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醬油的汗牛馬

 
一些閱讀後的想法,.

蛇頭：唐人街黑社會與美國夢的史詩故事( The Snake 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atrick  Radden Keefe) + 潤日：習政權下中國人「RUN」到日本的直擊調查報告( 潤日（ルンリィー）―日本へ大脱出する中国人富裕層を追う,舛友雄大（Masutomo Takehiro))                    "蛇頭"與"潤日"是兩本各自獨立的書籍,作者國籍不同,"蛇頭"作者Keefe是美國人,媒體撰稿者.而"潤日"則出自日本新聞人舛友雄大.兩者所述的時代,地點不同,"蛇頭"是1990年代的紐約,而潤日則是2020年疫情發展前後的日本.但兩者觀察或故事焦點卻是一致的,就是當地出現的大量華人"新移民",成了那個時代當地媒體關注的一個議題.                    "蛇頭"故事以 1993年6月6日凌晨發生在紐約皇后區洛克威半島的海難揭開序幕.一艘名為 "金色冒險號"(Golden Venture)的老舊貨船,載著近300 名非法移民,在離岸約一百碼的沙洲擱淺.由於原本接應的小船沒有出現,船上的移民被迫跳入冰冷的海水中試圖游向岸邊,最終導致10 人溺斃.這起事件在美國媒體即時播送下,震驚全美,也讓長期潛伏在唐人街陰影下的"蛇頭"貿易曝光. "潤日"則以作者親赴東京八王子市發現好友"Akid"(王懿)孤獨死後的現場開場,引出2019年後某些移居日本華人中帶有強烈目的性的非虛構文學色彩,顯然這不是巧合,兩者皆將這"悲劇"視為調查的"原動力". "蛇頭"透過船難引出背後錯綜複雜的人口偷渡關係網."潤日"作者則直言Akid之死是他對中國興趣"從熄火狀態提升至前所未有程度"的起點.推動他去探究這群"潤者"的集體生活全貌分佈..                       由於兩者皆是故事推動,這裡試著將兩段移民看成是一種時代的變遷,來看華人移民的背景變化.根據"潤日"與"蛇頭"兩本書籍的直擊調查與歷史紀錄,我們可以將兩代中國移民離國的共同因素,劃定在對自由與更好生活的恆久追求上.無論是30年前還是現在,"追求自由"與"改善生活品質"始終是中國移民的核心驅動力.但是,這裡所謂的"自由"並不是我們這些外人以為的那種政治自由,更多的是對於"個體生命財產保障"的殷切.1990年代的移民包含躲避一胎化政策,強制結育,墮胎的農民,或者偶爾獵見資本主義帶來的物質感受的誘惑.而當代的去國"潤者"則是在對於未來不確定感陡增的恐慌下,在既有的財富保全,後代安穩生活上尋求自由的保障.這主要源於習近平政權下日益收緊的社會監控.言論限制及疫情"清零政策"帶來的窒息感,另外就是富人,中產階級的逃離,他們則是因為經濟成長放緩,中共當局恐貧富差異感可能產生的底層動亂而對"先富一代"的壓制.而兩代移民,不論貧富,都極其重視子女教育,早期移民透過辛勤工作希望子女在美國翻身.現代移民則是為了讓孩子逃離"雞娃"式的病態競爭"內捲"與思想教育,或者採取彎道超車的策略(以國際生名義申請清華北大,可能比以河南考生身份考上清北容易太多,就是一種彎道超車概念),尋求更人性化的教育環境.                     兩代移民的相異點則從"生存壓力"轉向"安全感缺失".兩代移民在社會階層,離國動機的本質及目標國家的選擇上有顯著差異.第一個差異可以說來自移民目的.30年前的華人移民,我們能將他們簡稱為"生存型移民",主要是來自福建,廣東農村的底層勞工,農民.他們面臨的是絕對貧窮,為了賺取比家鄉高出數十倍的薪資,不惜舉債透過"蛇頭"偷渡,目標是去美國"淘金".而現在的"潤日","潤泰"移民則可以稱為是"避險型移民",避免型移民的主力是富裕階層,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基本上沒有窮人,他們在中國已有可觀資產,離國是為了"資產保全"與"規避政治風險".如馬雲等退休企業家,追求的是財產私有制保障及醫療與食品安全.從教育觀觀察,30年前移民多為低學歷者,希望孩子在美國接受教育以改變家族命運,現在則是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他們不滿中國教育體系的"中考分流"與"填鴨",主動選擇日本的國際學校或名門中學,將日本視為"第二學區".兩代移民身份第三個相異點,則是對政治環境追求與心態的轉變.30年前當時中國正值改革開放,許多人仍對母國經濟成長抱有期望,對政治無知者為多,移民多被視為純粹的經濟行為,政治因素主要集中在"六四"後的短期震盪或一胎化政策的壓迫,而現在"潤者"移民帶有強烈的"逃離感",新冠封控展現了國家對個人生存權的絕對控制.讓中產階級意識到個人財產與生命隨時可能收歸"國家所有",這催生了"潤學",將移民視為一種"物理救贖".第四項差異則來自移居目的地選擇與移民門檻的變化.30年前美國幾乎是唯一的"金山",要不就是偷渡台灣賣淫,偷渡費用高昂,過程極其危險,金色冒險號的船難就是這樣的產物.現在移居的選擇則將地理鄰近,文化相近,物價與教育相對便宜,等因素列入考量,加上簽證政策較歐美放寬,比如提供"經營管理簽證","高級人才簽證",所以日本,泰國成為熱門目的地.雖然"走線"偷渡型的移居美國的現象依然存在,但"潤日","潤泰","潤歐美"更多的是透過合法的商業投資手段.                   從這兩本書可以看出30年間中國移民的離國因素已從"為了活得更好"的經濟動力,轉化為"為了活得像人"的自我追求與安全防禦,早期移民是為了在國外扎根生財,而現代的"潤日"群體中,許多人更像是將日本視為避風港,若環境改變,仍可能隨時移往他處.所以我們能在此看到更大的兩代移民的差異,就是90年代的華人移民,就業與群聚的現象偏向他們傳統中的所能,也幾乎形成了一個華人集體,以"唐人街"為主軸分布.反之,當代的移民則根據自身在國內的階級狀態,平行移動到新的移民地複製,中產也不可能與富人交流,甚至富人刻意避開華人移民聚居的地方,遠離"中華街"就是最佳選擇,就業分層更是不同,這反映了中國社會從"物資匱乏"轉向"資產避險"的結構性變化.                    90年代移民生存驅動的目標在底層翻身,未移民前,他們是農村的底層與絕對貧窮者,身分多為農民或漁民,受教育程度極低,完成高中教育者不到 10%,在中國經濟改革中處於"相對剝奪感"強烈的階層,由於身無分文,離國通常是靠向親友舉債支付高昂的'蛇頭費".所以移民後,面對高額的債務,他們通常只能立即投入高勞力密集的唐人街經濟,因為偷渡者沒有合法身分,只能從事不需英語能力的底層勞動,具體職業就是在中餐館洗碗,在成衣工廠當裁縫,擔任外送員,或在就業中心尋找最低薪資的體力活.由於積欠債務,常被幫派,比如書中的福青幫僱用為打手,或從事勒索,保護費等非法活動."潤日"世代的移民者則大不相同.他們移民的主要動力是基於避險驅動的資產轉移,因為未移民前他們不是都市精英就是資產階級,屬於鄧小平口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族群,主力是來自一線城市上層中產階級,富裕階層與知識分子,包括媒體從業人員,科技業工程師.大學教授或成功的民營企業家,擁有龐大資產,僅靠賣掉中國一套房產即可獲得數億日圓的啟動資金.所以移民後,他們多數從事資本與技術密集的平行經濟工作,由於多透過合法的"經營管理"或"高度專門職"簽證入境,不但能以專業在日本居住,還能."爆買"東京,大阪的豪華大廈,更開設不動產公司服務其他中國買家,或為了孩子升學,在日經營"補習班",開設國際學校諮詢服務,其中最不透光的暗黑工作大概就是只有透過"地下錢莊"進行跨境匯兌,建立管理資產,或併購日本中小企業,投資股市.部分文化人,或者知識份子移民則開設獨立書店,從事 AI 軟體開發或經營 YouTube 自媒體.總之,30年前的移民是為了脫貧,在異鄉從事最底層的體力勞動以求生存.而現在的"潤者"是為了"避險",帶著在中國累積的龐大資本,在日本建立起一個自給自足,從房產到教育都與原本階級對接的"平行社會".                      另外我從這本書的閱讀中,衍生出兩個主要觀察與作者觀點略有不同,第一個我以為當屬這兩代相距30年的中國移民在民族認同上呈現出從"同鄉連結"轉向"意識形態兩極化"的演變,即當前雖然仍有強烈的中國認同者,但對於移入國的歸屬感已發生顯著變化這種論述,其實只是一種表面現象.30年前的移民的民族認同更多建立在地緣與家族連結,而不是宏大的國家民族主義,受制於個人智識認識,實際上也不可能有超越生存地的認同認識,同鄉認同大於國家認同,他們在紐約唐人街建立的是以"方言"和"同鄉會"為核心的社群,對他們來說.對中國的歸屬感主要體現在"匯款回鄉"和"回鄉建豪宅"的榮宗耀祖觀念上.但通常會努力學習移居地語言,希望能融入日本或美國社會以求生存,儘管他們仍維持著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民族認同是一種被動的文化慣性,而非主動的政治表態.現代移民則在民族認同上呈現極端的兩極化,且對移入國的態度更具"工具性",小粉紅與激進民族主義者就種極端的外顯.即便身在國外,他們仍強烈擁護中國政府,甚至在國外進行主動的民族主義展演,這類人很難真的認同移入國的價值."潤日"作者認為光譜的另一端則致力於"脫中",甚至徹底拋棄中國公民身分,他們追求的是普世價值或環境品質,甚至可以全然放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但我以為其實民族主義認同會因個體理由而有差異.比如原先的政治異議者可能對中華民族認同有所改變,但是大多數現代富裕階層與中產階級傾向在日本建立"平行社會"的企圖更大,不一定關注當地文化,也不打算長期深耕,對他們而言日本是一個"安全性的避風港",但若環境改變,他們隨時準備"潤"往下一站,甚至他們骨子裡就是中國民族認同,只是不會公開對一個移居地的當地人做此種意思表示.不會融入的原因很複雜,究其根本"潤"的思源根本是"避險","保全",這些人不太可能在移居地享受他們母國所擁有的地位與關係網路,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被當成真的當地人看待,許多人是為了'物理救贖"或"資產保全"而離開,他們認同的是移入國提供的"制度利潤",而不是移入國的"文化信仰",即使是那些政治異議者,他們骨子裡其實仍是中國民族信仰者為多,他們移民只是避險或者在等待時機,我以為"潤日"作者本身的觀察與意識影響了他的判斷與論述.一個簡單的指標就是這類極端移民者應該徹底放棄原本的生活圈,經濟圈,融入移居地文化,語言環境才是根本,依靠批判原生國為經濟收入來源,根本不可能顯示這種移民的斷裂,與割離狀態.這種平行社會雖然保全了資產,但也導致了這群人"兩頭不到岸"的孤立.他們既不被日本主流社會接納,也與故鄉斷裂.這種"精緻的流放"與早期唐人街那種"草根的紮根"相比,哪一個更具備抗壓性?其間顯然有兩種移民思維根本差異性的心理條件在運作.對於現代移民來說,國籍或居留權更像是一種"保單"或"多空對沖"的工具.當中國紅利大於風險時.他們利用關係網賺錢.當風險大於紅利時,他們行使"退出權".這解釋了為什麼他們骨子裡仍是民族主義者,因為那與他們的利益獲取邏輯並不衝突 .

