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Douglass C. North & Robert Paul Thomas)
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專著,Douglass C. North與Robert Paul Thomas合著,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書試圖探討一個主題,就是西歐國家能在近代1700年後領先其它地區成為富強國家的原因.兩位作者推翻了是工業革命新技術產生所帶來的影響,他們主張是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是西歐國家超前的主因,用更白話的說法即是,制度的轉變才帶動了西歐國家經濟興起.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能夠使個人的經濟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從而提供最有效的激勵.參與市場的行為人得到了激勵,從而自主實現將資源做自認有利的配置,提高經濟效率.
這個結論的形成是透過兩段歷史時期經濟資料的比對而來,第一段是西元900~1500年,第二段是1500~1700年,比較的軸心就是馬爾薩斯效應.眾所周知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當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糧食供給,會導致人均佔有糧食下降,引發缺糧導致飢荒,社會動亂乃至戰爭而引發各種負面的社會效應.透過兩段時期的比較,第一段經濟資料顯示馬爾薩斯推論為真,但第二段的資料結過顯示馬爾薩斯推論的結果沒有發生,於是Norh引出他的自問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結果?他們就試圖透過這種結果差異的比較,看看兩段時期內是什麼面向,因素,條件,或環境的改變才產生這種分歧的現象,並由此推出以上的結論.書有清晰的兩條線,一條是人口的變化,一條是財產權的變化.每個章節分四或五個小節,分別從人口,經濟,社會,政治四個方面進行了分析,最後一個小節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總合.這種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對內容的理解和與前後文進行比較.若要說缺點,是分節沒有另外標示名稱,不能預先知道想說的是什麼,且文章句意偶有不連貫,不知是原文或翻譯的問題,但從大方向來說,這書重點是在西歐社會的觀察論述上,即使偶見的凌亂應該還能接受.
既然是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開端,North便從土地和人口兩個因素的數據變化切入,解釋了900到1500年的經濟增長起落,貿易的產生,市集與交易中心的出現,莊園結構的變遷等原因,再發現隨著了民族國家興起和國家財政需求擴張孔急,引發了1500到1700年間不同歐洲國家間經濟變化的差異.當西元900年歐洲人口開始增長時,封建社會已經形成,隨著人口持續增加使得可耕土地相對稀缺,規模報酬遞減會激發了人們尋找新的土地,因此部分人會往邊境地區移動,在新開發的那些地區,勞動力相對於土地反而稀缺.使得原來不欠缺勞動力的莊園主再不敢過多的壓榨佃農,因此增加了佃農對莊園主的談判能力.這樣因為人口遷徙造成了不同地域人口密集度的不同,與勞動效率的差異,從而使得某些地方形成適合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有些地方適宜生產土地密集型商品,這就帶來了專業化各自生產對己最有利的商品,也因此產生交換交易的必要,而有了較大規模貿易的需要,也就是不同地區根據各自不同的資源稟賦生產個別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達成效益的最大化.
中世紀封建制度下莊園主以收取佃農的勞動投入並向他們提供法律裁判,安全維護等公共品作為的交換,佃農則向領主宣誓效忠,並且許諾未經領主許可不能離開莊園,藉由完成一系列的義務以換取領主的保護.但是貿易和市場的出現降低了尋找生產要素和商品的成本,這就造成了領主和佃農都未必需要停留在原來的地域,因此以貨幣替代勞務投入成了佃農或土地承租者付給莊園主的方式,但雙方容可以在原本契約中尋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漸漸的勞動捐變成了固定的租金,莊園主此時的角色變得更像地主,以上這些都是比較利益下產生的後果.在1300年人口持續增長,人口增長有兩個方向的影響,一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會促進商業貿易並提高生產率,這是正向的,二是馬爾薩斯效應使得報酬遞減並降低生活水準,這是負向的.此時由於並沒有發展出更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人口增長的正效應並沒有抵過馬爾薩斯效應,因此持續了兩個世紀的經濟增長停滯了.在較大的負面效應下,人口的增長帶來了通貨膨脹,土地價格上升,佃農上交給莊園主的固定租金已經不能夠反映莊園主應得的收入,而不斷重新商定租金的協商成本過高.以至於制度會隨之往降低成本的方向移動,往雙方更容易同時接受的方向移動,因此倒退回了莊園主收取勞動捐並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時代,這對雙方來說比創立一個原先沒有的協商體制來重新商定租金要有效率的多.
