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琪政府症候群：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Le syndrome de Vichy: de 1944 à nos jours,Henry Rousso)
"維琪政府症候群"是個有意思的題目.國家裡有一些人因為政治選擇集體做了一件可疑的壞事,後來因為權力變遷,當初做壞事的主導者失去權力,許多人因此幸運逃過了後來的究責,成了不了了之的歷史.不過該事的加害人,被害人不少仍在世,未受懲與未得償正義的心情構成某種不可言說的社會尷尬,讓這件事時不時像幽靈般存在於角落,成為社會中不確定的因子,這便是"維琪政府症候群".
題目雖是有意思的,但論述上就艱難了,原因倒是既簡單又尋常,只因它是歷史也是政治,正是因為政治,根本上難以調和."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指的就是維琪政府這段歷史.維琪除了疑似與敵人合作,與之妥協的恥辱外,自身也存在某些見不得光的暗黑手段,主要是它關於反猶太人的政策,並不亞於納粹,反猶太的思想早存在於法國社會內部,並不是此時才由德國傳來的新物種,這使得表面看來維琪政府只是執行納粹毀滅猶太人政策的作為顯得可疑,質疑它是因為自身反猶而樂於順水推舟,隱藏了屬於自己內部的邪惡.因此這段維琪政府的歷史是許多法國人不願提及的黑暗時期.等到二戰結束,真正的艱難時刻來臨了,那就是對維琪政權及"其人民"該如何處理?.
在一般常識性的反映下,人們可能覺得處理維琪政府的首腦即可,但事情遠沒有這麼單純.因為維琪跟汪精衛或是溥儀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它是法國合法政權的延續,並不是甚麼在合法政府之外另外成立的新權力.當德軍攻入巴黎,雷諾總理選擇政府撤至北非殖民地繼續抵抗,但不受支持而辭職,由一次大戰英雄貝當元帥經由合法選舉當選出任總理,而他選擇與德國和解,貝當政府改國號法蘭西國,實行法西斯獨裁,國會僅成為諮詢機構,當時除英國外,其他國家都承認維琪政府為代表法國的政府,貝當與納粹德國合作,以換取德國和義大利不瓜分法國的承諾.維琪政府協助抓捕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其它"不良分子",有時也積極地與盟國對抗.儘管新政府支持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但是它仍然贏得了很多法國民眾的支持,"因為他們把支持納粹主義看作是保持法國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必要手段".
維琪法蘭西國的合法性與貝當的領導權一直受到流亡倫敦戴高樂的挑戰,他宣稱自己才是法國合法政府的代表,他推動的抵抗運動在蓬勃發展,特別是當法國國內經濟下滑後,民意逐漸地轉向反對維琪政府和德國,許多人開始支持抵抗運動,支持他的"自由法國".,在1944年6月盟軍攻入法國之後,戴高樂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維琪政府遷至德國的希格馬林根,並於次年4月解散,不少的維琪政府官員在戰後都受到法國政府的通緝與囚禁,貝當被流放海島,絕大多數維琪政府的層峰人物被法國臨時政府送上法庭,許多人因叛國罪,戰爭罪以及配合大屠殺而判處死刑,有數以千計為納粹服務者,被地方抵抗力量處決.
對於維琪的觀察可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一方面可以看作,一個獨立的法國的存在,貝當建立了一個專制政府,並開始對經濟進行嚴格監管,保守的天主教徒成為主流,媒體被嚴格控制,並用於宣傳反猶太主義,也宣傳反共產主義,停戰條款帶來了某些好處,包括將法國海軍,法屬殖民地保持在法國的控制下,避免了納粹德國的全面佔領,使法國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中立性.維琪政府實質上未加入軸心國,甚至形式上與德國仍處於戰爭狀態.相對於前者的另一個視角則是:維琪法國是一個綏靖合作主義下的政權, 表面上獨立實際上是屬於德國的一個傀儡政權,儘管也有部分的自己主權,但德國扣留了超過200萬法國戰俘,對青年男性實施強迫勞動,削弱了維琪的軍事力量,且維琪必須定期向德國支付黃金,糧食和物資.法國警察被命令搜捕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和政治難民,結果至少有7萬名猶太人被殺.多數法國民眾最初支持維琪政權,但當法國的生活條件變得越來越困難,當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逐漸強大,輿論轉向反對維琪法國政府和德國軍隊.
