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閱讀後的想法,.
- 9月 02 週一 201320:26
打醬油的汗牛馬
一些閱讀後的想法,.
- 1月 21 週三 202609:43
國家為什麼會破產：橋水基金應對大週期的原則
國家為什麼會破產：橋水基金應對大週期的原則(How Countries Go Broke: The Big Cycle,Ray Dalio) 關於Dalio在財經觀點方面的書,之前已經讀過"大債危機","變化中的世界秩序",近期有新的中文版"國家為什麼會破產",照例也開讀,但以我所見,這本新書的新觀點不多,只能當作是複習Dalioㄧ向的主張. 儘管新意不多,但這本書將 Dalio 過去散見於各處的"債務"與"秩序"理論進行了更系統化的數據整合,是研究大週期"病理學"的集大成之作. "國家為什麼會破產"開篇便直指核心,"信貸"與"債務"的本質具備某種週期性,其中根本驅動力來自於人類追求支出大於收入的天性.當信貸擴張時,支出增加帶動收入成長,進而推升資產價格,創造出繁榮的景象.然而,借來的錢終究要還,當償債壓力來臨時,縮減開支會導致收入下降與經濟萎縮,這便是週期形成的機械化過程. Dalio區分了兩種主要的債務週期,其中短期債務週期約6±3年,而這就是我們一般認知的"景氣循環"的來源.由中央銀行透過調整利率來控制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相對於短期債務週期,另一種債務週期就是大債週期,也就是長期債務週期,它的週期長度約在80±25年,一個大債週期是由多個短期週期累積而成.因為人們往往傾向於借更多錢來支應生活,債務的高點與低點會隨著時間不斷推升,直到債務負擔(償債支出相對於收入)達到不可持續的極限.Dalio指出大債週期的運作就像一種"大風吹"遊戲或龐氏騙局.在週期早期,貨幣多為"硬通貨",或是掛鉤貴金屬,黃金的紙幣,此時債務水準低且具生產力,但隨著週期演進,紙幣與債務資產的規模會遠遠超過其實際對應的硬通貨與實物資產.當債權人意識到手中的債務資產可能無法兌現為同等購買力的資產時,便會引發拋售與擠兌,從而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可能危機狀態.他提出一個關鍵觀察指標,債務是支付貨幣的承諾.當承諾的總額遠超能兌現的金額時,危機便會爆發.此時中央銀行面臨兩難,任由大規模違約發生,產生通貨緊縮式蕭條.或是大量印鈔使貨幣貶值,藉由通貨膨脹來為經濟續命.Dalio強調理解這套"機器"的運作機制,是投資人與政策制定者規避風險,掌握先機的必備原則. 在長期債務週期中,中央政府與中央銀行的決策可以說是推動國家步入債務陷阱的主要推手.從"債務泡沫"到"去槓桿化"的過程,是一個自我強化的病理發展過程.在週期的成長階段,政府傾向於採取寬鬆政策.由於借錢與消費會帶來即時的快樂與選民的支持,政治領袖往往缺乏自制力來抑制債務成長.此時,大量的信貸湧入市場,推動了資產價格,如房地產,股市上漲,這讓借款人感覺更富有,進而以資產作為抵押借入更多資金,形成一個"債務—>資產價格—>更多債務"的向上螺旋,這便是債務泡沫的形成與強化.在泡沫階段,市場常會出現一種"最熱門的迷因".讓大眾深信"這次不一樣".投資者往往根據過去幾年的強勁表現來推論未來,而忽視了資產價格已經嚴重脫離基本面.政府為了維持這種繁榮,會進一步舉債支應支出或提供補貼,這導致政府債務負擔與民間債務同步攀升. 當債務累積到頂峰,泡沫破裂後,經濟進入衰退.政府起初會嘗試調降利率來刺激經濟,但當利率降至0%附近時,傳統貨幣政策會失去效用.這就是所謂的"推繩效應"(Pushing on a string), 是信用擴張的極限,因為推繩效應不只是利率問題,更是"信心"問題.此時.不論中央銀行如何增加信貸供給,企業與個人因對未來悲觀或需修補資產負債表,而不願借貸與消費, 這代表政策工具有它效用的極限.此時民間部門可能將逐漸停止購買政府債券,加上稅收因經濟不景氣而銳減,中央政府將會面臨龐大的預算赤字.為了防止政府破產,中央銀行被迫採取非常規手段,自己印鈔購買政府自己的債務,這就是"債務貨幣化". 這會引發一個危險的循環,俗稱債務貨幣化與死亡螺旋.此時首先看到信用風險提升,投資者看到政府依賴印鈔還債.擔心貨幣貶值與實質購買力受損,開始拋售政府債券.其後利率被迫推高,這是因為債券拋售導致市場利率上升,但這反而增加了政府與民間的償債負擔,進一步扼殺經濟.而為了延展可能的危機,政府將進一步印鈔,中央銀行為了壓低利率,必須印更多鈔票來購買被拋出的債券,導致貨幣價值進一步下跌,形成"死亡螺旋". 隨著債務危機惡化,財富不均現象會達到極點.擁有資產者受益於之前的泡沫,而勞動者與債務人則在蕭條中掙扎.政府為了填補赤字,通常會對富人增稅,這會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與政治動盪,如此便會發生所謂的"國內政治週期".在這種環境下,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往往受到民粹主義影響,可能導致更激進,不穩定的經濟環境.Dalio認為政府的決策本意通常是為了解決眼前的痛苦,但因為缺乏對長期大週期的理解,"飲鴆止渴"的救市行為往往只是將債務規模推向更大的極限,最終導致整個秩序的崩潰. Dalio在書中的大部分運用他的"經濟機器"模型對近兩百年全球金融史的深度掃描,歸納出去槓桿化的四種路徑.他在分析各國案例時,始終圍繞著政府如何處理"債務/收入"比過高的問題,其中去槓桿手段的第一種路徑是"財政緊縮",壓迫減少政府支出,這是最具政治壓力的手段,但通常會引發嚴重衰退.第二路徑則是採取"債務重組與違約".但這種做法將會直接抹除財富,對信貸市場打擊巨大.第三種路徑則是將"債務貨幣化",也就是透過增加印鈔作為支出的來源,這種手段最隱蔽且最受政府青睞,但也最容易導致貨幣貶值.最後一種路徑,則是採取"財富再分配",也就是透過稅改,施行增稅來對應支出與負債.但這種做法容易引發階級衝突,通常在國內矛盾高峰期使用. 本書使用相當的篇幅分析了1845年以來的世界主要國家的狀況.其中在1945年建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當時美國擁有全球 2/3 的黃金,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一個典型的"第一類貨幣系統"時期,債務受到實物資產的嚴格約束.然而隨著美國在 1960 年代因越戰與"偉大社會"計畫累積過多債務,黃金儲備開始不足以支付債權.1971年尼克森宣布美元脫鉤,開啟了"第二類貨幣系統",也就是法幣系統時代.這成為了此後五十年全球債務狂飆的起點.而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則是另一個明顯的大債危機案例,這是一個關於"借外債"的典型教訓.Dalio指出當一個國家的債務多為外幣時,國家的主權信用將極其脆弱,拉丁美洲國家在70年代低利率時借入大量美元,但當 80 年代初美國聯準會為了對抗通膨而激進升息時,這些國家的償債成本瞬間飆升.