當AI取得話語權，人類還剩下什麼？：以當代哲學與溝通理論探討AI的語言、意識與作者權威性問題(Communicative AI: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arge Language Models, Mark Coeckelbergh &  David J. Gunkel)                    這本書的中文書名"當AI取得話語權"其實會帶來誤導,然後可能就會令讀者陷入文本迷霧中,不知所云,覺得它媽的一本故作腔調怪書,沿用一些哲學家,社會學家話語,又不說白話文,等你讀到第四章,它直接說明"話語權"並不為人掌控,然後你不免想,既然人都無法掌控話語權,AI又怎可能掌控?AI掌控它又如何?顯然文本根本不是中文書名所指稱的這樣的書籍.我覺得這書有點無聊.但跑李宏毅"機器學習"Bert程式作業的資料訓練時間,Colab居然要用2個小時,覺得趁空檔把這本書當雞肋般瀏覽完畢就算了.                    本書的大約觀點是這樣的.話語權的"掌控"本身可能就是一個現代迷思,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作者"概念: 一個擁有主權,意圖且對文本擁有所有權的個體.其實並不是普世真理,而是過去歐洲思想文化的產物,與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開始,到新教的個人信仰以及現代產權制度的興起等密切相關,在這些現代觀念之前,前現代文學或民族誌社會中,敘事的責任往往是集體或分散的.並沒有單一天才作者壟斷的概念.而本書作者們從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分析出人類並不是掌控語言的主體,實際上是"寄生在語言系統之中的存在",這句話翻成白話就是,不是人在說話,語言本身就在說話,語言系統內部的符號差異與結構本身就在形塑話語,是語言掌控了人的表達.因此,從作者的觀點看,不論是人類還是 AI,說話時都受限於既存的語言規則,社會脈絡與生活形式,話語並非完全由講述者的內在意圖決定,講述者更像是語言之家的"守護者"而非主人.從這個推論中,本書先採用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提出的"作者已死"理論指出文本的統一性與意義不在於"作者的意圖",而在於"讀者的閱讀與詮釋".這句話更白話的說就是當文本被寫下來,它就脫離了作者的控制,並在讀者的詮釋過程中不斷產生新的意義. 因此那種認為作者可以"百分之百掌控話語意義"的想法,在哲學上被視為一種迷思.                    上述作者已死的概念,恰好此時撞上了大型語言模型(LLM)的出現,這在實質上實現了"作者之死"的理論,書名雖標榜 AI 取得話語權,但讀完後才發現,作者真正想說的是話語權從來不曾被任何人壟斷,AI只是這場主權神話的最後一根稻草.AI 能在沒有人類心靈,沒有溝通動機的情況下生成連貫且有意義(從人類視角)的文字,這證明了"話語"可以獨立於"發話者"而存在.而這種狀態出現直接挑戰了西方傳統中"理體中心主義"( logocentrism),所謂理體中心主義是認為話語必須源於活生生的思想聲音的權威.而LLM則顯示出話語權原本就是一種分配式,互動式的過程,不是單一主體的絕對掌控,也就是話語本質上是由人類,機器,語言結構與讀者共同參與的"分散式對話.AI 的出現並不是"奪走"了人類的話語權,而是邀請人類正視一個事實,人類過去所引以為傲的"話語主權",其實一直都受制於我們無法完全掌控的語言系統與社會詮釋過程.                     心得文大約到此就能結束了,至於這書裡引用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還是德希達,巴特,或者分析機器生成語言如何動搖人類對於語言主體,意識及作者權威等傳統認知,表面上都不是簡單易懂,但實際上卻也只是隱喻的作用,按本書所述,文本話語意義可由讀者們自行詮釋.至於文中詳盡列舉了人工智慧引發的技術風險,AI幻覺,資訊偏差.環境成本以及著作權等都不過是未閱讀本書前,早已為大眾討論的議題,本書也沒能談出太多心意,因此,對普通讀者而言,這書大概也只有借用"西方形上學"與"去中心化的語言觀"去思索人類與機器共同生產意義稍具新意,若我們跳脫技術開發者的工具理性,從哲學視角切入,會發現 AI 的出現不只是技術震撼,更是一場關於"人"的重新定義.藉此促使我們重新定義智慧與寫作的本質,並邀請讀者在機器具備話語權的時代中,批判性的反思科技與人文間的互動關係.                   當ChatGPT第一次流暢的生成文字畫面時,世界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術的震撼.長期以來,人類自定義為唯一具備語言的動物,這賦予了我們一種"例外論"的優越感,認為語言是人類心靈的專屬外殼,是理性與靈魂的證明,但當機器也能流暢的產出帶有情感,邏輯與詩意的文字時,人類那自以為的'唯一"便崩塌了.書中提出了一個啟發性的觀點,不論是人類還是大型語言模型,其實都是在一個既有的,龐大的語言結構中運作.過去我們認為說話之所以有意義,是以為背後有一個具備自由意志的主體,但事實上意義往往源於語言系統的本身,當我們說話時,語言也在"說"我們,AI 的出現,只是將這種"語言主體去中心化"的過程推向了極致.LLM的出現提醒我們,語言並不是人類的私產,而是一種自動化的,分布式的流動.                  本書的作者認為LLM橫空出世將引導我們重新思考"溝通"的本質.在這種新視野下,AI 不再是外在的工具,而是參與我們社會意義生產的新成員.我們與機器共同參與了這場語言的儀式,共同維繫並形塑了我們所認知的現實.這意味著人類必須放下那種唯我獨尊的姿態,承認在數位時代,語言的主體性已經從"個人"轉移到了"人類與機器的共生系統"之中,這場去中心化的變革.是人類在21世紀必須面對的首要存在挑戰.                  當深藍擊敗西洋棋王,Alphago擊敗李世石,我們或者可以說"那只是暴力計算",當 LLM 寫出通俗的散文,我們也還可以說"那只是機率預測",但其實那也可能只是我們不斷的移動"智慧"的球門,彷彿只要將標準設得更高,就能保住人類那僅存的尊嚴.而這種行為其實反映出人類過往對於"意識"與"智慧"定義的空洞,因為如果只要機器能做到的事都不算智慧,那麼智慧最後是否會變成一個虛無的詞彙?所以,LLM帶領我們回歸到一個核心的認識論問題,那就是"他心問題".我們從未真正看見過任何人的內在心靈,我們判斷他人是否具備智慧或意識,完全是基於他們的語言與行為表現,既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待他人是採取"行為判準",為什麼面對 AI 時卻突然變得如此嚴苛,非得要探究其黑盒內部的"靈魂"不可?,比如當我們在 Colab 跑程式時,我們會對程式碼"有沒有跑出來"產生焦慮,這種互動是否也算是一種與機器的"溝通關係"?這本書指出如果一台機器在溝通中展現了智慧的跡象,並在社會互動中扮演了特定的角色,那麼在實踐意義上,它就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的主體地位.當然,讀者要不要同意這種定義破解,也是另一個"他心問題".但這種觀點並不是要賦予機器"靈魂",而是要解構人類對"內在性"的迷信.那就是智慧不應被視為一種神祕的,藏在腦袋裡的物質,而應被視為一種在社會互動中展現的"關係".透過移動球門來維持人類的優越感,只會讓我們看不見科技帶來的真實變革,因此我們可能需要一種更為包容的"行為主義"視野,承認智慧的多元展現形式,而不是堅持固有的,生物中心主義的定義裡.                   傳統的寫作觀念崇尚"天才作者",認為作品是作者心靈的純粹產物,擁有神聖的權威.LLM 生成內容的過程有可能粉碎了這種傳統觀點.這裡一個新的問題是當AI 從海量的訓練數據中擷取片段,重新組合並產出結果時,誰才是這篇文字的"作者"?是數據庫中的無名氏們?還是寫算法的工程師?或是鍵下指令的用戶?在LLM中並沒有人是單一的作者,意義不再源於某個天才,而是在眾多讀者間的閱讀,挑選與詮釋過程中產生的.在 AI 的世界裡,寫作變成了一種"混搭行動",這種分布式的創作模式,揭示了人類寫作本質上其實也是一種重混,這一方面帶來原創者的憂慮與危機,令人不安,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角色從"創造者"轉變為"策展人"與"編輯者",開闢了一種更具協作性的創作空間,透過重混與轉化.探索人類想像力的邊界.

製造怪物：創造「非人物種」的全球人類歷史(Humans: A Monstrous History,Surekha Davies)                      "怪物"這個詞語,或者概念,與它的反義詞"正常"對應了一個特殊性的概念.這兩詞語的特殊性在於,若我們沒辦法定義何為正常,那自然也不可能為"怪物"訂出精確的說法,所以現實裡指稱某事,某人,某現象為"怪",在無法以人類科學驗證為真,或證否時,往往暗示著另一件事,就是指稱,或指控它者為"怪","怪物"的第一人稱,正在以"正常"自居,而此時的"正常"因為缺乏公允條件驗證,只能被歸類是一種自由心證的意志表現,也就是"製造怪物"的一種建構行為,沒有任何的客觀性可言.但人為何要標記或製造怪物呢?讀完這本"怪物製造",我以為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障保護自身既有的利益,權力,排除他者.Davies 透過這本書,引領讀者回溯這場橫跨數千年的"造怪"歷史.                      "製造怪物"這本書是探討人類如何透過"製造怪物"的過程來定義自我與建構歷史,亦即"怪物"是被建構的.作者Davies從科學,藝術與思想史的諸多領域視角出發,點出"怪物"並不是單純的虛構生物,而是社會有心人用來標記"異常"與"他者"的工具.文本透過分析古代體液學說,歐洲殖民史及現代基因工程,揭示了人類如何利用這些標籤來區分種族,性別與物種界線.這本書一方面講述了人類探索怪物的面向,對怪物的恐懼,分類的歷史演進過程,同時也反映不同時代人對"正常人"定義的權力運作的細節,甚至在書的後段,作者促使讀者反思在當前人工智慧,基因工程快速發展,生態危機的當下,人類應如何重塑人與各種非人物種的關係.                       