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與品味: 隱藏在文化審美與流行趨勢背後的地位渴望( Status and Culture: How Our Desire for Social Rank Creates Taste, Identity, Art, Fashion, and Constant Change ,W. David Marx )
還記得那個年代嗎?王傑25歲出道,出道即巔峰;張雨生22歲開口就驚艷全場;小虎隊還是高中生,卻已經紅遍大街小巷.那時的明星,不分男女老少,幾乎人人都叫得出名字.全民偶像,是真的"全民". 現在呢?試著說出一位18到25歲的"全民級"偶像,可能會想到某個百萬訂閱的YouTuber,某個常出現在演算法上的網紅,但打開留言區,總有人問: "這誰啊？". 是所謂藝人變多了,還是人心喜好分散了? 網紅,藝人很多,偶像卻不再是全民共識. 娛樂產業沒變小,名人沒變少,但文化的共識卻碎裂了,為什麼? 這正是"階級與品味"這本書想探討的事,當某種文化不再是為"所有人"而設,而是為特定階級,某個風格,某種意識而生時,我們其實正在用觀看,喜好,打賞與追隨,劃分自己所屬的"階級".
我們都以為是基於喜好在驅動自身的文化選擇,但作者Marx表示,選擇背後經常是個人對於地位的渴望在操控,人是因為自我認定的階級,與對於地位階級的渴望去做這樣或那樣的選擇.像"階級與品味"這本書就能代表一種地位訊號,書是文化產物.它的行文方式,主題設定,參照脈絡,引用書單,幾乎全都鎖定了文化中產與創意階級的閱讀口味.你不太可能在捷運上看到有人在讀這本書,就像你不會在快時尚品牌的架上看到它封面的設計."階級與品味"既不是為大眾設計,也不是為"所有人"寫的書,是為一小撮自認為自己"懂文化"的人所準備的知識包裝.這本書談品味,但並不像布赫迪厄那樣專注於批判,不試圖揭穿這套文化與階級的戲碼,也沒有堅決的對資本主義提出結構性批判.它比較像是一種解構,讓讀者意識到地位與文化的連結間的種種變化與細節,卻不要是求你公然拒絕它,而是揭開帷幕,認人看見自己所選擇的風格,喜歡的音樂,關注的議題,背後是不是都藏著一種無聲的對階級的認同與追求?最多只要求你讀完後能不要太過重視地位與階級這件事.
但地位是人類的根本欲望,要人放棄追求,著實不易.正因為資源有限性,稀少性,需要分配的觀念,才有了經濟學,而這裡頭內含著等級排序的必然.名額之內,才得擁有,才是同一團體,所以會形成成不同團體,而區分與位階就是跟隨的必然現象.就經濟生活而言,生活品質會隨著地位提高而改善.儘管沒有社會是完全屬於菁英領導的,比起過去,現代人在決定自己的地位上扮演更主動角色.高地位等待著那些能夠在關鍵地位標準上表現傑出的人,這些標準就是財富,人脈,教育,事業,名聲等等.而遭排斥的個人可以在更重視他們的小團體中,尋找替代的敬重來源.人們渴望高地位,並害怕低地位,所以希望透過才能,貢獻,資產和個人長處來改變地位.地位是描述個人在他人網絡中的特定位置,以及在該位置上所受到的待遇,給人留下良好印象或得到認可,獲得的待遇就會改善,但要成為任何團體中被視為優秀成員,就需要遵循特定的規則,這正是地位和文化首次產生交集的地方.
想獲得地位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遵循團體規範,每個地位團體和層級都期望內部成員遵守特定的行為.地位和文化之間的第一個主要交集在於要獲得社會認可,不僅需要對團體目標做出具體貢獻,還必須遵從一套特別的"任意性"做法.為什麼說"任意",任意表示另有替代方案能達成相同目的的選擇,在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我們為什麼如此執著於社群的任意性做法? Marx給我們的答案是"慣例"(conventions),慣例能協助人類協調某些選擇.人們重複一個特定的做法,拒絕同樣看似合理的替代方案時,當中可能就會有一項慣例迫使大家做出相同的選擇.
