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Collaboration :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Timothy Brook)
有朋友是這樣的,他祖父小時候在家鄉躲避日機轟炸,他的祖母小時候則經常要躲美機空襲,當時要是有任何一枚炸彈命中其中一人,這個朋友現在不會出現在世間.
這書Collatoration本身倒不特別,它是以中日戰爭期間長江下游的五個城市為個案,來探討日本建立地方代理政權組成人員的差異與背後所反映的不同狀況.但是書的中文版書名翻譯很有意思,儘管作者Timothy Brook(卜正明)開宗明義在第一章就花了篇幅解釋Collaboration的意思,他對collaboration”的定義是:"在占領當局的監督和施壓下,繼續行使權力.",他很明白指出按此定義很難找到一個精確的中文對應詞.無論是狹義的通敵,或是泛稱的合作都不足以代替,而中文中與collaboration對應的勾結,通敵,附逆,等詞在Brook看來都預設了政治立場與道德判斷,不如合作一詞顯得價值中立,即他未直接以Treason(叛國)為書名的理由,正是因為這種在外敵佔領下以佔領區或殖民地當地人所建立代理政府的參與者未必能夠全然的被歸類為叛國者,反而更多是處在叛國者與反抗者兩種極端性質的中間遊走,Brook以同時期的法國維琪政府為例來說明這個Collabortation有部分的成員是基於保護原來的國人民眾,勿使他們遭到更大戰爭傷害才出來在被稱作代理政府或魁儡政府中任職,其中固然有奸佞壞人,或藉此謀權思利的投機者,但正因為如此,他試圖在這本書中透過個案找出一些人名,並藉機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比較問題,不是人人都是叛國的x奸,也沒有人絕對必然的需要遵守一種僵固的國族或民族價值,因此他的Collaboration更多時候有合作的意思,這種合作字元偏於中性,可因為個案的不同而自有其正面保護或負面勾串的意思.
但是這本書的中文版書名正好呈現出兩種極端的狀態下的無奈與荒謬,繁體版是直接用了通敵,而簡體版則乾脆避開這個問題代以一個無關主旨卻強化背景的書名,其間的差異所反映的或許正是編者主觀的意識下或社會氛圍環境下的我者與他者的差異,若是將討論的主軸轉為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同類問題,簡體版可能毫無懷疑的會用上通敵兩字,但繁體版在當前的時空下應該會避免用上這兩個字,相對於Brook的考量層面,顯然這種受制於政治價值取向或思維模式都過於遷就道德主義與意識形態而少了其他面向的觀察.
個案當然不能說明全部的樣貌,可能也很難作精準的歸類劃分,但這正是此書避免陷在抵抗與叛國二分法僅止於作為忠誠政治的目的書寫,轉而考量一個人,一群人,且往往不是政治上有權力的那群人根本狀態,他需要的是真實的生活,Brook建議我們應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叢,而非向上看熟悉的通敵或抵抗的大樹,如此將更有可能理解願意加入日本代理政權的中國人.過去對中國被占領區的研究分成兩路,一路關注佔領區的中央代理政權,以汪精衛的民國政府為首,另一路則眼光向下,研究佔領區的地方政權.前者偏向傳統的政治,外交史,後者重視社會,文化史.這本Collaboration就是以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等五地為個案,屬於後者的研究範疇,撇開上層的意識型態,從底層透視佔領區初期的社會狀況,將合作轉化為有待研究的課題,是書寫此書的基本方法.著眼於戰爭期間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關係網路.看起來是在處理和大局無關的瑣事,然而它所關心的卻不一定僅僅止於個別人物的微觀情事,從許多研究中可以認識到其實是要從這些事例中抽離出當時人的行為型態,抉擇的考量依據,以及社會面向等情況,從而產生整體的概念模式,甚至從普遍性的脈絡捕捉問題的方向.並不需要絕對道德立場來俯瞰評論這些人物與這個社會,而是從社會中各個角落來選擇個別的人的行動,這些行動才是了解社會的真正本質.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思考人們為何這樣活動時,問題的方向性勢必是從人們的行為與動機出發,成為一種微觀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佔領區地方代理政權的研究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個人做出選擇的歷史情境上,分別從動機,人事背景,行為三方面切入地方菁英或頭面人物加入代理政權的原因,結果發現人際關係的網絡在合作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因此不可能將通敵行為從歷史情境中完全抽離出來,而應從佔領時間的長短,地方經濟狀況,權力運作機制等脈絡來反思通敵的定義與成因.是否通敵涉及個人在面對戰爭的威脅時的心理成熟度,面對隨著權力帶來利益的貪婪度,或個人在面對其它權力競爭者的應變能力,不認真考慮以上種種不分良莠一昧去譴責所有人貪婪叛國,在Brook看來無異是再造他們被迫通敵的政治土壤,預先假設沒有抵抗或殉國就是錯誤的,無異是預先給了這種行為唯一的解釋與答案,而這是分析這種歷史時應該避免的.
