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醬油的汗牛馬

一些閱讀後的想法,.

不歡迎留言,不推薦也不反推薦書籍,此處只是個打醬油的業餘休閒活動

本部落 2009/05 於yahoo部落建立 至 20013/09 因yahoo停止部落服務 暫轉至Pixnet  .....

於2013/10同步重建於Xui母站 : http://blog.xuite.net/specultortw

 子站 : http://speculatortw.pixnet.net

利息與價格: 貨幣政策理論基礎(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Michael Woodford)

                       Michael Woodford與Robert Hall共同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是"為總體經濟穩定政策建立個體經濟學基礎".Woodford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正是這本 2003年出版的"Interest and Prices".中文有簡體譯本"利息與價格",基於書籍本身的難度與書市特性,預料是不太可能出版繁體譯本,所以就選讀簡體譯本.這本書可視作是學術類書籍,被不少人視為現代貨幣政策理論的奠基之作,但充滿閱讀障礙,全書幾乎由動態方程式,最佳化推導和數學證明組成,一般讀者很難直接翻閱.我這篇就寫不了什麼心得,只能嘗試用去數學表達式,以白話來說明自己對這本書究竟在說什麼事情的理解.我對這本書的理解,重點放在兩個問題: 利率與物價之間是什麼關係?央行做決策時,該考慮哪些事情?

                       先看背景.傳統的貨幣理論,核心是"貨幣數量".以Milton 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學派(Monetarism)認為,物價水準最終由貨幣供給量決定,錢印得太多,追逐太少的商品,通膨就會出現.但到了 1980,1990年代,金融創新與電子支付愈來愈普及,貨幣總額,包括如 M1,M2這許多傳統統計指標,與物價,景氣之間的穩定關係逐漸變得不穩定,甚至消失瓦解.美國聯準會,歐洲央行等主要央行,實務上早就不再只盯著貨幣總量,而是同時利用直接調整短期的政策利率,也就是我們在新聞裡常看到的"升息"與"降息",來應對物價問題.

                        而問題出在貨幣理論這一端.教科書模型仍假設央行靠調節貨幣供給來運作,一旦把模型改成央行直接設定利率,就會冒出一個棘手的麻煩,叫做"名目錨失落"(loss of nominal anchor)."錨"就是定位點,船沒有錨會隨水漂移.物價沒有錨,就可能漂到任何地方.傳統理論靠控制貨幣數量當這個錨.一旦央行改盯利率,理論上這個錨就不見了 ,"名目錨失落"的意思是如果央行只是把利率固定在某個水準,物價失去了約束,可能任意漂移,甚至陷入"大家預期通膨,於是通膨真的發生"的自我實現螺旋,也就是"物價水準不確定性"(price-level indeterminacy).於是就出現了央行在實務上這樣做,但經濟學理論卻說不清楚為什麼盯利率行得通 .Woodford這本書要做的,就是補上這個理論缺口,在不依賴貨幣數量的前提下,替"以利率為工具"的貨幣政策建立一套完整,有個體行為基礎的理論,這也是他獲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書除了導論外,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架構",處理的是實證面的問題,包括經濟體系究竟怎麼運作?央行調整利率後,影響是如何傳到家庭和企業,再傳到物價與產出?第二部分則是討論"最適政策",處理的是規範面的問題,因為既然知道經濟怎麼運作,利率變動與傳導, 那麼接下來自然要問"央行該追求什麼目標,採取什麼規則?".沒有第一部分的運作模型,第二部分的政策設計就沒有立足點.而沒有第二部分,前面的模型也只是一套漂亮的數學,少了和現實政策的連結.

我只是說真話: 從地獄哏到DEI，直球對決仇恨言論傷害的當代經典(The Harm in Hate Speech,Jeremy Waldron)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在1791年通過,"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從內容來看,它明確限制政府權力,保障言論,出版,宗教,集會與請願自由.在言論自由領域,它建立了相對較為寬容的保障標準.

                          依據這項修正案,聯邦政府無權依據言論的"內容,立場或思想"進行篩選或懲罰,這是防範政府進行政治審查的最高防線,它確立了政府對言論的"觀點中立原則",也就是不因言論所持的立場而加以篩選或懲罰.支撐這項原則的主要理論,是霍姆斯大法官所代表的"意見的自由市場":檢驗真理的最佳方式,是讓不同意見自由競爭.對抗惡劣言論的解答,是"更多的言論",而不是國家的禁止 . 順帶一提,"中立"這個詞在本地公共討論中經常被濫用,許多人自稱中立,其實各有立場.美國憲法經由1969年 "Brandenburg v. Ohio" 案確立,除非言論意圖煽動,且很可能立即引發非法行動,否則即便是極端的種族主義或仇恨主張,依然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嚴格保護.紐西蘭,加拿大,英國,德國與法國等國家,以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20 條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CERD)第 4 條,均要求國家應以法律禁止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論,美國在1992年與1994年分別批准這兩項公約時,皆附加了嚴格的保留,拒絕承擔任何可能侵犯第一修正案的國際管制義務.展現了強烈的"美式例外主義".

                          說了一堆歷史前提的目的,是為了引出這本"The Harm  in Hate Speech"的企圖,作者Waldron透過本書對第一修正案發出的核心質疑.本書要衡量的,是兩種利益之間的取捨：一邊是仇恨言論對少數族群造成的傷害,另一邊是對言論自由的最大保障,哪一個對於社會更為重要?Waldron並不否認第一修正案在防範政府審查言論上的偉大貢獻,但他直指將其直接套用在仇恨言論管制上可疑的法理盲點,他認為第一修正案雖旨在保護公民免受強大政府的鎮壓,但禁止"仇恨言論"涉及的是"保護社會中最脆弱的少數族群"免受去人性化的公然抹黑,難道不該列為重要考量?Waldron認為當第一修正案選擇保障極端言論,要求大眾展現"智識韌性"容忍它時,那種因半永久性仇恨海報與標語而產生的日常恐懼,焦慮與"公共安全感"的喪失,完全由少數族群負擔,而反管制的自由派律師卻不需要承擔這份痛苦代價,這難道不是一種明顯的不正義,不公平?難道不該對此提出質問與討論?甚或考慮修正這種不義現象?!