一旦知道如何辨別慣例,我們就會發現慣例無所不在.它們表現出來就是習俗,即社群中彼此心照不宣的規則.在團體內部,習俗可能根本無從察覺,以至於我們只有在遇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時,才會注意到它的明確象徵.信念可能具有慣例的元素,所有的風格(style)也都是慣例,會以獨特的表達樣式呈現出來,藝術依賴慣例來創造美學體驗,許多慣例之所以形成都是作為公共問題的明確解決方案,當然慣例也可能自然而然地產生.為了讓一項慣例在社群中生根並成為常規行為,它必須成為群體共識的一部分.一個人知道某件事,知道其他人知道它,知道其他人知道他們知道它,也知道其他人知道他們知道他們知道它,如此無限循環下去.隨著時間過去,地位團體中的個人對於應該展現什麼樣的外表和行為,會發展出相互的期望.馬克斯.韋伯認為"地位團體尤其要為所有的慣例負起責任".在地位團體中,個人為了符合慣例而調整他們的行為,會使這些慣例轉變為社會規範(social norm).
Marx認為我們透過變色龍效應(chameleon effect)從家人,朋友,團體成員那裡學習慣例,在身體動作和言語上無意識的模仿我們的同儕.我們學到這些行為與某些意義和價值有關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與什麼相配,這個過程將慣例轉化為習慣.而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藝術,流行文化,組織規範等的集體,也許我們不能為文化敲定一個明確定義,但我們至少知道文化是由什麼"構成"的.慣例是文化的個別單位,我們指為"文化"的一切,包括習俗,傳統,時尚與跟風式流行,都以慣例的形式出現,最終將文化視為慣例.韋伯指出"社會地位最主要的表現方式,通常是將一種特別規範的生活方式,歸因於每個渴望屬於那個圈子的人.". 換句話說.生活方式既是社會等級的必要條件,也是其表達出來的方式.在以先賦地位為基礎的過往社會中,正式的規則和宣言管控著生活方式慣例,且不是所有慣例都是平等的,因此,每個慣例都有一個獨特的地位價值,反映了遵守它之後可以獲得多少地位. 一個較高地位團體專屬的慣例具有高地位價值,而與較低地位團體相關的慣例具有負地位價值.廣泛為人所接受的習俗則具有中性的地位價值.然而,正如我們會內化慣例一樣,地位價值也在我們腦中的潛意識層次發揮作用.具有高地位價值的慣例.在我們看來就像是夢想生活的美好元素,而具有低地位價值的慣例則顯得令人不安,有害或不道德,我們經常認為自己是受到其他價值吸引,例如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情感價值或特殊的個人偏好,藉以將地位價值的誘惑合理化.既然地位是相對的,地位價值也是相對的,社會學家布赫迪認爲對處在特定階層的人來說,一但它們實現階級躍遷,則"在較早或較低階層的那些人眼中,稀有且難以企及的奢侈品或荒謬幻想,會變得平凡而普通.".因為在地位階層上逐步攀升之際,人們也必須採行地位價值更高的慣例.瞭解和參與高地位的生活方式慣例,包括問候,難以察覺的喜好和非言語的溝通等,是獲得與維持高地位的關鍵環節.這種特別的知識稱為文化資本,社會學家Michele Lamont和Annette Lareau將之定義為"廣泛共有的高地位文化信號,用於社會和文化排斥".而要獲得文化資本,最容易的方法是長年理解高地位人士的品味,語言,行為和喜好.對於出身富裕的人來說,文化資本是具體而無意識的,但新貴階級必須從零開始獲取這種知識,任何尷尬或錯誤都可能暴露他們的局外人出身.在某些情況下,文化資本本身可能是有用的,但這種知識最大的價值,在於作為在高地位世界中獲得認可的手段.
於是在這裡就形成一個有趣社會現象的源頭.那些低地位的人,一方面試圖找尋增加經濟資本的手段,同時,他們也看見高地位階層的各種慣例,習慣,時尚,習俗,一旦他們有機會在經濟資本上獲得提升,成了新富階級,他們就會開始模仿這些高地位人的慣例,而原處於高地位的人為了避免這這些人壓低地位,所以會尋找更多個人特性慣例來表現,以顯出與對方的差異.地位的壓力給每個人帶來一組相互矛盾的需求,有人去模仿其他的團體規範,有人則試圖抵銷模仿競爭對手,於是又去追尋獨特但又不要太獨特.總之人們必須區分自己,為了獲得更高的地位而展現個人差異,同時還得模仿所屬團體的慣例,以維持普通地位.對於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使得人們必須在純個體性打破所有已知慣例,與完全服從團體慣例之間的光譜上,選擇一個位置.人們在這道光譜上的位置,應該與他們當時的地位水準相關.高地位的人會潛入獨特的深處,而不安的普通地位成員則堅守低淺的模仿端.在判定我們於模仿與獨特之間光譜上所處的位置時,先賦地位類別也發揮作用.對於具地位劣勢的人來說,提升地位最有效的方法是清楚且大膽的仿效.相較之下地位優勢者可以追求更隱而不顯的個人獨特性.一方追逐一方,被追逐者又在逃避後面的追逐.模仿與區分的特定平衡會決定我們的行為,也會決定我們是誰.