了解了一些維琪政府的始末,可以得出幾點簡單的結論,首先它不是非法政權,維琪政府被美國,加拿大等國承認為法國的合法政府,直到1944年10月.儘管這些國家正在與德國和義大利作戰,英國則至少在維琪政府總理拉瓦爾明確地準備與德國合作之前,與其保持了非官方的聯繫,甚至在此之後,在自由法國與維琪法國之間,英國仍然保持一種矛盾的態度,所以把維琪當成"偽政權"基本上是一種戰後的視角,與觀點.其次,因為它是合法政權,所以它的政策絕大多數都是受到民眾認可的,不論是從法律層面,還是人民認可的事實層面皆是如此,而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維琪的黑歷史與可疑行為只是維琪的首腦潤該負責而已嗎?維琪的人民就是無辜的嗎?
這事就可以回到前面提出的問題,二戰結束後,該如何處理維琪的問題?對維琪政權及"其人民"該如何處理.政權很簡單,既然已轉移解散,就把首腦人物及重要的爪牙拿來問罪,但是維琪人民與那些看來不太重要的爪牙該如何處理呢?首先是鋸箭,箭桿鋸掉,把箭簇留下,其次是掩蓋,轉移,偷換概念,形象,為什麼?因為需要這些人的支持,這些人的選票.因為戰後的法國新共和需要他們的加入,法國的重建需要他們,法國的經濟需要他們,戴高樂的民族復興需要他們,於是政治人物基於實際的需要除了處理了那些明顯犯罪的首腦外,對於他者採取了相對寬容,特數了許多人,甚至吸納許多維琪的前官員進入政府,卻又極度隱藏它們曾經的做法,也許自由法國以前曾對維琪採取極度敵對的態度與立場,現在則必須要吸納他們的支持者,人民,與資源,因為比起和稀泥,真正按照人類正義觀點的處理方式,可能是這些政治人物與政客不願意見到的,因為它可能引發大量的人必須入獄,被追責,被懲處,使得原先的積怨因此而更加的擴張,這種現象必然不利於心的政權,不利於他們期望的法國的復興,所以他們寧可選擇現實中有效但從正義面看來卻是次等不公道的行為政策.於是乎維琪領地下的人民全數變成了以抵抗行動,自由法國的形象翻轉出現了,甚至連貝當的形象都能重新的塑造,政治需要時甚至可宣傳戴高樂是他的繼承人,而這些大不同於真實歷史上的維琪政權,與維琪人民,當然對於多數無權力,無武力,無力量的被統治來說,他只能被動接受政府,很難主動要選擇政府該如何,你說要全部究責於他,並不合理,但要說人民全然無辜,卻也沒有如此簡單,否則德國人民何以因納粹歷史被追討至此時此刻仍沒完沒了?!但法國就因此輕鬆嗎?維琪與自由法國間的對立被某些人看成了"法法戰爭",就是一種疑似內戰的戲謔,而這種內戰的戲謔竟然以另一種幽靈的形式繼續存活在二戰後的法國直至1986年本書原文出版止,尚未止皆,因為當時仍有持續不斷的當年轉換身分潛入,轉移至法國鄉間,其他國家隱姓埋名生活的前維琪高官,爪牙被發現,逮捕,於是這場"維琪政府症候群'始終處於不能停止,無法治癒的狀態,每當有新的潛藏兇手,或是過去不為人知的維琪受害者出現,這個政權曾經引發的不法行為被掩蓋的問題就要被拿來鞭一遍,那些可疑的政客就要被人再度提起他過往可能的犯行,而惶惶不可終,這便像是一種永遠痊癒不了的政治病,一個法國社會永遠的隱患.
