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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與教育(徐賁)

  這本簡體書40多萬字,冗長的敘述可能讓主題呈現味如嚼蠟,實際上也差不多.不過一來徐賁的筆調一項如此,二來是書設定的讀者應該不是我們這邊的人,而最主要的是依書的內容而言,徐賁主張好的公民教育中的閱讀能力培養,特別是細讀能力相當重要,我就當40多萬字是作者實踐自我的一部分吧,作者寫的詳細,讀者自然就深入其中,不會渾沌不明不知讀了什麼,當然效果也可能相反,過度瑣碎精細可能讓人失去耐性.

  那這本書究竟在談甚麼?從表面與從我個人兩個角度看,書的主題就是好的治理或統治需要與好的公民教育共同出現互為因果.但我猜測從隱藏的與作者的角度,書的主題應該是中國政府當前欠缺好的治理,同時也沒有好的公民教育,因此需要借鑑西方自古典希臘羅馬時代演進到啟蒙時代美國建立後的政治制度,思想,公民教育觀點來進行改良與革新.當然想在中國出版這樣的書,徐賁不可能直接拿中國開罵,或是直指共產黨政府等於壞的治理政府.所以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是本書內很常用的手法,比如在談不好的公民教育裡的黨國思想以黨領政時,作者用了篇幅談台灣過去的黨國思想教育內容與執行方式,內容基本無誤,又引用納粹政府與東德政府思想統治為例,但是他的目的根本都不是在批判台灣,納粹德國,或東德,他只是藉由這三者去諷刺類比中國當前的狀態而已,作者只說壞的公民教育是如此,規避直言中國當前公民教育亦是如此.但讀者都能從字裡行間發現這根本是一種偽裝的諷刺手段.

  這書共18章,其實精采的部分是在後面,越批評越浮上水面,但終究沒寫出共產黨幾個字,但讀者應該都知道批評的對象是誰.個人將這本書分成三部分.前五章從古典希臘時期談到美國成立,講述希臘,斯巴達,羅馬共和,帝國,到美國民主一路來的政治權力結構的變換與相關的人文教育,君主教育,臣民教育到公民教育的對應與內涵.第6,7兩章談美國的民主制度如何衍生出美國的公民教育,大談特談傑佛遜的規劃與影響,與其後公民教育內涵的發展.接著書就轉向精彩的鋪陳,先釐清安分守己的國民教育與需要創新檢討的公民教育的差異,接著訴說政治教育與宣傳是如何影響公民教育,藉著讓兒童成人化,黨國思想教條讓成人思想兒童化等手段創造出納粹,東德等極權政府,所以順著談了這地區曾經有過的公民教育與政治宣傳術.藉著對這些政權公民教育的觀察看看底下的公民被培育成甚麼樣的人,又有怎樣的矛盾,而創造這種矛盾的手法又是如何的被紅色政權所吸收採用.最終兩章才在上面的論述下探索好的公民社會究竟需要那些教育,話語,訓練,而好生活的公民教育又該是怎樣的.

   作者認為每一種政體制度中的教育,都有一個與好國民相一致的人的理念.把一個孩子從小教育成人,就是培養他當一個好國民.因此,不同政體中的教育,它們的區別又都可以歸結為對人或人應該如何的不同定義和理解.民主政體把人當成是自由,平等,有尊嚴,應該享有自然權利的個體,而專制政體則正好相反,它們以國家,政黨,主義或者共同理想的名義來否定和取消這種個體人的合理性,代之以對生命個體的全面宰制和操控.綜合以上所述,最簡單的說法當教育異化為一種統治手段的時候,它是為統治權力的目標服務的.

  書開始就從斯巴達談起顯然是指向明確,意有所指的.斯巴達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有學識的人,更不是造就有自主和獨立意識的人.它的目的是把每一個人都用同一付模子鑄造成無條件貢獻給集體的一個零件.每個人都必須為實現國家的目的而無條件服從權威,為此目的完全放棄或抑制個人的自然欲望和需要.這就是斯巴達教育要造就的理想的人.斯巴達人那種非常美好,宏大的忘我與團結精神,成為20世紀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最古典的表述.它先是鍛造了一個高度集中的,有鐵的紀律的堅強政黨,在取得政權後,又由這個政黨把整個國家和所有的國民按照這個模式變成一個極權的整體,這些教育目的,明明白白就是以諷刺中國當前的狀態如古代的斯巴達開場.