且本國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這導致了"通貨膨脹型蕭條",政府被迫接受極為痛苦的緊縮條件.另一次有名的債務危機,則是1990 年代日本的"失落十年".日本的案例展示了"通縮型去槓桿"的極限.1989 年泡沫破裂後,日本政府並未像美國在2008年那樣迅速清理銀行資產負債表,而是選擇了緩慢的攤提.這導致了長期的信貸萎縮,儘管日本利率長期為零,但因民間對未來極度悲觀,資金並未進入實體循環.這證明了即便利率降至零,若無法解決債務人的償債能力與心理預期,經濟也無法復甦,所幸日本雖然陷入通縮,但因為它是大規模的"債權國".所以並未發生像拉美那樣的幣值崩潰. 至於最接近現在的一次債務危機,則是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與QE 的誕生.Dalio詳細描述了美國如何透過漂亮的去槓桿規避了大蕭條的重演,當印鈔產生的通膨與名目成長,剛好抵銷掉債務減記與緊縮產生的通縮時, 這種精準的平衡才是Dalio認為政策制訂者應追求的最高境界.雖然債務重組帶來了痛苦,但聯準會大規模的"量化寬鬆"(QE)注入了足夠的流動性,抵銷了緊縮的力量.然而他也指出,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埋下了現今"大債週期"末端的禍根,那就是資產價格被推向極端不合理的高度,使得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到了 1930 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而Dalio認為近期最可能誘發危機的戰場則是在中國.雖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確實創造出某些特殊的經濟奇蹟,但Dalio以為中國正進入"大債週期"的危險區間.這主要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槓桿與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但中國的優勢在於它的國家債務多為"內債",以人民幣計價,中央政府有極強的行政能力進行債務重組與轉移.不過中國面對的劣勢所在是在面臨債務調整的同時,還需應對來自外部,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制.對於當前全球經濟來說,Dalio則表達了對當前'第三類貨幣系統"的擔憂.當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國,包括美,日,歐盟都深陷巨額赤字,且必須依賴印鈔來支撐政府支出時,全球債權人對"紙幣"作為價值儲藏工具的信心正在動搖.所以Dalio預警我們可能正在接近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世界將從"持有債務資產"轉向"持有實物資產".
- 1月 21 週三 202609:40
消失的名畫：藝術史上歷經磨難或下落不明的世界瑰寶祕辛
消失的名畫：藝術史上歷經磨難或下落不明的世界瑰寶祕辛(失われたアートの謎を解く,藍色日記本) "消失"這個詞乍看之下很清楚,但實際上可能有不同意思.簡單來說可有兩種,一種是物理性的消失,另一種則是視野上的消失,儘管它們都意味某種看不見,但後者顯然只是消逝於大多數人眼中,被私藏在某個角落,少數人能見到的狀態.日常生活中,基於產權觀,每個人都擁有對個人物品的絕對處置權,如果我今天在紙上隨手塗鴉,隨後因為不滿意而將其撕碎,丟進垃圾桶,這在法律與道德上都不會引起任何波瀾,這是個人的勞動產物,個人私有財產,它的存在與消失僅繫於我個人的念頭之間,當然我繪畫能力低劣的塗鴉於他人毫無價值,因此也不會有藝術與文化方面的困擾.但是,若被棄置毀損,或因自然時光消蝕,還是人為盜竊私藏令其從大眾視野消失的是許多人公認的名畫時,這種消失就又另當別論了. "消失的名畫"這本書裡,我們面對的就是另一種維度的消失.當維梅爾的"合奏",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加利利海上的風暴",馬奈(Édouard Manet)的"切斯.托托尼",竇加(Edgar Degas)的五件小品畫作等在波士頓伊莎貝拉嘉納藝術博物館失竊,預估損失金額約五億美金,時至今日,依舊沒有任何一件失竊的藝術品被尋獲.人們來到這些失竊作品的展間,只能見到掛在牆上的空畫框,以及從框中外露牆面所流淌出的,藝術名品消失的感傷.或者當薩瑟蘭(Graham Sutherland)為首相所繪的晚年邱吉爾畫的肖像被其邱吉爾遺孀私自焚毀,還是美國洛克斐勒中心RCA大樓裡,因為繪有"列寧"而在政治上反蘇聯氛圍下被迫消失的墨西哥畫家里維拉(Diego Rivera)的壁畫"十字路上的人",這種消失所引起的震盪.遠遠超出了私有財產損失的範疇. 這本書記錄了藝術史上那些因盜竊,戰爭,災難,甚至是因為權力者的不滿而"被消失"的世界瑰寶.為什麼一幅畫作的消失會讓不曾擁有它的大眾感到痛心? 這引申出一個核心命題,藝術品,特別是那些承載了人類審美巔峰或歷史轉折的名畫,在它為多數人知曉的那一刻起,本質上已經從私人財產轉化為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公共財,只是在現代產權觀念下,法律不能奪人所好.要討論名畫消失的意義,必須先釐清"所有權"在藝術領域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的法律框架下,藝術品是可交易的商品.收藏家購買畫作,支付了金錢,理應擁有毀壞它的權利.但"消失的名畫"中提到的案例卻讓我們看到這種權力的行使往往伴隨著巨大的道德爭議. 藝術作品往往具有雙重屬性,包括物理屬性,它由畫布與油彩構成.藝術品還有精神屬性,它是藝術家的天才,時代的見證,集體的審美認同.當一件作品的物理屬性屬於個人,而精神屬性已經滲透進全人類的文化血液時,持有者就不再只是"擁有者"(Owner),而更像是一位"守護者"(Steward).以上這個觀念應該是本書想傳達的主要核心,只是被隱藏或掩埋在一眾有趣,令人發想的盜竊,奪取,破壞畫作的案件故事中.以巴米揚大佛與其周邊壁畫的毀滅為例,雖然它們位於阿富汗境內,理論上屬於當時政權的管轄範疇,但當神像在砲火中化為齏粉時,全球感到的憤怒與哀悼,這說明了藝術品已經跨越了國界與所有權,成為了全人類的文化財,這種"消失"不是一個物件的毀損,而是文明拼圖中永久缺失的一塊. 書中最令人詫異與鮮少聽聞的故事,莫過於那些因為"畫中人"或"畫家"自身的不滿而導致的作品消失.這類消失不同於天災人禍,帶著諷刺又菀爾.