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La Peste,Albert Camus)
這一本應該挺適合當下的時空來看.突發流行疫病下的封城,看各色人物的應對變化.現實生活裡的疫情對照小說,至少我們知道對小說內容的認知沒有過去人以為的荒謬,其實還挺現實的,反而現實裡無限迴路的官方採購疫苗說法還比小說更荒謬.
故事的背景在二戰後法國北非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第三人稱敘述者由發生老鼠大量死亡的事件展開,首先藉由李厄醫生察覺城市街頭突然出現的病死鼠與不明原因死亡市民間的關聯,直到明白鼠疫可能在奧蘭爆發蔓延聯想到了歷來鼠疫肆虐的結局,不由得添上許多憂思.這場突然出現的疫情,因當官方有意無意的遲延,隱瞞,漠視,最後只能以封城來控制疫情.在那個疑似鼠疫卻不能言明的時期,多數市民視突發的疫病與己無關.直到封城,突然改變的城市樣貌,從個人行為,街市互動變化,原來城裡的人還執著在個人的情感與雜務上,此刻卻擔憂封城後的分離,擔憂無法與所愛之人再聯繫,擔憂鼠疫歷來恐怖的結局而開始感到惶惑不安.直到疫情變成一個無法忽視的事實,不同的人開始有了不同的思維與行為轉變.神父潘尼祿以宗教的力量帶領眾人祈禱擺脫痛苦.城市觀察者塔盧向李厄醫生提議成立衛生志願小組,與李厄醫生一起面對疫情可能發生的各種混亂狀態.原先堅持要離開奧蘭的記者藍柏和公務員葛朗則決定加入衛生志願小組.原本私人獨自面對疾病的孤獨此刻成了大夥處在同在一危船上的共同體.持續了十個月之久的疫病隨後又毫不猶豫地突然離開了,原先效用不大的血清開始發揮功效.但就在疫情漸漸消退之時,塔盧忽然染病過世,潘尼洛神父也疑似因鼠疫,因此雖然眾人沈浸在解封的喜悅中,但小說裡這位第三人稱敘事者李厄醫生卻始終沒辦法從這個結局當中感到快樂,對他而言鼠疫並沒有消失,只是暫時離開,它們雖時都可能再次襲來.
一看就知道故事不是這種小說的重心,這本與"異鄉人"有一種共通點.卡繆利用鼠疫製造了這樣的一種狀態,就是人被困在一種無法躲開的情境裡,這與"莫梭"的遭遇一樣,莫梭面對困境是揮刀然後被判死.那麼困境程中的人們呢?.因為圍城裡不只一人,不同人所展現的應對各自有其因果,這是較異鄉人能夠呈現更多的地方,選擇對抗可能如莫梭的死,也可能有另一番結果.當然,疫情狀態未必等同荒謬情境,它不是事實問題,而是感受問題,關鍵在於人對於現實狀態感受,就像莫梭的遭遇是否是情境荒謬也只是對於莫梭而言,所以甚至讀者都未必要有同等的感受..
李厄醫生,一個可能已對生活不抱幻想的人,何以如此說?小說一開始送妻子去遠方休養治病,本就是個奇怪狀態,他自己就是醫生,何必要將妻子送到遠方醫治?顯然必有疑難雜症在身,雖然整篇小說都未曾對此著墨,直到結尾才傳來妻子病逝的消息,但讀者應能感受到由這個開頭情節後醫生身上散發的陰鬱味道,所以作為第三人稱的實際上的第一人稱角度,文風始終以平靜近冰冷的語調來描述這場災難,除了外插塔盧生前的紀錄時方有所不同.但是在實際對抗疫情作為上他是一個富有人道精神的醫生,疫情發生之後他關心公眾健康,為之日夜操勞,並有意識的站在染疫者這邊,希望跟大家,跟同城的人們,在共同信念的基礎上站在一起,從此人身上所折射的是一種態度,表達生活在無可退讓的狀態中的人們除了迎向它,反抗它,別無他想.記者藍柏在疫情中卻一直做著個人主義的抗爭,個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這與李厄並不相同,他是因為公事被困在奧蘭,始終以此城的"局外人"自居,一心想著他的情人在巴黎等著他,所以嘗試過各種方式想逃出城去.他並不相信英雄主義,他感興趣的是為所愛而生,為所愛而死,但他最後還是選擇留了下來,因為在疫病這件事情上不管我願不願意,此刻我就是這奧蘭城裡的人,傳染病災難降臨,就不再是單純個體的事情,其他的個體也會影響到我的想法自然而生,因此他雖不是集體主義,卻也因此不得不以幫助集體就是為了更好的個體來考量,他留了下來,選擇面對鼠疫,和組織衛生防疫組織一切工作,表面上是為了集體,實際的核心仍是個體主義出發的.所以最後鼠疫結束城門打開,他卻沒有了開始時那種迫切想見愛人的激情,甚至有點懶散,鼠疫結束得太突然了,他失去了在疫情中他獲得的一切個體價值,所以他得花好長時間重新來適應生活與環境的轉折,回到舊生活的軌道裡.
