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之死(黃碧雲)
"盧麒"被認為是在天星小輪加價抗議事件中的街頭領袖之一,事件後他曾兩次被拘捕.後因為盜竊罪名入獄4個月,1967年3月23日,他被發現在廉租房內上吊自殺,但因為死狀離奇,某些人認為他非自殺而是遭到他人虐殺."盧麒之死"寫的就是加價事件,與盧麒,盧麒的死亡,及與他相關人士的言行,當然,還有其它,畢竟依照閱讀作者其它作品的體驗,應該不是單純寫個兇案真相.
1966年3月港府的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審議往來中環與尖沙嘴間渡海的天星小輪加價提案,頭等票價由2毫增至2毫5釐.當時香港島與九龍之間的海底隧道尚未開通,搭渡輪往來兩地是多數市民生活的必需,加價之議引起了部分人不滿,反對,港府同時於4月1日在宣布調增所得稅,薪俸稅,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屋租,停車場收費等費用,因而4月4日起有名叫蘇守忠的青年在中環碼頭脫衣絕食抗議加價潮,隨即吸引了許多年輕人聲援,最終演變成數千群眾示威抗議,期間出現了縱火,搶劫商店等打砸搶暴力行為,為了鎮暴,港府宣布宵禁,出動軍警平亂並搜捕滋事份子,是為天星小輪加價事件.
上面這段內容於讀書心得來說其實沒有必要,不過當我將它放置在這個位置時,它便有了意義,甚至可能在無意之間錨定了讀者的思維,而這有可能是某種誤解的開始."盧騏之死"是要探究他如何死的嗎?自殺或他殺?誰或甚麼組織下的手?當人們這樣想的時候,配上"街頭事件"那大體走向會引導讀者走向某種政治陰謀論,因為有一個被視為宏大的歷史事件作為死者名聲的背景作支撐.但那要是盧麒死因不明,如何接續下去呢?,或者盧麒不是這種怪異的死狀,而是單純的急病死,或在街頭出車禍發生意外而死,又如何呢?那是否那就會沒人在意"盧麒之死"了.畢竟天星小輪也沒有因為上述抗議而沒有加價,殖民政府的漲價方案全數通過,對此而言盧麒之死根本無關宏旨,加上作者既不是偵探,更非寫推理小說,呈現盧麒之死的各種相關細微,卻又在這共六章的文本在最末兩章寫下了無關盧麒的"燒肉和尚"蘇守忠對於從歷史學習到甚麼的回答:"我的思想很單純,認為一切都沒有",與2016年的"旺角騷動"事件與事件相關的領袖梁天琦言行反覆為整書終結,又是為何?.
首先,"盧麒之死"是本特殊體例的作品.雖然它文本不多,但其實不容易閱讀.一個文本中充滿著大量的包括各類大,中,小括號,這些括號的目的是區隔話語主詞,或用來對前面的句子附加說明,或者溶入作者自身的評語,這已經是個怪異的結合,再加上在符合"港式中文"的樣貌下又夾雜穿插對中文作品而言數量龐大的英文語句,語言本身就已是混亂迷離了,當然啦,這應該就是香港人平日說話的真實情況,所謂的粵語英語夾雜混搭而成.其次呢,這作品的是由大量的新聞報導內容與警方對於"加價事件滋事嫌犯"的問案紀錄,與後續法院的判決書等內容拼湊組織而成,加上黃碧雲自身的文字也在銜接上述諸文本中間提供某些"出格","意外之言"發揮輔助作用,以至於它有異於了傳統小說的結構,文字,與文本,你以為是各類理性文件,證供的黏貼,但是怎麼剪貼文件,如何貼連,用甚麼黏接物卻是全賴作者的意志,反映的赤然是作者的意圖,這又是絕對的個體感官輸出.是以整體而言它是虛構,但所有構成創新虛構的文本卻是真實存在的東西,它寫的是似乎是過去,但其實根據文本夾雜作者自身的意圖,卻見可能寫的是其實是現在,或者可以猜測真正的意義可能不是在寫這個以自殺終結的個案.