本書所記錄的地方菁英大多數並非所在地方的道德守護者,更多時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這些人共同的特徵是有日本背景,可能曾在日求學或經商,居住,往往日語流利,同時具備一個政權代理人的能力,並與地方社會的人際網路有廣泛聯繫.在佔領者與地方政權的權力結構中,Brook發現日本軍方及特務不能完全控制地方的局面,因此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不得不依賴地方頭面人物.這些掌握地方資源及人際網絡的投機份子能趁機讓形勢朝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從佔領初期的維持會過渡到自治委員會,部分成員甚至在日後的縣府改組中還能成功保住自己的職位,就顯示出地方頭面人物的適應能力.雖然日本人對於這些最先跳出來表態服從日本觀點的頭面人物的觀感不佳,認為他們能力低下,在後來的幾次組織更迭中試圖要將這些人替換下來,但這些主觀認定往往還需要考量到實際地方的需要與變化,當然除了汪精衛政府中的代表性人物外,這些地方型的頭面人物因為沒有全國性的知名度較不引如注意外,後來的政治清洗也讓它們自動消失在各種運動裡,但確實仍有人能在後續的政權裡繼續攬權存在下去.
在書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以南京的吉米王與國際委員會的做為來比較,在Brook的論述中不論是開設妓院,或是清出安全區的可疑中國士兵,還是設立米糧販賣處,都可以有正反兩面的論述,可以從反面看都是違背道德的,可用開設娼館,讓中國敗兵被抓捕,或是賣糧牟私利等負面解釋,也可以從正面來看娼館可以避免其他女性被強姦,敗兵的認別可以避免濫殺無辜一再發生,販賣糧食可以穩定糧價讓居民有能力購買生存所需,這些行為都有它相對的兩面,端看論述者如何取捨,從這個論點出發,Brook指出如果國際委員會在南京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稱作人道行為,那麼何以吉米王完全相同的做為卻會被認為是貪圖私利的漢奸?這種兩極化的評價又是如何來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我們強加的道德要求處於倉促條件下人們行動的原因,也不能僅僅根據參與者不能預測的結果來評估他們的行為.讓歷史行動遠離被民族主義與政治束縛的假想,讓事件退回到無法預料的不確定狀態.所以模糊性或曖昧性就成了Collaboration研究的落腳點.民族主義者將佔領區二分法視為是抵抗者與通敵者的戰場,Brook試圖尋找抵抗與妥協之間的灰色地帶,展現個體選擇的複雜性.
Brook指出歷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標準,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識.長期以來,歷史撰寫者即經常陷入把歷史著當作倫理教科書,旨在塑造道德標準,道德知識.個人不確定歷史研究是否該有為政治理想或政治目的服務的功能,但個人是不贊成賦予歷史研究這種功能.我以為漢娜鄂蘭的想法很不錯,每一個人都是承接了前一代人們的寄託與希望,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完全按照前人所期望的一切來做,是可以單獨走向一條新的路途.用在此處我將它解釋為我們並不需要為了符合當前政治的需求去改寫過去歷史所顯示的價值來滿足現在人們的需要,因為只要我們願意,以自己的意願為主軸,我們就能在政治上走上自己所創的新的道路,不需要改編歷史來自我滿足或自我欺騙.亦即政治歸政治,歷史歸歷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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