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思想(余英時)
"歷史與思想"是蒐集余英時17篇的文章的文集,其中有史學專業的論述,也有從其講演中改寫的文稿,表面上17篇文章各自獨立,但依作者"內在思想"延續的主張,其實彼此間具備若干的相關性,基本上可以將其分成四大議題面向,第一是關於"中國歷史中反智思想的誕生及其演變",第二是"思想在歷史研究中的位置極其發展",其三是"西方近代人文思想的出現與其發展",第四項則是"以內在理路探索近代紅學研究的演變".引號中的標題是我個人所訂的,可能未必完全精準貼合文本涉及的範疇,但應該免強符合簡化的要求.因為個人對紅樓夢與其相關的研究興趣較低,所知有限,書裡的內容大致瀏覽過,第四部份在此地就先略過,權充是個知識,第三部分比較籠統漫談,個人此處主要心得集中在前兩部分.
"歷史與思想"的定名應該是來自於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本書譯作柯靈烏)的話"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思想"可以說是這17篇文章的共同元素,也是這本文集想表達的核心精神.從觀察歷史或研究而言則是指那些隱藏在若干歷史事件與歷史發展下的共同精神,或影響精神的某些非物質元素,作者認為任何一件歷史敘述事件都有內外兩面,一面是事件外顯於他者,在人眼中的樣貌,可能是以物的型態呈現,或以可觀察的某狀態現象出現,但在這個外層可見的東西下,必定有一種隱藏其間或其下的力量,潛能去推動或促使事件的可能走向,這個隱藏的內層,便可以泛指稱為"思想".很明顯,這個"思想"並不是人們認知裡的那種有名有姓會被冠以名稱的那種思想的意義.比如這本書裡所稱的"反智思想",並不是真的有一種思想叫反智,它其實是一種態度而已,這種態度未必有明顯的共同表意,或是專用的詞語指向,卻往往可從人類社會中事件發展走向,與人的行為的表現中,藉由觀察推論或歸納出的一種表現現象,而驅動或達成這個現象的力量便叫"思想".
柯靈烏的這種內裡"思想"驅動外在的現象被余英時拿來運用,在這本書他討論了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反智".反智就是反對智識,作者連續了幾篇文章都想呈現一種現象,就是中國歷代的王權政治,背後運作保衛王權延續很重要的一個運作工具,就是"反智".具體的來說就是國家讓人民無知識,國家裡的愚民越多越好,任用官吏業也不需全然都用讀書人,士子,任用無才無用者亦可.單是這樣寫,讀者一定覺得奇怪,因為跟想當然爾的常識想的不一樣,難道一個國家裡不是人民,官員的智識越多越好嗎?因為智識有利國民生計,有利國家發展.但是在余英時的觀察裡臣民擁有高智識確實不是王權統治喜歡的,起碼不是第一考量,因為君王的立場首要考慮的在於他個人權力的穩定,此項考量優先於一切.因此愚民越多,無智識官吏越多,君王將比較好管理統御,歷史上的黨爭大多是有才學者組成的派系傾軋對抗,無智識者不易結黨,人民沒有知識就越不可能挑戰君王的意旨,有利用控制,自然有利於政權的穩定與長治久安,這就是"反智"的好處.因此對於君王而言,有穩定權力這個隱型的動力去認同反智,反智有利於"君尊臣卑"的權力維持,因此"反智"與"威權統治"是有著內在相關性的.