塔魯是一個精神道德上的矛盾體,年輕時旁聽了父親主持的一次審判,他的父親在法庭上判處被告死刑,從此改變了他對父親和整個世界的看法,他以為人們每天所做的事都像是在從事謀殺,庭上的被告可能因為謀殺才上庭,但法官以他們所認定的罪行判處另一些人的死刑,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型態的謀殺?那麼誰來審判法官?.塔魯覺得沒有人沒有這種權利,卻也沒能想到更好的避免這種情況的辦法,因為他同情的受審者與受害者往往也是兇手.於是他選擇了自我流放,離開了原來富裕的家庭與前程.所以在疫情中,他很快明白表面上是與鼠疫對抗,消滅鼠疫與治癒患者,實際上自己卻始終是個生活上的鼠疫患者,一個謀殺的同盟者.從他放棄過著世俗殺人般生活的那時起,他就對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他就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受害者一邊,以便對損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當中,他至少能設法知道怎樣才能達到安寧的境界,而通往安寧的道路就是同情心.塔魯在奧蘭這個被鼠疫徹底征服的城市裡,用行動回答了他對李厄醫生提問"一個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樣可以成為聖人?"這裡有相對反上帝的意思,指得是連上帝也無權審判他人,因為這在塔魯的觀念裡,無異就是加害者是劊子手,難道上帝有權決定他人的生命?他有權做個例外的劊子手?在他寬容的精神道德中,這樣上帝豈不犯上了殺人罪?而塔魯的這個角色,與故事裡神父潘尼祿的言行對比,簡直是個相當嚴重且嚴肅的話題,一方面呈現了作者對於宗教教義經典言行的質疑,呈現出宗教信仰與儀式的虛妄無用,人們精神因此而來的短視與潰敗.人類的不仁難道躲在宗教的羽翼下就能夠自以為是的掩蓋實際的罪行?.塔魯在鼠疫要消失的尾聲,在城門就要打開,整個城市都在憧憬著未來生活的時候,成了這場瘟疫的最後的殉葬品,它讓塔魯呈現出一位聖者的光輝,也讓宗教成了文本中的虛無.
科塔爾和葛朗則代表了鼠疫中的兩種普通人.科塔爾犯了罪,帶著恐懼一度自殺.鼠疫的到來導致行政體制的改變而淡化了他原先恐懼被揭發的罪行,至於他犯過甚麼罪,文中並無交代,也非重點,而是用他來呈現讓塔魯感到道德矛盾體的那種人,從頭至尾科塔爾都利用疫情來走私商品牟利,鼠疫的出現相讓他感到紓解甚至興奮.這讓他相信與其一人擔心受怕於一件私密的個人陰私,這種大家一起對一件事情的恐懼要還更令他要鬆鬆得多,以致在鼠疫最猖獗的時間裡反而顯得較他人更大膽活躍,不斷出入社交場所,參加了志願防疫組織,走私稀缺商品大發橫財.但當他確認鼠疫要結束一切將恢複正常,屆時警察會來找他,他這個鼠疫同盟者的末日就來臨,又將讓他回到鼠疫前的孤獨狀態,所以他瘋了對人群瘋狂射擊,最後被警察抓了,走上了他一直恐懼走上的道路. 而葛朗一直是個小人物過著庸碌的生活,但是他並沒有其他諸人這樣那樣的苦惱,疫情發生後,他加入了衛生防疫組織,沒沒無聞任勞任怨兼職起工作起來.在它公務員的本質外,防疫與寫出一本代表性的作品佔據了他疫情時期的全部時間,但他樂此不疲.從作者一貫的想法裡,這人反映的是對於困境生活中的無意識反抗,雖然他最終也被鼠疫侵蝕,但他真實的生活裡卻有著自以為的快樂與意義,他沒有李厄那樣的學識,沒有塔魯的哲學精神,他就是一個普通的,無識的小人物,但他的反抗顯然是與前述的科塔爾完全相反,不過生活裡給予的困境雖然被突破,荒謬的是這樣人面臨瀕死與科塔爾的暫且偷生的諷刺.小說的敘述者在這裡說了若一定要在這篇故事中樹立一個英雄形象的話,那麽就得推薦這位無足輕重和甘居人後的人物,因為他讓真理回復,把英雄主義置於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後.
葛朗的痊愈是疫情發展的轉折點,從這裡開始鼠疫開始莫名其妙的消散撤退,這應該是作者安排的與"異鄉人"不同之處.雖然生活本身可能處於完全陷入逃無可逃的困境,可能因此是荒謬的,沒有意義和無跡可循的,但是不會總如莫梭一樣必須是個悲劇.葛朗的脫難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希望.疫情結束城市再開,久別的人們重逢,但因此如癡如醉,忘卻了身外還有其他人,還有其他世界存在.然後開始忘卻了曾經的痛苦,忘卻了那些沒有找到親人的人,所以希望與快樂在葛朗這邊是一個結果.但對李厄醫生來說,收之東隅失之桑榆,因為他妻去世的消息傳來,正好與集體的歡樂形成對比,所以文章開頭我們所說的醫生呃陰鬱潛藏埋伏的就是這樣的警惕,李厄他明白這絕不是什麽勝利,醫生們甚至所有人在這場戰鬥中都沒有取得絲毫的勝利,他們的解放只是因為疫情的自動消散,鼠疫突然襲擊城市玩弄了所有人一番又突然離去,使得一切又回歸的疫情之前,雖然人們應該興奮於幸福再臨,但實際上也該警惕任何時候可能陷入那種藏無可藏躲無可躲困境的可能並未消失.因為人們根本的處境並沒有改變,也沒有人找到真正的通向光明的道路.所以當警惕在災難與困境再次降臨之時,除了反抗,別無其他的方式應對.
原則上也可以完全不像上面這麼解讀,而單純的以一本講述因為發生鼠疫而不得不被封鎖的城市裡所發生的一些因果事件,只是這樣一來它的故事性就薄弱了.讀者可能會誤以影視娛樂作品的畫面應對,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至於哪種狀態可以稱為退無可退必須面對的環境,則可由讀者自行定義與比擬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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