我讀過卡夫卡的三篇長篇小說"城堡","美國人","審判",其實這是卡夫卡生前交代友人Brod要銷毀的作品,相比之下莫內(Oscar-Claud Monet)自行銷毀因為光影不佳的畫作的結果,讓我們其實不知究竟哪種選擇是好的.本書從馬奈與竇加的公案切入這個主題,可惜沒有深究深層的意思.竇加畫了馬奈夫婦,但馬奈因為不滿意畫中妻子呈現的形象,竟動手割除了畫面的部分內容,這在當時或許被視為畫友間的衝突或家庭隱私的維護,但似乎從藝術的角度看,馬奈割下的是竇加眼中的真實,也是後世研究兩位印象派大師交流的珍貴證據.更具戲劇性的案例是邱吉爾的肖像畫.英國畫家薩瑟蘭受託為八十歲壽辰的邱吉爾作畫,他試圖捕捉這位二戰英雄卸下武裝後的真實疲態與老態,而非報章雜誌上刻意營造的強人形象,邱吉爾本人對此極度厭惡,認為這是在羞辱他,而他的遺孀克萊門汀最終選擇偷偷燒掉這幅畫.我從本書中所附的另外兩幅分別由奧爾彭(William Orpen),格思里(James Guthrie)於1910年代所繪邱吉爾畫像,能對比出薩瑟蘭畫中呈現的老態邱吉爾,雖然我以為這很正常,但個人無法揣度畫中人看見畫像時的心境,以他公眾呈現經常慷慨衝動形象,似乎是真與老邁很難相容.邱吉爾想要留給世人的是"永恆的戰士"形象,而藝術家留下的卻是"凋零的老人".這兩者的衝突,正是藝術品從私人訂製品轉向公共歷史紀錄時必經的陣痛 .從"私產"的角度看,邱吉爾夫人處置了一份她不喜歡的禮物.但從"公共財"的角度看,這是一次殘酷的文化處決.那幅畫記錄了歷史人物作為"人"的真實一面,它具有跨越時代的紀實價值.當邱吉爾夫人點起火堆時,她讓這幅名畫從人類大眾的眼中徹底消失.這種消失暴露出當權者的虛榮心或者意願是否有權凌駕於後世對歷史真實的知情權之上的某些疑惑. 延伸上述觀點,探討另一種更隱晦的消失:私藏.如果一位富豪買下了"蒙娜麗莎"並將其鎖在深宅大院的保險庫中.不給外人欣賞,這與畫作被毀壞有什麼差別?我們前面說過藝術作品的存在並非僅於物理性的媒介上,更存在於它與觀看者之間的"對話".一幅畫被看過的人越多,所激發的論述,情感與審美體驗就越多.這是莫內,梵谷的作品放在公眾場館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它們作為共同記憶的錨點,維繫著人類情感的連結.相比之下,將名畫私藏,雖然保護了它的物理實體,卻切斷了它與人類文明的供血線.畫作只剩下為了標榜財富的標籤,而非啟迪靈魂的工具,此時它對大眾而言,它與股票,債券好像也沒太多差異.更有甚者,假設我買下了一批剛畢業的美術系學生的作品.若干年後,其中某位學生成了名垂青史的大師,而我依然將他早期,甚至是最具風格轉折意義的作品私藏,這在藝術史上絕對算是一種消失.對公眾與研究者而言,這段藝術演變的關鍵證據處於認知上的虛無狀態.雖然畫作物理性的活著,但在文化意義上,它已經"死了".這種因所有權而導致的資訊屏蔽,實質上是對全人類審美權利的剝奪.但是,若當年我買畫作就是因為符合私人欣賞價值,並不因她或他作品的無名無高價值,則為何反過來今日會因此指責於我不符公眾價值,並道德綁架,這又是另一面的有趣思考了.收藏家在畫家落魄時給予資助,這本身就是一種守護.公眾雖然有欣賞的需求,但不能以道德之名行"掠奪"之實.合理的解決方案或許不是"強迫共有",而是"誠實的記錄".只要這幅畫的存在被記錄在冊,即便它在私人保險庫中,它在藝術史上就不算徹底消失. 除了個人的情感與占有欲,政治力量對藝術的干預也是導致名畫消失的主因.里維拉在洛克斐勒中心所繪製的壁畫"十字路口的人"(Man at the Crossroads)是藝術史上最著名的政經意識形態衝突案例.里維拉在壁畫中加入了列寧的肖像,他自己也是社會主義信仰者,這在當時崇尚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引發了軒然大波.洛克斐勒家族要求修改,但里維拉堅持藝術家的主體性.最終壁畫被覆蓋並摧毀,雖然里維拉後來重新繪製了版本,但原本那件與特定空間,時代共生的作品已經永遠消失了.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另一層次的"公共財"衝突.洛克斐勒中心作為公共展出場所,展出內容理應具有開放性,但資助者卻試圖利用"所有權"來審查"表達權".這種消失提醒了我們藝術品的存續往往取決於當權者的包容度,當藝術觸及了權力的神經,它的"消失"往往是權力試圖統一敘事,消滅異見的一種手段.
- 1月 17 週六 202622:30
地下帝國：金融、網路、半導體──美國如何將世界經濟武器化
地下帝國：金融、網路、半導體──美國如何將世界經濟武器化(Underground Empire: How America Weaponized the World Economy,Henry Farrell & Abraham L. Neumann) 在八國聯軍派出數十名士兵前赴格陵蘭的當口, 讀這本"地下帝國"顯得特別有趣.一方面是對作者歷史觀察的某些驗證,另一方面卻也顯出在政治經濟上預言的限制,總是徒勞居多,現實能將人撕碎,完全碾壓既定狹隘的價值觀.之前的某篇讀書心得中提過,許多現在評斷中美對抗的言論都太超前,中國短期內根本不具備掌控經濟全球化運作權力底層結構的實力,那些既有的國際經濟網路,組織,設施,法令,是美國獨霸時期建立的,它今日依舊掌控這些經濟底層結構,這正是美國看似衰退,但實則是川普仍能扮演全球流氓警察與施行霸道任我行的有效工具,這些底層結構正是本書所稱的"地下帝國",當初的建設如今已成了經濟武器.當歐盟國家象徵性派兵格陵蘭,試圖抗衡川普的擴張野心時,這本"地下帝國"讀起來不再只是學術觀察,更像是一場正在發生的政治驚悚片預告.川普的"美國優先"則像是一把手術刀,劃開了長期以來包裝在"民主,自由,反恐"外衣下的國際秩序,露出了地下帝國最原始,最殘酷的利益核心 . 本書探討美國藉由掌控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節點,來對抗假想中敵人的許多故事,書籍的開端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現代全球經濟並非如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言是"平的". 相反的,它建構在一套高度集中的物理基礎設施上,作者稱之為"地下帝國". 這個帝國的運作邏輯類似於羅馬帝國,羅馬人修築道路,原本是為了貿易與繁榮,但這些筆直的通衢大道最終也讓羅馬軍團能迅速投射權力. 只是現代的"道路",不單是那些大道,還包括光纖電纜,網際網路伺服器,美元清算系統與半導體供應鏈. 作者指出這些系統最初由追求效率的私人企業建立,旨在降低成本與提升全球連結. 然而這種"相互依存"卻產生了無數的"咽喉點"(Chokepoints), 美國在911事件後意識到只要掌控這些節點,就能在不發動戰爭的情況下,對全球進行監控與強制制裁,這就是"武器化的相互依賴"(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之核心概念. 在 2001 年之前,美國政府傾向於不干預全球網絡的發展.