所謂的"怪物"並非指真實存在的奇幻生物,而是一個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概念標記"與"分類工具".若要用簡單的話語來定義,Davies眼中的人類定義怪物,製造怪物這件事可以從以下四個面向來理解.首先,它能製造某種"異常"與"不合群"的標籤.怪物是對世間各種不正常,超出一般人理解,難以被塞進社會既有框架的人或存在的泛稱.因此只要一個人的身體,信念或行為被貼上"異常"標籤並被排除在正常之外,他就成為了怪物.其次它被認為是"邊界"與"規則"的極限.怪物通常出現在人類既定分類,比如人與獸,男與女,生與死這些事物標準的邊緣,它的存在打破了類別與界線,因此當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某個人或事物.不知道該把他放進哪個"小箱子"時,就會將它直接封上"怪物"的標籤.再來,它是映照人類自身的"鏡子".怪物並非無關痛癢的虛構形象,它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人類對於自然,人群與社會的觀念,人們是透過界定什麼"不是人"(怪物),來確認"人是什麼",藉此消除內在的恐懼並建立優越感.最後,它是權力者"去人性化"的手段.在法律與政治層面,"怪物"是命名者用來"剝奪他人人格權"的語彙,透過將特定的群體,比如奴隸,異端,女性或跨性別者,或者權力競奪者怪物化,權力者便可以合理化掠奪與歧視的行為,將對方貶為"財產"或"非人".在作者定義下,製造怪物其實是人類為了掌控世界,安排每個人位置,而設定的規則邊界,它反映的不是被命名者的真實面貌,而是"命名者內心的投射,恐懼以及其社會運作的邏輯".                       在"製造怪物"一書中,怪物可能是外觀異形,也可能擁有常人的外貌,怪物之所以怪,是在它們都有一種異於常人的心靈,精神,靈魂,或超自然的感應.所以怪物可以是外星人,也可以是外國人,獸人,蠻族,機器人,合成人(獸),甚至於演算法.討論靈魂,精神與意識等非物質的人類成分,這些成分既是天授也被環境影響,討論靈魂,心靈,精神的核心目的在於定義"人是什麼",並以此建立社會階級,法律地位與倫理界限.靈魂,精神能區隔人類與非人物種,定義人類的邊界,在西方傳統與基督教神學中,靈魂被視為人類與動物,怪物最關鍵的區別,聖奧古斯丁等思想家主張,只有人類擁有理性和思考能力,這是判斷一個生物是否是"人"的標準,即便它外表迥異如傳說中的怪物人種,擁有靈魂便意味著具備領受聖事與獲得救贖的資格.因此當面對非典型身體,比如雙頭嬰兒或多毛症者時,神職人員是否為它施洗,本質上就是在判定它是否具備"靈魂"與"人性".與西方二元論不同,許多美洲原住民文化或東方宗教利用"靈魂"的概念來強調生命間的連續性,在阿茲特克,墨西加的世界觀中,靈魂可以在不同物種間切換或同時存在,這使得人與動物,環境的界線變得模糊且互惠,挑戰了人類是獨立特殊存在的想法.佛教與印度教相信靈魂轉世,認為存在本質並無固定物種之分,這種觀點的目的是提醒"人類"在大千世界中的位置取決於"德行",而非生理構造.討論靈魂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與法律目的,決定誰是主體,誰是物件,16世紀西班牙的辯論中,爭論原住民是否有靈魂或理性,是為了判斷他們是"自然的孩子"還是"天生的奴隸",同樣的,殖民者透過法律剝奪黑人的"人格",將他們貶為無靈魂的"動產"以利榨取勞動力.而在現代科幻小說與現實科技討論中,討論仿生人是否有"難以說明的靈魂特質",目的是為了判定它的法律地位應是"財產"還是擁有自主權的"個體".靈魂被視為連結有形與無形世界的媒介,討論它往往是為了獲取超自然的力量或智慧.在人工智慧與演算法盛行的時代,強調靈魂與創造力等非物質成分,是為了捍衛人類的獨特性.透過以上諸多面向的討論,可以看出,"製造怪物"在與發現或創造"非人靈魂操控的物質人體"的現象或指控,若"一個人"靈魂被指控為不正常,非人類,那他就不該享有"人類"的位格.                         書中列出"怪物"討論的範圍內容很多,作者未明確分類,但我以為"怪物"可以分成兩大類,索性稱是"人類怪物",與"擬(類)人類怪物".文本中的"人類"型態的怪物(Human-based Monsters)本質上具備人類外形,但因為生理特徵,社會行為,種族血統或法律地位等原因,被當時的權力者或主流社會"怪物化".古代的怪物在遙遠的邊疆,現代的怪物,如跨性別,殘障者則就在我們身邊. 最容易聯想到的便是生理變異者,包括全身性多毛症患者,侏儒,巨人,連體嬰,或是有著嚴重先天缺陷的嬰兒.另一種明顯的"人類怪物",就是被指涉為"種族與民族的他者",比如 歷史上被西方界定為"怪物人種"的遠方民族,像大耳人,無頭人,或是殖民時期被法律剝奪人格,貶為"動產"的非洲奴隸,北美原住民.另一種"人類怪物"則已超出傳統性別與行為越界者,比如陰陽人,跨性別者,或是行使統治權力的女性,如以及被控施行巫術的女性,最後一種"人類怪物"則是'天才與殘障",凡是表現出超凡體能或智力的運動員,學霸,或是被體制標記為"有缺陷"而需要被隔離的殘障者都屬於這個人群,Davies 提到當一個人被視為"天才"或"超人"時,他同樣會被從"普通人類"的規範中剝離出來,這種"上層的偏移"與"下層的缺陷(殘障)"在造怪邏輯上是同質的.                       "擬(類)人類怪物'(Pseudo/Quasi-human Monsters) 則是不具備完整的人類生物身分,但具有人類的特徵,情感,智慧,或是由人類肢體,機器所拼湊,模仿而成.首先能想出的類人類怪物便是人獸混種與變形者,比如如狼人,半人馬,海妖,或是能流動切換物種身分的變形者,比如墨西加人的納瓦利.而現代科技興起下,由人工生命與機器合成的類人類也很容易被聯想出來,舉凡透過科學或電力賦予生命的"科學怪人",仿生人(Androids),賽博格(Cyborgs),以及具有學習能力的演算法與機器人都列在這個範疇裡,AI 或是演算法之所以讓人恐懼,是因為它們擁有了過去只有人類才有的"決策權".第三種"類人類怪物"則是超自然生命與不死生物,像是被竊取靈魂的活屍,木乃伊,吸血鬼,或是具有神性本質,半神半人的吉爾伽美什.還有一種"類人類怪物"便是地外生物,比如外星人,他們的存在將挑戰人類在宇宙中獨特性,與人類具有生理或心理共生連結的存在.                      無論是"人類怪物"還是"擬人類怪物",作者指出這些"怪物"具有幾個顯著的共通點.首先,他們的存在,挑戰邊界與分類.怪物總是出現在分類的邊緣,它們的存在體現了人類既有分類系統的局限性與不穩定狀態.作為定義"人"的鏡子,人類透過界定什麼"不是人"來確認"人是什麼",怪物是用來區隔"我們"與"他者"的工具,藉此賦予"正常人"優越感與安全感.其次,"怪物化"往往是一套命名者(擁有權力的人)施加在被命名者身上的程序.透過將對方定義為怪物,可以合理化剝奪它的財產,權利,土地，甚至生命的行為.第三個特點是怪物的形象往往折射出時代對於"新科技,新環境或異族融合的深層恐懼".最後是"怪物"的內涵狀態通常是擺盪的,意示著某種流動性,暗示了人類身分並非永久固定的,而是會隨著環境,飲食,技術或法律定義而改變,怪物內涵著有破壞階級,民族,權力固化不變的動能,所以總的來說,怪物這種概念性標記能夠用來標示出社會秩序與知識體系的"極限所在",統治者藉由定義何為怪物的權力來進行統治,或者標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從怪物的共通性,更近一步的,能讓我們理解"製造怪物"的核心目的在於透過定義"非我族類",來劃定人類的邊界,並藉此建構與保障自身的權力範圍.這個概念應該是我從這本書獲得的最有意義的心得感受.作者解析"種族","民族"定義中的流動性含義,談到''民族種"定義的內核流動概念,也就是"種族-民族國家" ,對比於當下現實中,統治者創造固化的"種族","民族","民族種",甚至"民族國家"固化想像共同體定義的荒謬.在"想像的共同體"推波助瀾下,當代大眾傾向於將"種族"視為一種基於血緣,不可改變的生物性本質,將"民族"視為具有共同歷史,文化的同質群體,這種固化觀點認為"我群"與"他者"之間有明確的生物邊界.但是Davies則完全破解了這種論述,他指出"種族"(Race)是一種不精確,沒有實質內容,甚至經不起現代生物醫學科學驗證的觀點,它本質上而是一種基於法律,觀念與實踐所構成的"權力結構",用來根據血統不均地分配地位,也就是"種族"是建構出來的,目的是區分我與他者的權力劃分問題,而"民族"(Nation)雖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政治共同體",但是它的邊界有如移動的城牆,是流動的輪廓,既不固定,也沒有永遠ㄧ致性的定義,而作者在流動的基礎上,創出當代民族國家"民族種"(Race-Nation)的特徵,用來描述"種族"與"民族"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像"科學怪人"一樣,是由過往意識形態拼湊出來的產物,用來監控並排除那些"跨越界線者"."民族種"追求"血統純潔"的神話,假設存在一個同質的祖先源頭.這種"純潔性"的追求,本質上是一種對歷史真實包含著雜揉,流動的恐懼與否定,比如"一滴血規則","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等都是這種恐懼下的產物.Davies的流動觀點指出現實中所有的群體都是"多元的混合",人類身分其實是一個千變萬化的連續體.當流動性這些概念被固化時,會產生強大的排除效應,法律透過定義"正常",使那些無法歸類的人,如混血兒或新移民,在制度中變得隱形,使其更容易遭受合法剝削.如此的過程會讓特定族群在定義上成為"怪物",便能正當化剝奪他的人格權與財產權,甚至公民權的行為.當民族國家以固化觀點與界線判讀人民,會導致對"非典型樣貌"公民的系統性歧視.                   而流動性的民族概念可以拓寬人的範疇,認同人類身分與環境,技術是相互滲透的,不再將"不同"看作威脅,而承認分類是為了管理而存在的工具,不是真理,這能促使社會尊重雜揉,將"差異"視為受讚揚的優點而非缺陷.當代社會持續將這些民族概念固化,本質上是在執行"造怪程序",維護特定階級的權力,.作者主張應正視這些分類的"流動性"，將他們看成是不斷變化的"火山熔岩",只有打破僵固的分類框架,人類才能建立一個真正包容多元的共同體.

