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隊的拉美:民粹主義的致命誘惑(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Sebastian Edwards)
我們此前看過Ray Dalio的大債危機,中南美洲堪稱是通脹型債務危機常發地.但是此地的經濟困境不僅於此,與本世紀起東南亞原殖民地新興民族國家繼上世紀四小龍,中國之後也步上市場經濟改革的路徑相比,本來更早一步就獨立甚至早就民主化的拉美國家卻經常在大眾的意料外會隨時出現金融風暴,財政危機,貨幣危機,加上偶爾的政變,慢慢的變成落後的狀態,而與同一陸塊的美國與加拿大相比梗如兩個不同的世界,這本"掉隊的拉美"便是要談拉美經濟不能走上正軌的各種原因..
談論這樣現象的書籍傳統的代表便是Eduardo Galeano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當然這是一本從歐美掠奪到反市場經濟全球化觀點的書籍,基本調性是上世紀初以來拉美地區無產階級革命主張與論調的延續.而"掉隊的拉美"並不切入這一塊,它以總體經濟論述為主體,探索真實世界中的財政,貿易,貨幣,投資,匯率等現象的與當地政治脈動變化間的關係,與它的演變.當然這本書有為"芝加哥"護航的意思.所以相比於Galeano對於市場經濟與歐美等國的批判,Edward則把重心放在為何市場功能在此無法發揮作用的種種可能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拉美各國普遍乏一個維繫有利制度的法律傳統.也就是書籍擺脫了怪美國帝國主義,怪資本主義全球化,怪外部而來的各種磨難,而把地區落後的重點原因放在拉美各國自上,特別是因為權力對於民粹主義的渴求而讓一切可能運作的市場機制必須優先讓位給它的各種要求.
書從歷史談起,但主要集中於二戰後的時光,我們知道在這之前拉美地區歷史剛剛從一個殖民地逐步分裂成許窩不同的獨立國家,由於殖民經濟與對原著民族的分治,這裡本來就不是一個符合西方公平正義社會的地區.不公平的社會結構有來自當地原民的傳統,有自西班牙王室的統治的遺留,也有奴隸制帶來的影響.但Edwards將拉美地區經濟不振發展的時間主軸放在二戰後.他以爭取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2008年次貸風暴,將論述時間分成三段.,爭取進步聯盟是由甘迺迪在1961年發起的南美洲與北美的經濟合作,目的是為了對抗由古巴發展起來的美洲共產黨勢力.甘迺迪為拉丁美洲提出了一個十年計劃,計劃使美洲完成革命,來建立一個所有人都能期待合適生活標準,所有人都能享受尊嚴和自由.華盛頓共識是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丁美洲和東歐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標準,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知道這與所謂的芝加哥學派的主張有所相關.目的在這個地區由美國帶領走出貧困與不公平的經濟環境,同時發展民主制度,而為達成目標如控制通膨,增加所得,穩定物價,消除文盲,因此必須有一連串的對於控制預算,避免高估貨幣,與開放市場,開放社會的舉措.這些執行的內容與同期東亞的台灣,韓國,新加坡所做的幾乎一樣.但是,拉美卻得到與上述亞洲國家不一樣的結果,不但貧富狀況差距明顯,所得落後,還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在政治上造成了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與政黨上台,更給該地區帶來許多的混亂與問題,因此在2008年的次貸後,這種認為由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必然會更進一步的被民粹長張者所利用,在這種情況下,拉美還能夠找到正確的路脫離困經嗎?這是作者所欲探索的.
Edward首先指出一個如拉美這樣的社會發展從準備到成熟會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透過原有政策的改良來改變政策障礙,使現有生產潛能得到立即恢復,而第二階段則使用大規模的資本和人力投資促進更進一步發展,第三階段則是在制度層面鞏固發展的成果,穩定發展趨勢,並創新開發新的發展潛力. 而跨越發展階段,邁入成熟發達國家的門檻,一般來說需要制度具有高效率和具有回應性的政治體制,重視財產權與商業運作的法治體系,同時須有開放與鼓勵競爭的經濟環境,靈活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公平合理的社會安全網,穩健的財政與貨幣紀律,充足的人力資本與基礎設施投資.從爭取進步聯盟時期到華盛頓共識時期拉美多數國家在制度上的缺陷,讓各種改革流於浮面都淺嘗即止,並不能觸動真正深層的結構問題.當權者自身存在智識與信念上的問題,非但難以維持對於華盛頓共識的改革承諾,反而經常為了短期政治和經濟收益而採用各種飲鴆止渴的舉措,因為對他們來說沒有比個人權力的延續更重要的事情.