這種地位高低和獨特性之間的連結很重要,因為我們將看到地位如何影響創新性,也就是採納新行為的傾向,根據Marx的看法只有地位非常高或非常低的人更有可能嘗試新事物.關於我是誰的這個問題上,我們現在瞭解找到清楚答案時面對的種種困難,其中我們談論的究竟是哪一個"我"? 在Marx看來這個"我"有三個:人格面具.身分和自我.傳達表現個人地位訊號時,人們會建立人格面具,這包括可觀察的整體組合,品味,感知,固定特徵,以及人們從成長和背景中吸收的提示.他人利用這個人格面具,來判斷我們的身分.同時,在我們的心中有一個只有我們知道的自我.人格面具.身分和自我絕對是不盡相同的,為了地位而進行的種種增添,刪減和修改.可能使我們的人格面具感覺像是自我的替代.消毒和人形立牌版本,如果別人根據這個經過大幅編修的人格面具將我們歸類,我們的公開身分可能會與真實的我相去甚遠.我們的人格面具會迎合普通和高地位的要求,我們的地位決定了我們對地位象徵的需求,以及我們對獨特性的渴望程度.身分似乎是地位評估的結果,而自我會在無意識層面吸收與地位相關的欲望,並將這些欲望合理化為真實的個人想法.因此Marx主張人們應該放棄追求能超越地位的身分的幻想,因為即使是那些退出社會,過著苦行僧般孤立生活的人,在外人眼指中最後也有地位.且Marx引用社會學家Thomas Frank的看法"如今幾乎沒有什麼比文化叛逆者的形象,那種抵抗機械文明權威的個人主義者,更受到大眾媒體青睞.".也就說明他認為獨特性具備地位上的超越能力,但同時人們也非常尊敬那些致力於正直.救贖與宇宙和諧.認真投入且自律的人,因為即使是最獨特的個人,也會與其他人有許多共同之處,我們所能期望的,頂多就是在我們人格面具邊緣所創造的相對原創性,同時.並非每個人都需要為了與眾不同而與眾不同.對那些高居頂端的人來說,追求獨特性對於獲得更高的地位很重要,於是變形四種常見的地位策略:表現的比地位標準更佳,假裝成高地位的人,將地位標準改成對你有利,組成新的地位團體.
Marx認爲有趣社會現象在於,那些新富階級的到來,他們是透過改善經濟資本而得以晉升的,這個新富階級消費品味喜好的特色有二,媚俗(kitsch),炫耀(flash),好華麗亮眼,看來充滿能展現金錢,高檔的文化特色.媚俗雖然令人愉悅,但其無所不在的特性,也代表它並不能提供任何提升地位的功能.想在訊號傳達時取得優勢,需要脫穎而出.這鼓勵了一種炫耀感知,亮眼與招搖的美學,通常經由購買低層次的奢侈品來達成.但新富階級渴望最新,最大和最亮眼的東西,而舊富階級則追求質樸,古老和低調.在"有閒階級論"中范伯倫預言新富階級和舊富階級之間的感知最終會分道揚鑣.一旦有閒階級內部需要區分,喧囂的裝扮就會被視為"冒犯",並被較不易察覺的支出跡象所取代.這是個人以他們最獨特的資產來宣示地位時的明顯結果.新富階級以經濟資本發出訊號,另一方面.舊富階級則在他們地位優越性的持久性上具有優勢,這可以透過社會資本(與其他富裕家庭的緊密關係)和文化資本來證明.在一個僅透過財富來決定地位的世界中,新富階級會升至階層頂端.對這種結果的擔憂促使舊富階級根據品味來建立新的圍籬.因此,舊富階級開始利用追求地位策略三,即轉向將地位標準改成對你有利的方向前進.為了中和新富階級的訊號傳達力量,舊富階級拒絕赤裸裸展示他們的財富.