但911恐攻讓美國國安機關發現恐怖分子正利用這些開放的金融與通訊系統進行資源轉移. 為了反擊.美國財政部與國安局開始接管這些原本屬於民間的管道. 例如原本設於比利時的SWIFT 系統(全球銀行間通訊系統),它的數據中心位於維吉尼亞州,在911之後,美國政府利用傳票強制介入,將它從中立的金融資訊傳送工具轉變為反恐監控的武器.同時,美國政府利用對"國家緊急狀態"的廣泛解釋,進行行政擴權,賦予總統與機關在無需國會逐案審核的情況下,直接介入私人企業數據流的權力.從此,這些原來被建構為私人商業需求的物理建設,轉而成為美國國家防衛的安全保障,此時,它也從物理上衍生到法律職能上,建構出了長臂管轄權的基礎,往後只要數位資訊,數據經過美國境內的電纜,或交易涉及美元清算,美國法律便主張其擁有司法管轄權.而美國這種權力思維的崛起導致了全球局勢的深刻變化.盟友如歐盟開始意識到自己雖然在政治上與美國一致,但在經濟命脈上卻完全受制於美國.這迫使各國開始思考"主權數位基礎設施"的可能性,這也是當前美中科技戰的底層導火線. 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的機密地圖,揭示了網際網路的"虛擬性"只是一個幻覺,它實際上是一套深埋地下的光纖電纜與交換站的組合,而美國擁有無可比擬的地理與發明者優勢,絕大多數連接歐亞非的海底電纜,最終都會在美國領土,如維吉尼亞州的阿什本登陸.作者將這些登陸點稱為"接入點", 只要數據在美國境內"落地",哪怕發送者與接收者都在國外,美國政府也能依據國內法進行攔截與審查.著名的"風暴釀造"(STORMBREW)計畫被透露出美國國安局(NSA)如何與"企業夥伴",如Verizon,MCI等電訊公司合作,讓他們在各大電信機房中,讓國安局設置了光學分路器,將傳輸數據的光束一分為二, 一份繼續流向目的地,另一份則進入國安局的資料庫進行"稜鏡"(PRISM)式的分析.阿什本(Ashburn)的重要性在於這座維吉尼亞州的小城擁有全球最大密度的數據中心(Equinix 等公司所在地). 這裡被稱為"地下帝國的咽喉",所有的全球網路通訊在這裡匯集,也在此被美國政府監視.正因為美國政府早就如此入侵了網路數據探勘竊密,所以他們對於日後華為的壯大,與海底電纜的香港登岸懷有嚴重的質疑與戒心.在物理條件下,"外國情報監視法"(FISA)順應產生,這是美國"地下帝國"最重要的法源,它允許美國政府在"外國情報"的目的下,搜集位於美國境外的非美國人的電子通訊,而無需傳統的搜查令.美國政府利用這些命令強制電信企業配合監控,並禁止這些企業對公眾甚至股東透露相關細節.這導致了"數據主權"概念的興起,歐盟在史諾登事件後,意識到其公民數據在美國完全透明,因此推動了 GDPR(一般資料保護規範),試圖建立一道法律屏障. 然而只要物理電纜仍集中於美國,在"雲端法案"(Act)這種法律屏障在"地下帝國"的物理權力面前就會顯得蒼白無力. 至於美國在世界金融領域的力量更是潛藏於地下帝國的終極利器.儘管世界各地的銀行看起來是獨立運作的,但它們在進行跨國交易時,幾乎都依賴於兩套由西方,主要是美國主導的系統.一是美元清算系統(CHIPS),一是'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定"(SWIFT).當年法國巴黎銀行為了維持與受美國制裁國家,特別是蘇丹,伊朗與古巴的業務,開發了一套精密的規避系統,透過衛星辦公室與非美元貨幣進行初步轉帳,美國執法部門發現後,主張即使交易雙方都不在美國境內,只要最終的結算過程涉及美元清算,或有美元資金流向紐約的代理銀行,美國就擁有司法管轄權.法巴銀行被迫於2014年承認刑事指控,支付 89億美元的天價罰款,並被暫停部分美元結算權限.這場"金融死刑"警告了全球所有銀行,在美國的法律面前,沒有任何中立地帶 .SWIFT 本質上是一個位於比利時的非營利性銀行間通訊合作社,長期標榜"技術中立",911事件後,美國財政部利用"恐怖分子資金追蹤計畫"(TFTP)強制 SWIFT 提供數據,隨後在針對伊朗核計畫的行動中,美國國會威脅要對 SWIFT 董事會實施個人制裁,迫使這個中立組織切斷了伊朗所有銀行的服務 .這標誌著全球金融基礎設施正式成為"地下帝國"的一部分.另外標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賦予總統凍結與制裁資產的無限裁量權 ,或者"綜合制裁伊朗,問責及撤資法案"(CISADA)規定任何與受制裁伊朗銀行有業務往來的外國金融機構,都將失去進入美國市場的權限,都屬於相當強力制裁他國的金融武器,何況還有"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由美國的財政部直接介入來源不明,的個人,企業資金的管控,以直接切斷美元清算的手段,讓其他國家的的金融與非金融機構的金流,完全依照美國人的設想進行流動. 另外一個地下帝國的終極武器,便是扼住矽咽喉點, 半導體供應鏈的極致絞索.這個是我國經濟受制美國實際的體驗.美國利用IC設計軟體,關鍵設備與專利構成的技術"禁區",讓必須借助專利權的生產國家聽命行事.如果說金融是"地下帝國"的血液,半導體就是"大腦".在高度全球化的半導體產業鏈中,美國藉智財權重新定義國家安全邊界,並利用"技術佔比"來實施長臂管轄.其中的關鍵案例便是華為案與"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的生成.美國商務部嘗試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禁止美國公司向它供貨,雖然華為一度透過重新設計產品與尋找非美系零件繞過了初期打擊 .但美國隨後祭出了FDPR,這項規則規定只要產品使用了美國的軟體,如 EDA 工具,或製造設備,如應用材料,科林研發的機台,無論代工廠位於何處,美國就有權禁止該產品銷售給受制裁對象,這直接導致台積電無法再為華為代工晶片,徹底切斷了華為高階手機的生機 .ASML 雖然是荷蘭公司,但它 生產EUV 設備中的關鍵技術則是來自美國專利與美系子系統,所以美國官員主張直若荷蘭不配合出口管制,美國可能會利用法規干擾 ASML 的供應鏈,最終,荷蘭被迫停止發放對中國的 EUV 出口許可,從物理層面鎖死了中國直接進入 5 奈米以下製程的路徑 .而後更不用說的美國一方面利用台積電作為扼殺中國科技升級的"劊子手",另一方面又因過度依賴台積電而感到焦慮,進而推動"晶片法案"強迫我國產業鏈向美國本土回流,這是一種"既依賴又控制"的典型霸權矛盾 .而不論是"出口管理條例"或是擴張後的FDPR,都是將全球使用美國技術的產出物都納入管轄範圍,爾後將監控範圍擴大到自動化,量子計算與人工智慧等新興與基礎技術."矽咽喉點"的絞殺,對於台灣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切身之痛.美國利用專利技術與製造設備築起圍籬,強迫全球供應鏈服從其政治目的.所謂的FDPR實質上宣告了：只要你的產品中有美國的"靈魂"(技術與專利),你的商業自主權就屬於美國.