21世紀的公司:現代企業商業運作原理與模式(The Corp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hy (Almost) Everything We Are Told About Business Is Wrong, John Kay)                      對有關講述通用企業經營管理發展類的書籍,我近年讀得越來越少,畢竟都沒在傳統職場上了. 這本"21世紀的公司"敘事的主要目標是透過深入的分析與闡釋,消除傳統保守與現代激進人士對商業認知的偏差,揭示現代商業的運作原理與模式.作者John Kay在書中提出了一套不同的敘事框架.作者認為從18世紀的鋼鐵廠演變至 21 世紀的知識型服務業,商業模式雖然已經更新迭代了許多次,但人們用來描述商業的語言卻依然停滯守舊.他認為"資本"與"資本主義"等傳統術語已妨礙了人們對現代經濟中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理解.書中強調現代企業的利潤不應再被視為簡單的資本回報,而應理解為因擁有卓越才華或獨特能力而獲得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                      這本書將"經濟租"視為21世紀公司真正競爭力的體現,認為成功的企業是透過構建難以複製的能力集合來賺取這類超額收益,批判傳統企業觀對"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執念.Kay痛陳當代管理者對"股東價值"的過度追求,最終不僅損害了股東價值,更葬送了前人依靠智慧與誠信創建的基業,他認為股東價值應該是企業經營成功的"結果",而不僅是"戰略目標".他將公司重新定義為一種"社會共同體",否定將公司視為僅是"契約集合"或"法律虛體"的觀點,他指出21世紀公司的競爭力應該是由人的智慧而非有形資產決定的,企業的本質是凝聚集體智慧以高效解決問題的組織,成功的企業必須在員工,客戶,供應商與投資者之間取得利益平衡.越來越多的現代企業競爭利潤是由人的智慧而不是有形資產決定,因此未來的企業將需要更能發揮個體的能動性,將諸多個體凝聚成"集體知識"和"群體智慧",因此成功的公司應該是善於構建獨特的能力組合,包括客戶關係,技術創新,品牌聲譽和用戶網路.所以Kay認為現代企業的利潤不應被視為簡單的資本回報,收益是來自於"創新差異化"所取得的壟斷地位,不再是傳統意義上透過操控市場的"尋租", 而應被理解為"經濟租". 傳統的"尋租"是靠關係或壟斷資源,而現代企業的"經濟租"是來自於"難以複製的組織能力",或是卓越才華或獨特能力,則像是Apple,Amazon提供的服務,或像明星Taylor Swift提供的愉悅.                         對作者來說,這個世界當前最堪玩味的現象,莫過於公眾雖然熱衷於現代企業提供的產品,但是卻普遍討厭這些產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一面沈迷智慧型手機,社群軟體,但卻對提供服務的企業們沒有好感.一來是許多大企業,如高盛,波音對外宣稱"客戶利益至上",但實際上卻經常進行"浮誇性虛偽宣傳",另一方面近20年來,諸多金融危機,企業醜聞如安隆,世通,大眾汽車等案嚴重損害了商界的信譽.作者從舉例中說明當代管理層受華爾街壓力,過度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導致企業轉向急功近利,甚至發生鴉片類藥物成癮等災難性行為,所以作者分析出"股東最大化"的觀點會讓"個人財富","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管理控制權"三個要素形成緊密的結合,使得私利控制成了管理的最大目標,這種過於強調商業關係的交易性質,會助長投機與腐敗,降低商業效率.                       從現實面可以看出21世紀商業重心已從生產"有形商品"逐步轉向提供"無形服務",製造業也從"資源密集型"轉變為"知識密集型",正是大前研一所說的"智價革命".傳統思維的腐朽可以從幾個方面看出,過去經濟學家慣用簡化的生產函數,是資本與勞動的二維組合,但這忽略了現實中企業作為"社會組織"的複雜性.泰勒的"科學管理"將人視為工具性的生產要素,強調監控與服從,但這種模式已經無法解釋21世紀知識工作者間協作的運作機制,而將商業關係純粹定義為"交易性",忽略了人際關係,誠信與社會倫理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傳統資本主義觀體現了資本擁有者的"個人財富投入",與"工廠設備所有權","日常運營管理"的三要素結合,隨著工業革命發展,這三者間的聯繫不斷受侵蝕,現代企業的控制權已從資產所有者轉移到專業管理層手中.透過對"Fortune"世界500強企業榜單的歷史回顧發現,1955年的巨型企業,如美國鋼鐵,通用汽車等大多已失去主導地位,甚至破產,這證明"規模優勢"已非長久之計,21世紀的領先公司如Google,Amazon,Apple等與1950年代的企業有本質區別,它們更多地依賴平台,廣告和獨特能力,而非重型設備.過去社會普遍存在一種執念,認為只有體力勞動和有形產出才是"真正的工作",但現代經濟增長的引擎是"更好"而非"更多",但這種質的提升在傳統GDP衡量中難以充分體現.                       作者指出人類成功的"秘訣"在於能不斷累積集體知識並將之轉化為"集體智慧".集體智慧被定義為一個團隊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僅限於狹義的技術發明,還包括組織,溝通與文化等認知工具的應用,人能從他人經驗中獲取知識.而成功的組織並非僅靠擁有資產,具備競爭對手難以複製的特質才更是關鍵,卓越的成就往往是多元能力組合的產物,天賦固然重要,但只有在適配的組織環境中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價值,那些領先公司如Apple,Amazon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構建了獨特的能力組合,能利用相同資源創造出更高價值的產出,這就是差異化,收益也是來源於"創新差異化",這便是"經濟租",一個成功的組織,創造經濟租的能力必然具備可佔有性與持續性,這是由於企業價值不僅是由勞動決定的,而是多種因素的結合,創造價值,利用訊息不對稱,超越市場局限等都是創新差異化的來源,這些創新差異的來源一方面是集體智慧合作的產物,但另一方面,正是個人,團隊與企業之間的競爭促進了發展,有序的多元主義允許自由嘗試與淘汰失敗,是市場經濟駕馭不確定性並激發動力的方式.                        那麼這一切的演變是如何展開的?作者指出自 20 世紀後半葉起,經濟學家和法律學者開始強調獨立個體而非階級成分,個人主義語言成為政治和經濟思想的核心,而現代商業組織理論將公司定義為個體之間的"契約安排",這種觀點認為公司並非真實存在,僅是管理者,工人和資本提供者之間交易關係的集合.這種敘事假定個體是自私且追求短期利益的,管理的核心變成了運用激勵手段,包括獎金和股票期權來調動個人追求經濟收益的本能.在英國等普通法體系中,股東原非企業財產的所有者,公司才是擁有其財產受益權的獨立法律實體,作者認為"股東價值最大化"這一觀念的興起源自Milton Friedman等人提出"企業的唯一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利潤,管理者僅是股東的代理人"的主張,此種主張後來獲得通用電氣Jack Welch等業界人士支持,加上這種理念依賴於股市是反映公司價值的假設,導致管理者開始過度關注股價,而非先滿足客戶和社會的需求,與股價結合的,就成了過度重視財務指標為經營目標.於是一方面在財務數據上動手腳,為了達成季度收益目標,管理層往往在資產維護,客戶服務和研發上減少支出,這種"收益管理"實際上是以透支未來來提高當期利潤.另一方面則極力維護股價,許多企業斥資數百億美元回購股票以抬高每股收益,卻忽視了技術創新和市場主導地位的維護,或是為了展示業績,熱衷併購交易.從造福社會轉向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最終導致許多企業被剝離核心盈利業務並被併購,企業文化從"工程師主導"轉向"財務/商業主導",最終因為榮景不再而跌落神壇.

深度學習詳解｜台大李宏毅老師機器學習課程精粹(李宏毅)+ 從零建大模型( Build a Large Language Model,Sebastian Raschka)                         因為OpenClaw成熱門話題,某天Youtube突然推送李宏毅老師講述以OpenClaw為例來講述AI Agent運作觀念的課程影片.結果,龍蝦暫時不養的,反而開始重看李宏毅老師機器學習2021年的課程影片,不過這次,還要一併練習課程相關的15個Python作業,在執行了幾次程式後發現,可能暫時不要用AI Agent比較適合自己.                         其實這門機器學習課程已經優化過了,更適合大眾,課程一共40堂,雖然以小時數來看不多,但資訊密度還是很高,不太能鬆懈.如果加上助教的補充教學影片,還有課程未精簡之前.一些早期相關課程內容影片,再加上作業的影片,還要跑作業的程式,真正的過程要耗時許久,我目前也只看到剛講完Gan的部分,跑第六個作業,差不多一半,後面剩下部分不打算用現在這種連續看下來的方式,太累,改為一週看個3到4堂內容,最多兩個作業的來方式繼續.                          這本書"深度學習詳解"其實就是李宏毅老師上課內容的文字化,所以封面上有三個作者名字,附上"著",這應該是錯的,他們三人頂多算是"編",連書裡面的圖片都是上課堂投影片的內容.不過有個書面的東西,不論是紙張還是電子檔,有個參照物,似乎還是習慣這樣上課,單看影片不能記錄寫些什麼有點空,當然這篇不是要寫這個.這門課的Python程式使用Pytorch模組,我過去都用Keras與Tensorflow,可以說完全沒用過Pytorch.加上我已經習慣在Anaconda與Jupyter的環境下在Local執行Python程式,這作業卻是用Colab示範,也就是遠端執行,本來以為沒什麼,想想不就把作業給的程式碼copy到自己的機器上就能Local跑了,結果發現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有幾個與作業相關的資料檔都不小,加上一開始我並不太熟Colab的操作,發現怎麼某個檔案連結不能下載,那時沒注意到其實可以在Kaggle找到.因為不能下載,我就去問Gemini有個下載檔連結失效該如何處理,並把連結附給他.結果Gemini一面回答說這是李宏毅老師課堂作業資料的連結,然後又"說"看到我的Google Drive上有許多某學校的資料,問我是不是打算做什麼...然後最後附上它找到在Kaggle有一份能下載檔案的連結位置.沒錯,它竟然幫我把問題解決了,但是,我卻嚇壞了.我並沒有授權它能搜尋我的Google Drive,更沒叫他做這件事,它竟自己去找,事實上Colab,Gemini與Google Drive才是真正的親戚,我算外人,既然我三個都用上了,還能不被他們親屬之間相互探索?因此我不免思考也許用AI Agent或許不會有什麼資安大問題,但它本質上還是用那些遠端大模型,所以不知道授權該到什麼程度才能避免以上的狀態或更嚴重的勘探,甚至私人資訊流失的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自己搞個Local端大模型,但這太耗時費力,只好先暫時看看別人養龍蝦的結果,一邊啃如何"從零建大模型"(這本書也是用Pytorch),再等上一段時間吧.                          當然,跑那些作業程式也是有問題的,原先不用Colab除了習慣外,主要還是不想去買那些可能超出用量的Colab時間.買Token,買顯卡,買Colab,基本上都是同一回事.要Local跑就要買好的機器,遠端執行就要買別人的GPU時間,trad-off其實差不多.但是,這些作業裡面顯然有些還是用Colab跑為佳,一來下載資料檔太大,下載麻煩,自己的機器又沒到極頂,所以最終作業還是都採Colab來執行.2021年作業的程式碼當前執行還是發生一些問題,比如跑classification程式碼被Colab宣告錯誤,原因是因為在creat dataset中,有一行y=y.astype(np.int)在當前版本的編譯上不能用了,正當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時,這時Gemini的好處又壓過前面對它可能有窺探機率的恐懼,它直接告訴你程式錯誤的原因,是因為版本更新函式庫變更,原來的函式庫不能用,建議將np.int改為np.int64就行了,甚至也不用自己動手改,可以讓它幫你改好再執行.雖然這樣執行程式,比起以前辛苦抓bug半天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輕鬆寫意的多,但是,但簡單的執行,讓我有些懷疑這樣真的能記住這些code的真正意思,還是就是該真的讓人放棄自己思考,記憶,與Try and Error這項行為動作的習慣來成就效率呢?!機器學習了,那我又該學習什麼呢?!果然,連續跑程式是不行的,人可以不休息,但Colab用量有限制,所以必須把連續閱讀與coding時間換成定期,終究還是為了配合程式作業的需要啦.