"到此,羅弼時Denys Roberts檢察官要求盧[麒]以英語回答問題.盧大聲回答"我不想講英語,因為我是中國人"(聽眾大笑)",又"問是否支持反加價?怕否子彈及警察?","被告[盧]自己說不怕,又謂:中國人與外國人並無聯繫,我們要打倒大英帝國,打倒外國帝國主義","盧否認(對任談及打倒),騷動所造成的情緒高漲的氣氛l會使潛伏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情緒(反殖民)(反英反帝)藉以發洩,那是尋常的事"."他想跟他們說話,但無人注意,他再次試著,透過翻譯,之前有一刻群眾向他示以拳頭,"He tried to speak to them, could not get their attention,then tried again trough an interpreter Before that time the corwd had shaken clenched fists at him at one point(他從來沒有試過講廣東話,問他會不會講中文,他有點僵硬的微笑,不)'",以上分別摘錄文本中記錄受審時,嫌犯盧麒,證人任蝦,與香港助理警務署長薛畿輔的發言.後"問盧反加價的理由.盧答:理由有三","問盧是否從報章處學到這些理論,盧答:是自己想到的,是從歷史學來的".
上述這些於公署的問答,看似有理由條,語言透露出的政治性與宏大性.但是讀者應該能發現,除此之外,這部分內容與文本中拼貼出的盧麒樣貌,包括從他的街頭夥伴,工作同事,與其他有接觸之人的問案記錄或採訪報導裡,發現根本不像是同一個人."你認為示威有沒有成功","五個仙成功了","示威有甚麼收穫","一敗塗地,個個做晒監躉仔","那是否意味計畫失敗","根本沒有計畫,大家只是萍水相逢",以上這些是盧麒於獄中對他人所說,與他在公署差館中的發言大異其趣.某些人眼中的盧麒有點敏感,自視甚高,但是另一面又呈現他經常願意接受他人的接濟,隨便甚麼錢都拿,還總是在貪小便宜討吃討喝討他人憐憫付錢,這是整個文本都能看得見的事情,從這些彼此矛盾,又衝突的言行,或是相差巨大的樣貌描述,作者呈現出歷史事件的表象與它構成面的不同,於是我們回看盧麒在參加駕事件前的人生,與他的家庭背景,竟然發現"它"是如此模糊,讀者甚至不能從文本中知道盧麒究竟是哪裡出生的,有說香港,有說廣州,還有說台灣的,在哪裡待過多長的時間,讀了幾個學校?做過哪些工作,甚至於參加抗議事件是"剛好路過",還是事先計畫,都顯得模稜兩可,他很窮,受過許多生活的磨難是事實,教育程度不高,就與參與該次事件中的其他年輕人差不多,但是盧麒的樣貌如此模糊,其他無名之人恐怕就更是如此了.
既然連身分都不清晰,可以看出作者的目的明顯就不是解釋運動甚麼的,更遑論還原歷史本真,因為那根本就是迷思.我之前就寫過了歷史小說的嚴重後設現象,作者的寫法正凸顯了這種荒謬的現象,因為它竟然決定了多數的錨定,如果做為後人注定只能以自己的想法來建構所謂歷史,那麼,歷史書寫豈不成了是作者所稱的"非虛構小說".從眾多的口供,紀錄,檔案,新聞間選擇合意的引語,把所謂"真"的引語重組,演化成自己的語言,閱讀下來不難發現,那些原本放置在不同刊物,書證的陳述式文句就成了一個新的敘述,於是"我的思想很單純,認為一切都沒有",與"是自己想到的,是從歷史學來的"的兩種觀點的衝突,在這裡成了個人請感的抒發與呈現.作者試圖把街頭運動的情緒連接到從公開到私密的個體語言上,與原本帶表理性的檔案文字並置,於是,當客觀的問案紀錄與私密情感的文字衝突碰撞時,情感便會產生質問歷史,以及歷史書寫所依賴的文獻檔案.這種衝突性,是因為個體不同時間不同觸發不同而生的.