- 1月 09 週五 202621:30
奧特曼傳+ 奧特曼與OpenAI的誕生
奧特曼傳︰OpenAI執行長開啟生成式AI變革時代(周恒星)+奧特曼與OpenAI的誕生：一個樂觀主義者如何引領矽谷創新、打造AI帝國？(The Optimist: Sam Altman, OpenAI, and the Race to Invent the Future,Keach Hagey) 進入 2026 年全球 AI 市場的氣氛已與兩年前大不相同.如果說 2023 年是 ChatGPT 的獨秀,那麼現在則是 Google Gemini 展現後發先至霸氣的時代.憑藉著原生於 Android 系統的數十億設備覆蓋,深不可測的 TPUs 自研晶片算力,以及對工作流生態的完美整合,Gemini 似乎正逐漸拿回 AI 皇冠.然而,當我們驚嘆於 Google 的力量時,更應該靜下心來回望是誰點燃了這場智慧之爭的大火?是誰迫使這頭沉睡的巨獸轉身?這便引出了 OpenAI 創辦人 Sam Altman 的傳奇故事. 在繁體中文中目前有兩本相關的著作,周恒星的"奧特曼傳"與 Keach Hagey 的"奧特曼與 OpenAI 的誕生".我以為這兩本書有大部分內容是重複的,大部分人擇一閱讀即可,但兩者仍有方向上的差異,如果是科技愛好者,想在最短時間內理解 Scaling Law"縮放定律"如何引發技術奇異點,並感受矽谷那種"改變世界"的浪漫節奏,周恒星的"奧特曼傳"是簡便的入門.但如果是一個對人性,權力博弈,商業調查有著深厚興趣的讀者,渴望看穿那種英雄神話背後的陰影與矛盾,那麼 Hagey 的"奧特曼與 OpenAI 的誕生"就是必然的開端.兩者互補,前者給了你 AI 時代的史詩全景,後者則帶你走進後台,看見那些沾滿泥濘的真實腳印. 這兩本書的寫作特色各異,反映了兩位作者截然不同的背景."奧特曼傳"帶有濃厚的科技佈道者色彩,他筆下的 Altman 是一位具備先知眼光的技術旗手,書中大量探討了技術邏輯: 為什麼是 GPT?為什麼 OpenAI 敢賭上一切去追求 AGI(通用人工智慧)?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能讓讀者理解"技術決定論"下的矽谷邏輯.相對而言Keach Hagey 的"奧特曼與 OpenAI 的誕生"則展現了調查記者的冷靜與鋒利,Hagey不輕易相信神話,她透過對超過兩百位相關人士的訪談,勾勒出一個"政治家"視角的 Altman.這本書的重點不在於模型參數.而在於"權力是如何流動的".她詳盡地描述了 Altman在 Y Combinator 時期如何因過度擴張與專權而讓元老不安,以及他在 OpenAI 內部如何透過高超的人際操縱來維持統治.如果說周恒星寫的是 Altman 的"腦",那麼 Hagey 寫的就是 Altman 的"手": 那雙在矽谷資本與技術權力間不斷撥動琴弦的手. Sam Altman 的故事始於1985年的聖路易.8 歲那年,他收到了人生第一台電腦 Mac LC2,這成為了他與世界連結的窗口.他在青少年時期便展現出極高的天賦,但更重要的是他作為"異類"的自覺.身為猶太人且在保守的中西部坦承同性戀身份,這種邊緣反而磨練出他極度自信且無所畏懼的性格.他在史丹佛大學讀了兩年便與當時的男友聯手輟學創業,開發了位置服務社交軟體 Loopt.雖然 Loopt 在商業上並不成功,最終被迫低價收購,但這段經歷卻讓他進入了矽谷最具影響力的孵化器 Y Combinator的視線.在那裡,YC 創辦人Paul Graham 稱他是如果是他去殖民火星也會成功的那種人.Altman 隨後在 28 歲那年接掌了 YC 的帥印,將 YC 從一個精品孵化器轉變為一個橫跨多個尖端領域的工業級資本帝國.正是在這段權力巔峰期,他與馬斯克共同構思了 OpenAI,開啟了他這輩子最大的賭局. Hagey 書名的原意"The Optimist"(樂觀主義者)深刻地抓住了 Altman 哲學的核心.Altman 的思維邏輯源於一個極其簡潔的數學公式：技術進步 = 邊際成本下降 = 全人類財富增長.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所有苦難都源於"稀缺",而他打算用三把鑰匙開啟烏托邦的大門.第一把鑰匙是"智能 (AI)",他透過 OpenAI 實現 AGI,讓智能的成本趨近於零,這將解決人類認知的稀缺,讓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由愛因斯坦與莎士比亞組成的顧問團.第二把鑰匙是 "能源 (核融合)",他大筆投資 Helion Energy,他認為 AI 的運行需要無盡的能源,而核融合能讓清潔能源變得極度廉價,且能徹底改寫地緣政治.第三把鑰匙則是 "壽命 (生技)",他投資 Retro Biosciences,樂觀的相信衰老只是另一種可以被修復的"Bug",如果我們有了無盡的智能與能源,卻只有百年的壽命,那無疑是種諷刺.他深知當 AGI 實現後,勞動將失去價值.因此,他必須在 AI 成功之前,先解決能源問題,讓生產幾乎零成本,同時研究延長人類壽命,讓人類有命享受.這不只是三項投資,這是一個"人類補完計畫"的完整閉環. 這種對於未來世界看法的樂觀主義並非盲目,而是一種基於"指數成長"的哲學,顯然馬爾薩斯陷阱在他的思維中是難以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加速度夠快,人類就能衝出引力的束縛.他在這三大領域的佈局並非散亂的投資,而是一個緊密咬合的齒輪組,反映了他對未來文明"三位一體"的終極期待. 2023 年 11 月 17 日,AI 史上發生了最戲劇化的 100 小時.OpenAI 董事會無預警解僱了 Altman,這震撼了產業與全球AI關注者的神經.這場政變的背後本質上是兩種靈魂的衝突."有效利他主義" (Effective Altruism, EA)與"有效加速主義" (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 e/acc).以董事會成員 Helen Toner 為代表的EA派認為AI 具備毀滅人類的可能性,研發必須抱持極度的警醒與緩慢的步調.而 Altman所代表的 e/acc 派則主張技術的進步雖有風險,但停滯才是最大的風險.只有透過快速的更新迭代,使創新技術加速,我們才能在問題出現前找到解決方案.Altman 的邏輯是"唯有技術能解決技術產生的問題", 與其在實驗室擔心AI 會不會殺死人類,不如讓 AI 進入現實世界不斷進化,透過大規模的碰撞來找出防禦之道.這就是他與董事會最根本的裂痕.