                          Waldron以一個為街角場景開篇:一位穆斯林父親帶著7歲的兒子與10歲的女兒散步,看到一張告示,要人們別招待,別交談,別讓穆斯林進門.女兒問"爸爸,這是什麼意思?".父親答不出來,只能匆匆帶孩子離開.這是911之後的場景,Waldron用這個畫面先替整場辯論定調,他關心的不是某個說話者有多少表達自由,而是那個答不出話的人,如何在被這種標語布置過的社會裡生活,工作,養育孩子."The Harm in Hate Speech"其實都是在追問,美國式的言論自由論證,為什麼幾乎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Waldron質問為什麼周圍的人對種族主義標語深感厭惡,卻認為公眾應該學會與之共存,而且很少當面對那位答不出話的父親說出這個主張,只在被追問時才勉強提出. 這種代價由一方承擔,卻由另一方勸人忍受的結構並不陌生:本地輿論中,擁有第二本護照的人,也常對只有一本護照的人說"太平洋沒加蓋".能夠選擇離開的人,與必須留下承擔的人,處境本來就不對等.Waldron的回應分成兩個層次,一是"安全感",它是社會成員共同維繫,平日幾乎察覺不到的公共財,仇恨言論像慢性毒素正一點一滴地侵蝕它,二是"尊嚴",也就是少數群體作為社會正當成員的基本立足點.這兩個概念,正是他後面論述不斷展開的主軸.

Blockers : Rebels in the Deep State(Michael Lewis)

                         2025年2月22日,星期六,午夜剛過,一封由美國人事管理局(OPM,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發出的電子郵件悄悄的送入了絕大多數聯邦政府僱員的郵箱.這封信的標題只有一句:"你上週做了什麼?"內文要求收件人用大約五個重點列出自己上週工作成果,並cc給主管,同時不得附上機密資訊,連結或附件.回覆期限是週一晚上11點59分.信沒有署名,但隨後,Elon Musk在 X 上發文預告這封郵件,並表示不回覆的人將被視為辭職.

                          Kathleen Walters,她是美國聯邦稅務局(IR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首席隱私官"(Chief Privacy Officer),手下 650 人,首席隱私官的任務是防止稅務局十多萬名員工遺失,洩漏.或在沒有權限時偷看全美2.66億份報稅資料中的任何一份.在那個週六,她的生活已經塞滿了俗事,正在為這些發愁 :醫生剛剛在她胸部發現不明腫塊,她有約一半的近親死於癌症.她又想趁房市崩跌前,把阿靈頓國家公墓旁自己的那棟房子賣掉,另找一間夠住的小公寓,但8歲的女兒捨不得搬家,還有那架三角鋼琴要怎麼處理?但收到OPM發出的信件,她自己迅速而含糊地回了五點,並確信沒有人會讀,但她更擔心的是第一線同事如何回覆.

                         IRS 的處理中心裡,成千上萬的員工的主要工作是在拆信封.這是因為美國至今為止,仍然使用郵件報稅的人佔比很高,處理中心的工作人員就是負責將這些報稅信件拆開,同時,基於前面所說的IRS的隱私條例,這些人是不可能透露他們所知道關於個別報稅人資料訊息,所以Walters在想像自己手底下的拆信員收到這封信後的回覆內容,可能是: 一,我拆了信.二,我拆了信.三,我拆了信.四,我拆了信.五,我拆了更多信(One, I opened mail. Two, I opened mail. Three, I opened mail. Four, I opened mail. Five, I opened even more mail.).她清楚在一個以法律保護私人資料的機構裡,要求每個人交代自己做了什麼,既荒謬,也可能違法,光是要告訴他人,某個人,比如川普,Musk有沒有申報過稅,他們繳多少稅,對 IRS 員工來說就是犯罪.但若真的照她設想的那樣,寫五次"我拆了信",大概只會讓 OPM 更不高興.

                        Tim Curry也立刻看出後果,因為此時正是新任總統與各機關首長交接時刻,他認為各機關新到任的政治任命官員對此郵件必然會暴怒.而中情局探員,IRS 稽核員,司法部調查員若照字面回覆,就可能會把不該寫進電子郵件的機密內容寫進回覆中.Curry是OPM裡專責勞資關係的副助理局長,他負責調解全美約200萬聯邦文官與各部會管理層,工會之間的勞資爭端,違規懲處與訴訟仲裁.他曾因極為出色地推動與管理全體聯邦員工的COVID-19 疫苗政策,獲頒全美非政治任命文官的最高榮譽"總統傑出職級獎"(Presidential Distinguished Rank Award).但身居OPM勞資關係副助理局長的他無力阻止這份荒謬郵件的發出,甚至事前毫不知情.國防部與國土安全部新任首長很快就通知員工不要回覆,至於這數百萬封回信由誰來讀?越俎代庖發出這封郵件DOGE後來的說法是交給 AI.

洗錢揭密：詐騙、毒品、黑幫，揭開每年2兆美元的犯罪產業鏈(Rinsed︰From Cartels to Crypto: How the Tech Industry Washes Money for the Worlds Deadliest Crooks, Geoff White)

                          這本原先不是我的菜,基於一些特殊的理由選讀了.

                          近期最令我震驚的新聞是一則開發弊案的旁支八卦.大約一年前的某天傍晚,我在電視機側邊整理東西,聽到電視新聞說,羈押在看守所中曾列名股市四大天王的某人被所方換了一位新室友.被換掉的這位室友原是位律師,據說提供了那位天王一些法律意見,被所方認為不妥而換囚室.律師因被控替博弈集團"洗錢"而羈押,新聞用語把該名律師經歷能力形容的頗為神奇,又暗示天王可能會在他教導下從法庭脫困,但配音稿與主播稿都未提到他的姓名,好奇的我轉身探頭瞥了一眼螢幕,正好看到CG上打出的律師姓名,資歷與照片."怎麼會是他?!".那位律師,其實是我國中時代的同班同學.我當時唯一反應,就是驚訝.讀這本"Rinsed"就是想對那次驚訝解密.