在尋求歷史真相的呼聲中找尋談論情感而發出質問,這種質問卻能點破歷史書寫盲點,同時這一類書寫帶來的新方向,細探"盧麒之死"引述的案證部份,能發現被選出來的文字大多有違一般對於歷史書寫的認知,刻意的找到在檔案裡具有情感色彩的部份,與充滿主觀判斷的文句來建立盧麒形象,盧麒看來可能根本無意於公共政策改善,也沒有甚麼殖民壓迫的真實體驗,那些言詞可能是事實,但也可能只是一種人類當下的言行反射而已,只是個人情緒的出口,不是於他必要的政治訴求,但除此外,他實則已無更好的脫罪藉口.他生活的不幸其實是從出生一路到死亡這條長路中一路緊緊跟隨,從那些模糊殘缺的拼湊中,我們即使不知盧麒真正的身家背景,各色親屬,但知道戰後亂局裡,他與其他"流"港人士的出生與遭遇大同小異,真實的原因是物質生活的困頓,精神生活的失根,各類破碎重組的家庭關係,或是離散多地不能聚首的家人,未能持續受教,必須不同在這個工廠與那個工廠間輪換新工作,無歸屬感,無安居感,這些種種都是形塑盧麒感知的真實世界,這是時代造的,也可能同時是殖民政治所造的,但是這些都比不上盧麒個人的感受.要知道在文本中多次見盧麒佔他人小便宜,順吃順喝順住,甚至還毫不客氣每月無償拿別人25元,能有這種心態的人生活的人是如何要想到去自殺?既然連一個個體情感的突變都找不出真實原因了.那還要如何相信他說的那些殖民云云的宏大話語,與或他與這歷史事件所顯出理性本真的意義.
"燒肉和尚"與"絕食青年"的對比無疑是好笑的,天星事件原發起者蘇守忠經過47年被重新的摘錄了這段社會新聞事件於文本,對比於盧麒,以及隨著燒肉和尚後接續的旺角騷動梁天琦,這種引述的意義是?如果盧麒不死,他該在哪?又是如何?他會是蘇守忠嗎?還是梁天琦.事實上選擇"旺角騷亂",而不是雨傘革命,看得出同位階於"天星小輪加價"都是基於貼近社會個體的生活事件,而排除掉純粹靠政治訴求為主體考量的其他事件,一個是向小民加價,一個是管理小攤販,都影響了最底層人的生活.當然不論天星小輪加價事件還是魚蛋革命裡都是有政治勢力在其間為己運作,藉機創造合於私人利益的行動與做為,但這不是作者關心的重點,畢竟他過往作品關心的是以底層人士的生活為多.而是如果如蘇守忠所言歷史是"我的思想很單純,認為一切都沒有",那麼梁天琦會不會未來就成為另一個蘇守忠,而若歷史如盧麒所說"反加價的理由是自己想到的,是從歷史學來的",那梁天琦會不會最後就是另一個盧麒?當然也可能有另一種不同於盧麒的可習得經驗的歷史觀,梁天琦未來沒有成為盧麒反而成了是當年搭的士離開落跑的葉天恩議員?畢竟他雖有坐牢,但也參選從政了,而盧麒終究只是個籍籍無名的底層,要不是他曾參加過天星小輪的街頭事件,試問他真的因為顛沛流離貧窮無依而路死街頭,又有多少人多少文章會來寫他的死亡?因此這裡頭不會沒有政治性,在天星小輪加價抗議時,香港的大學生組織是站在群眾之外,反對暴力支持社會穩定街頭安寧的,文本中引用的學代會主席黃宏發的說法,此人後來多次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是太平紳士,社會賢達,反之梁天琦就是現代大學生代表,對比於教育不高的盧麒與其友人,可能更顯出這時代對於生活困頓不滿的個人已不同於往日的僅滿足於飢飽問題而已,也是再一次對於權力可能隨興變異的質問,而不單單僅止於求取安寧生活就滿足了.
這作品文本雖不多,卻看得比較慢比較久,作者試圖在一個新的文體架構下講述一件舊案,我不清楚自己這樣讀是否算是明白,畢竟它確實不是人們發揮想像的探案作品,或是紀實文本,而可能只是在紛亂世界與殘缺暴烈中找尋能令人繼續自在生活的可能狀態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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