- 1月 03 週六 202612:00
大景：內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異風景與欲望遊戲
大景：內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異風景與欲望遊戲(The View, 張贊波) 對我來說,這本"大景"讀得挺艱難.倒不是因為有什麼難度,
- 12月 24 週三 202512:56
蘋果在中國：美國科技巨頭如何造就中國製造霸權
蘋果在中國：美國科技巨頭如何造就中國製造霸權(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Patrick McGee) 有一次在墨西哥的LG工廠裡,韓國管理人開玩笑的問Apple專案經理: 你知道會兩種語言的人叫什麼? 對方回答:"雙語者(bilingual)",他接著問:那只懂一種語言的人叫什麼?然後頗有意味的自顧回答是："美國人". 這原是"蘋果在中國"為了描述早期Apple與韓國企業合作時的文化衝突事件,但我深究其意,卻覺得它可用以形容美國今日的自視危機.我以為這裡的"單語"可有另一面,不僅是指語言,更是指一種"思維模式",一種單向價值觀的意思,就是美國人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來決定與定義世間事物的對錯,簡單說就是: 霸道. 這本"蘋果在中國"的作者就為我們很清楚的展示了什麼叫'"單語者".道理真的都讓他說完了,但或許就是這種思維導致"美國人"總是自以為掌控全局,卻在不知不覺中將命脈移交給了他們口中所謂的"外包商",這便是"蘋果在中國"的故事. McGee試圖解構一個商業史上最成功的神話.這本書的核心論述在於Apple這家被視為美國創新精神指標的公司,如何在追求資本效率的極致過程中,逐步被中國製造體系"俘虜".作者詳盡訪談了超過百位的Apple現任與前任員工,供應鏈夥伴,梳理出Apple如何從一家純粹的加州公司,演變成依賴中國供應鏈的跨國政經實體.本書最引人入勝但也最令人深思的點,在於揭露了Apple與中國之間那種"師徒式"的技術移轉.這並非一般的貿易往來,而是一種深度的,長期的,由Apple工程師親手指導的製程革命.書中描述,Apple每年派出數千名工程師駐紮在中國工廠,從機殼的 CNC 切割精準度到組裝線的自動化,無一不逐步指導,按照Apple訂出的極端高標準.這在表面上是為了確保產品品質,但其實隱藏了本書想表達的潛台詞：Apple為了眼前的暴利,正在進行一場歷史性的技術大拍賣. 書中運用了大量的實地觀察,將讀者帶入那些戒備森嚴的代工廠區,作者指出的"俘虜"概念包含了兩層意涵,第一層是Apple的營運利潤已徹底被中國的低成本與高效率綁架.第二層則是Apple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自主權,也因為必須迎合中國政府的要求而受到剝蝕.這種"獲利與主權的交換"正是本書想要傳遞的警訊,當然這是指對美國的警訊,雖然McGee對Apple的批評帶有濃厚的西方地緣政治視角,但他確實精準捕捉到了美國企業在面對"國家資本主義"時,那種資本逐利天性與國家戰略利益之間的衝突. Apple的製造史實際上是一部美國製造業衰落與東方製造業崛起的編年史.在賈伯斯早期的夢想中Apple是一家像Sony那樣,能在美國本土完成所有製造流程的公司.但McGee在書中詳盡敘述了Apple如何從 1980 年代在加州Fremont高度自動化工廠的挫敗,轉向了尋求東方製造力量的支援過程.這條路徑起點在日本,當時日本的高精密零組件是高品質的代稱,但隨著日本成本攀升與僵化的企業文化,Apple開始轉向台灣企業.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台灣企業如廣達,英業達,和碩,尤其是鴻海(富士康)展現了美國人完全無法想像的"彈性與速度".Apple的工程師發現台灣代工者不只是執行指令,他們更具備一種為了獲取訂單不惜一切代價的拚勁. 隨著 iPhone時代的到來,生產規模呈指數級成長,台灣的勞動力已無法支撐,於是供應鏈進一步大規模移入中國大陸.這是一次系統性的"集群效應"建構.Apple並非只是找一家工廠,而是將整條產業鏈,從最簡單的機殼,連接器,到精密的光學鏡頭與顯示面板,逐步扶持中國本土企業承接.McGee指出Apple的工程師就像是"產業導師",他們帶去了最先進的技術規格與管理體系.這種執行方式最初的目的不過是在不直接設廠的情況下掌控品質的一種最優手段,但這種過程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 製造技術的"隱形轉移".當Apple為了極致的工業設計要求代工廠突破製程限制時,代工廠在失敗與成功的循環中,累積了世界頂級的製造know-how.而這正是作者所述美國被"俘虜"的核心,美國今日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製造空洞化,因為最前線的創新不再發生在加州的實驗室,而是發生在深圳與鄭州的組裝線上或者代工企業的研發生產程序中.這種"空洞化"不僅是美國工人失去工作機會,更嚴重的是美國失去了對製造製程的定義權與改進能力.當美國工程師只能畫出設計圖,卻不知道如何精密又快速的執行開模,如何優化產線時,創新的主動權已經易手.Apple 的工程師像是現代的普羅米修斯,將矽谷的技術之火帶到了中國.但不同於神話中的捨身救人,Apple 是為了換取短期的利潤火光,卻沒想到這團火最終在中國政府與紅色供應鏈的煽動下,反過來燒掉了美國製造業的堡壘. 在"蘋果在中國"一書中,郭台銘與富士康被描繪成這場全球產業大遷徙中最重要的"執劍人".富士康的角色從最初的零部件供應商,演化成能夠吞吐數十萬勞動力,精確執行Apple每一道嚴苛指令的"超級怪獸".在McGee的刻畫描述裡郭董成了一名深諳美國人對效率的渴望,同時具備中國式家長威權管理手段的企業領袖,而富士康的核心競爭力在於'軍事化"的執行力.當Apple高層在庫克的領導下,追求庫存周轉率趨近於零,產能利用率趨近於百之百的極致管理時,富士康就是那個唯一的執行出口.McGee詳細描述了富士康如何在短短幾周內建立起容納數萬人的宿舍,招聘海量的勞工,並在Apple最後一刻修改設計時迅速調整產線,這種能力是美國工廠即便在全盛時期也未曾具備的. 當然這種成功背後的真相是極致的對勞動力的壓榨,McGee雖然以西方視角談論"1984"的老大哥,但他也不能無視富士康廠區內那種近乎窒息的管理氛圍,有趣的是,富士康與Apple的關係更像是一種"合意交易"下的共生: Apple需要富士康來掩蓋其追求暴利所伴隨的血汗成本,而富士康則利用Apple的訂單從一個低毛利的代工者,進化為全球電子供應鏈的守門人.事實上,富士康才是Apple外包政策下,"技術外溢"的最大媒介,與受益人.富士康在為Apple生產的過程中培養了無數了解頂級工藝的技術管理人才,而這些人才隨後散落到中國其他本土企業,如立訊精密,歌爾,聞泰,最終形成了今日作者認為可能緊咬Apple反噬美國製造業的"紅色供應鏈".郭台銘在書中既是英雄也是爭議人物,他幫助Apple成就了帝國,但也為中國科技力量的崛起鋪設了最厚實的紅地毯. 中國政府在本書中的角色演變,體現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高明與強勢.McGee指出早期中國政府將Apple視為引進技術與解決就業的寶貴窗口,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土地,稅收與基礎設施支持.但隨著中國GDP的增長與"中國製造 2025"戰略的提出,這種合作關係開始變質.中國政府不再滿足於只做"組裝廠",他們要求的更多.McGee描述了Apple如何在政策壓力下,逐步將訂單從台資企業轉向中國本土企業.他指出這種"政策導向的技術轉移"是有意識的國策,藉由Apple的認證與訂單,立訊精密,京東方等企業迅速壯大,它們不只是接手富士康,和碩產能,更是在Apple工程師的指導下,掌握了以往只有美,日,台商才擁有的核心工藝.