                          我原先與許多人一樣,認為"洗錢"既不算什麼高檔手段,同時又誤以為洗錢是一種"沒有實體受害者的虛擬罪行"或單純的"金融合規疏失",並不是很注意這議題的細節.然而讀完才發現,自己過去的輕忽實在太無知了.我知道那位律師經營的事業體中有包括虛擬貨幣,與代收付業務,透過代收代付400多億的資金,收個1~2%的手續費,在過往我認知裡,都不算非法事業,這類業務頂多算是存在遊走在金融法律跟不上時代變動需求邊界的爭議.但"洗錢揭密"釐清我這方面的一些誤解,同時也支持我對我國金融體系某些區塊落後時代的感受.

                          為何洗錢被視為獨立且重大的犯罪?"洗錢"的本質,在於"改變資金流動的歷史",讓犯罪所得在揮霍或轉投資時能夠編造出看似合法的財務來源,從法律與犯罪學的角度來看,洗錢是維繫犯罪運行的膠水,因為無論是毒販,皮條客,從事詐騙的黑幫,還是暗網中專事入侵勒索的駭客,只要無法將非法獲利順利漂白並提現,所有的犯罪行為便無法轉化為能夠自由享用的現實資產.一旦切斷了洗錢管道,組織犯罪的鏈條便會因無法分潤而迅速分崩離析.那麼,如果被轉移的資金本身並非犯罪所得.是否就不構成問題?我原本這麼以為.但從國家管制資金的角度看,私人經營資金收付是一種需要許可的行業,未經許可即可能違法.虛擬貨幣加入後,這個界線更難劃定.以下四點是我讀完後從法律角度所做的整理,並非書中章節.

逃亡者手記：高地亞洲牧人筆記(Pastoral World of High Asia: Memory of the Fugitives, Y.C. 鐵穆爾)

                        "逃亡者手記"是本私人寫作的部落民族誌.私人的意思就是沒有太多關於部落生活的官方公開文字,紀錄或著述參考,有的只是群體內部,私人的口耳相傳,筆記,手札,簡單的斷檔殘篇.部落民族就是一個自稱爲"堯熬爾"(Yoghur)的族群,這裡書寫的主要是關於"堯熬爾"遷徙到祁連山中的一個叫"鄂金尼"部落的故事,當然也會涉及與"鄂金尼"往來的其他"堯熬爾"部落,與其他部落民族.這裡用部落,部落民族,而不用民族,是個人以為在這種屬性的民族誌中,它所謂的民族觀念不同於今日民族國家那套想法,雖然我也認為作者可能也沒講究這些差別,或是完全沒往這差異繼續思考,但在看書之前確認,還是挺重要的,因為若不想被官方說法宰制,或被私人框架圍困,這是關竅.

                         "堯熬爾"的在當前官方的正式名稱是"裕固族".因為都是音譯,我以為並無所謂對錯,主體自我的舒適與喜愛決定即可."逃亡者手記"是作者Y.C. 鐵穆爾借化身鄂金尼人"車凌敦多布"之名寫成的非虛構作品,透過牧人的口述,日記與書信,檔案殘片和作者的注釋,交織成黑河上游祁連山南麓鄂金尼部落的百年記憶.雖然作者把"堯熬爾"設定是這個族群的自稱,官方稱裕固族,鄂金尼是其中人口極少的一個部落,但我以為"堯熬爾","裕固"都是當代漢語思考下的結果,並不會因為某些人出身"堯熬爾","鄂金尼",他寫的文字就比較政治正確,或具備不可推翻修改的絕對定義權力,這本書寫的自然就是"堯熬爾"這個部落民族的歷史,從能追溯的中亞蒙古高原時期,到唐代的回紇族,再如何一路遷徙流轉到今日甘肅南部接壤青海的祁連山中的歷史,內容主要還是從20世紀初期一路到今天,關於部落生活日常與演變,當然這些內容不是為了單純的紀錄,作者有他想鋪陳的觀點與意見,這些觀點可能是環境的,民族的,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

                          讀這本書,個人感覺很容易把它讀成無聊的遊牧部族日常生活合輯,與地方神怪風俗誌,畢竟這是文本的主要內容,放牧,打獵,祈福,商販的日常內容.同時裡頭記錄了大量"政治力量"對"民族"生活的摧毀與壓迫,特別是民國以後馬家軍的襲擾開始.加上也比較符合主流人類學對於少數民族流轉困境的慣常解釋,描述,人們也很容易就看成這是一本反抗的書籍,反抗單一民族觀對於這種部落民族觀的消滅,反抗定居生活對遊牧生活的圍獵,反抗工業農業經濟對於遊牧經濟的壓迫.然而,事實上,即使沒有單一民族觀統治力壓迫,以上的種種嬗變其實在歷史的長河裡,也是一點點逐漸侵蝕改變,早就破了很多人以為的那種部落民族被現代民族國家"強力"消滅,或併入單一民族壓迫的唯一想法.如果往前追溯,在歷史中,其實根本找不到一個"不變的堯熬爾",它固然是經過一連串的統治者壓迫,刀兵,疫病,或各種天氣災變而不斷地遷徙,不斷逃亡,最終才在今日之前不久暫時棲居於祁連山.但也包括了自然演變,融合了混合,改換,優劣選擇下的個體選擇,如果同時也觀察這面,那麼現代國家做的事,就不只是破壞,也包括把一個流動的人群製成一個可以登記的單一民族,所以也才會有這本書籍的出現.

                         承接上述歷史的流動與複雜性,若論心得那只有兩字:"變","雜".變是相對於"不變","雜"則對應於"純".逃亡者如何在途中成為彼此接納的混合體,所在國家又如何切分它,明明組成不斷的變化洗滌,卻想堅稱某種不變的意義.內裡混雜,交融,排擠,掩蓋卻偽稱,虛構,想像為純種的外表定義.以上這些都是從現代民族觀點認識衍生出來的,而這是作者在本書想要反駁,對抗的初衷,但是,從讀者的觀點,作者何嘗不是也保持著另一種對應純與不變的觀點在看待自己.這個"另一種不變",在書裡有很具體的位置.車凌敦多布在日記裡寫：一切都在變化和結束,太多的東西變了,沒有結束和變化的,只有"堯熬爾"這個神聖的名字,牧人仍在深山戈壁間重複念著這個延續了至少兩千多年的名稱.這段話寫得動人,我也相信它出自真心.但同一節裡,作者介紹這個符號時.已先交代它在古代漢文裡寫作回紇,韋紇,回鶻,畏兀兒,在今日又分寫成"堯熬爾"與"維吾爾".換句話說.連"不變的名字",也是一條被不斷轉寫.不斷改指的線.我不想歸咎為作者的語病,一個族群的名字被別人拿去改了又改,他們要抓住自己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覺得,抵抗"被定義"的人,也會需要一個自己的定義.而這個定義一旦被當成不變的支點,讀者就該問: 它與書裡被拆解掉的那些東西,是不是同一種東西?

