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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一部歷史  

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A History)

 

  挺湊巧的,閱讀期間恰好在烏克蘭境內發生飛彈擊落客機事件,雖然烏克蘭曾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甚至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起源相同,但它曾被蘇聯視為可能的民族敵人,特別是在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即蘇聯的勞改營中,被當作人民的敵人而殘忍的加以迫害,跟猶太人,日耳曼人與其他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等集體都在勞改營中遭到極端凌虐,所以今日國際地緣政治的紛爭實在是許多隱藏其中的歷史糾葛融合而成,絕非單一個獨裁領導者的霸權心態能完全解釋,當然比起獨裁者,現在這種世代集體意識恐怕更為恐怖,因為多數人創造的獨裁比一人獨裁更難改變,民族敵人,階級敵人都不只是歷史流行的名詞,它們到現在還在被使用,只是換了一件新衣服新包裝而已.古拉格不只是一段悲催的歷史,這本書許多有趣的意義是潛藏在內文中,等待者讀者去感受,當作者Anne Applebaum搭船經北海要到索洛韋茨基勞改營舊址時,船上的俄羅斯旅客非常歡迎他前去旅遊,但一聽到作者是為了勞改營的歷史而來,不禁臉色大變,"你為什麼不去看我們的經濟,文化發展","為什麼要去看勞改營?",這種對於過往殘酷的歷史的拒絕回顧與承認竟會是這個國家部分人,或是大部分人的態度與觀點,顯然即使明顯是歷史過程中的受害者,也可能同時具備著雙重的人格身分,因為能夠活存下來的,是否可能同時隱藏的加害者個基因與過往,所以漠然忽視比起高談闊論才是合理的反應回饋?這不是一個標準答案,而是一種可能,但是做為人,就不能忽視自己成為這種可能,我們不必憂慮別人是否被洗腦,而是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早被洗腦而不自知,讀歷史看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你自己,因而當人們高喊毛主席後頭加萬歲與高喊xxx後頭加當選,依我看來兩者本質上其實沒有差別.

 

  這一部歷史也許不陌生,索忍尼辛曾經寫過,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得獎的光環加上1980年代本地仍處在戒嚴時期,執政者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曾吹捧過索忍尼辛與他的作品,包括古拉格群島,伊凡索尼維奇的一天都是主流閱讀者的選擇,對於蘇聯勞改營議題自是不陌生的,事實上小說伊凡索尼維奇的一天還曾是赫魯雪夫用做批鬥個人崇拜的工具,曾幾何時索氏作品也在不經意中當了極權獨裁者的傳聲筒,為的只是剷除可能的政敵與史達林崇拜. 時至今日,在一個已解除戒嚴政黨二度輪替的環境,加上蘇聯解體消散的新時空背景下,沒有了這些政治需求與意識形態干擾,純粹是一個人性本真的需求,這樣的改變也是一種趣味.偏偏這趣味是由簡體書開場,序文裡有一部分分析了納粹的猶太人集中營與蘇聯的勞改營的異同,那麼書寫簡體字的閱讀人是否有感到自身的歷史黑箱,在古拉格之後也有牛棚,北大荒,似乎正是古拉格這種極端政治控制的延續?我不當他們的出版者藉蘇聯反諷時政,而是看成是一本普通的歷史作品,道德或是政治制高點不是這本書閱讀的重點,我們看的是集體主義與共同意識的一段荒謬時空,同時也能引領我們對一些陌生地區與民族歷史的想像起點,且藉由這些故事背後所推衍出的國家主義與問題起源.畢竟從這本書的附註中,我們知道關於蘇聯勞改營囚犯的回憶錄成百上千,數量龐大,每一個故事後面都有屬於它的哀傷與痛苦,如果只是要讀得這些悲劇,那麼這本專述的歷史作品可能遠遠不及,但是歷史作品較個人回憶錄的許多差異中,有一點是相當值得反思的,作者Anne Applebaum在文中也指出過:能夠撰寫回憶錄的人都有一定的條件,除了個人的文字能力外,很有可能個人曾經順應時代生存需要而做過的壞事都不會出在回憶錄中,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我們認為存活者偏差的,所以比較起回憶錄與文學作品,歷史敘述也有它作為獨立存在的必要.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古拉格建立以來,俄共最初的想是透過勞動來改造政治上的敵人,當時政治犯和刑事犯分開管理,因為當時還處於要將社會主義制度強制灌輸給所有人的階段,目的以教化教條化為主,但後來古拉格的規模越擴越大,它的管理建制機構和目的也逐漸變化,彼此之間也產生了差異.人們在這裡遭到毫無人道的對待,各種殘忍屈辱的境遇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人在此刻已經毫無尊嚴,生命本身成為了最不被尊重的東西,那些極為殘忍的手法讓人不忍目睹甚至難以想象,而這些行刑者和囚犯又很有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後發生角色互換,這是人性的真實還,也是歷史的玩笑,,古拉格持續了它政治改造的功能,民族的敵人,人民的敵人一個個被收攏其中,慢慢的它的功能發生變化,貝利亞掌權後,古拉格成為創造生產力的地方,為了計畫經濟,古拉格里的犯人成為廉價勞動力,按照著政府所設立的每種工作勞力的標準而執行著各種任務,從採礦,伐木,鑽油井,到修築運河,在不科學與無技術的背景下,試圖創建出最高領導所期待的成果,但是這種高度奴役的制度,並沒有創造出該有的經濟產出結果,根據科學性的統計,在大規模設立的古拉格中,沒有一個創造出的經濟價值超過它的設立成本,每一個勞改營是是上都需要從中央獲得援助才能生存,而不科學的人力勞動,雖然讓多數的囚犯都超時工作,但因為達不到工作產出的要求,於是囚犯多數只能得到相應低產出的糧食,長期如此因而餓死病死自殺的人難以估算,這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真實歷史,並不是單純從馬克思資本論的研讀能得到的結果,很不幸,即使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頌揚馬克思的主張,甚至宣稱強大的極權政府不是馬克思的原始主張,卻沒有思考過為什麼真實的世界中宣稱施行馬克思主張的國家出現這種極權政府必然性,一定有其內在結構必要,而這正是馬克思沒有想過或錯想的,而勞改營經濟效率低落致收入不及成本更是早就被海耶克米塞斯給料中,正是因為缺少了市場價格的評價所成.

