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
電影歸來裡,陳道明站在造反派方師傅家前,一手提包,一手背在身後拿根湯勺,只聽得方師傅老婆哭喊你們專案組怎麼還不把老方放回來,他是好人,你們什麼時候要把人放回來?當下那湯勺在身後擺了擺,陳道明只能略顯不干的離開了.看來導演還是把造反派當作是受害者,這似乎是標準答案,彷彿只要有了四大惡人,一切罪過就有了根源,四害,四人幫,有這四人作為迫害虐殺遭誣陷為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兇手,那文化大革命就有了結論,對錯,黑白,因果.在這種政治定調下,造反派,紅衛兵成了四害下的另類受害人,而一個正常人似乎都必需這樣想.但電影卻另有鞏俐這位失去記憶的人,她唯一還能牢記的事情除了陸焉識會在五號回家外,竟是女兒幹了告密的壞事,彷彿在說文革裡很多人都做了壞事,不獨只有四人幫,而能夠辨認且敢於說出那些造反派紅衛兵做的就是壞事的人通通是腦筋不正常的人,正常人是認不出他們做的那些就是壞事,他們做了壞人,做了加害人.
這個版本的隨想錄由150篇獨立的散文構成,作者巴金,寫的就是不正常的人做的事,這個不正常可艱難多了,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的艱難,人心彼此猜疑懷疑的艱難,被指控為罪犯的心理艱難,大多數的篇幅都著重在文革時期與過去寫作,交友上的經歷,情感,挫折,痛苦,困惑,有些是對事的,有些是對他人的,有些是自我反思的,一路讀到書末到最後一篇談胡風,作者終於明明白白的說出了這種艱難,胡風被打成右派,在公開的場合中遭批受鬥,巴金寫下了自己曾經幾度在這種公開的鬥場中發言,公開批判胡風欺騙魯迅,說胡風是特務,裝模作樣作賊心虛,他當時以為這樣不過是自保認為自己已經有所迴避,或者只是順應時勢,但事後看來自己天真,明明白白的就是個加害人,幾十年後,當他再度看到胡風,在平反會上,那個坐在對面看來面無表情近若呆木的胡風,他完全不知道該不該上前,該不該跟他說句話,該說什麼呢?於是就這樣默默的目送著他,那是巴金最後一次見到胡風,因為隔年胡風就過世了.這是極度不容易的事,以巴金的名氣,地位,在年過八十時回憶起的種種,竟然是赤裸裸的剖開自己,自己也批鬥過別人,也順應時勢寫了太多呼口號喊萬歲的文章,檢討,檢查,甚至自己承認曾經把許多過去的作品刪除,修改,為的只是求取自保,因為那些與人交友交往的過往記載,正好可讓人拿做曾與被打入右派分子往來的證據,作者並沒有單單只描寫自己被人打入牛棚,從人淪落承受的經驗而已,他更是清清楚楚地寫下自己也曾幹過那些批鬥人,寫順應上意思維文章的壞事.也許會有人認為事情都過去了,回頭再懺悔,反思,都好容易,其實一個人將自己過去的歲月拿出來反芻,將自己說過的謊,為保全性命做過的壞事拿出來反思,拿出來給大家看,根本不容易,事實上,文革結束後站起來裝成都是受害者,別人也不會計較,只要跟著大夥同路找到四人幫作為所有壞事的罪首,也不曾因此聽過有人遭到報復.將一切推給時代,幾乎所有造反派紅衛兵得到良心解脫的一種認知,要不就是選擇性的遺忘,但巴金的做法是挖出自己的罪惡,錯誤,由他自己看一個大時代運動的荒唐.
個人以為這種自省是極度不易的,當前相對是一個檢討別人更頻繁的時代,就以文人,作家,知識分子來說,像巴金那種年代單純以作品來向世人傳達情感,理念的作家,文人越來越少了,另一種說法就是以前的文人只能靠賣書賺錢,現代文人的角色變得較不單一,作品之外,謀利謀名的手段多了,賣文章外做一些商業演講,推銷商品,代言產品,很多人骨子裡是商人本質套著文人,文化人,社運人之類的外衣,造成言行不一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特別是當他的文字產品又喜歡訴諸批判,嘲諷物質現象,官僚主義時,他其他方面活動給他反向的回饋就越能產生這種言行不一的落差景象.因此也就看到了最常見的現象,當人們質疑這種不一時,文人,文化人,知識分子的那面好辯,動怒的畫面就出現了.正如前面用過的段落"一個作家不是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而是通過其他的社會活動與讀者見面,一個作家的名字不是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是經常出現在新聞中間,難怪讀者們會疑心他會幹種種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說像巴金這樣把自己曾經血淋淋的惡念禍行昭告大眾,實在不是一般重視尊嚴,名氣,利益的人做得出來的.一如本書中常見的句子,那些一向都不會出錯,永遠都是站對位置的人最值得懷疑.