   但是斯巴達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它無法培養經得住人的自由意誌考驗的美德,而且因為它培養的根本就是奴性,一種自由人的奴性.自由的斯巴達人接受國家主義的教育,學會心甘情願或機械順從地放棄自由人的思想和判斷,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外力的主宰,成為他人的工具,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部件.這樣的教育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建立在錯誤的關於人的信念之上.它以為,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而只是國家的財產,國家可以對個人予取予奪隨意處置.它還以為,國家只要用特殊性來代替普遍性,就可以把壓制自己國家的人民變成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在這樣的國家里,關起門來教育與關起門來作惡是沒有區別的.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思味,盲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我們關注國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種,同時也需要警惕第二種,因為第二種國民教育是一種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偽裝並掩蓋了發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權力欲望,而這種權力欲望帶來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壓迫,奴役和專制.在一個政治專制的國家,就算一個人私德很好,也不能保證他在一個邪惡的政體大環境中不隨波逐流,同流合汙,大膽作惡.從希特勒的德國,斯大林的蘇聯,到波布的紅色高棉,好學生和好人在邪惡的制度中作惡,學校扮演邪惡制度的助手和幫兇,教育不僅無力改良政體之惡,反而在政體之惡中聽候差遣,投效賣力,奉命唯謹,甚至為虎作悵,助紂為虐,這些都在20世紀的極權國家裡被反覆證明了.

  斯巴達的形式到了20世紀有了升級的型變,那就是黨化教育,黨化教育把一黨的意志與意識形態強加給社會,強加給學校,既是強加,就不需要得到社會和人民的認可.家長,教育和社會人士的批評,即使不被完全壓制,也不可能使黨化教育有根本的改變.學校教育制度是受政體所控制和支配的,在現代極權中,當局掌控著教育經費和人員資源的分配,校長職員官僚化,教師被贖買或者甚至學官化是必然的結果,民間批評根本不可能改變這種現,狀.民間批評所持的是自由之理,而黨化教育憑藉的是黨國之勢,當這二者間的沖突激烈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招致對自由之理重強烈的壓制,這種結構下有兩種怪物,一是兒童成人化,二是成人思想兒童化,這種創造出成熟兒童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不成熟的成人,讓人一輩子都處在黨化思想所羅致的範圍內,毫無自覺能跳脫,而且自覺處在最正確的想法之中.20世紀極權政權的另一個手段是全面的宣傳,極權宣傳的必要條件是專制,這種政權對每一個人的絕,徹底的全方位組織化安置.思想的控制最終必須在組織化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實現與完成.高效宣傳必須是一種全方位宣傳,它必須把所有的公共媒介控制在國家權力手中.極權宣傳的目標並不只是灌輸某種正確思想,而是通過把人放置在組織化的社會環境中,迫使他在這樣的環境里,把正確思想落實為極權統治規定的正確行為.或許有人以為自己是有知識,判斷力的現代人,不會那麽輕信宣傳,但事實恰恰相反,徐賁提出了雙重思想(double thinking)指出往往在政權中從事這種洗腦行動的主持人都是當時社會最聰明的人,它們能夠不自覺的表現出所謂的正確性,也能有自覺地進行這種宣傳.這就如同我們現在能在從事直銷事業的人看得到的行為模式,說服別人相信前自己可能早已深信不已的現象完全一樣.

  當作者談過的這些極權政府可能的手段,與它們呈現出的效果後,最後才講出了民主自由的人文教育需要的各種要求,比如對公共政策的辯論,閱讀,對於語文的掌握與對於歷史的了解.他指出中國特別需要說理的教育,輯謬誤出現在口頭話語中往往不可能一下子聽出來.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讀,也是讀不出錯誤來的.說理教育的一項基本的學習和閱讀訓練就是細讀.細讀是一種專注的閱讀,也是一種開放式的閱讀.細讀要求讀者先擱置自己的立場和想法,從寫作者的角度來看他說的是否有道理,評估文本是否能夠自圓其說,言之有理.邏輯是評估的關鍵部分,但並非全部.細讀還要對文本的內容有所思考和判斷的,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義原則,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說理反對極權宣傳的理由不僅是因為極權宣傳不邏輯,非理性,而且更是因為極權宣傳的目的是幫助維護一種專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義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細讀的人不是一個被動的文本閱讀者,而是一個以價值判斷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獨立思想者.

  最終,徐賁直言拒絕威權的好生活是一種道德價值,而不是功利得失的評估結果,專制集權的好生活給一個人帶來再多的物質滿足,國家強盛,也還是會因為它不能給人自由,不尊重人的理性而讓人感到不幸福,對於不幸福的人來說,專制極權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就我們而言,這書並不是寫給我們的,但有許多內容確實可以反映出過去與當前的公民教育困境,比如政治介入歷史與語文教育,或是以黨派為宗的思想教育,民族主義,兒童成人化與成人化兒童現象一再出現都有值得深思之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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