- 12月 21 週日 202514:01
我是蔡孝乾+ 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
我是蔡孝乾(藍博洲) + 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of the Underground Party in Postwar Taiwan(1945-1955), 林傳凱) 說到幽魂,除了廖文毅,蔡孝乾也能入列,他是前中共台灣工委會書記,也就是潛伏在台灣地下黨所有匪諜的最高領導者,於1950年被抓獲.但他並沒有坐監太久,因為頗具政治價值,被政府當局宣告反正,出任調查局匪情研究室主任,後還官升至副局長,歿於1982年.他是台共最早的五位中常委之一,在此之前又早加入中共共青團,參加過長征,與中共早期的許多領導人物有接觸並交好,可以說是台籍人士在中國共產黨蘇區內真正任職過高幹的人,戰後因應國共對抗的需要,於1946年被派返台灣,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展開秘密地下作戰,後失敗被捕.然後他被招爲保密局的匪情研究主任,因此被認為是從共黨的英雄轉為叛徒."我是蔡孝乾"就是一本關於他生平的紀錄敘事,且有翻案為他正名洗刷共黨叛徒的意思. 爲何會說他倆為幽魂?主要還是個人歷史敘事的斷裂,某一部分時間生涯無法為大多數外人所知,且亦無法有效考證.接受招安的廖文毅,與"被宣告"投降反正的蔡孝乾,他們的後半生都是未解之謎,也因此讓他們的前半生更撲朔迷離,人言人殊."我是蔡孝乾",從書名的第一人稱可以大約猜測這樣的企圖,當作者藍博洲有智識能力書寫此人的故事時,傳主早已謝世多年.客觀上不可能採訪傳主,只能以側寫形式表達,但不知基於何種理由讓作者試圖要抽離敘事角色,於是定下了"我是蔡孝乾"這樣的第一人稱,讓蔡孝乾自己表現自己.結構上,這本書採用了大量的蔡孝乾生前公開發表的報刊文章,書籍,演講,會議發言紀錄,包括發表於日殖,上海,延安三時期的作品,與被捕後的刑訊口供,後續關於匪情研究著作摘錄,可以說藍博洲試圖以諸多文本拼貼的方式創造一個"蔡孝乾的我",這是讓我從結構上猜想為"我是蔡孝乾"的目的是這麼來的.而這本書中出現的其他人物角色絕大多數也都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現身,這些文字同樣摘錄自他們個別的刑訊口供,書信,會議,演講發言記錄.從這種構成方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試圖消除他個人對傳主的定見與成見帶來的影響. 但即使如此,行文敘事的過程中難免藍博洲這個"我"偶爾仍會不經意地突然出現,讓人必須稍微想一下,再對照前後文,才能發現這些小小的插入.我個人對於傳主生平的興趣可能沒作者高,我讀這本書是從另一個目標來看的:就是想看"行動者的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的斷裂落差.在此用一個簡單的自問例子比喻來說明這種斷裂,這本書中出現的由蔡孝乾率領的一干地下黨人們,他們究竟應該算是匪諜,武力叛亂犯?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比如書中出現的郭琇琮,呂赫若等人,如果是在90年代,後解嚴初期大量出現的白色恐怖故事翻案文章與書籍中,他們都是以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身份,被描述為存有當時在野黨主張台灣主體意識的民族主張,以追求民主人權為綱要的特性並藉此去挑戰戒嚴時期貪腐國民黨主流敘事與執政.但是實際上,這些台工委座下的地下黨員們,除了普遍是標準左翼主張的共產黨員,喜歡強調進行對階級意識不公差異的鬥爭,與革命外,他們心中所謂的民族自決往往是根據二戰後流行的國際去殖民化下民族自決的中國主體意識,但這顯然與前面所說他們在白色恐怖事件書籍文本中被敘述創造的形象完全不同,於是變形了"行動者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的落差.時至今日2025年,原先在1995年出現的斷裂落差就變得尷尬了,原因是95年當時的在野黨如今成了執政黨,原先需要利用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特務"迫害"的事實來進行反對運動與宣傳敘事書寫,現在現實面卻需要更換為主張與共黨份子完全隔離,於是原先被描述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前地下黨員定位自然不再適當,如今難道不該應該把他們定義為''匪諜"來視之?難道鹿窟事件不就正是軍事叛亂?於是當近日關於吳石生平的戲劇上演後,這種荒唐的'行動者意圖"與"後世敘事框架"斷裂的現象只好被人拿出來揶揄一番,共黨潛伏份子居然成了紀念白色恐怖的受害對象.這就顯出一種嚴重的事實: 歷史書寫的工具化.這不僅是政治工具化,更是一種歷史的選擇性遺忘.我們選擇記住他們的"受難",是為了建構"國民黨殘暴"的集體記憶.我們選擇遺忘他們的"紅色革命",是為了維持"當前兩岸對抗"集體記憶的道德高度. 於是我們再回到作者身上,前面說到"我是蔡孝乾"是作者試圖擺脫主觀的一種方式,但實際上,擺脫是不能的.這觸及了報告文學與史料編纂中一個非常核心的"主體性"問題.首先,藍博洲採用的這種"偽第一人稱"或"拼貼式自白"的寫法,固然讓讀者有種與歷史人物直接對話的錯覺,但也同時隱藏了多重權力的過濾與作者的剪裁.當藍博洲使用"蔡孝乾：……"作為著要敘事結構時,他所引用的文字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訊問筆錄"與"自白書",這種"檔案文字"的性質是透過審訊室這種極端的權力不對等空間所創造的,在那裡的"自白",往往是被捕者與審訊者共同"共謀"出來的產物,被捕者為了活命,為了保護同志或為了換取減刑,必須寫出"特務想聽到的敘事". 因此當書名叫做"我是蔡孝乾"時,這裡的"我"其實處於一種極其矛盾的狀態.其次,它是蔡孝乾的口述沒錯,但它是"在槍口下的口述".這個"我"可能包含了為了求生而進行的虛偽陳述,為了交代任務而交出的名單,甚至是為了符合國民黨"反共樣板"需求而寫下的悔過辭,藍博洲試圖透過這些文字還原蔡孝乾,但這些文字本身可能就是蔡孝乾為了掩蓋真實自我而築起的偽裝,因此雖然每段開頭掛著"蔡孝乾"或"某某某"的名字,但實際上"關於哪一段文字被選入","段落與段落之間如何拼接"完全取決於作者的意識形態與敘事目的.藍博洲是一個左翼思想者,他可能無意間具有意識的挑選那些能展現蔡孝乾"理想主義,受壓迫,被誤解"的一面,這種做法雖然給予蔡孝乾'聲音",但其實是將蔡孝乾的聲音放進了預設好的"還原左翼光榮"的框架裡,這就產生了那個悖論:這本書想去臉譜化,但它實際上是用蔡孝乾自己的零件,重新組裝了另一個藍博洲版本的蔡孝乾. 這種敘事方式無意間繼承了當年偵防機關對主體性的剪裁,亦即藍博洲雖然想幫蔡平反,但他使用的工具(筆錄)本身就是當年用來消滅蔡的主體性的.