Redwoo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s Most Extraordinary Spy(Ben Macintyre)

                             "Redwood"直譯可翻成"紅杉",它是個代號,一個雙面諜的代號.表面上,"紅杉"是KGB派駐在蘇聯駐伊朗大使館,以外交官員身份掩飾的間諜特工,但另一面,他早已秘密投效英國MI6(軍情六處),利用自己的身份,蒐集蘇聯暗中協助"人民黨"滲透軍隊與政府,伺機奪權的情報網,行動,組織與關鍵人員等資訊傳遞給英國.後來英國將"紅杉"提供的訊息送給伊朗神權政府,使得整個伊朗共產黨系統整個遭到柯梅尼神權政府剷除,至少6000人,可能多達1萬人被捕入獄,14人死於審訊,多人之後被處決.伊朗統治權力中最主要的一個可能反對力量被取締,神權政府爾後成為一個極端保守,殘酷,缺乏制衡力量的統治者,"紅杉"傳遞關於左派組織資訊的作用可以說是致命的關鍵.值得一提的是,"Redwood"也可翻成紅木,"wood"這個詞中隱藏了一種性暗示,就是"勃起"的意思,略帶誇張,但並非全無根據的狀況是"Redwood"之所以要叛國成為雙面諜,是因為他有勃起功能障礙,他想去西方治療這個隱疾.

                             1982年6月2日,"紅杉"開著車悄悄駛出德黑蘭,朝西北方向,伊朗與土耳其的交界前進,因為情況緊急,他必須在當天離開伊朗,否則便可能有性命危險,兩名英國MI6的接頭人正在邊境外土耳其境內等待他.交代這個場景,是想把這段間諜歷史所在的時空放大.就在"紅杉"出走的近一個月前,英國的雪菲爾號(Sheffield)戰艦被阿根廷的飛魚飛彈擊沉,此時正是英阿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膠著的時刻,全球媒體與國際政治的目光正盯著南大西洋,誰也不會料到,地球的另一面,英國正策劃了一起間諜投奔事件.此時,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早已落幕,暫時失去了在此地的影響力,英國大使館人員被縮編成僅餘9名外交官,只剩下少部分處理商務,領事事務的人員,所以在進入間諜事件之前,我們或者可以從更遠一點的地方講起: 伊朗是怎麼走到1981年的,左派與神權怎麼在革命裡互相利用又互相吞噬,莫斯科又是如何一步步建立在此的力量.

                              伊朗從來不是地緣政治的配角.19世紀起,英俄兩個帝國就在這片高原上拉鋸,這場"大博弈"到了20世紀換成了新的名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陣營的代表,決心讓國王留在王座上,石油繼續流動,俄國人留在國境之外. 1941年,英蘇聯手入侵伊朗,廢掉有親納粹傾向的Reza Shah,扶持他21歲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末代國王巴勒維( Mohammad Reza).就在那幾週, 蘇聯人協助拼湊出一個新的伊朗共產黨,叫"人民黨",波斯語稱Tudeh,意思是"群眾之黨"."人民黨"從誕生起就是史達林式政黨.它是伊朗歷史上第一個群眾組織,高峰時有2.5萬多名黨員,數十萬支持者,好幾份日報,還有一支藏在軍隊裡的祕密軍事網絡.可是國王在1949年遇刺未遂,把帳算在共產黨頭上,人民黨被取締,成員不是入獄就是被處決,領導層流亡到蘇聯陣營的東德.之後20多年,這個黨沒有消失,卻也沒有真正活過來,但意識形態僵硬, 組織斷續,與莫斯科的關係卻始終緊密.國王這邊,則是日益膨脹的秘密警察SAVAK.它在美國CIA與英國MI6的協助下,把KGB逼進節節敗退的局面,連KGB最重要的伊朗軍方特工Mogharebi將軍,也在1977年落網.此後KGB的反擊方針,是在當時的領導人安德洛波夫(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在1975年定下的,表面上對巴勒維國王擺出親善臉孔,但暗中卻要摧毀這個親西方政權,替"進步民主力量"的上台創造條件.莫斯科甚至安排國王同父異母的兄弟去西伯利亞獵熊, 同時在德黑蘭使館裡養著一座龐大的情報站.

                               1978年,革命的火突然燒了起來.幾個月內,一個原本富有,軍隊龐大,深受西方全力庇護的政權就垮了.當時反對力量大致分成三股：主張立憲的世俗自由派,動員力最強的宗教勢力, 以及各種左派.其中真正擁有影響力的一個象徵人物的,是流亡海外的柯梅尼,他並不具有現代民主思想,更不是莫斯科想像的盟友.他是革命傳統裡一個強勢的宗教領袖,從1963年起就公開批判巴勒維各種的現代化計畫,因此被流放.他的形象在許多伊朗人眼中近乎先知,但西方和蘇聯一開始都沒能讀懂他與伊朗.美國人無法想像人民革命的結果會是神權國家,英國手上關於反對勢力的檔案,更是幾乎一片空白,蘇聯人則忙著把這場宗教起義硬塞進馬克思主義的框架.當時莫斯科的伊朗政策,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Boris Ponomarev), 與他的副手烏里揚諾夫斯基(Rostislav Ulyanovsky)主導,兩人都是死守教條認為歷史必然走向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給定了對伊朗宗教態度的自洽政策邏輯: 柯梅尼代表城市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與小商人,是反帝,反美的"進步力量",神權統治只是暫時的歷史偏差,所以這個政權遲早會被推向左邊.於是蘇聯不急著押注,而是要等待,讓權力像一顆熟透的蘋果,自己掉進"人民黨"的手裡.