在本書一開始的假設中可以看出作者認為"症候群"以法國内部政治力量間的對抗比起戰敗或外國占領勢力,對整個國家留下了更深刻的影響,這一點已經得到廣泛的證實.維琪的存在和曾經的作用的確構成了主要問題,從關於特赦的辯論,到70至90年代的各個醜聞.除了維琪之外,充滿政治意味的對抗是構成問題的原因,它所對抗的不僅是納粹,還包括因敗戰而產生的政權,以及附敵分子.這些狀態可以定義為法法戰爭的原型延伸.作者從過往的歷史中區分出三個"症候群"不斷遇到的可能產生假象來源的觀點角度,它們都與法國悠久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有關.
首先是貝當門徒的記憶,這些人的形成和維持在很大程度上仰賴傳統天主教文化的存續,後續又加入了包括變節的抵抗運動人士公開宣稱他們與天主教文化具有承襲關係,即使擁護天主教的價值觀,只是其成員和同情者之間共有的特徵之一,這使得維琪蒙上了一層天主教傳統的色彩,這政權是法國與法國宗教"天定"的選擇."捍衛貝當元帥名譽委員會"的運作有如教派團體,並且為元帥主義發展出十足的宗教教義.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會發現其中相似的價值觀,雖然這些價值觀不一定能形成某種理論實體,但以不含有政治性的態度詮釋法國歷史,救世主承擔他人過錯的奧義,加上宣傳對社會亂象的高度排斥直指抵抗運動與解放行動形同騷亂之列使人想起暴烈的革命,或無法接受脫離宗教勢力的社會的形象.在那些多少仍然忠於反革命天主教傳統的世人心中,貝當主義或許代表了某種可能的遠景. 第二個觀點角度完全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它和傳統政治劃分的性質有關.維琪和附敵行為主要來自右派和極右派的傳統,無論是反革命右派,技術官僚右派,或"類法西斯"的派別與極權主義者,左派人士的歸附並沒有深刻改變這些意識形態的本質.戰後,雖然確實遭到排斥,但二者都成為政治實體,只是沒有清楚表現出來,常常是因為經過掩飾甚或出於羞愧.某種懷舊的極右派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放棄自己唯一擁有過的權力文化.因此,他們必須巧妙地周旋在貝當主義的傳統,以及附敵行為的回憶之間.不過某種專制右派的內部也有這種情況,從1940年代後期的法國人民集合黨,到目前某些自由主義人士,他們毫不猶豫地宣稱自己重視的不是法西斯主義的價值觀,而是"工作,家庭,祖國"的信念.在相同的思想範疇內,法國人民集合黨在嘗試了"戴高樂式貝當主義"之後,喚醒對自由法國和戰時戴高樂主義的回憶,在很大程度上為將軍一九五八年的重新掌權建立了合法性,並使得長期以來,因為維琪的經歷而喪失威信的法國右派得以重生.相反地,左派利用抵抗運動思想的資源,大幅更新了他們的價值觀.就共產黨人而言,他們在地下戰鬥時期,已經以自己的分量,尤其是龐大的數量,建立了政治上的完美行為形象,而非共產主義的左派則試圖在必要之時,援引抵抗運動人士的民主理想,開創他們的社會觀,如果法國的政治格局,是按照佔領時期的付出比重來重新劃分的話,那麼它大體上也保留了前人的分歧狀況. 最後,症候群形成的第三個特有的觀點是反猶太主義.1960年代後期猶太人的記憶復甦,成為重新喚出往事非常明顯的因素.面對古老惡魔再現所帶來的恐懼,部分猶太群體的明確意願,以及一些個體所採取的行動,或多或少都是在公開展現他們的猶太身分直被忽視的層面.