那麼這種反智的"思想"是怎麼來的?這本書的前6篇都在以此為"反智"為隱藏的題目做擴散的歷史發展論述.為何國家不需要"明民",卻要去"弱民",甚至喜歡"愚民"?!君王權力穩定的需要自是其中之重,縱觀整個中國歷史,這一君權的反智需要現象實踐起來卻要與權力的分配即"任官"有著關係,透過歷代官吏的選擇,直指其間的重要影響因素便是"儒家"思想的演變與讀書求學研究的重心的演變.我們都知道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各家各路個主張者競相為己尋求出路,往往三言兩語說動諸侯便能由平民轉為家臣甚至重臣.在余英時的論述裡,原始的"儒家"並不是反智的,想反的,自孔子以降包括孟,荀都是提倡"道",主張提倡智識的,但是能儒家發展也有一個問題,就是逐步的演變後認定自身的最佳出路,甚至是唯一出路,就是去當官,孔子或許並無此主張,但到了荀子已經是形成了一種反射性的思維,也就是儒家談"道",也談"政",但是"道"是優先於"政",儒家中的"道"其實同時囊括了"智識"與"道德",這便同時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智識與道德有衝突時該如何?特別是當為"政"時,即儒生當官時,君王的"政"有違"道"時,不論是無智識或是無道德,又該如何?自孔子以降,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是"力諫",其實所謂的"諫"是一種下對上的態度,但從君王的角度,那就是批評他,找他的麻煩,甚至可能因批評損及他的聲望,影響他的權勢與權力,這就有違君王"君尊臣卑"先天的觀念,惹動殺意都是可能的.既然儒家的主張與君王權力的需要存在著這種先天的不穩定,那何以後來"罷黜百家,尊崇儒術"之後,以儒學經典為主的考試科舉出身的仕子依舊是王權施政的主要執行者,與來源且持續了近兩千年?不是應該因為多嘴力諫都被貶官殺掉後被其他的非儒家的主張該替換了嗎?.在衝突可能的情況下,儒家主張與其出仕者仍能為主政者尊崇與任用至久的原因有二,一是儒家追求的"道"融入了黃老的道家,與韓非子的法家思維,由主張智識淪為了"反智".一是王權選任官員除了儒生,科舉一途外,也開始任用自身的家臣,外戚,或其他途徑找來的私臣,這些人可與科舉下建立的官僚體系官吏形成對抗,因此儒的道未必再能直指君王,他的權勢與地位得到了一定的尊崇,保障,君王只要善謀權勢之術在這兩種官員間掌控即可.
在余英時這些文章裡,真正貶抑為"反智"來源其實是老子為首的道家,與韓非子以降的法家.他指稱莊子的主張重心不在施政,所以對於政治較無影響力,但卻披評老子主張的"無為","愚民"等就是"反智"的一種現象與狀態,因為愚民很多,官吏也不需要多思多為,自然有利於君權的鞏固,君王要學的只有權謀統御之術即可.至於韓非子的法家在這裡更是被批評是一個主張國家裡只該有強兵的"軍人",與維繫生計的"農人",排斥排除其他一切這兩種人外的其他人的"反智"思維,因為法家力求君權最大,其他所有人都是為了此人服務,因此它最符合君王權力中君尊臣卑的需要.因為秦而法家獲得實踐,因為漢初的黃老獲得重用也得到運用的展現,因此儒家的思維裡逐漸地慢慢從這兩家間吸收了那些能夠利於"政",即有例儒生當官發展的思維,使得儒家的內涵裡沁入了黃老與法家思維,因為儒家的轉化演變,使得它由一個絕對的智識化主張的領域,擴張或轉換成也逐步的邁入"反智"的行列.是以董仲舒以來,雖然尊崇儒術自清末,但實際上這個"儒"已經是反智的儒,而不是原始那個強調智識的儒.
而這裡有一個點是容易被誤解的,也是一般讀書時的通病,就是作者認為後來的這個儒確實是存有反智態度的,與原始孔子的主張的內涵不同,但是這意味著兩著差距很遠,讀者往往讀後會以為這兩者的差距是0與1的存在,但其實作者並沒有這樣說,他的意思不是全有全無的"智識"的質變,而是一種因為實際需要考量的量變後逐步引發的某種質變可能與現象.所以呢,並非說融入了黃老與法家思維的儒家儒生就各個變得現實刁鑽,事上逢迎,絕不批評,只是那種現象沒有以前來的多來得明顯,畢竟歷朝後來的君權威望也不同於先秦,帝王動輒開殺是越來越隨心了,臣下自不免悚懼,敢捋虎鬚,自然知道結果.而這種權力演變下發展結果,隨後也回饋到儒生研究學問的方式與重心.所謂的"尊德行"與"道問學"之爭,當然這仍然不是0與1之爭,這是需要先釐清的.