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Frank Furedi)                     最近有已通過口試審查的博士論文被揪出引用了不存在的文獻.表面上似乎只是AI文字大模型的運用失當,但實際上問題比這複雜,這同時代表撰寫者,審查者可能並沒有學術能力,與道德意圖去驗證生成文字的真實度,甚至衍生出學位濫發,濫造的現況.但其實還有個更根本的質疑論點早被人忽略,就是出事的研究所可能早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它所表示的那個領域根本上達不到應該被高等教育囊括為研究領域的程度,只不過因為非知識領域的原因,讓它今天能以這種型態存在而已,當大學不再堅持卓越,它就失去了身為"真理守護者"的道德高度,淪為頒發就業憑證的機構.                    這本"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探討了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影響力逐漸消失甚至恥於這種角色的現象.作者指出目前的文化環境正陷入"平庸化與工具主義"的危機,導致學術,文化,藝術領域討論的品質大幅下降.他嚴厲批判當代教育與文化政策中"反民主"傾向是造成平庸化危害的主因,認為大眾被刻意塑造與解釋為無法理解高深學問的群體,所以為了讓大眾也能參與高等教育,必須刻意的讓高等教育內容平庸降智,內容易懂,以便讓多數的人都能參與進來. Furedi 在書中提到,當現代教育不再關注"真理",轉而關注學生的"自尊"(Self-esteem),這種保護本質上是將成年人"兒童化"(Infantilisation),剝奪了大眾成長的機會.他呼籲應對這種平庸主義思考發起挑戰,重新追求更具挑戰性的智力生活,這部作品意圖在喚醒社會對"知識價值"的重視,並試圖重塑公眾與深度學術對話之間的連結.                     Furedi認為當代文化中缺乏具挑戰性的學術生活原因有多種來源,首先是來自統治者對大眾智識潛力平庸的誤判,輕視,或刻意塑造,他認為當代的教育和文化政策背後存在一種"保護主義"的傾向,特意將大眾描繪成"無法與保持優秀標準共存",也就是認為大眾裡的多數都是平庸到無法領會高層次智識,文化,藝術內核的人,這種觀點預設了大眾沒有能力理解高深的學問,而為了保障他們也能接受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最好不要對大眾提供具挑戰性的內容.缺乏對深度挑戰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來自文化精英的庸俗主義與工具主義,Fruedi認為今天的文化精英早就打從心底接受了"大眾能力不足"的看法,這導致他們對待學術生活的態度轉向"庸俗主義"(Philistinism)或"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 ).在這種氛圍下,學術不再是為了追求真理或思想的深度,而變成了某種實用或平庸的工具.導致人為大眾缺乏高深智識能力的第三個原因在於"學術討論的枯燥與專業化",當前的文化傾向於將具有深度的討論降格為"同於專業觀點的乏味交換",這種缺乏思想碰撞的學術環境,導致了公眾對深度文化生活的"冷漠和社會疏離",使得更具挑戰性的精神生活難以生存.而一個影響高深智識傳播最重要的影響因子在於"反民主"的政策根基.雖然當代的教育改革常掛著"民主"的旗號,基於這個原因,讓大學高教從菁英教育降格成平民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參與,但作者認為這個"民主"根基實際上是"反民主"的,因為真正的民主應該尊重公眾作為"有著無限潛力的聽眾"的權利,讓他們接觸高質量的討論,而不是透過降低標準來"包容"大眾,這種做法反而剝奪了公眾接觸挑戰性學術生活的機會,現存的家家都有獎,人人大學生的現象,在他看來就是反民主的.總的來說,作者認為並非大眾變笨了,而是文化機構與精英階層預設了大眾無法應付高難度內容,進而主動放棄了追求卓越的標準,導致具挑戰性的學術生活在當代文化中逐漸消失.                     文本推論當文化精英從心底接受了大眾無法理解高深學問的預設,這直接導致了對待學術生活的庸俗主義態度.在這種氛圍下,教育與學術不再是為了追求真理或思想的卓越,高超,而是轉向了一種"工具化"配合現實需要能隨時改變的東西,即教育或者學術被降格為達成特定社會或政治目標的工具,比如為了幫資本市場創造勞工,或者提供某些價值服務的公務員,而失去了它本身最早被創立對智識的挑戰性.精英們打著"教育民主化"或"包容性"的旗號降低學術標準,理由是為了讓大眾更容易參與,因此不管什麼項目,只要能講出一套所謂的道理,基於去學問的普世化觀點,現代人們創造每一個特殊領域都該有某些特殊的卓越發現,主張的想法,讓原先不該出現於高校內容的領域都進入它討論得範圍,然後透過在政治與文化層面上將思想討論簡化成"專業觀點的乏味交換",這就成就了今日大學高校的新面貌.Furedi認為當一個文化不再鼓勵具挑戰性的精神生活,而是傾向於這種平庸的交換時,社會就會出現冷漠和社會疏離,公眾因為感受不到文化的生命力與挑戰,轉而對公共生活感到倦怠.而當庸俗主義從大學,高校,一路滲進文化,藝術機構後,Furedi認為這已經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危機,因此一場對抗庸人的文化戰爭勢在必行.                      Furedi對於如何透過"社會包容"來對應到'社會參與低",以及其引發的文化"降智"現象,提出了一套深刻的批判.他認為當年的政治與文化機構感受到了一種危機,那就是公眾的"冷漠和社會疏離",這種疏離感體現在"投票率降低","社會參與度",公眾似乎與公共生活脫節,而根本的原因,是民眾對於政治失望,因為無論如何投票,哪個人當選,都無法真正改變現實生活環境,於是便漸漸的脫離了政治的聯繫.那些主張"社會包容"的創造,讓民眾參與社會的頻率增加的期許,都來自於政治人物的設想,想讓大眾參與進來政治,提高投票率,就必須提出一些讓他們一聽就能有共鳴,有興趣,不需多餘思考就直接投射的活動是最佳的,於是乎從教育,文化,藝術,傳媒領域都開始了大量庸俗化平庸敘事,活動的展開,他們試圖在這個"社會包容"過程中,創造民眾一種高度自我認同的評價習慣,最好讓每個人都能產生一種"我就是獨特的自己"的心理概念,建立一個除了"我"之外,再沒有其他標準與人能評價我自己的觀念,所以我就是評價我的一切,由此推而擴張,到認識知識,文化,藝術每個領域的見解都應該建立以"我"的觀察與主張為準的原則.在"我"至上,特殊的前提下,每一個人都是特殊的,除此之外,沒有一個人該宣稱自己該追尋世界存有一個普適的觀點的必要,因為那種普適觀是屬於菁英的,這有悖於民主出發的平民需要,同時,精英智識所設立的認識障礙可能會對無法體認到它精髓與高深的人感到心理受到傷害,認為自己可能不如他人,而為了社會包容與參與,這些主張平庸平均主義者也呼籲要對大眾提出"保護",以免遭到精英思維的摧殘.正是以上的邏輯,價值主導了後來高校擴張以降,乃至文化,藝術欣賞評價時的最新基礎.這種概念讓主張庸人主義與項目的人與他們的主張,進入了大學校園,藝術評價,文化定義.而這些發展也恰好符合當時的政治人物提倡大眾對社會包容與參與的企圖目標上,可以說,政治運作與意圖就是這些庸俗主義的最初來源.                     在這種保護主義的邏輯下,為了讓能力不足的大眾參與進來,文化內容發生了質變.所有的項目都降格以求,什麼樣的模式,偏見,或是次文化都能進入原先的高校領域,反而原先具有挑戰性的討論被降格"專業觀點的乏味交換".而這導致了學術生活的庸俗化,精英們不再提供具備思想深度的內容,而是提供一種"降智"後,像對待兒童般簡單易懂的文化產品,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參與",然後再擴大的高校參與人數中,菁英及其觀點被稀釋,被政治排擠到邊緣,然後再遭逢市場需要的應對,而自然減少,與消失.人們原先進了高校,大學,是為了追求思想,以思想為目的,現在則要重心轉為其他事物上,思想成了工具,目的是追逐其他功利現實的東西,哪怕你只是申請國科會項目,思想,研究再也不是唯一核心,重點成了申請的金錢多寡來決定一切.這種演變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包容了許多新興項目,但實則剝奪了大眾接觸高質量討論與智識的可能.                      以"社會包容"為名義的民主化需求創造了疏離感,教育與文化民主化增加"量"的參與,因為參與本身(量的擴張)變成了目的,而非參與的內容(質的提升).Furedi認為當增加參與人數成為首要政治目標時,在這種預設下,為了讓更多人"參與",機構主動降低學術與文化標準,學術生活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變成了一種招攬工具,被用來達成社會控制或統計上的參與目標.這種"量"的擴張,最終導致了文化內容的平庸化,使高品質的討論消失,社會進一步陷入智力的貧瘠.作者雖然認為公眾是"有著無限潛力的聽眾",但現在卻被當作無法應付挑戰的群體來對待.因此,那些渴望一種更具挑戰性的學術和文化生活的聰明男女,在這種平庸文化中不免會經常感到窒息,同時又有切身的生存威脅,畢竟本來的資源有限,現在多了許多政治型的新興"同行"來搶食,因此也可能不得不往"自我工具化"領域調整,而那些透過政治包裝的當代的文化精英,透過這種"保護主義"的政策,維持了一種虛假的包容性,並以此展現自己的"民主"姿態,然而在Furedi那裡他們始終是"反民主"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在輕視大眾的智力水平.因此這場演變並非真正的進步,而是一場對抗庸人的文化戰爭的導火線,因為真正的民主化不應是為了"量"而降低"質",而應是尊重公眾的潛力,將優秀的文化標準開放給所有具備智力好奇心的人,而非以包容之名行愚民之實.而文化或政治精英之所以有此預設,是因為他們將"民主化"等同為"平均化",他們恐懼卓越帶來的門檻,因此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的路,以保護之名,行愚民之實,將公眾預設為無法應付挑戰的群體,藉此掩蓋其政策在提升社會智力水平上的無能.                      總結來說真正的教育民主化是"向下開放的高標教育",而非"向下沉淪的平庸教育",但是我們能看到實際我國教育,文化,藝術發展的路徑是選擇向後者靠攏的,學生成了自己的老師,老師放棄教學正在退卻讓位,不過這已經不是我們這種俗人能置喙改變的,先是政治力操控這一切,我以為現在AI也被預期會創造更多接受機器學習輸出卻放棄探索高深的人,即使我始終認為人才類鐘形分配從右邊選來第一個標準差的人依然優秀,但他們還會是永遠主導帶領社會思考的人嗎?不知道?! 如果體制已經崩壞,那麼真正的"知識份子"或許不再是學位持有者,而是那些拒絕被平庸化,願意主動追求挑戰的人.以上.                                                                

直視戰爭的女人：記那些在殺戮年代追蹤真相的天使(Looking at Women Looking at War: A War and Justice Diary,Victoria Amelina)                       烏克蘭已故作家Victoria Amelina的遺作"直視戰爭的女人"記錄了 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的真實慘況.她原為小說家.在戰事爆發後轉身投入人權組織,致力於調查與記錄侵略者的"戰爭罪行".這本書以第一人稱的戰爭日記與訪談,去描繪多位烏克蘭女性,與作家,藝文工作者如何放下原有的藝術或專業生活,化身為律師,軍人,圖書館員或調查員,在硝煙中守護正義與自身文化.作者敘事主軸是以尋找遭殺害作家瓦庫連科(Volodymyr Vakulenko)日記的過程,以及她在前線目睹的殘酷真相與人性光輝.這部作品不僅是她個人生命史的紀錄,更是一部關於烏克蘭人民為生存與尊嚴奮鬥的女性群像錄.                       在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Amelina正帶著10歲兒子在埃及旅遊.聞訊後她火速返國投入志工行列,支援前線士兵.面對戰爭,她感受到身為小說家的角色已不再適用,因為沒有任何作家的想像力,能與國家被入侵後發生的各種難以置信之事相提並論.親眼目睹戰爭的恐怖後,她決定加入人權組織"真相追蹤"(Truth Hounds),致力於調查及記錄侵略者犯下的罪行.她將這項工作視為某種"記錄天使"的職責,希望能記下暴行以便讓正義的天秤取得平衡.在"真相追蹤"的執行長Roman Avramenko指導下,她學習國際人道法原則,確保案件的調查符合法律規範,包括確定案件是否構成戰爭罪,以及犯罪者的參與程度.她學習如何與受戰爭創傷者共事,並在不造成二次傷害的情況下,精確寫下關於戰場事件記錄"5W1H"(人,事,時,地,物,如何,何故)等細節證言.她學習辨認飛彈種類,拍攝彈孔與廢墟照片,並在腦海中像寫小說一樣建立案件的每一處細節,以說服國際法官.                      在短短一年多的研究生涯中,她有顯著的調查成果,挖掘並揭露了詩人瓦庫連科遭俄軍綁架殺害的消息.她在卡皮托利夫卡的花園中,親手挖出了瓦庫連科埋藏的戰爭日記,並將其交給哈爾基夫文學館保存出版,這是極其重要的戰爭罪行的證據.她還廣泛的實地考察,參與了前往伊久姆,巴拉克列亞,赫松等地的任務,記錄了無差別攻擊,不法拘禁,酷刑與謀殺等罪行報告.Amelina最終將這兩個角色結合.她認為法律最終是關於人的,這使得法律與文學相似,她試圖藉由蒐集而來的證詞撰寫非虛構作品"直視戰爭的女人".描繪那些放下原本生活,投入記錄侵略真相的女性故事,希望透過真實的證詞"給予正義和恆久的和平一個機會".不幸的是2023年6月27日,她在前往赫松記錄戰爭罪行的回程中,因俄軍飛彈襲擊而受傷不治,年僅37歲,她從一名獲獎無數的小說家,最終成為了烏克蘭追求正義歷史中,一位不可或缺的真相守護者.                     書中描述的眾多女性被Amelina視為"記錄天使",她們在最黑暗的時刻選擇不回頭,直視戰爭的殘酷,用不同的方式為烏克蘭的正義與生存奮鬥.Amelina對"正義"與"歷史紀錄"的關係有著多層次的見解,她認為歷史紀錄不僅是通往法律正義的基礎,更是一種對抗遺忘,賦予受害者尊嚴的道德行動.作者對兩者關係的認識有幾處核心觀點.首先Amelina認為"紀錄是實現正義的前提與武裝".在戰爭的混亂中,正確的紀錄是伸張正義的第一步.紀錄天使的職責旨在記下入侵者暴行,以讓正義女神手中的天秤取得平衡,她強調研究員必須精確記錄"5W1H",因為只有建立起如小說般細節詳盡的案件紀錄,才有可能說服國際法官,確保犯罪者無法逃避責任.其次, 紀錄能作為一種"介入"與生存方式.她挑戰了傳統"紀錄者不干預"的觀點,引用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話並提出自己的修正:"說出故事本身就是一種介入".對她而言,紀錄真相是為了確保記憶的存續,給予正義和恆久的和平一個機會.第三是紀錄能彌補法律體系的不足.Amelina體認到法律正義往往是緩慢且昂貴的,國際法庭可能無法處理成千上萬的基層犯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紀錄具備了"真相與和解"的功能.此外,記錄的第四種作用是能打破歷史的負面迴圈.她敏銳的觀察到歷史的重複性,當前的對俄羅斯入侵戰爭紀錄工作與烏克蘭發生在1930年代"被處決的文藝復興"以及"1960年代的異議人士"聯繫起來,她認為此紀錄是為了打破俄羅斯數世紀以來對烏克蘭的罪行因"未被命名,未被承認"而形成免責循環,真實的證詞是打破這一循環的關鍵.最後記錄的目的是因為法律與文學的共通點,兩者皆以人為本.她主張法律最終是關於人的,這使得法律與文學相似.正義的最終目標應是"保護個人福祉", 而紀錄歷史正是為了重新尋回那些在戰爭中被非人化的個體姓名與故事.總結來說Amelina認為"歷史紀錄是正義的守護者".在法律審判到來之前,紀錄保全了真相.在法律審判無法觸及之處,紀錄則透過記憶與敘事,為受害者討回公道.她深信只要作家仍被閱讀,就意味著他們依然活著,紀錄的力量終將戰勝死亡與不義.