他們強調質樸和淡漠,並在需要傳達訊號時,運用強調富有的時間長度,而非財富多寡的地位象徵.在經濟學中,這種技巧被稱為反訊號傳達(countersignaling),這不是不傳達訊號,只是反對基於純財富的任何訊號.而美國的上層中產階級受過菁英大學教育,在大城市裡從事高薪工作,他們已經累積了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的平衡組合,他們不像新富階級那樣富有,他們的文化資本是學習而來,並非自然體現.但在教育和企業生涯獲得成功之後,他們已經磨練出批判性思維,因此,專業階級感知主要集中在智慧,高品質和不尋常的選擇上,對品味本身的強烈信念,因此即使專業階級的有志之士不能被視為真正的舊富階級,但他們擁有足夠的分析能力,能夠解讀文化符碼,融入上流社會.企業則為那些階級的地位策略生產特定的商品,作為地位象徵.最終的結果是社會的文化產品和風格慣例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來滿足階級區分的需求.具體而言新富階級在訊號傳達時,使用經濟資本會刺激昂貴奢侈品的產生,如跑車,豪華轎車,豪宅,遊艇,避暑別墅,設計師服裝和家具.舊富階級的反訊號傳達,以及對於古舊感與文化資本的重視,激勵企業製造具有實用吸引力的經典,質樸商品.專業階級透過資訊進行訊號傳達,為中庸的大眾媒體,消費者指南,功能性商品,工藝品,以及舊富階級生活方式的複製品,創造了一個市場.弱勢者想參與文化和超越同儕的渴望,促使企業提供媚俗和炫耀的入門奢侈品.
對於那些尚未進入新入新富階級而為在地位階級底部的人來說,想改變只有利用追求地位的策略四,組成新的地位團體這個方式.次文化提供了一個目的地,使離開變得更容易,這項地位策略有一個重大缺點,即次文化中的個人只能獲得近距地位,而且如果團體的基本地位標準與主流相去太遠,加入次文化將造成個人全球地位的重大損失.1960年代中產階級青年感受到自己的反叛精神,放棄了父母墨守成規的習慣,形成被稱為反文化(countercultures)的另類地位團體.與次文化相比,反文化往往支持明確的意識形態,成員也認為這些意識形態優於傳統規範.但次文化與反文化卻創造了一些在流行文化上成功,雖然不意外的是主流社會對另類地位團體出現感到憤怒,因為這些團體的存在冒犯了主流的地位信念,容忍次文化的行為.等於承認主流規範的任意性是危險的,因此次文化與反文化往往被描繪成現代的民間惡魔,所以儘管次文化與反文化在流行文化上取得成功,它們從未推翻過現有的地位體系,雖然如此,但在拒絕基本慣例的過程中,次文化與反文化等這些反傳統者正式因為能挑獻出獨特,原創和真實而變成傳奇.而偏偏這種獨特,原創,卻又是舊富階級所依新追尋的.一旦次文化資本成為創意階級傳達訊號的標準,那麼那些原先屬於少數族裔和工人階級的俚語,音樂,舞蹈及風格,就成為有價值的訊號,也因此20世紀的另類地位團體開始成功地改變了文化流向.在過去的嚴格階級社會中,經濟資本和權力確立了嚴格的地位階層,慣例先從富人流向中產階級,再到窮人.但在一個次文化資本具有威望的世界中,舊富階級會刻意借用貧窮團體的構想,或進行文化拼貼或混搭,最終次文化團體或許是人格面具塑造的先鋒,就成了一種新的有效的地位區分手段.