猶太人的意願與行動,可以為自那些年以來,許多轟動法國上下的醜聞和案件做出解釋,在1970,80年大之交尤其明顯,當時達其耶事件造成了強烈的情緒波動,促使法國首次援用不受時效限制的危害人類罪,而這條法律早在1964年就已通過.自從實際執行該條法律以來,所有提出來的申訴與所有接收的案件,都涉及法國政府的前任官員.然而,就算追溯過往是出於難以承認,難以解釋,難以合理化在國際間出現的種族滅絕的罪行,它仍然傳遞了法國歷史上,自德雷福斯事件以來一個常見的狀況:具有政治性而且與教會無關的反猶太傳統,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法國社會中畫出一道分裂線.天主教傳統的持續性,由於佔領時期的參與而激發並滋養出的左,右派劃分,反猶太主義, 以上要素形成當代法國在"身分認同"方面的破裂基礎.就像維琪這個危機一樣,對它的回憶和它自身數個相互衝突的表象,也關係到相同的對立價值.因此,對佔領時期的引用,無論它源自哪個陣營,涉及議題諸如社會或民族,平等或階級,國家或個人,道德與效率爭議,差異的排斥抑或整合,具有既定體制與組織的法國社會,也包括多民族,多文化的社會考量,在戰後法國引起各類議題爭論時,維琪的幽靈總會帶著或多或少的強度重新出現.
在法國人們一戰的回憶,主要是以國家為框架,但是對二戰的回憶就遠非如此,因為涉及到後續的民族國家重建問題,這樣的現象在許多地方都發生了類似的情況.這裡的民族問題毫無疑問是戰爭帶來的直接遺產,跨國的意識形態衝突長期於各個內在層面引起嚴重的民族認同危機,法國就是典型的例子,既不是唯一,也不獨特.但維琪症候群有它特殊的歷史,加上屬於各自主張偏好的傳播媒介,形成重大的分歧.會出現這些分歧大多是由於不同的單位與派系組織過的記憶,學術與文化的記憶,輿論的擴散記憶,這三類記憶之間共同交錯而生的,以至產生緊張的局勢與種種矛盾.這樣的歷史是由供需之間的波動所引起,對維琪的回憶首先是通過相互競爭的神話散布出去的.不過,這些神話除了重現最初的對立性之外,只證明了它們無法持續為整個事件,塑造出集體認可的表述.貝當追隨者的神話體系只想留住元帥的形象,發展出時間點錯誤的個人崇拜,不斷否認民族革命的政治特性,同時它也試圖重寫民族革命的歷史,採用試圖讓"國家級附敵行為的事實,維琪反猶太主義中特有的法國性質,以及該政權具有深刻黨派觀念與復仇心理"等現象被藏或消逝轉化,因此使得這個神話體系陷入了僵局.本來透過對貝當的判決進行復審,或將貝當的骨灰移葬杜奧蒙等象徵性的手法建立達成和解的想法,該神話系統是基於"和解"的想法,讓貝當成為法國是最大公因數.但無奈該神話無法在當代的政治環境中,培養出可以讓人接受的學說.這也是為什麼,一方面這個記憶化為不斷的謊言,時常帶著不大光彩的性質,另一方面,這個記憶只有在危機時期才具有真正的影響力,諸如冷戰期間,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造成政治辯論的激烈化,使得人們不大關注訊息所傳遞出的歷史真相,最終淪為無用.而抵抗運動的神話體系則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在共產黨人和戴高樂主義者的供養下,表達了輿論真實而深刻的渴望.儘管它是第四共和的建立基礎,但神話的正式成形是在戴高樂重新掌權後,並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後到達顛峰.這個神話體系也試圖改變佔領時期的真實面貌.戴高樂這一邊將抵抗運動"視為某種全法國都懷抱的理念",體現在將軍一個人身上,而共產黨卻是將抵抗運動描述為民族起義的大規模人民運動,誇大抵抗運動在人民中發展的程度.