- 12月 20 週六 202521:52
成為幽魂的總統：一段跨越三代的家族記憶與臺灣獨立運動往事 + 調查局研究
成為幽魂的總統：一段跨越三代的家族記憶與臺灣獨立運動往事( Where Every Ghost Has a Name: A Memoir of TaiwaneseIndependence, 廖美文 Kim Liao) + 調查局研究(李世傑) 剛讀完"成為幽魂的總統"時有點失望,似乎沒寫什麼,文本中對於廖文毅個人的政治運動過程敘事內容比重不高,多數是以小說形式虛構化處置,再不就是受制於國內有限的出版,與台獨人士的轉述.但後來又讀書中介紹的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的"調查局研究",再回頭看,忽然發現自己錯了,被中文書名誤導.這豈止"成為幽魂的總統",其實也是"成為幽魂的祖父","成為幽魂的水庫副主委" ,他的面貌模糊,甚至我以為不太算是這本書的主角,1947年之前,1965年之後,他像是消失於文本世界,不過這在此是合理的,畢竟這是孫女在追尋祖父的足跡,一個消失於家族三代生活記憶中的人物,一個她從未見過的人. 在台灣近現代史的幽暗長廊中,廖文毅算是一個帶著多重面具的符號,他被認為是屬於哪種符號,端看敘事者的需要.他曾是"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大統領,是第一個試圖在冷戰地緣政治中為台灣尋求主權定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同時也是一個在1965年選擇放棄主張,接受國民黨招安回台,隨後在黨國威權體制下"安靜"度過餘生的人物,他是被迫回台,還是主動投降,我們並不知道真相,他沒留下隻言片語,有的只是旁人基於自身的意圖,想像,想當然爾的定義演繹.但上述那些不管真假都屬於公眾形象,那裡的面貌基於他是政治人物,往往是被其他政治人物,與權力統御下的諸多媒體,出版社,作家去定義的.而"成為幽魂的總統"裡的廖文毅是由未曾與他謀面的孫女廖美文來定義,基於廖文毅妻子李惠容的不言,很明顯書中存在一種未曾形諸文字描述的一種怨懟,李惠容對於廖文毅拋妻棄子顯然是有看法的,然後從此不再談論此人,於是他在子女,孫子女中成為是一個真正的幽魂,根本不曾出現他們在紐約的家庭裡,連談資話題裡都沒有他.這才是"成為幽魂的總統"裡實際的廖文毅形象. 因此對於本書我的看法是當廖文毅的孫女廖美文興起尋根之念,寫下"成為幽魂的總統"時,她不僅是在追尋一個消失的祖父,更是在無意間揭示了集體記憶如何透過"選擇性的遺忘"與"創造性的重構"來抹除一個人的主體性.我們將這本書與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的"論集體記憶",以及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的冷峻之作"調查局研究"對照閱讀時,我們會發現一個殘酷的真相:廖文毅不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幽魂總統",更是一個曾經在家庭親情中被徹底放逐,除名的"幽魂祖父". 而透過社會框架的制約,空間記憶的崩塌,情報技術的解構,以及家庭沈默的抗爭,深挖這兩本書背後的歷史敘事實相,我們可以探索當代政治如何"轉借"歷史符號,來服務於當下的合理性. Halbwachs理論的核心起點是"社會框架"(Social Frameworks).他認為人類的記憶並非對過去經驗的忠實回放.而是在當下的社會結構,語言與價值觀中"重構"出來的.在"成為幽魂的總統"中,這種框架的制約表現得極其鮮明.廖美文作為一個受美國教育成長,中文能力有限的第三代,她回台尋找祖父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場"受引導的記憶接收".首先如文中所述她學錯了中文,她無法直接閱讀那些可能與獨派敘事衝突的史料,如當時的報紙或國民黨側的紀錄.這種語言的隔閡,使得她必須依賴"翻譯者".而這些翻譯者,如陳婉真.謝聰敏及長老教會人士,在轉譯歷史的同時,也將廖文毅強行嵌入了絕對的"反抗威權,追求獨立"的英雄框架中. 這種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一種政治的篩選.當廖美文依賴謝聰敏等人作為導師時,她實際上是在接受一種再製後的真相.這些翻譯者本身就是歷史的當事人或受難者,他們的敘事帶著強烈的補償心理與政治使命感.因此廖文毅在書中表現出的軟弱被翻譯成了"無奈",他的投誠被翻譯成了犧牲.這讓我們思考當後代失去與先祖直接對話的語言能力時,歷史是否就成了一場任由中間人詮釋的皮影戲?.Halbwachs強調記憶必須"附著"於物質環境.廖文毅一生中兩個關鍵空間節點的消失,象徵了主體性的終結.首先是西螺的祖厝,這座象徵廖家大地主身分的豪宅最終被親戚變賣,象徵著廖家作為"地方豪紳"社會框架的瓦解.其次是他在日本的住處,連同他1965年前的日記皆毀於一場火災.這場火災不僅燒毀了紙張,更燒毀了廖文毅作為"人"的真實聲音.當物證消失,後人便可以隨意在廖文毅這張空白的畫布上填補符合當下政治需要的色彩.
- 12月 19 週五 202521:53
政治與傳記書寫 : 謝雪紅形象的變遷
政與傳記書寫 : 謝雪紅形象的變遷(Politics and Biography: Hsieh Hsueh-hong,許淑真)
這是一本碩士論文,不是書籍.選擇快速閱讀,做為後面兩本書閱讀的開端.”政治與傳記書寫”出版於2000年,是一篇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作者許淑真.我是因為要讀”成為幽魂的總統”與”我是蔡孝乾”這兩本新書,搜尋時發現這本題目有意思的論文,便找來看看做為閱讀開端,以它為開端是的理由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角,就是它指出傳記書寫未必是傳主真實生命的再現,更多是作者自身價值觀與生命經驗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