Trading Order Flow: Understanding & Profiting From Market Generated Information As It Occurs(Michael Valtos)                       前面看"算法與高頻交易"量化的書籍時,其中分析主體是運用到Order Book的資料流作分析的基礎,從當下的觀點,不是什麼太新的東西,一切的概念源自一些從事當沖交易者看盤時的感受所觀察到的一種數據變化,但將感受化作能以數據處理,卻是近年的事情."Trading Order Flow"簡單翻譯是"訂單流交易",也是從這個上頭衍生而來.                        所謂的Order Book就是我們在看盤軟體上,某檔商品的即時掛單與成交的交易數據狀態,最常見到的就是五檔報價表,通常它會包含兩個主要對稱的Column,左邊是委買,右邊是委賣,兩個Column各列出最佳的五檔報價,與相關的掛單量.隨著撮合交易的變化,這些報價的價量隨時都會變化,每一筆交易撮合成為一個tick,會產生成交量,與成交價.這個就是Order Book數據變化的狀態.平常沒真正看過盤的人,或者不是從事短線交易的人可能沒想過一個問題,比如委買最佳五檔掛價是95,94,93,92,91,委賣最佳五檔掛價是96,97,98,99,100.然後最新一個tick撮合成交價是96,成交量是3單位時,難道不曾懷疑,既然買方願意買進的最高出價95,賣方願意賣出的最低出價96,兩者有價差1元,怎麼說都不能撮合兩者交易成功吧,也就是説這種五檔掛單可以看出雙方其實應該不能成交,但此時明明就有那成交tick的96元 3單位,那這是怎麼產生的?                       說穿了其實不值一毛錢,因為你平常在五檔掛單上看見的數據,都是交易者掛出"限價單"的數據.之所以會產生那瞬間交易tick 成交價96, 3單位的成交單,是因為有人在那一刻下了買進的"市價單", 市價單代表了交易者的緊迫性,系統會主動撮合市價買單與最低的委賣限價單,這正是 Order Flow 所有敘事的核心,那就是追蹤主動積極的資金流向.市價單的概念雖然因為市場不同有些多元繁瑣,但基本的概念就是"交易者要立即成交"的意思,所以系統會主動去撮合"市價買單"與最低價的委賣掛單來進行交易,於是便有了那3單位成交價96的成交tick.這顯示了限價單(Limit Order)只是交易意願的表達,而真正的成交必須依賴某一方願意跨越價差(Cross the spread)的"市價單"來驅動 .而這個概念,就是這本trade order flow所有敘事的基本來源.                       Michael Valtos 主要介紹如何透過訂單流 (Order Flow)分析來洞察市場動態,並藉此提升交易獲利.作者結合自身在大型投行與商品交易商的實務經驗,強調傳統圖表往往無法精確反映買賣雙方的實力對比,交易者能即時觀察價格,買盤與賣盤成交量之間的互動,進而識別出市場真正的強弱區域.理解機構交易者留下的痕跡能幫助散戶避開盲目跟隨技術指標的陷阱,掌握某些變化感受的優勢.其實它不算是新東西,只是以前的證交所提供給散戶交易者的數據流都沒有這些,所以即使知道這個可能有某些用處,但你根本無從下手,而今日大數據世界早已降臨,使用這些數據與運用分析,應該都是必要且已經可行的.                     訂單流分析提供了市場的深度洞察,能清楚呈現買賣雙方的主動性(Aggressiveness).所謂的主動或積極參與者(Aggressive Participants),就是那些透過市價單主動攻擊價格的人,他們是推動市場移動的力量.相對的透過限價單提供流動性,常形成市場的支撐或阻力牆,則被稱為是被動參與者(Passive Participants). 大約95%的散戶交易者因依賴落後指標而虧損,而機構交易者才是真正推動市場趨勢的力量.訂單流讓交易者能夠閱讀這些"大象"留在市場中的足跡."足跡圖"(Footprint Charts)是Michael Valtos追蹤大象數據的工具,它是訂單流數據的可視化載體 .這些資訊在傳統 K 線中是被隱藏的,必須透過足跡圖將每一根 K 線內的成交分佈展開,才能觀測到這些大象的動作.例如吸收(Absorption)狀態,就是當大量成交發生在某一價位但價格不再移動時,顯示大資金正在承接所有供應或需求.相對於吸收的另一種成交狀態就是失衡(Imbalances),顯示買方或賣方在某一價位明顯壓倒另一方,這通常是趨勢開始或結束的標記.                     訂單流提供了客觀的方法來量化風險,交易者不需要猜測交易是否有效,因為訂單流會顯示供給與需求何時發生改變.透過識別"堆疊失衡"(Stacked Imbalance)區域,交易者可以找到極低風險的進場點,並在市場狀況不符預期時精確地知道何時該止損出場,堆疊失衡就是連續幾個價位的同向失衡,比如委買連續三檔都出現失衡狀態.訂單流失衡它可以幫助交易者避開震盪(Choppy)市場,僅在有明顯優勢時才進場.總的來說,訂單流分析讓交易者不再是被動地跟隨落後的數學公式,而是直接觀測市場移動的根本原因,供給與需求的失衡.                      以下是幾個常見的幾個大象動作觀察,提供參考,但不建議照作.包括當市場在特定價位出現巨大成交量,但價格卻不再移動時,這就是"吸收",代表大資金正在該價位承接所有供應或需求,是庫存轉移的標記."冰山訂單"(Iceberg Orders)則是機構為了隱藏真實規模,會將大訂單拆成小份顯示,當你在買/賣盤看到成交量不斷更新但價位始終不破時,通常意味著冰山訂單的存在.大額足跡(Large Prints)可以從在K線的高點或低點出現異常巨大的成交量來推出,通常代表機構在該處'封頂"或"築底",不讓價格進一步走高或走低.當大額訂單強勢推動價格離開"價值區域"(Value Area)時,這顯示機構正主動介入以啟動趨勢.堆疊失衡(Stacked Imbalance)是當K 線內連續出現三個或以上的買入或賣出失衡層級時,顯示機構正展現強大壓力推動市場.這類區域是極佳的"低風險進場點",因為價格回測此區域時,相同的機構參與者通常會再次出現提供支撐或阻力.在 K 線極端高點出現買入失衡時,但價格隨即反轉並收盤於反向,顯示該處有參與者被困在虧損部位,稱為被困交易者(Trapped Traders),當這些人被迫平倉時,會為市場提供反向推動力,這是一個良好的短期交易機會.訂單流背離(Orderflows Divergence)就是我們俗稱的量價背離的一種類似概念,看漲背離是市場創下新低,但 Delta 為正且收盤走高,顯示機構在低點介入支持市場.看跌背離則是市場創下新高,但 Delta 為負且收盤走低,代表高位有強大的拋售壓力.單一足跡/小額足跡(Single/Small Prints)是指在極端高位或低位出現極小成交量,代表"最後一個買家或賣家"已經出現且後繼無人,這通常預示著市場即將轉向.風險極小,因為止損只需設在該筆極小交易的後方.                        總之Order Flow 就是從前面的Order Book動態交易過程的束續分析得來的,它必須要靠量化數據處理,除了大數據外,就是需要使用者最好自身有程式能力,才能去建構自己需要的資料庫部分.訂單流數據量極大(Tick data),單純靠肉眼看五檔變化,在現代高頻環境下極其困難.因此將這些邏輯轉化為自動化腳點或即時警示,是從"讀者"轉變為"交易者"的必經之路,當然,現在有Vibe Coding出現,提供那些原先不擅長此道者一條捷徑,也縮減了法人與散戶之間的資訊差異賽道.而這也有助於回推到前面Order Book中委買委賣數據的深層處理,當然,這些都屬於短線者的需要,不是這種循環的,基本可以跳過不理了.以上.