他們皆把維琪的角色看成是一撮叛徒,或指責說那是一幫資產階級.因此,抵抗主義就和貝當的神話體系一樣,削弱了內在爭鬥帶來的重大影響,即使在這些互相對抗的記憶之 間,它們的爭論就是內鬥最明顯的指標.所以當檢察長要求判處貝當死刑時,他自己必不知道自己在完全不自知的情況下指出了抵抗主義神話的潛在作用.正是抵抗主義神話固有的意識形態本質,解釋了它自身的脆弱,它忽略了同樣深受佔領時期影響的其他人的回憶,比如戰俘,他們沒有佔領時期的經歷,停留在一戰時的貝當形象,對各個事件的認知與其他法國人完全不同,又比如來自徵召強制勞動服務的工人,他們背負著羞恥的回憶.至於來自源於種族歧視而被關押至集中營的受害者,其中以猶太人居首,他們遲來的覺醒,適足以修正對戰爭年代的表述.抵抗運動人士本身中的許多人因為對戴高樂主義,或共產主義有所保留,所以也顯出了完全不同的回憶,於是在戴高樂去世之後,這部分神話就迅速沒落.於是訴諸論戰,譴責,辱罵的情況持續不斷,而且時有謊言出現,而最後就是對法國歷史的濫用,以上種種表現唯一顯示的就是後人對維琪時代編造出的神話是多麼脆弱.
因此,在有意遺忘和求取記憶之間,在必須壓抑和壓抑之後無法預料的回歸之間,在傾向忽略與渴望實情之間,就有了持續不斷的衝突.這些衝突展現在官方記憶,以及具有強烈動機故而組織良好的特殊記憶之間.前者以國家的名義舉行慶祝活動,進行篩選與審查.後者或具有地區訟訴案或具有宗教性或出自民間社團,等等.這些衝突也顯露在幾代人之間.那麼以上的問題與現象如何產生?因為政治需要全民合作時,所以需要一套能滿足合作的神話,而當政府要對抗冷戰敵人,又要重新編造一段神話,當以阿衝突發生時需要修正一段神話,而因為經濟落後需要振興又要創造另一段神話.神話的創制總是離不開政治需要,離不開當政者的需求,離不開國際現勢,但真實的事實呢?誰需要呢?好像越來越沒有人知道了.因為只要出現一個政治需求理由的需要,自然既有相伴的文人作家,劇作家,知識分子,媒體人,出版人為這個神話創造必要意識形態下的書籍,小說,詩歌,報導,觀點論述,乃至哲學觀點,從低端不入流到高大廟堂,他們全都能滿足,隨時可以創造新的觀點,角度,滿足了畏政治觀點,與政治服務的要求.至於這些人這麼做是基於私利還是偉大的思想,或個人的價值觀實踐其實對於廣大的民眾來說並不重要,他們已經被這些相關的作品,報導,奈至教科書,書籍的觀點給同化成其中任何一種政治需要的形體,大多數民眾的需要已經成了政客改造後的需要的同一產品,他們其實是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因為那個需要已經貝克客的需要替換掉了,除了接收洗腦,並無其他能力.
這件事一開始就做錯了,說了一個天大的謊言,以至於後來必須用一個又一個新的謊言去掩飾,去替代,去移轉.問題是,如果一開始就說實話呢?這就代表絕對沒問題嗎?不知道,也許真的那樣做後,二戰後會不會沒有法國這個國家,或至少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呢?不知道,也許報復的案件會比我們想得少,終至和平落幕,但也可能就是真的法法內戰流血成河,而有另一番不同的結局,畢竟歷史難以假設,更無法有甚麼標準選擇,說不定說謊,掩蓋,裝傻,等待時間過去幾代問題就會自然消彌了這種阿Q的想法才是最好的選擇也不一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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