無名之地：美國職棒小聯盟球員的真實棒球人生(Where nobody Knows Your Name,John Feinstein)

                        "無名之地"是一本講述美國職棒部分3A球員,教練,裁判生命故事的書籍.與大聯盟中當紅的熠熠球星,或是眾人追捧的3A頂級新秀不同,這本書裡的人物,全是長期困在3A或小聯盟層級,或是在大聯盟載浮載沉,始終無法卡住固定位置,心理上既不甘願,卻又不想放棄的一群棒球人.

                         2012年6月的一個週六夜晚,賓州艾倫敦的球場擠進1萬多名觀眾.3A鐵豬隊與柏德基紅襪的比賽進行到四局下半,客隊牛棚的門打開,一名中繼投手慢跑上場.場內廣播唸出他的名字,看台上幾乎沒有反應,因為多數人正盯著三壘邊線旁的餘興節目：兩名被抽中的球迷拿著塑膠球棒,輪流敲打從箱子洞口探出頭的暑期實習生.那名投手叫Mark Prior.2001年,他以選秀第二順位進入職棒,簽下1050萬美元的合約,創下當時的新秀紀錄,並於隔年初登板上大聯盟,2003年他拿下18勝,在國聯賽揚獎票選排名第三,被認為是下一位王牌.傷病接踵而至,2006年8月是他最後一次站上大聯盟的投手丘.此刻31歲的他,過去近6年的時間在小聯盟總共只投了48局.John Feinstein把這一幕放在"無名之地"的引言,對一個講這群身份尷尬球員的書籍來說,相當適合.它同時交代了兩件事: 大聯盟與小聯盟之間的落差,大到連曾經的"未來王牌"都能淪為背景.而且即使才華被所有人看見,也不保證能走到終點.

                        從陳金鋒1999年簽約道奇算起,到2026年目前為止,台灣出生的大聯盟球員僅有19人.依球迷彙整的統計,曾經到過3A以上的約32人.至於台灣球員歷年赴美簽約的總人數,截至目前大約在130至140人之間.若採這個估計,登上大聯盟的比例大約在1成3到1成5之間.這個成功比例其實已經比美國當地出生的球員高,但是連這批在國內被挑過一輪的人,也有8成以上沒有走到3A.且"登上"不等於"站穩",真正在大聯盟累積超過3個完整球季,或繳出聯盟平均水準以上成績(例如 WAR 值能穩定大於零)的,人數就大幅降到約5,6人,成功率僅剩1%~4%而已,必須是真正頂尖的人,才有機會成為一個大聯盟的平均水準選手.

                       外界對這些人往往並不寬容.對那八成連3A都沒摸到的人,甚至對只摸到3A便止步的人,網友習慣戲稱"雜魚".他們偶爾表現亮眼,數據一回歸,又被罵"假貨".事實上,能打到3A的人,早已是世界上少數的優秀球員.這種苛薄不是偶然,而是極端世界的副產品,榮耀與金錢既然只留給最頂端的少數人,頂端以下的人,連被認真看待的資格都沒有.這種"少數人拿走絕大部分聲名與金錢"的結構,正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描述的"平庸世界"(Mediocristan)與"極端世界"(Extremistan)的分野.在平庸世界裡,工作屬於"規模報酬不可變"(Non-scalable),例如牙醫,工程師或會計師.他們的付出與收入呈線性正相關,受限於體力與看診時間,極限清晰可見,報酬呈現鐘形曲線的常態分布,單一事件改變不了總和."極端世界"則相反,這裡的工作是"規模報酬可變"(Scalable),例如作家,演員與職業運動員.因為球賽的產出可以透過轉播無限複製,送達全球,導致了"贏家通吃"(Winner-takes-all)的局面.一本暢銷小說可能貢獻整個市場的大半利潤,一位大聯盟球星的關注度與財富可以轉眼翻倍,現代化正讓極端世界擴大,80/20逐漸變成99/1,而一位職業運動員"不是大放異彩,就是什麼都不是".

American Scoundrel: Roy Cohn's Dark Journey from Joe McCarthy to Donald Trump(Kai Bird & Susan Goldmark)

                         美國總統川普之前在面對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與接踵而至的刑事指控,四面作戰困頓之際,曾多次在私下與公開場合發出那句廣為人知的緬懷與哀歎:"Where's my Roy Cohn?",對川普而言,Cohn不只是一位律師,更是他年輕時在紐約地產業界崛起期間最崇拜的精神導師,決鬥夥伴,以及替他擊退體制與政敵的"最強擺平者",他曾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掛上了一幅Cohn照片,每當與對手或談判對方的爭執陷入緊張僵局時,川普就會指著牆上Cohn的照片,質問對方:"你比較想跟他談嗎？"(Would you rather deal with him?).

                        這個被川普念茲在茲,掛在嘴邊的Roy Cohn是個怎樣的人物?他常被認為是美國政治與法律史上一個既令人膽寒,又反感噁心的符號.為了揭開這人的臉譜,我選讀最近才出版的由Kai Bird與Susan Goldmark所著的Cohn傳記."American Scoundrel",英文書名直譯就是"美國惡棍"或"美國無賴".透過這部詳實的著作,我們得以回溯Cohn自幼年成長,家族醜聞,直至在 1950 年代華府麥卡錫主義狂潮中呼風喚雨,摧毀無辜生命,並最終在體制反噬下狼狽退場的全過程.這段歷程不僅還原一個"道德怪物"的性格形塑,更精準揭示了後來川普那套"絕不道歉,永遠攻擊,將敗局包裝為勝利"的行為模式的來源.