到了1300年生產要素的比較利益變化再次發生,黑死病,饑荒和戰爭讓歐洲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相對於土地重新變得稀少.因為勞動人口稀少,使得莊園主不得不想辦法為留住佃農而提供更好的條件,於是他們放鬆管制,讓永佃轉為長期租約誕生.漸漸這種逐漸放鬆的管制演變成為到後來允許佃農能將土地遺傳給下一代,隨後並藉由法條將這種習慣轉為正式的法律.此時,經過長期通貨膨脹下的固定租金的真實價格相對變得很低,正好符合當時土地相對於勞動力過多大而降低了的市場價值,從而讓佃農和莊園主之間的協議很容易達成.就這樣,莊園制經濟迎來了它的終點,它被獲取工資的自由勞動力所永久取代了.不斷擴大的商業貿易使得個人財產保護的重心由莊園主擴展到地方城鎮,再擴張到更大區域,這個擴張過程極大的促進了更大政治實體的產生.莊園領主向上一層領主或國王提供的支付義務由提供騎士,士兵變成了貨幣支付,使得國王有辦法設立大型的常備軍隊,增強了國王的實際軍事力量,為了這樣的軍事支出.需要收取更多的稅收,於是國王希望得到更大的領地,並在領地中有更強的權力,1300年起也因此迎來了不斷擴張,侵略,合併,叛亂等各類戰爭的年代,這又讓國王有了更大的財政需求,民族國家興起取代了城市邦國成為西歐的主角.
在一個民族國家爭戰不休的年代,一個國家解決財政問題的能力就決定了它在歐洲政治版圖上的權力.新的財稅收入可以來自於沒收貴族,商人的財產,或授予特許權,或是設立一個有利於新的交易市場,貿易活動的經濟組織制度.對於君主來說,前兩者的誘惑是驚人的,因為設立新的組織制度需要較大的成本,因此國王初期更願意轉向容易收取的稅源,其中特許權是比較容易達到這一點的.而君主的選擇往往出自於財政需要,從為了獲取稅收目的出發所設立的制度,可能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也可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因此從1400到1600年間西歐不同國家的經濟成果就取決於這些國家為了應對財政需要所創立的產權制度.
這本書在最後的幾章分別指出了突破馬爾薩斯陷阱的英國與荷蘭,與未能更進一步增長的法國與西班牙個別的國內結構與制度的發展.法國的代議機構早早的把他們的權力交給了國王,法國雖然得以建立起財稅體系但國王具有較大的權力.出於自身財政收入的控制與支出需要,法國國王對產業制度進行了嚴格控制,授予了不少行業的特許權,限制了生產要素流動,因此無法達到穩定增長.西班牙和法國同樣,國王有很大的財政權,雖然西班牙一開始有非常穩定來自低地國家的歲入可以遠遠超過其他稅源,美洲新大陸的開拓也帶來了可觀收入,然而正因為其稅源牢固,以至於它並沒有去建立一套現代財稅體系或者經濟組織制度的急迫性,以至於而當後來政治變動發生,西班牙失去了外來的歲入後又要面臨不斷的戰爭,經濟增長不能持續自然是能想像的.荷蘭長期以來商業貿易都是發展的原動力,市場交易是它的重要部門,也是國家獲得大宗歲入的來源,因此當國家設法降低交易費用刺激商業帶來稅收,人口增長同時也刺激了創新,創新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組織的效率,荷蘭的貨幣市場作為西歐的資本市場,而主要民族國家之間不斷衝突造就為無數的借款者促進了荷蘭資本市場的繁榮.農奴制解體,莊園條形地成為小農的財產,人口增長伴隨地租上升,使得擴大耕作有利可圖,土地私有制於是便能發展起來.在土地私有制下鄉村自由勞動力有誘因為增加收益而轉為用在其它產業上.商業活動復興和有效率的資本市場降低了資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壟斷促進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這一切促進了鄉村工業發展.英國在西元1500年商品價格上漲,尤其是羊毛價格和.因此養羊利潤因國際擴張提高,促進資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團日趨強大,後來的清教革命後國會權力提高絕對王權遭到限制,加上壟斷法禁止了王室的壟斷權力,鼓勵有利財產權保護的專利制度的制定.而保險,金融,股份公司,貿易部門得到發展,更重要的是國會至上和習慣法中包含的所有權將政治權利交給急於利用新經濟機會的人的手中,並且為司法制度保護和鼓勵生產的經濟活動提供了重要框架,確立了財產權為產業制度的根本基礎.於是在荷蘭英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制度的出現讓它們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契機.
這是本透過長期歷史資料比來倒推出社會質性的結構演變推論的文章,有它學術性和可信任性,不過正是因為時間夠長,能用來解釋的因素不只一個,是否真能解釋單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變動在前,制度的改變在前,是這個因素造就了西歐經濟持續富強興起,而工業革命與技術改革只是承接在此之後的衍生物並不確定.就像21世紀資本論所得的推論也可能只是反映兩次大戰帶來的結果,而非真的有作者以為的貧富差距縮小的其他因子,畢竟社會研究不是一個封閉限制條件的線性規劃,任何推論都可以解釋一隅,但絕對不可能有完全解釋力的可能性,畢竟它是複雜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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