次文化存在最重要的功能,也許就是它觸發了文化變遷.所有的文化變遷最終都是在描述一群個體放棄一種慣例,轉而接受另一種,而最能解釋所以變化的原因,就是尋求地位.但這就將我們帶到解開文化大謎團的最後一部分"我們為什麼會隨著時間改變行為,以及為什麼有些行為會持續存在?".因為現代的地位結構本身,會使時尚成為一個不可避免且永無休止的過程.時尚說明了現代世界中最常見的文化變遷形式,雖然並非所有人類行為都是因為地位的原因而改變,也不是文化變遷的每一個例子都以時尚開始,但Marx指出人們所認為的大多數"文化"行為,都是透過時尚循環形成的,其中個人為追求地位價值而採用新的慣例",他進一步引用社會學家艾佛瑞特.羅傑斯對創新擴散的權威理論充分證實了追求地位在文化變遷中的角,那就是"發明"是一個新的想法,而"創新"則描述發明的使用和廣泛應用.因此原則上理性的人類只要意識到並且負擔得起,就願意接受更有效率的技術.羅傑斯知道要將創新的擴散視為一個社會過程.個人會在人類互動的架構內做出採納決定,他注意到採納過程是在五個不同的團體中依序進行,他稱之為創新者,早期採納者,早期多數者,晚期多數者和落後者.個人根據羅傑斯所稱的創新性的特質,也就是個人比社會體系中其他成員提早採納新想法的程度,這種創新性的分布並不平均,創新者非常少,早期採納者只有一小批,大多數人屬於多數者團體,然後還有一小批落後者.而這其中最能接受創新引進的便是舊富階級,與最低階級的群體.羅傑斯的擴散模型中,半高地位的個人稱為早期採納者.他們通常是專業和創意階級的成員,因為這些團體是媒體的重度消費者,能搶在其他團體之前就獲知菁英慣例.此外,他們具有開闊的視野,知道許多另類慣例,且接受打破傳統.最重要的是,他們透過品味來傳達訊號,這促成了一種跟上潮流的責任.在他們的半高地位上,只要不偏離團體規範太遠,他們被允許有一些個人獨特性,早期採納者追求體現在菁英慣例上的地位價值,因而創造了文化實踐的下滲流.19世紀社會學家蓋布瑞.塔德認為文化流動是一種社會水塔,一道源源不絕的模仿瀑布可能從那裡落下.在封建時期.這種涓滴效應很明確.然而,二戰後的時尚潮流扭曲了涓滴效應的隱喻象徵,隨著次文化資本對創意階級傳遞訊號的重要性增加,高地位團體開始擁抱以前的低地位慣例.
這創造了一個結果,就是時尚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追逐與逃逸過程".低地位的人透過模仿高地位者的慣例來追逐他們,這迫使菁英逃向新的慣例.由於這種脫逃將導致另一回合的追逐和逃逸,時尚創造了永恆的文化變遷,而地位則充當動力.因此,時尚類似永無止境的賽跑.但文化賽道上的跑者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奔跑,朝著菁英.這就像賽跑一樣,沒有突然後退或曲折的跑法.但賽跑有著賽道,時尚卻沒有終點線或最終目的地.人們可以選擇放棄,但要競爭就需要不斷奔跑.這就創造了追逐地位與文化變遷不斷地循環關係.但是,這種循環關係推到極致,就是最終影響地位的依舊回到經濟資本,與生產關係來決定,這是因為經濟邏輯與地位邏輯表面上是衝突的,但是經濟邏輯的生產面必須投向大眾,這使得大眾文化唷種簡化的創新進入了高地位慣例的視野,最終使得地位邏輯趨同於經濟邏輯,也就是資本主義下的階級構成品味是由生產邏輯來決定,這使得經濟資本超越教育資本,文化資本成為決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早期採納者也罷,低地位者也罷,雖然他們都是能接受創新的人,但是商品需要根據大眾品味來調整內容,這樣就降低了原先訊號的作用,既不偏向低地位破罐破摔,也不走向曲高和寡的孤芳自賞.所以生產邏輯影響了電影內容,歌曲,電視節目的形態,商業市場對文化生態系統至關重要,因為大多數慣例都在銷售的實體商品中體現,大眾商品,大眾文化成了主體.
人口中有大量的人真心接受一個新慣例後,該慣例就會產生自己的重力,吸引更多採納者.在擴散過程中的這時候,採納的主要動機從追求高地位的區分,變成為了普通地位而模仿.人們之所以採納,是因為其他人採納,即所謂的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然而,廣泛採納會消耗殘餘的威望,大眾文化慣例只能傳達普通地位,如此而已.但失去獨特性也帶來了新的優勢.所有流行的趨勢都有低風險的保證,如果模仿者遵從,而團體是錯的,那他不會有什麼損失,他只是與其他人一樣愚蠢,所以其他人無法指責他.大眾文化也透過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獲得新的力量.越多人採納一個慣例,該慣例在與他人互動和交流上就越有用,這替永恆時尚循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大眾媒體和大規模製造商確保我們瞭解的遠超過直接觀察的範圍,並消除參與的障礙,因而加速了時尚循環.這將鮮為人知的慣例迅速轉變為廣泛的社會規範,企業之所以能夠實現這一點,是因為它們瞭解人類對於地位標記的根本渴望.