                         Cohn出生在紐約曼哈頓一個組合怪異的猶太家庭,父親Albert Cohn是一位嚴肅,內向,刻板守法且性格溫和的檢察官與法官.而母親Dora Marcus卻是一位性格暴躁,控制欲極強,外貌平庸且極度渴望躋身上流社會的富家女.這段婚姻從第一天起就是一場功利型的政治交易.Dora的父親Joseph Solomon Marcus,是布朗克斯自手起家的富商與銀行創辦人.為了將脾氣古怪,外貌醜陋,難以擇偶的Dora嫁出去,他以巨額資助為誘餌,承諾為迎娶Dora的Albert買下法官職位,這筆婚姻交易於是達成協議.一場沒有愛情的婚姻,親友普遍形容兩人"極度厭惡彼此,婚姻生活極其痛苦".長大後的Cohn親眼目睹雙親之間的冷漠與算計,親戚甚至冷酷地評價:在這場交易的婚姻中誕生的Cohn,從出生那一刻起,在道德上就已經妥協了,身為獨子,Cohn自幼被母親視為至高無上的"王儲",Dora無底線的縱容與溺愛,並從Cohn小時候就灌輸他一個核心觀念："法律與社會規則是給平民遵守的,並不適用於你".Cohn幼年時鼻樑上出現一小塊增生突起物,找醫生進行手術,結果手術失敗,自此鼻樑上留下一道微紅的永久疤痕,也在他心中刻下了追求完美與防禦性極強的心理創傷.

                        Albert雖然性格內向,但他身為布朗克斯民主黨體系的核心人物,常將年幼的Cohn帶到夜間法庭,或政客聚會中.Cohn自9歲起就坐在法庭後排,目睹法官,政客與律師之間的密室交易.父親教導他"認識誰比懂法律條文更重要",而Cohn也曾目睹Albert的賄賂交易,徹底領悟了"只要是客戶或朋友,就沒有罪"的特權邏輯.在這種家庭環境,養成了Cohn貫穿一生的"交易型世界觀"(transactional worldview),那就是"人與人之間沒有純粹的信任與道德,只有權力,利益與相互利用".

未償之債：英國奴隸制債務的償還之路(Britain's Slavery Debt,Michael Banner)

                          英國著名神學家Michael Banner在"未償之債"中,開宗明義將現代英國與加勒比海地區的關係,置於一個嚴肅道德與法律論述框架之下.Banner指出,跨大西洋奴隸制(transatlantic chattel slavery)並未隨著19世紀的廢奴宣告而自然煙消雲散,相反地,它所累積的不義資本,所造成的結構性剝削,以及對數百萬被奴役者及其後裔所施加的深重創傷,至今依然以欠發達與"持續貧困"(persistent poverty)的形式,深刻蝕刻在加勒比海的土地與社會結構之中, Banner 主張,英國曾參與奴隸貿易並從中獲益,因此對協助加勒比海地區擺脫貧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個人讀過Susan Neiman的"父輩的罪惡"(Sins of the Fathers),Banner的這部著作不但算是延伸閱讀,且無疑提供了一個至為關鍵且具震撼力的視角.如果說二戰後德國面對納粹暴行所進行的歷史清算與補償,展示了一個現代國家如何透過坦承父輩罪惡來重構社會道德秩序.那麼"未償之債"則是將這道嚴苛的道德與正義試題,重新拋給"文明燈塔"與"廢奴先驅"的大英帝國及其當代繼承者.Banner透過James Baldwin曾提醒我們的"並非所有面對的事情都可以改變,但不面對事情,甚麼也無法改變",與Stanley Cavell指出"唯有完美認知歷史,才能讓歷史真正成為過去"這兩句話,得出了他撰寫本書的核心關懷: 歷史若未經誠實的認知與修復,就不可能自動成為無害的背景,而是會持續以不義的形態侵蝕當代的公義.簡言之,這是Banner試圖透過英國對數百年前奴隸貿易這件事的反省,補過,來為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集體非人道行為所產生的罪惡,探尋一條和解,撫平仇恨並修復關係的路.

                          要理解何謂"未償之債",必須先回到16至19世紀那場長達300多年的血色資本原始積累.自16世紀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開啟英國的奴隸販運以來,英國船隻在大西洋上實施了規模空前的"中間航程"(Middle Passage),超過325萬的非洲男女與兒童被強行離開,像貨物般塞入狹窄臭穢的船艙,最高曾經有過2成5的人在途中的非人道環境中慘死.抵達加勒比海種植園後,被奴役者面臨的是徹底的"動產化"(chattel slavery),他們被降格為與牲畜,器具無異的私人財產.為了從甘蔗種植與蔗糖榨取中逼出最高利潤,種植園主與監工建立了恐怖統治.由於被鐐銬束縛或被鐵器鎖住,被奴役者根本不可能逃脫,即使嘗試也將痛苦不堪.戴上腳鐐或枷鎖會使人動彈不得,而個別奴隸主與監工更常野蠻虐待奴隸,最嚴重的鞭打甚至導致死亡或身體殘障.那種想要藉由恐懼來榨取最大勞動力和利潤的慾望,很快便淪為肆無忌憚的殘暴和虐待,構成了現代世界體系底層最深重的道德罪惡.

                        Banner 指出,蔗糖與奴隸貿易為英國帶來巨額財富,並流向帝國中心,投入後來的工業化.不過他也坦言,貢獻程度學界仍有爭論,摩根的中間估計認為影響重要但非決定性.從William Beckford家族造價昂貴的方特希爾修道院(Fonthill Abbey),到拉塞爾斯家族(Lascelles)優雅的哈伍德宮(Harewood House),乃至奧斯瓦爾德(Richard Oswald)與科爾斯頓(Edward Colston)等著名跨大西洋貿易商人,無一不是靠著奴隸貿易與蔗糖暴利奠定財閥地位.他們藉此取得資本,這些資本後來更深植於英國本土的金融體系,如曾直接參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更透過廣泛的家族聯姻,滲透進英國國會議員,地主階級與教會高層,在Banner的敘述中,加勒比海的奴隸制與蔗糖經濟,是英國近代財富積累與帝國繁榮的重要來源之一.但其對英國工業化的具體貢獻程度,仍然是經濟史學界持續爭論的問題 .