文革對於巴金是一場永遠都醒不過來的噩夢,在十年的浩劫中,他被冠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關進牛棚,每天低聲下氣地寫交代,寫報告,還要被批鬥,被搜查.因為害怕狗聲引來抄家的隊伍,他無奈的把家的小狗送去解剖當研究用,因為醫院難入阻礙治療,他無奈的看著妻子死在冰冷的醫院中,他憤恨過,反抗過,到最後憤恨變成了麻木,反抗變成了逃避,時代扭曲的結果是人也跟著扭曲.正如他所說"我徹底否定了自己,我喪失了是非觀念,我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是唯唯諾諾,不動腦筋地活下去,低著頭,躲著人,最怕聽見人提到我的名字,講起我寫過的小說",直到他的晚年,他的身上還留著文革的惡果,他還不時地做惡夢,不時地出現幻覺,文革帶給他的是終其一生都無法消滅的陰影.
人受制他時代的視野,影響巴金寫作的起點是盧梭的懺悔錄,跟盧梭一樣,巴金是抱著說真話,寫實話的心情出發的,但是真話不代表真理,也不代表正確,而這正是這本書值得讓人閱讀理由之一,這書看得慢,幾乎一字字默念著,裡面有著真情,現實,虛枉,愚蠢,自以為是等等,凡屬於人世間經常呈現的面向無一不在,因為是真話,才能看出真正的限制,當下的思維,巴金寫的那些文革畫面,他自己開始還能跟著別人呼口號,打倒他人僥倖逃脫,可主角終於輪到他自己,他逃不了,避不開,一天中也許要被叫出去批鬥幾次,隨便幾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就有權把他們這種近八十歲的老頭拉去遊鬥,抄家,叫你坐噴氣式,打人踢人更是家常便飯.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批判人,也被批鬥,寫檢查,也寫出一堆違心之論發表在報刊上,經過幾年的折磨,他慢慢的對那些外在的暴行污辱免疫了,被抓到四周坐滿人的會場拉上台任人罵時,也敢開口要把倚子,只是坐在那裡默誦但丁的神曲地獄篇,外在的罵聲已經不再重要.因此當他重回憶起這一段時,能夠很真切真實的對於自己與對於他人的記錄交待,不論是否存在矯飾,這種從人道精神發出的呼喊,相對的深刻.但是真實的表達,卻同樣透露出作者存在的缺憾,天真,他對於集體,對於社會,國家的期待,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對於民主,法治,科學的認識都是遠遠不夠的,停留在現象,概念上,他雖然一再聲明要把封建迷思完全消滅,但他分不出傳統文化與封建思想的有難以完全切割相連的臍帶,因此他的文章,思考,分析都屬於情感上,表現面的,而這真的就是文人所能做的最大影響力,我以為文人如此即可,所幸他沒有去把他以為的真實拿去在文章以外推動實賤,因為那是兩個不同的面向,真的要依其言所行,可能也是另一種亂相的根源.
"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挖掘自己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當他回首往事,他看到了懦弱的自己,也看到了愚昧的自己,但是,他的承認,讓自己沖破了那層裹住他半生的迷霧,或許,在這過程中,他尋到了靈魂的解脫.如果可以,請試著直面自己,當你了解並承認自己,或許你會看到一片更廣闊",這一段雖然簡單,用在現代卻很諷刺,凡人既虛榮又狹隘,特別是當紅的文人,他們總是口若懸河的批評別人,抱怨官僚,體制,滿腔熱血,大有義不容辭的勇氣,但是只要涉及自己,便畏首畏尾,試圖遮掩過失,只留下光明的一面.這是我從兩三代文人作家看到的一些分別,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總令人有點頭同意之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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