 

   古拉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布爾什維克黨先天存在的意識形態有關,當人們以政治身份來判斷一個人有沒有罪或行為正確與否時,實際上已經代表了一種價值暴力,強迫意識形態的暴力,這在革命年代暴力理論盛行的社會背景下,是為很多人所認同與奉行的,一個人可能因為他是富農或者投機倒把而遭到流放,這種判斷是隨意的,主觀的,有意識指向的,因此,在這套系統下,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因為政治身分定義的改變被捕或處死,沒有人是安全的除了獨裁者之外,所有人都可能因為各種原因被捕,古拉格作為具備生產能力的囚禁體系,兼具懲罰與生產的功能,按照Applebaum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史大林相信通過勞改營這樣的機構,能夠生產出大量工業品,創造出繁榮的社會經濟,而這些囚犯是不需要支付大量人力成本的,同時勞改營還能提供政治清洗,打壓政敵的功能,因此具有高度的極權性是這套系統能夠運作的重要因素,如果沒有威權獨裁者或極權政府意志,這樣一種有違法制的體系建立,隨時都可能遭到大眾的抵制對抗甚至予以挑戰推翻的可能,這些不是在資本論中能得到答案的.在合乎人權法治的系統中,監獄看守對囚犯實施暴力行為是違法並被禁止的,但是,在古拉格這種系統下,,囚犯實質上不是通過法律體系判定的,是由隨意的條件定義出來,整個古拉格系統中,看守與囚犯的關係是由政治身份來判定,所以只要政治正確,即便虐待囚犯甚至殺害囚犯也能夠被接受,政治正確必然需要通過政治站位來表達,而囚犯是人民的敵人,所以虐待囚犯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行為,在囚犯群體中,刑事犯往往也可以借用政治身份優勢,對政治犯實施暴力行為,從政治犯身上獲取食物和利益.勞改營內食物稀缺用品匱乏,居住條件惡劣,還要面臨古拉格管理系統的懲罰,與囚犯之間爭鬥,在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下,一個人首要考慮的將是怎樣活下去,真實的人性就在這種時空上演,所以書中可以看到為了能夠到醫院休養逃避勞動獲取病人配給的食物,囚犯不惜吞玻璃,用釘子釘睪丸等手段自殘,因為這樣就能到醫院接受治療,那兒有走路臀部一搖一晃的護士,有麵包牛奶,幹凈的衣服和舒適的床,住進醫院是暫時逃離勞改營的一種方式,而為了這種短暫的享受,各種殘忍的自殘行為將被理解.


  
  閱讀這些歷史,並不是為了再一次感受過往的苦難,追憶苦難也不是為了批判歷史,而是希望通過展現這些歷史,喚起人類心中更多的愛.
Applebaum採用許多人的估計後分析得出古拉格體系中被強制勞動者的總數達到2870萬人之多,而約有近274萬人被殺害,無疑是人類歷史的一場悲劇,而以上的數字還不包刮在蘇聯集體主義下大清洗與引發大饑荒所死亡的人數,據估計超過2000萬人,但在這樣一個系統崩潰,甚至連蘇聯已都消失了二十多年後,還是有數不清的爭論與質疑,以至在俄羅斯旅行時,大多數的居民都對古拉格的歷史表現出冷漠和沈默, 我們常常錯誤的認為,人類的歷史是線性發展的,未來總比現在要好,但事實上只有先行明白過去,才有基礎能裡解現在,也才可能真正知道我們要去的方向.獨裁者或極權政府從來不希望人民真正了解他們自己,Applebaum認為後蘇聯時代俄羅斯人對古拉格的集體沈默,不能不歸咎於繼續掌握的前共產黨人出於自身私利的考慮,但這種持續的失憶,最終可能延續古拉格的陰魂,只有當人們了解和思考古拉格越多,古拉格就越難在現實中復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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