Life 3.0：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的蛻變與重生(Life 3.0: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是誰?我在哪?要做什麼?",這三道命題自人類反思自身存在以來,便是錨定思想的座標羅盤.然而,2026年秋天,三則彼此無關卻又隱隱呼應的新聞,幾乎把這道羅盤的指針攪亂.包括陶哲軒,Peter Scholze在內的25位Fields Medal得主聯署公開信"人工智慧在數學中的嚴重錯位"(A Severe Misalignment of AI in Mathematics),抗議AI以萬計代理人,百小時運算搶先"解出"千禧年難題,卻讓數學社群賴以傳承的證明脈絡與思想理解遭到架空.稍早,台灣一項文學獎的決審現場,一篇文字結構並無疑義的小說作品在即將被確認首獎之時，因一封檢舉信而被撤下,評審在毫無明確鑑定工具的情況下,被迫只能憑藉"自由心證"去判斷一篇文字究竟是出自人手抑或是機器所作.與此同時,特斯拉的Robotaxi已從奧斯汀擴張到達拉斯,休士頓,乃至邁阿密,奧蘭多與坦帕,車內不再需要駕駛,安全人員,人類對物理世界的主導權,正一寸寸地被交託出去.這三件事分別叩問著"智識所有權","原創身分",以及"空間掌控",恰好對應著"我是誰","我要做什麼"與"我在哪裡"這三個古老命題的具體化身.三起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是人類文明邊界發生劇烈位移的訊號.當代的現實敘事開始與 Max Tegmark 在"Life 3.0"中所作出的理論預言深度重合時,我們便不得不重新檢視他對生命形態的經典劃分

                            當下的狀態,與Tegmark十年前寫就的"Life 3.0"預言,有許多相近的內容.Tegmark在書中提出一套簡潔深具穿透力的分類.生命1.0是"硬體與軟體皆由演化決定"的生物階段,例如細菌,牠們憑藉一套寫死在DNA裡的簡單演算法過完一生,終其一生無法學習任何新事物,唯有物種層次的演化才能緩慢地更新牠們的行為模式.Life 2.0是"硬體由演化決定,但軟體多由自身設計"的文化階段,Life 2.0的代表就是人類,我們無法選擇與生俱來的身體與大腦容量,卻能透過學習,把外語,專業,信仰乃至價值觀"安裝"進大腦,Tegmark甚至精確地估算過,人類大腦突觸所儲存的資訊量,大約是DNA所能攜帶資訊量的10萬倍,這正是文化演進能遠遠甩開生物演化速度的物理基礎.至於本書的主角,Life 3.0則是"硬體與軟體皆由自身設計"的技術階段,一種尚未在地球上出現,卻可能在本世紀降臨的存在形式,屆時智慧的載體將不再受限於必須經過漫長世代演化才能改變的碳基軀殼.Tegmark強調人腦不過是由夸克與電子組成,恰好能思考的物質排列,物理定律並未禁止我們打造出思考能力更強的排列方式,大腦執行的運算能力,粗估僅相當於2015年一台千元美金等級電腦的處理能力,這意味著基於矽基硬體與算法的算力系統,極可能輕易突破人類大腦的神經物理極限.人與智慧機器之間的智力天花板差距,實則遠比我們直覺以為的更為狹窄.當這條推論路徑與2026年的現實敘事交會,我們就必須誠實地面對一個假設性但絕非荒謬的處境,如果人類在工作,證明,寫作,表演,甚至給予他人情感撫慰的能力上,全面跌落到"機器已能超越人類"的那條水平線之下,我們該如何重新回答"我是誰,在哪裡,要做什麼"?

                          人類長久以來是用職業,技藝與思想產出來定義自我的."我是數學家",因為我能證明別人證不出的定理."我是作家",因為我能寫出打動人心的結構與情緒."我是駕駛",因為我能安全地把人從甲地送到乙地.這種自我定義建立在一項未曾言明的預設之上,即這些能力是稀缺的,是需要一副特定的,有限的,屬人的心智才能達成的.但Tegmark戳破了這個預設,他認為人類軟體的能力終究受限於神經元的傳導速度與大腦的物理容量,使人類智力的成長觸及一道天花板,但矽基系統的擴充幾乎沒有這樣的天花板.Fields Medal得主們之所以聯署抗議的,正是因為這種天花板差距被赤裸裸攤在眼前,真正令數學家們憂心的,其實不是"機器比我聰明",而是一種深層的身分焦慮.如果"證明"可以被壓縮成一種可大量生產,卻無人能完整消化與傳承的輸出,那麼"數學家"這個身分所依附的,那種對概念性理解的追求,是否還有意義?同樣地,"作家"這個標籤,也真正的在技術上變得可被偽造,可被複製.這正是Life 2.0在Life 3.0陰影下所面臨的第一重危機,當我們賴以自我確認的職業標籤,技藝標籤逐一被撕下,我們赫然發現,過去我們所謂的"自我",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實只是"軟體版本"的代稱.而軟體,正是最容易被複製,被超越,被淘汰的部分.人類長久以來對自身的智識地位深具信心,正是因為我們擁有近乎無所不能的"廣泛智慧".不同於機器過去那種只能單點作戰的"狹隘智慧".然而,2026年這幾則事件所共同指向的,恰恰是"廣泛智慧"這道最後防線本身也開始鬆動的跡象:能證明頂尖數學難題的系統,轉個彎也能寫出仿真的短篇小說.能在城市道路上判斷路權的系統,背後所倚賴的,正是同一套持續進化, 能跨領域遷移能力愈來愈強的技術浪潮,而不再是各自為政,只能單點作戰的狹隘工具.當"廣泛"不再是人類的專利,職業標籤崩解的速度,自然也遠比我們過去所預期的更快.當智識產出與創意不再具備稀缺性,這同時預示著建立在"勞動與生產力"之上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正在面臨根基性的瓦解.如果一個人存在的尊嚴不再來自於他能"生產"多少經濟價值或解出多少定理,我們就必須將價值的軸線,從"功能性的勞動"轉向"存在性的體驗".人類社會必須學會在生產力過剩的時代,重新定義何謂"有價值的活著".