從"反智"態度降臨融入了了儒家,後續的文人免不了受此薰陶影響,讀書何為?為官何為?成了一個命題,而這些都會回饋到原始的行為,正是因為講智識,辨是非在官場上有時是危險的,所以開始有人將儒家中的"道"中二者摒棄其一,.也就是我前面寫的"智識"與"道德"去其一,用余英時的說法,一個叫"尊德行",一個叫"道問學",其中的一種人"尊德行"強調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發揮形成個人最高的德行,另一種人則以為讀書是"為知識而知識",所謂的"道問學".兩者之爭政是宋明理學發展的潛行規則,只是當時"尊德行"是主流,"道問學"是潛行,也是所謂程朱理學形成的背景,但是這種求心性個人道德休養的說法,與儒家發展,其實與原始孔子所謂的道已經大相逕庭了,"尊德行"甚至淪為一種人們口中的玄談,脫離了經世濟民的那部分,成日主張無關痛癢的禮教儀俗,甚至無所作為的打坐靜修,事實上這種"尊德行"主張的政治影響極其深遠,我們中學時代在正常的國文教科書外,還附加了一本"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從我今天的角度思之,那多少有延續這種空談心性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學生陷入沒有意義的禮教與所謂的個人修養,好讓其在政治思維上遠離為智識而智識的那種領域,也就是它採用的古代思維是為了現代政治功能為目的,而它的後果是令許多人今日最終厭惡那些儒家經文,然而在余英時那裏,其實這些經文的原始發軔者並非這種單純只講"道德""心性"的產物,而是時代發展中權力者的需要所致,然而"道問學"的發展到了清代逐漸超越了"尊德行",這原來有它形成的背景,也不是絕對的壞事,但其中卻走向偏頗了一路,就是"道問學"陷入了無聊瑣細的文字"考據"學,讓學問與脫離了實用價值與眾人生活的訓詁僻義裡,而這實則與單純的"尊德行"一樣,都是"反智"的呈現與結果,當然在此仍必須強調,作者的觀察是一種現象,態度,但呈現在社會上絕對不是0與1的狀態,而是那種狀態有明顯的顯現性與影響力,使得許多人不得不隨風而行,因而成為一種風氣,而作者認為儒家重回符合原始儒"道"精神的時刻還要在後來的西學帶來的新階級誕生才有可能出現.
余英時的這些文章論述觀察起點正是源於柯靈烏所謂歷史的內在性所呈現的部分分析而來.柯靈烏的歷史哲學根本在於他處處以人為中心,處處要將人從一般自然事物中超拔出來,所以余英時稱之為"人文主義的歷史觀".但是若以為作者純粹推崇西方的歷史哲學那就錯了.西方的歷史哲學裡分成了"玄想的歷史哲學"與批評的歷史哲學,柯靈烏即屬於此派,余英時認同批評的歷史哲學,反對黑格爾等人的玄想派,正式因為內在裡路與黑格爾的同,殷海光因為不認同黑格爾的邏輯學一樣,余英時不認同黑格爾的史觀,他們最終都走向自由主義的思想路徑.因此,余英時雖是治西學來學歷史,卻也認為傳統的中國史學中也存有相當的人文傳統,這種人文的傳統從孔子作春秋以降便存在的,就是以"人"為中心,因此並不缺乏人文主義,但是因為在人之外又講求倫理,有人以為這讓史學蒙上了一層主觀性的色彩,以為只要能將"事"與"言"分得清楚,其實並無礙於分析,但中國傳統的史學上缺少了"離事而理言"的路徑,也就是對於內在理路的分析敘事不多,雖然基本的人文精神存在,還是存在某些值得改進的部分,比如.傳統史學過分的以人物活動為中心,且過度的重視褒貶,有它存在的意義,但過度的唯心也限制了它功能的有效性,這是後續者可以發揮的改進的新的空間.
這本書隱含其下強調的是事物內在理路的觀察與再探索,後續兩部分的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與紅學的研究探索也都立足於這種定位,個人以為算是一本值得花時間去詳讀的作品,只是恐怕它所述內容觀點的時間都太遠,文言文不少,可能會嚇跑較年輕的人就是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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