                                                                                                                                                                                                                                                                            

Eclipsing the West: China, India and the forging of a new world(Vince Cable)                    "Eclipsing the West"也是從Financial Times的2025年度選書來的,書名先簡單的翻譯為"超越西方",與前面選讀的兩本一樣,目前還沒有中文譯本.這本的主題很時興,在探討一件事,就是美國如果從單極世界國王的寶座跌落後,從2020到2050年,世界大勢的發展轉變,與勢力分佈可能會是怎樣的!.作者Vince Cable曾任英國商務大臣,這重身份賦予了他對國際政經體系的實務觀察機會.在"超越西方"中,他並非以單純的西方觀察者自居,而是試圖剝開意識形態的迷霧,深入分析中印這兩個新興超級大國的崛起路徑與未來可能.                       "超越西方"深入分析了中國,印度 這兩個21世紀新興"超級大國"的崛起路徑.對比了兩國自 1940 年代以來至今的發展.描述中國經濟行動迅速,率先透過出口型工業化取得領先,相較之下,印度如"烏龜"慢慢爬行,憑藉數位基礎設施與服務業試圖急起直追,但未來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作者探討了兩國在經濟模式,人口紅利,社會發展及貧富差距上的異同.並指出兩者間複雜的"亦敵亦友"關係將重塑全球政經版圖.這本書也提示我們,隨著美國影響力相對下降,世界須應對涉及權力移轉的"修昔底德陷阱"與公共財缺失的"金德伯格陷阱"發生的可能與狀態,"超越西方"在揭示一個由亞洲雙強主導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世界新秩序.                        作者Cable將論述分為三個核心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中印兩國的經濟發展路徑,第二部分分析地緣政治陷阱與全球公共財.以及最後一部分對未來世界情境的預測.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主張下,採取了過去日本,東亞四小龍發展成功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模式",經歷了30年,終於成為"世界工廠".印度雖未能實現大規模工業化,但卻利用語言與英國殖民地工業優勢,成為全球領先的"服務出口國".過去中國的增長核心是依賴高的投資率,佔比GDP40% 以上.而印度的增長則更多依賴全要素生產力(TFP)的提高以及勞動力質量的提升.兩國都實行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在維持強大國家的同時發展私人部門,但Cable認為中國在經濟決策上出人意料竟然比印度更為"去中心化",更分權,因此發展的較為快速順暢.他認為印度雖政治上號稱民主,但實際執行面卻施以更嚴格的保護主義與中央控制,反而威權的中共給予地方經濟的鬆綁是比較多的.因此時至今日,中國威權體制在經濟成長上的成果是超過印度的,Cable這論述挑戰了傳統"民主等於分權,威權等於集權"的刻板印象,但他也指出中國未來面臨的將是"中等收入陷阱",與人口萎縮後形成的"未富先老"的狀態,可能因此有所停滯,相比之下印度民主體制雖然決策緩慢.但人口紅利與經濟韌性使它有機會在未來長期競爭中出現後來居上的潛力.                      依據對人口數據演變,與經濟份額,外貿份額在世界佔比與內容分析,Cable大膽推估在美國之後,未來在總額經濟力量與影響力上超越美國的便只能是中國,與印度.而美國單極霸權若真的衰退,被預期新起的霸權國家至少將立即面臨兩個嚴重問題,可能會使得他們不願意承認與承擔這樣的角色,或者有執行上的困境,而對世界產生相對應的影響.第一個問題便是後來新起的霸權國家被質疑會對原有霸權造成威脅挑戰,因而引發雙方的衝突,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起霸權國家還將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則稱為金德伯格陷阱( Kindleberger Trap),這是指國際體系中無國家願意且有能力承擔領導責任所導致的失序困境,這個名詞來自經濟史學家Charles Kindleberger.這個兩個陷阱的存在,揭示了霸權地位並非純然的榮耀,而是一項充滿沉重負擔與代價的義務.對於實力尚未鞏固的國家而言,承擔領導責任往往意味著"損己利他"的代價,因此在羽翼未豐前,中印兩國多傾向採取觀望態度,甚至深感排斥,因為對承擔領導責任無意願的國家來說,霸權可能帶來的先是負擔,痛苦,甚至自陷困境,還未必能享受到霸權好處,是以在國家發展毫無罣礙之前,當然不敢隨意應承.除了槍打出頭鳥的"修昔底德陷阱"帶來的前霸權國家的挑釁與壓迫外,還必須考慮新霸權國家還有著對全世界的義務責任,以避免國際秩序失衡.而這些全球性的國際責任在Cable筆下,被濃縮成為霸權領導者有負擔對三大"全球公共財"(Global Public Goods)維護的義務責任.                      這本書將"全球公共財"定義為那些"非排他性"且"非競爭性"的服務,這些服務維護能確保全球經濟繁榮,和平安全以及地球的宜居性.當前的全球公共財按實質來分,第一種是指"氣候環境"的維護.就是管理全球環境公地,如大氣層,海洋和南極洲等地,透過控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全球升溫控制在安全範圍內,並領導全球從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轉向再生能源.雖然中,印目前確實都在此領域有所展開,但實際上可能並無法成為主導者,而難以擔責的原因是兩國目前都處於工業化與現代化階段.發展高度依賴碳密集型能源,而為了消除貧困與維持增長,難以迅速割捨煤炭,將是兩國工業歷史長期對煤炭的結構性依賴,中國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印度居次.煤炭業在兩國都是巨大的就業來源,政治上極難在短期內關閉,同時兩國由於自認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無法確保石油來源無虞,所以都傾向優先使用國產煤炭,將煤視為比進口能源更"安全"的基礎資源.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印都尚未進入已開發國家,他們都認為當前氣候困境問題,主要是前工業國家污染的累積,兩國主張不應為西方工業革命留下的累積排放負責,因此設定了比西方更晚的"淨零"目標,中國 2060 年.印度 2070 年.                      第二種是全球公共財是"自由國際經濟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也就是不管是原有霸權,還是新起的霸權,都需要維護一套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包括開放且穩定的貿易體系,如現在的WTO,,一種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國際貨幣穩定機制,比如當前的IMF,以及為全球性的發展援助制定標準並實行的機構,如現在的世界銀行.但是當前兩國在 IMF 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份額長期低於經濟實力,事實上這些機構仍由美國和歐洲主導,他們根本不太可能立即改變這種狀態.即使中國傾向建立獨立於西方之外的體系,如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這些新的體系在透明度與債務處理規範上與國際傳統準則存在衝突,難以被多數國家信任,而印度長期獨重貿易保護主義,在貿易談判中被視為"無法說好"的國家,中國則因其"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被西方質疑不符合市場經濟準則,加之為了避開美國金融制裁的風險.中印都在推動減少對美元系統的依賴,這挑戰了目前作為公共財的美元霸權穩定性.以上這些原因,加上本身對於內部系統的維護,自身都還需要從開發中國家向上攀升的需要,都使得中印兩國在"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維護上缺乏擔任要角的動機與能力.                       第三種公共財是全球安全 (Security).霸權者有責任維護全球和平與共同安全,包括控制核武器擴散,管理外太空與海底電纜等全球公地.以及協作應對恐怖主義.致命瘟疫與跨國犯罪.但明顯中國與印度目前難以擔責.其中核武擴散的控制與裁軍目標,恰好與中印當前的擴張背道而馳,中國正迅速擴張核武庫,這進一步促使印度與巴基斯坦跟進,形成了不穩定的"連鎖擴散"風險.中印之間存在長達2100公里的爭議邊境,雙方處於"武裝共存"狀態,甚至發生過造成傷亡的軍事衝突,這種互不信任阻礙了兩國在安全事務上的合作.同時兩國均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院,中國曾公開拒絕接受涉及南海領土主權的國際裁決.挑戰了安全秩序的權威性,雙方在海底電纜,數位基礎設施等領域展開競爭.試圖建立各自控制的系統.導致全球網際網路向"平行網絡"演變,而非共享的公共財.                       總結來說這兩大國的崛起雖然讓它們成為全球事務的核心.但由於國家利益優先於全球責任,與既有大國(美國)的競爭,以及兩國之間的領土矛盾,使得目前出現了"金德伯格陷阱"的威脅,也就是衰落的霸權無力維持秩序,而新興的大國尚未準備好或不願承擔維護公共財的重擔.這讓未來的國際情勢有機會呈現出一種混亂的狀態.這本書作者在混沌不明的狀態下,自行擬出了三種可能情境,做為預言.Cable指出到 21 世紀中葉,2050年,美國的單極霸權將徹底結束,全球將進入由美,中,印三足鼎立的"超大國家"時代.雖然說從單一大國變成三足鼎立,但是卻有三種可能的國際情境.

愛國者納瓦尼：普丁唯一怕過的人，留給世界的武器(Patriot: A Memoir,Alexei Navalny)                         一本近期的中文版新書."愛國者納瓦尼"是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的遺作,是自傳,書中記錄他人生成長與對抗普丁政權的歷程.從他在飛機上遭到神經毒暗殺瀕死瞬間展開,隨後敘述他在德國經歷艱辛的康復過程,儘管展現了個體頑強的生命力,但康復後立刻就在國門上被逮補.除了驚心動魄的政治博弈,自傳還揭露了納瓦尼幼時在車諾比核災附近蘇聯軍事城鎮生活下的童年,剖析俄羅斯體制內根深蒂固的政治謊言文化.描寫與妻子尤莉雅的深厚情感,並將個人的勇氣與對國家自由的渴望緊密結合.這部作品不僅是納瓦尼的個人回憶,更留下他對於俄羅斯社會民主真相中既荒誕搞笑又嚴肅致命的洞察.                          雖然說納瓦尼是個俄羅斯的異議份子,反抗的是普丁威權政府,理論上來應該是個正面人物.但除非歷史已有普遍性論斷,我一向不讀純政治人物的自傳與回憶錄,讀了也只當是看笑話,尤其是國內那些基於選舉出版的人物傳記,看法論述.但這裡還是要點出來我對此種自傳抱持的懷疑與警戒.我以為是政治人物常有兩副絕然不同的面孔,是以他有沒有取得統治權力來做分別的.無權力時的面孔通常與取得權力後的面孔大不相同.一個政治人物無論如何被眾人視為是開明,民主,追求全民權利的代表,即使他真的曾以肉身對抗專制威權,或者獨裁者,甚至被殺,入獄,這也只能說明他可能存有這些觀念與價值,但卻未必表示他會絕對信仰並徹底力行這些所謂的民主進步主張.依據過往的個案與個人觀察顯示,往往當權之後,一個原先滿嘴開明,民主的人物,可能比他推翻或趕走的威權者還要更威權,獨裁,假民主,所以我對政治人物的回憶錄或自傳中關於自我書寫,通常都是不讀,不信,抱持懷疑的. 然而,即便我對這類政治自傳一向抱持懷疑與警戒,納瓦尼的這部作品仍有其不可忽視的特殊性.納瓦尼雖然遭到迫害,死於獄中,但鑒於他並未真實在俄羅斯取得權力執政過,我以為這本自傳最多的功能其實是在暴露俄羅斯威權當局的荒謬,與各種奇葩統治手段,外加就是讓大眾一窺俄羅斯政黨政治的荒誕的粗略樣貌,那種連在野黨也跟執政者搓湯圓歲月安好的景象,實在也算特殊奇觀.                         納瓦尼從一名專注於法律與閱讀的"書呆子"律師,轉變為俄羅斯反對派領袖,是一個結合法律專業知識,對網路媒體的敏銳直覺以及堅定政治信念的過程.比起體育運動,他更喜歡安靜的坐在角落看書.他在大學選擇就讀法律系,主要是因為他想遠離數學,並認為律師與經濟學家是當時市場經濟新世界中唯二能生存的職業.這份法律背景為他日後揭發官員貪腐,與國有企業周旋提供了助益.