                            面對人工智慧的進展,人類社會並非只有恐慌一種反應,Tegmark在書的開頭便提醒讀者,社會上其實存在著三種立場迥異卻各有其代表性專家的陣營.第一種是"數位烏托邦主義者",以Google共同創辦人Larry Page為代表,他們相信數位生命是宇宙演化的自然下一步,只要我們不去壓抑或奴役它,結果幾乎必然是好的.第二種是"技術懷疑論者",以吳恩達為代表,他們認為打造超越人類的通用人工智慧困難到不可能在可見的未來實現,因此擔心它根本是庸人自擾,如同"擔心火星人口過剩".第三種則是Tegmark自己所屬的"善用人工智慧派",這群人既不像烏托邦主義者那樣篤定樂觀,也不像懷疑論者那樣篤定無事,而是主張既然我們無法排除這件事在本世紀發生的可能性,那麼現在就開始研究如何讓它朝良性方向發展,便是一項合理而審慎的投資,就像替房子投保火險,不代表你認定房子一定會失火.

Amity and Prosperity : One Family and the Fracturing of America(Eliza Griswold)

                        "Amity and Prosperity"直接翻就是"和諧"與"繁榮",但在這本書裡則是兩個小鎮的名字.Amity與Prosperity兩鎮緊鄰,位在美國賓州西南部,鄰近賓州,西維吉尼亞,俄亥俄三州交界Washington郡,地理上屬於阿巴拉契亞山脈西麓.行政與地理上,小鎮並不特別,但從地質看,它們所在的位置屬於馬塞勒斯(Marcellus)頁岩層,這帶來意想不到的財富.這本書就是關於這筆財富附帶的自然資源傷害,與環保相關的社會問題,作者以個案的方式,挑選了一個家庭,以Stacey Haney這名獨自扶養子女的單親護理師,與油氣公司Range Resources之間的法律對抗案,以及Haney一家在這段長期抗爭間的生活狀態來作為此類自然資源侵害與社會衝擊的個案代表.

                        "馬塞勒斯"在嚴格意義上是指一種特定的地層構造,"馬塞勒斯頁岩層"(Marcellus Shale).約在四億年前的泥盆紀時期,古內海底部的泥沙與生物遺骸經過演變,形成了鎖住石油與天然氣的沉積岩"頁岩"(Shale).深藏於地底.特別富含天然氣的這一特定頁岩層就被命名為"馬塞勒斯",在美國東北地區這個頁岩地層的地理分布極為龐大,從紐約州一直延伸至賓夕法尼亞州,西維吉尼亞及俄亥俄等地,因此人們常以"馬塞勒斯"來統稱這整片橫跨數州,蘊藏大量頁岩氣的地質區域.當然,地底有天然資源,必須開採才能使用,早期受制於技術,即便知道這裡油與天然氣量豐富,也毫無辦法變現,直到"壓裂法"(Fracturing,或稱水力壓裂法 Hydraulic Fracturing)的出現.

                          "壓裂法"的施工首先會平整土地,準備建立井場.並在現場挖掘用於存放地底鑽出泥岩的"儲屑坑"(drill cuttings pit)以及儲存液體廢料的廢料池(impoundment).先使用鑽機垂直向下鑽入地底一英里或更深處的頁岩層,鑽井過程中會插入鋼製管道並灌入水泥固定井壁.接著使用更大的鑽機在深層頁岩轉彎,沿著水平方向轉向延伸鑽進一到二英里長,使吸管般的鑽管伸入岩層各個方向,然後用高壓注入壓裂液.將數百萬加侖的水,化學添加劑,成分包括乙二醇,苯系物等,以及大量黏土顆粒支撐劑(clay pellets/proppants)混合組成的壓裂液,以接近槍砲爆破般的巨大高壓注入有孔的管道中,強行將地下深處的頁岩崩裂,炸開大量微小裂縫.等高壓液體將岩石破裂後,壓裂液中的黏土顆粒會留在裂縫中將裂縫撐開,讓被鎖在頁岩裡數億年的天然氣與石油能順利沿著裂縫湧升至地表進行採集.在油氣上升的同時,先前注入的壓裂液約有10%~40% 會作為返排液(flowback),連同地底的自然放射性物質,高鹽分與細菌一起回流至地面,並抽入廢料池或鋼罐中儲存. "壓裂法"操作主要引發的問題在於"返排液".原先注入井內的"壓裂液"本身就是多種化學元素成分的組合,它在井內與地底下自藏的其他化學物質,以及地底生物細菌交互作用後形成"返排液",這個"返排液"的組成元素內容,其實並不真的為人理解或熟知.返排液暫時儲存在廢料池,儲屑坑等待後續處理.

                            在美國,私人可以出售自己土地之下的礦產權.故事主角Stacy Haney與她的幾個鄰居自然跟隨著頁岩油開發熱,將這份權利出售給Range Resources.他的鄰居Voyles土地所在的位置比較高,同時Range Resources就在那裡建立了"除屑坑","排污池".事件的核心就是這些供暫時存放用的"排污池"除屑坑"的防漏處理可能不當,因為滲漏,致使污染的液體藉由山勢向外溢流,流進了地下水層,流進了小溪的上游,於是居住在當地,沒有自來水,以井水為主要生活用水的人家,包括人與牲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長期飲用這些可能有各種化學元素的水,加上可能存在的壓裂液化學元素的空氣污染,許多人都得了不知名的怪病,當病情越來越嚴重,家中的寵物或牲畜不明原因死亡的數量同步增加,人們才開始懷疑Range Resources可能是元兇,於是開始了追責與尋找病因源頭的行動,他們找上了當地的Smith律師夫妻John與Kendra,同時開始與不同的檢驗單位與學術機構諮詢與合作,這場個人與油氣公司之間的法律戰,最終個人並沒有取得太過明顯的成果,公眾能得到好處大概也只有阻止了"13號法案"的通過,暫時阻止了油氣公司更大開發能力的力量,可以說並不如預期,發展的需求最終仍大獲全勝,甚至形塑了一種近乎全面的結構性勝利.因為法律,政府,政治人物,甚至大多數公眾還是喜歡能帶來金錢,與工作機會的油氣公司,而不是還沒有侵犯到他們健康的環境保護預防.值得注意的是,書中也深刻描繪了地方社區的內部撕裂.當土地所有人因售地獲利而支持油氣公司,與依賴井水,受害甚至被標籤化為"找麻煩者"的鄰居(如 Haney 一家)對立時,資本便巧妙利用了鄉村社會原本就存在的階級與利益矛盾,使環保抗爭不只對抗企業,更陷入鄰里互疑的社會消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