部存在一種對"緩和政策"近乎宗教般的意識形態,使他們對俄羅斯的依賴被視為一種"必然"與"神聖"的信仰遺產,深信只要經濟掛鉤夠深,和平就更有保障,這種信仰導致他們系統的無視東歐盟友的警告,書中認為這種意識形態的迷霧掩蓋了普丁將能源當作武器的真實意圖.作者詳細描寫施洛德在漢諾威建立的人脈,是為了揭示這個人脈網路如何透過非正式管道影響國家大政,這種以"紳士之夜"和"私人情誼"為基礎的運作模式,使得包含重大國安決策的基礎設施,如北溪二號,常被包裝成"民間商業計畫",進而規避了正式的戰略審查,從地方邦長到聯邦部長,這個施洛德網路中的成員彼此提攜,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共同體,使德國政府在關鍵時刻無法對俄羅斯採取強硬立場.兩位作者身為資深記者,認為德國在能源與安全上的失敗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錯誤,他們認爲雖然制度性因素,如市場自由化,往往難以單一問責,但施洛德與其追隨者的行為則是具體且可辨識的決策失誤,而許多社民黨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宣稱"被普丁騙了",但本書透過大量文本證明,警訊一直都在,是施洛德的人脈網路選擇性的視而不見,甚至為主動為普丁辯護.也就是在作者眼中人脈網與意識形態最終決定了能源成了德國的國安問題與災難.制度雖然有洞,但正是這群人主動帶著德國跳進了俄羅斯的能源陷阱.總的來說,2013年烏克蘭局勢惡化,就是普丁帝國野心公開化的起點,也是施洛德網絡在德國政府內部權力達到巔峰的時刻,這兩者的結合,導致了書中所述德國陷入"有毒關係"且無法自拔的8年. 

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I  Have No Enemies: The Life and Legacy of Liu Xiaobo, 林培瑞 Perry Link & 吳大志 Wu Dazhi)                      "我沒有敵人"是劉曉波的傳記,詳盡記錄他從一位浪漫衝動的知識分子,蛻變為堅韌務實的民主行動者的生命歷程.因為反對一黨專政,提出"零八憲章",遭到中共政治關押,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求刑11年,後於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2017年因肝癌病逝.                       個人以為除了傳主的生命歷程值得閱讀外,他後來的政治思想理念轉變也隱隱與我個人閱讀經驗所思有所聯繫而更加看重本書.劉曉波在2000年代初的政治思想轉向,將改革重點從"由上而下"的菁英改革,轉向"由下而上"的民間維權,強調在日常生活細節中一點一滴積累自由.在他逐漸成形的自由主義概念裡,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後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即透過嘗試錯誤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畫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可以說他反對先驗主義,反對歷史決定論,反對激進的人為建構.個人以為這些論述雖然簡單,但大約與我平日所思契合.