快速時尚循環中,.短命(ephemerality)對流行文化來說並不新鮮.在1955到2005年之間,將近一半的排行榜樂手都只紅了一首歌. 瘋傳內容很少成為具有任何永久性的文化.它提供我們幾秒鐘的娛樂,然後就像溫暖日子裡一場突如其來的怪異暴風雪一樣立即融化.這種瞬息萬變的特性,正在網路世代來臨而推波助瀾,或許使病毒式瘋傳內容成為21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式,這是一個充滿龐大數量,深度特異性和飛快速度的時代,少有個別的文物,藝術品或慣例在社會中留下痕跡或改變歷史的軌跡.病毒式瘋傳文化缺乏深度和分量,它創造的新感知或風格寥寥無幾.在這種訊號傳達頻率增加的情況下,讓我們對許多傳統的地位象徵感到麻木,當大眾文化瓦解時,它不會重組成一個不同的大型文化.它反而會變成數百萬個微型文化,以各種難以理解的方式共存與互動.這種情況表面上有點像是向早先少數屈從於主流消費的一種復仇,但是,所謂的主流也是相對的,數百個微型文化中,當長尾將人群分散到稀疏的小眾市場中,一個熱門商品只是描述最大的小眾市場,就像本文一開始所描寫的百萬網紅就是這種小眾市場的勝利者,與1980,90年代當紅藝人主流是完全不一樣的市場狀態.在新興的網路世界中有這這四大結構內容特色,一是內容爆炸,二是隨著全球財富增加而來的極繁主義與極簡主義的衝突,三是開始拒絕將"品味"作為正當的區分方法,四是會發生"復古狂熱",對過往的過度評價,以及"嗜新狂熱",對過往絕對的拋棄這兩種極端團體.而這四個特色都更加降低了當代文化作品的地位價值,它們同時更將文化資本加速貶低為一種資產,使得流行度和經濟資本在標記地位上變得更為重要,而這與我們想像中的狀態是根本相反的,也就是經濟資本的力量到了網路時代更是完全碾壓文化資本,任何所謂的精緻的,人文的,過往舊富階級獨有的慣例將被迫讓位,甚至消失,也就是作者認為資本主義下,生產結構,經濟資本導引地位所產生的僵化品味,會導致藝術停滯,媚俗文化當道.
這本書嚴格說來其實是在探索地位的影響.根據作者引用的書籍,行文的風格,與文意中透露的思想,他的本意應該是反對人類社會過於看重地位這件事,同時想強調文化應該是多元多種發展的特色,厭惡資本主義,與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社會結構狀態,權力狀態.所以當他經過多層次的解構,說明,分析,他發現即使在今日網路世代裡,看似繁花似錦的多元文化,多樣品味消費型態,看似地位的重要性被多如繁星的訊號給稀釋,散射變得模糊性,加重了隱藏性,但實際上,這更恰恰只是消彌了多樣性下的主流化,大眾文化的結構,走向更多種小眾商品,但其實地位價值背後運作邏輯的力量依舊是商品化的經濟資本力道,原則上並沒走改變地位在人們心中的重要性,同時,更沒有走出Marx不喜歡的資本階級價值成為世界的自然秩序結構.因此,總結中,作者提出了如何讓地位價值重要性下降的做法,一個是抑制人們對於高地位的追求,一是鼓勵人們追求激進的創意.但我以為他在兩項下提出的建議方式略嫌空洞.什麼叫組織增加人們在高地位時的責任,以維護平等!?看起來,言之成物,但其實施行上很難有著力點.至於預言未來媚俗文化當道,精緻藝術甚至嚴肅文學逐漸消失,這些狀態恐怕都不會是未來式,而是進行式,從當前世事來看,作者對於全面網路世界引發的極簡主義,小眾分化,最終有些慣例將撐不住市場結果的淘汰而走向消彌,應該算是精準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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