納瓦尼政治生涯的起點源於他對普丁被"指派"為俄羅斯總統繼任者的強烈反感.他在 2000 年加入民主政黨"蘋果黨"(Yabloko),最初只是以他典型的專業律師提供協助,並不是激進的政治活動家,但隨著參與競選活動,逐漸體會到走入群眾與建立組織的重要性.                         身為律師,他發現可以透過購買國有企業如俄羅斯石油,俄羅斯天然氣工業的小額股份,行使股東權利來索取內部文件,對薄公堂或參加股東大會,如此便能有機會介入俄羅斯當時已經糜爛的國有企業掏空資產的黑幕交易. 他在股東大會上公開質問普丁親信的貪腐行為,這種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姿態吸引了媒體和公眾的關注. 他在2009 年對俄羅斯外國貿易銀行(VTB)鑽井案的調查,是其首場備受矚目的反貪腐戰役.由於政府對傳統媒體包括電視,報紙的壟斷與封殺,納瓦尼轉向透過網路平台直接與民眾對話,並透過群眾募資籌措經費來維持這種對政府貪腐舉措的持續質疑,這種小額捐款模式讓他能夠擺脫對寡頭的依賴,建立財務獨立的政黨組織.他後來成立了反貪腐基金會(FBK),並利用 YouTube 和社交媒體發布高品質的調查影片,讓政治議題與普通民眾的生活產生連結.                         2013年參與莫斯科市長選舉證明了他不僅是個網路名人,更具備實體的動員能力.儘管被禁止使用電視宣傳.他仍透過與選民面對面,設立宣傳方塊等方式,獲得了 27.2% 的得票率,震撼了克里姆林宮.後來他試圖在 在 2017 年參與總統競選,但最終被被法院裁定禁止參選,但他在全國 82 座城市設立了辦公室,建立了俄羅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對派組織網路,這種種舉措已經讓他成為俄羅斯當局眼中的麻煩人物,他多次被捕.被潑化學藥劑甚至遭到暗殺,但他始終強調"權力就在真理之中",他將自己定位為一名"正常人",透過幽默感和對"未來美麗俄羅斯"的願景,激發了新一代俄羅斯人的政治熱忱,並以無懼的精神贏得了數百萬人的信任.                         基洛夫木材案(Kirovles case)的審判是普丁政權打壓納瓦尼的重要手段,對他的政治生涯和家庭都產生了深遠且複雜的影響.普丁當局利用這個貪污案審判主要政治目的是透過刑事定罪,剝奪納瓦尼參加公職選舉的權利.儘管歐洲人權法院(ECHR)裁定這個案子的審判不合法並要求重審,但俄羅斯法院在2017年的重審中幾乎原封不動地維持了5年的緩刑判決,這直接導致納瓦尼被禁止參加2018年的總統大選.2013年7月18日當法官宣判納瓦尼5年有期徒刑並當場逮捕時,莫斯科爆發了數萬人的自發性抗議.當局因畏懼民意壓力.罕見的在隔天釋放他,讓他得以繼續參加莫斯科市長選舉,最終獲得 27.2%的得票率,確立了他作為俄羅斯首席反對派領袖的地位.而當局試圖透過這種經濟詐欺指控,將納瓦尼形塑成一個同樣貪腐的"投機分子",試圖抵銷他反貪腐調查的公信力,雖然這種做法在支持者眼中並未奏效,但卻有效的阻止了納瓦尼的政治前進之路.這個案子除了納瓦尼,還牽連了他的好友歐菲采洛夫(Pyotr Ofitserov),因拒絕做偽證陷害納瓦尼而同樣被判刑,納瓦尼對此感到極大的心理負擔,認為自己害得無辜的朋友必須面臨牢獄之災與經濟困難.審判伴隨著普丁政權對納瓦尼家庭長期的騷擾,包括對父母家的搜索,對個人財產的沒收.以及後來長達一年的居家軟禁.儘管面臨入獄威脅,納瓦尼的妻子尤莉雅始終保持冷靜與支持,這份共同的認知成了他們家庭應對迫害的心理基礎.雖然基洛夫案主要針對納瓦尼,但它開啟了後續一系列針對他家人的案件,包括伊夫黎雪案,這導致納瓦尼的弟弟奧列格被當作"人質"入獄服刑三年半,對納瓦尼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創傷.這本自傳的第三部分都在敘事這部分,而最後一部分則是納瓦尼獄中的生活情境日記, 這一部分的主題是最後的囚禁歲月與信念反思,由納瓦尼在2021年回國被捕後至 2024 年逝世前的獄中日記組成,詳細記錄了他在各個管訓營面臨的酷刑,剝奪睡眠,絕食抗議,以及他在極端環境中維持幽默感並對"未來美麗俄羅斯"抱持的堅定希望 .他於 2024 年2月16日在俄羅斯位於北極圈內哈爾普鎮(Kharp)的嚴格戒護管訓營中逝世,關於他的死因,來源中有幾種不同的表述.官方的俄羅斯聯邦監獄局對外宣佈他在管訓營中"猝逝".本書在作者簡介中提到他的死因"不明",但文本中在記錄他最後獄中歲月的章節結尾明確指出.他是在那所監獄中被殺害的.                          根據書中的敘述.俄羅斯當局對付納瓦尼的手段是多層次且系統性的.涵蓋了法律,身體傷害,心理折磨及對家人的連帶迫害.彙整政府對付他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利用司法體制當成武器化,捏造罪名與作秀審判.俄羅斯當局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透過捏造刑事罪名來削弱異議人士的公信力,並剝奪異議者的政治權利,為了抹黑納瓦尼,當局不以政治罪名起訴.而是編造詐欺案件,如"基洛夫木材案"和"伊夫黎雪案",試圖將他塑造成貪汙者,藉由透過刑事定罪,依俄羅斯法律有前科者不得參選公職的規定,藉此將他排除在選舉之外.                          其次採取身體傷害與直接暗殺的手法.當法律手段無法阻止他時,當局便採取更極端的暴力,納瓦尼曾遭到聯邦安全局特務使用神經毒劑"諾維喬克"毒殺,也曾在街頭活動中,被不明人士潑灑混有腐蝕性毒物的綠色消毒藥水(Zelyonka),導致眼睛角膜嚴重灼傷,險些失明.其三是利用監獄中的酷刑與系統性折磨.一旦將他投入監獄,當局便利用監獄規定進行非人道的折磨,由於他被列為有逃獄風險者,獄警每晚會每個小時在他床邊大聲報號點名並錄影.長期破壞他的睡眠.或者假借各種瑣碎理由,如鈕扣未扣.手未背在後方等違規行為,被強制關進狹窄,陰暗且寒冷的禁閉室,或當他出現嚴重的背痛及腿部麻痺時.獄方拒絕提供專業醫療或讓他指定的醫生進入,僅給予無效的成藥.獄方指使其他囚犯監視,挑釁他.或嚴禁其他人與他交談,以達成心理孤立.                          對付納瓦尼的第四個手段是針對他的家人與組織的連帶迫害.當局試圖透過打擊他身邊的人來動搖他的意志,納瓦尼的弟弟奧列格在"伊夫黎雪案"中被判處實刑三年半,納瓦尼認為這是當局利用家人當作人質來威脅他.另外普丁政府將反貪腐基金會認定為極端組織,這使得任何與該組織有關聯.甚至只是捐款的民眾.都面臨刑事起訴的風險.而負責為他辯護的律師遭到逮捕,搜索.或被禁止與他秘密通信,當局藉由以上手段掏空他的法律防禦權來孤立他.除了直接間接針對納瓦尼外,俄羅斯政府還透過宣傳與資訊封殺對他進行人格毀滅.國家電視台反覆製作報導,宣稱他"裝病"或在獄中過著奢華生活.以抵銷國際社會的關注,同時封殺他的部落格,網站.並限制他在獄中通訊與會面的權利.綜觀全書,展現了俄羅斯政府如何運用整套國家機器,包括警察,法院.監獄,媒體及特務來對付納瓦尼,所有的做法不僅要只是摧毀一個人的政治生命,更試圖在心理與肉體上徹底消滅異議者.

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Dan Wang)                        "Breakneck"是我從Financial Times 2025年度書籍選讀的第二本.這本並非採用明顯的學術邏輯推演,而是簡單的二分法找出中國與美國政府組成結構底層的差異,來看雙方發展至今各自的問題與成就,並提出兩方可以互相參考,補充各自制度下的缺憾的建議.作者 Dan Wang 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簡單的觀察,儘管中美兩國在物質主義與競爭精神上驚人的相似,但支撐兩國運行的"國家作業系統"卻以截然不同的方向演進.這場世紀競爭的本質,實際上是中國的"工程師國家隊"(Engineering State)與美國的"律師社會"(Lawyerly Society)之間,關於治理邏輯與社會組織方式的根本不同與相互競爭.                        中國模式的形成源於文革後對技術官僚的推崇.畢竟老毛翹掉之後,家國社會殘破的景象應該是讓鄧小平等人看在眼裡的,於是在隨後的中國治理架構中,決策層充斥著水利,化工與航太背景的精英.在他們眼中,國家是一台巨大的精密機器,社會問題則是可以透過技術手段與資源調度來解決的工程問題.這種"工程師思維"賦予了中國超越時代的執行力,能在短短數十年間,於實體世界中創造出高鐵網與現代化城市等硬體奇蹟.然而,工程師治國的弱點也顯而易見,當社會被視為可優化的數據時,個體權利與法治精神往往成為效率的犧牲品,缺乏人文思維,導致權力本來就在缺乏制衡下更容易忽略個體的生活狀態,因此會引發如一胎化政策,或是covid疫情清零政策所創造出的社會災難.                         相對而言,美國則是植基於"律師社會",對程序正義與法律權威的極度依賴.美國的政治與行政精英多出身法學背景,這使得系統的核心功能在於"制衡"與"阻礙"潛在的權力濫用.這種模式極大的保護了多元價值與個人權利,但是卻在長期發展下演變成"否決權政治"(Vetocracy).冗長的訴訟與繁瑣的合規程序,加上政黨之間的對抗,讓美國在實體建設上變得步履蹣跚,甚至在面對現代化挑戰時顯得遲鈍與僵化,硬體建設更因此是停滯不前,任何新的創建首先要面對的便是各種奇葩少數的反對意見,與後頭更大因為政黨力量的議會法治反對而拖延不決.                         作者就是從上述的論點得出今日雙方的局面,這是兩種模式發展至極端的產物.中國擁有了傲視全球的硬體護城河,卻因政治高壓面臨人才流失與社會焦慮.美國雖擁有人文法治的堡壘,卻正失去改造實體世界的能力,因此雙方的競爭,不僅是GDP的較量,其實也包括了關於如何在"建設效率"與"個體權利"之間尋找平衡的制度博弈.Dan Wang 指出中國與美國在技術競爭上的核心差異,並非僅僅是預算或政策的博弈,而是深植於兩國治理結構中的"人種誌"差異.當美國的決策層被法律專業人士佔據時,中國則在過去數十年間建立了一個由技術官僚主導的"工程師國家".這種模式不僅定義了中國的發展路徑,更重塑了中美兩國在實體世界中的競爭天平.                        中國"工程師國家"模式首先體現在統治精英的構成上,自鄧小平時代起,中國便有意識的提拔具備工程背景的技術官僚.到了2002 年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九名成員全數接受過工程訓練 .即便在今日,習近平依然延續並強化了這一傳統,在他第三任期中,大量來自航太與武器工業的精英被引入政治核心.對於這些工程師思維領導者而言,國家治理不是由一個個需要辯論的契約組成,而是一個可以透過調度資源,優化流程來解決的工程問題 .這種思維直接導致了中國在技術競爭中對"硬科技"的極度偏執,對數據的絕對迷信.相對於美國將頂尖人才與資本吸引至金融,律師與虛擬互聯網領域,中國則將製造業視為國家生存"實體經濟"基石,並對所謂的"虛擬經濟","金融創新"保持高度警戒.習近平透過強硬的監管手段,試圖將社會資源從軟體平台導向半導體,再生能源與航空航太等戰略性產業 .在工程師國家的視角下,社群媒體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微乎其微,唯有掌握了工廠車間裡的"工藝知識"(Process Knowledge),才能在長期的國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                        "硬體優先"的模式為中國打造了一條深厚的技術護城河,透過各地建立高度集中的"工程實踐共同體",中國不僅能快速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大規模生產,更在不斷的更新換代中累積了難以被藍圖複製的流程知識.當美國因去工業化而逐漸喪失對實體生產的理解力時,中國正以全球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製造成績,在鋼鐵,太陽能板,電動車等領域超越其它國家.若更激進的從戰爭角度來看,這種規模優勢在極端情境下極具威懾力,2022 年中國有近 1800 艘船隻在建,而美國僅有 5 艘.然而,這種工程師模式對技術競爭的影響也是雙面刃.雖然國家動員能展現驚人的"建設"速度,但同時也將人視為某種"流量"與"數據"之物,是能以某種"社會工程手段"來解構重塑的,而這就會對個人權利產生相當嚴重的傷害.因為當政府決定政策轉向時,缺乏法律緩衝與公眾參與的決策過程,往往會對創新的主體,從個人,企業家,到投資者造成毀滅性的創傷.因此中國雖然在硬體製造上建立了堅固的堡壘,但其忽視權利保護,依賴行政指令的作法,也正在為其技術野心埋下人才流失與創新受阻的隱憂.                         硬體奇蹟的背後是以犧牲"程序正義"與"個體權利"為代價.作者深刻指出中國的工程師模式本質上是將社會視為一個巨大的實驗室或工地,為了達成整體的規劃目標,國家可以隨意挪用土地,無視環保爭議,甚至在政策轉向時,缺乏任何以法律緩衝來保護個體的財產與自由的思想與做法.這種體制雖然在"建設"上極具"效率",卻因缺乏法治的"軟體"保障,導致了社會內部深層的不安全感與焦慮,除了當權者外,其他人很少能依憑法律程序來保護自己,這種"硬體強,軟體脆"的結構,正是中國模式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