                       在當代中國政治與知識分子精神的軸線上,劉曉波無疑具有啟示性的反對者符號,這本"我沒有敵人"依據時間軸詳細勾勒這位異議分子如何在中共政權數十年的意識形態演變中,以自身的肉體與靈魂進行高強度抗爭的生命歷程.配合劉曉波出生年代與中共建政的歷史,我們大體上能將他的經歷,切割成配上統治者三個主導的政治口號與意識形態發展階段.一是從毛澤東時代延續至1980年代末的"人民運動革命"與思想啟蒙階段,二是鄧小平"南巡"後席捲全國的"經濟改革"與物質消解階段,三是江澤民,胡錦濤乃至後續時代確立的"民族主義,大國崛起與偉大復興"階段.                      這三個政壇發展的宏大階段,不僅僅是統治者更迭與治理技術的演變,更構成了劉曉波生命歷程的外部年輪,且與劉曉波反對運動重心的變化密切相關,從早期的激進文化批判與個體審美解放,到中期的務實維權運動與"講真話"的道德實踐,再到晚期的系統性憲政制度變革與超越政治仇恨的道義救贖,與中共政壇這三階段的演變形成了高度互文與深刻對抗的關係.                       在中共歷史的第一個軸線上,毛澤東時代確立了高強度的革命與階級鬥爭話語.儘管文革在1976年畫下句點,但革命的集體動員與政治美學並未立刻消失,而是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與文化熱中,被民間知識分子轉化為反思封建專制的激進思想武器.這場民間的精神革命最終在1989年春夏之交訴諸於一場波瀾壯闊的"人民運動".劉曉波的早年生命歷程.與這段動盪的運動歷史密不可分.傳記中描述劉曉波年少時便是一個不服管教,帶有反叛骨氣的"鐵蛋胚子".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年代,他隨父母下放到內蒙古與吉林農村,在極左,集體狂熱與物質匱乏中度過的青春期,不僅賦予了他對體制虛妄口號的天然免疫力,更在他靈魂深處埋下了狂躁,叛逆且渴望絕對自由的種子.當文革結束,高考恢復後,他進入吉林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深造 .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上,劉曉波經歷了傳記中所稱的大學歲月和"毛的面具滑落",毛澤東神話的破滅,解開了籠罩在中國青年一代身上的思想枷鎖,綑綁的枷鎖一旦七零八落,青年知識分子面前便呈現出一個全新,充滿生機的宇宙 .                      在這階段,劉曉波抗爭運動的中心表現為高調的"文化批判"與"個體審美解放".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文化熱"中,他以文壇"黑馬"之姿猛烈竄起,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時知識界的精神導師李澤厚 .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等著作中倡導"實用理性"與歷史文化的"積澱".但在劉曉波看來,"實用理性"本質上是對現實的妥協,底色帶著強烈的保守,軟弱與奴性,甚至是在變相復活孔孟之道 ,由此,劉曉波指出儒家政治文化中強烈的等級制傾向,要求每個人"克己復禮",所謂的實踐大道"仁",在他看來其實只是在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身上塑造出了"自覺的奴性人格",使人聽天由命,任人擺布 .而為了破解這種苦悶保守又具有強烈奴性的保守傳統特色,劉曉波主張深刻的片面與極端,認為人類社會的每一次變革在理論上需要的恰恰不是全面與調和中庸,而是走向極端的肯定與否定 .他試圖以尼采式的酒神精神與絕對的"感性衝動",去搗毀那個強調社會秩序與集體馴服的專制傳統 .此時他的抗爭是高度精英化的,浪漫主義的,甚至是文化虛無主義的 .當時的劉曉波是時代先鋒,創造潮流的,與主體政治切合的,風靡全中國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將"黃河文明"代之的保守,專制與"蔚藍色海洋文明"象徵的開放,民主對立,正是當時"西化熱"實際上藉談文化來談制度的體現,而劉曉波也是這股浪潮中的領頭者.                       這場由文化啟蒙演變而來的政治熱情,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人民運動"中達到了最高峰 .當學生與市民走上街頭,高喊民主口號時,正在美國訪學的劉曉波毅然決定放棄平靜的學術生活,返回北京投身這場風暴 .此時的他,依然帶著80年代精英主義的激情,他在廣場上發動絕食,與周舵,高新,侯德健組成"四君子",試圖以理性與非暴力的道義姿態引導這場激情自發但缺乏策略的人民運動 .然而六四的槍聲與坦克摧毀了廣場上的民主女神,也徹底粉碎了劉曉波以及整整一代知識分子試圖通過激進的"人民運動革命"一夕之間改變中國政治格局的浪漫幻想.這場運動以流血慘劇告終,劉曉波本人也被投入秦城監獄,他的生命歷程自此走入了幽暗的谷底,而他的反對運動中心也即將面臨最痛苦的重塑 .                       六四事件後,中共政壇的發展軌跡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統治當局意識到,單純依靠高壓統治和過時的毛式教條已無法維持長治久安,必須尋找新的合法性基礎.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拉開了新一輪"經濟改革"與全面商業化的序幕.在這一階段,中共的主流政治口號轉向了"發展是硬道理"與物質實利.這是一種極其精明的治理技術,政府主導打開市場財富的大門,鼓勵全體國民將精力和熱情投注於財富的追逐中.通過這股鋪天蓋地的商業化浪潮,中共成功地將公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反思與反抗熱情消解於物質享受與感官娛樂之中,實現了社會整體的政治冷漠化.

London Falling: A Mysterious Death in a Gilded City and a Family's Search for Truth(Patrick Radden Keefe)                       "London Falling"敘述2019年發生在倫敦泰晤士河畔的一起青年失蹤與落水死亡事件,受害者是一名19歲的猶太裔的青年Zac Brettler.事發當時在11月的深夜,位在河對岸英國情報機構MI6所在的監視攝影機恰好錄下了Brettler從河畔RiverWalk社區大樓跳出墜入河中的過程,因此這書名"London falling"大概由此而生,不過讀完之後,可以感受作者使用這個名詞作為書名有雙關語的意思.                        這位Zac Brettler是個怎樣的人呢?他當時是19歲,求學過程經歷了多次挫折與轉折,他曾兩度申請學術聲望極高的私立學校"大學學院學校"(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 UCS),但都因爲入學考試成績或面試表現不佳而遭到拒絕,UCS與Westminster(西敏公學) ,St.Paul's(聖保羅公學)齊名,入學競爭非常激烈,後來他在 2013 年進入Mill Hill 學校就讀,雖然這間學校學費高昂,但因為在當地的排名中被視為是申請UCS(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遭拒絕者的好去處,所以實際上還算在失敗中得以自我安慰,且Zac自打15歲起就在學校寄宿,有不錯的記憶力,即便不愛花時間學習也能維持及格成績,因此他依然自信的在17 歲時,試圖轉學到英國最頂尖的Harrow School,但卻再次被拒,這次拒絕對他造成了極大的打擊,最終他只好勉強到肯辛頓區的私立高中Ashbourne College,完成最後一年半的學業.                       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Zac Brettler是個學業成績不頂尖,也不太花時間在課業上的學生,而這也是他展現在親友,父母前的形象,不好不壞,社交尚可,但起碼有正常學生生活的樣子.不過,Zac Brettler對外還有另一個身份.他對學校生活圈外的許多人自稱是"俄羅斯寡頭之子",名字叫Zac Ismailov,聲稱自己繼承2億英鎊的遺產,住在倫敦一棟高檔奢華的公寓"海德公園一號"(One Hyde Park),且經常刻意模仿俄羅斯口音,並喜歡吹噓自己與切爾西足球俱樂部(Chelsea Football Club)的前老闆俄羅斯寡頭Roman Abramovich有直接聯繫,藉由這樣的自稱,他認識了與上流社會富豪有間接生意往來的房產經紀商Mark Foley,Foley雖然無意,卻在Zac Brettler的故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他無意間為 虛構身份的Zac提供了公信力,2019 年3 月,兩人在切爾西藝術俱樂部(Chelsea Arts Club)的一場慈善拍賣會上相識,當時Zac 雖然使用的是真名Zac Brettler,但他對 Foley 謊稱自己的父親是住在倫敦的俄羅斯投資者,而他正代表家族尋找投資機會.Foley隨後將Zac介紹給正在為里斯本房地產項目籌資的 Akbar Shamji 及他的合夥人Verinder Sharma.因為有了Foley 的引薦,Akbar 和其他人完全沒有對 Zac 進行背景調查(Due Diligence),這讓Zac得以成功偽裝成Zac Ismailov進入倫敦的高級商業圈.                     以上的情節似乎似曾相識?直接想到的就是麥特戴蒙出演詐騙犯的電影"The Talented Mr. Ripley(天才雷普利).London Falling開端就是Zac失蹤後,他的父母Matthew Brettler與Rachelle Gryn開始透過他的電信資訊尋找,發現兒子竟然認識一些社會商業人士,包括Shamji與Sharma,而且透過這兩人得知Zac在他們眼中竟然是個俄羅斯寡頭的兒子,深覺不可思議.當河岸邊被人發現Brettler遺體,由於死者生前似有遭重擊的痕跡,被警方列入刑案調查,而透過河對岸MI6監視器的影像,竟然發現Zac落水的當晚,是從Sharma住處所在的樓層跳下的,而在他死亡那晚,Shamji曾經兩度出入Sharma家,因此這兩人被懷疑有殺人嫌疑.但警方對這件事始終給予清楚的交代,連詳細的查案過程也未曾透露,於是Mathew與Rachelle以父母渴望釐清孩子死因的態度,親自下場追尋可能破案的蛛絲馬跡,也想藉此釐清Zac擁有的另一個身份的各種因果.                   表面上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青少年欺騙眾人的個案,不過隨著文本行進,真相將會逐漸向我們開展."London Falling"中三個主要詐騙者代表了現代倫敦不同層面的欺詐與墮落.雖然他們背景迥異,但都在追逐金錢與權力的過程中交織出致命的悲劇.首先第一位當就是Zac Brettler,2000年9月出生於倫敦一個溫馨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金融專家,母親是記者.因爲申請名校 UCS兩度遭拒,在他心裡留下了深刻的自卑與羞辱感, 進入Mill Hill後,他被校內那些極其富有,招搖的俄羅斯權貴子弟吸引,開始模仿他們的"氣場".他深受"華爾街之狼"等電影影響,迷戀"假裝直到成功"(Fake it till you make it)的價值觀,他發現只要編造出身,人們就會對他另眼相看,這成為他打開高級商業圈門票的手段.所以他改姓為Ismailov,自稱為資產2 億英鎊的俄羅斯礦業巨頭之子,偽造匯豐銀行帳戶餘額,向父親展示近90萬英鎊的假存款,同時偽裝成投資代理人,希望介入里斯本房產項目等大型交易,因為吹噓招搖,剛好吸引了急需資金救急的Verinder,與Akbar.在Mathew探尋兒子過往足跡時,以善良老人面貌出現的商人Verinder,其實真正的收入是從事暴力討債的"債務催收黑幫",他之所以願意收容Zac,正是因為Zac 自稱父親是資產達數億英鎊的俄羅斯礦業巨頭,然後因爲與住在杜拜的母親發生遺產爭奪糾紛而被趕出家門,淪落到露宿街頭,這個狀態激起Verinder偽裝出收容的同情心,他的策略是先扮演"導師"和"保護者"的角色,將Zac帶入自己的家庭,以此建立信任並控制他,等Zac拿到遺產後,再從中分成.在Zac去世前的訊息中,Verinder明確表示他想要那筆2億英鎊中的 5%,甚至在錄音中提到應該要得到Zac所有財產的50%.而事實上Verinder Sharma的早年經歷更驚人,他與1983 年發生的英國史上最大黃金劫案,Brink's-Mat劫案的參與者之間存在著深厚且近乎"父子"般的黑道傳承關係,Verinder視那次劫案的主謀Micky McAvoy爲教父與"父親",甚至稱呼他為"Dad".劫案中被洗白的黃金資金曾流入倫敦碼頭區(Docklands)的再開發項目,而 Sharma後來活動的圈子也與這些高級房地產與金融洗錢的世界高度重疊.與Zac認識當時,Sharma已經趨於"半退休"狀態,身邊的黑道同夥大多入獄或去世,他面臨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因此急於在 Zac 身上完成這樁"最後的大買賣".因此表面上,是Zac這個後起之秀在玩弄Verinder,利用謊言將自己包裝成金礦,試圖換取地位與保護,但實際上Sharma才是深藏不露的遊戲獵人,他將Zac 納入羽翼下,真實企圖是對那筆虛構的2億英鎊進行大規模的勒索與分贓,只是當這個Zac億萬富翁被發現帳戶裡其實只有4英鎊時,Sharma 的企圖便轉化成了致命的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