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重創全球經貿.以融入歐洲經濟為導向的拉美國家陷入孤立,被迫形成自足的經濟體系,變成一整套出口替代工業化.而像拉美這樣以大宗商品和初級加工品出口為主的經濟體,將會面臨製成品不斷漲價和原材料卻不斷降價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本國的去工業化與發展停滯,徹底淪為發達國家的附庸.所以二戰後在聯合國拉美及加勒比海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導下拉美國家繼續以高進口關稅,建立壟斷國企,高企的本國幣等政策推進國家工業化.基於依附理論和出口替代而采取的反出口,反競爭,缺乏創新和靈活性的發展模式到70年代已經難以為繼.然而不幸的是,除了沒有進行結構改革,拉美國家還紛紛向西方國家大肆借債來維持不切實際的本國貨幣,同時大舉提高公共開支.最終,政府積累了龐大的公共債務,釀成債務危機和沖天的通貨膨脹,嚴重損壞國家公信力並惡化了經濟不平等.正是在這一時期,拉美與美國、亞洲的發展差距被進一步拉開,至今沒有追趕上的跡象.
拉美國家在80年代試圖削減或膨脹,但採用的通脹的手段不是削減公共支出,重整財政紀律,,或是開放對於工資向下僵固性的限制,而是採取了控制價格與貨幣兌換等手段.這反而引起通貨膨脹的惡化,以至於局勢終於在80年代末變得不可收拾.於是當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去掉了共黨的威脅,美國提出了華盛頓共識,這固然有辦強迫的意味,但主要還是阿根廷,玻利維亞,秘魯,巴西等國面對自身發展困境所作出的主動選擇.不過他們最終採納的政策固然有相當一部份是來自經濟學家,國際組織的建議,但其實有更多是源自現實政治利益計算下機會主義考量.這就使所謂市場經濟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流於表面,名不副實,以至於許多國家經濟問題又回到停滯不前,通膨,失業高升,債務危機,政策失衡,民不聊生,政治動盪隨之而起.比如墨西哥,阿根廷採用固定匯率盯住美元來遏制通脹,並且毫無限制的就貿然解除了所有資本流動限制,使得國家的資本市場即容易暴露在熱錢的侵襲狀態.事實上這樣的結構要能運行需要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來應對國際市場波動,同時須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來支撐本國貨幣,並以絕對的財政紀律控制預算.但採取固定匯率的拉美國家要滿足這些條件實質上根本不可能,沒有一個國家在選舉壓力下能夠完成這個目標.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和被嚴重高估的幣值逐步的行程危機的種子,終於墨西哥在1995年爆發"龍舌蘭危機"要成披索大幅貶值,阿根廷於2001-2002年的債務危機連續扳倒了好幾任臨時總統,終於將民粹主義者內托·基什內爾送上總統寶座.更糟糕的是,拉美國家在保障產權,促進出口,方便商業運作等領域仍然遠落後於歐美與亞洲新興國家.同時進口關稅仍然偏高.雇用和解雇一位工人都比北歐困難.法庭判決的執行遙遙無期.私有化沒有配套促進公平和競爭的監管體制,使得裙帶和庇護主義橫行.法治執行不容樂觀,固定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都沒有可觀的積累,生產率沒有得到提高.只成了一次劇烈的經濟動蕩,改革成果被嚴重削弱.
而在這一片失敗的國家中,Edwards認為智利是少數中,甚至是唯一奏項成功的例子.智利自度過1982年的債務危機後,在中左派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穩健的財政制度,獨立的央行,以及毫不動搖的是市場機制.不再力圖推行激進主義,而是在擁抱全球化,市場經濟,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逐步通過溫和的財政分配造福群體.在所有衡量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統計中,智利幾乎是拉美地區唯一可以躋身世界前列,大致達到南歐發達國家水平的國家.由於在豐年對銅礦出口盈余的明智管理,智利在2009年經濟危機中表現良好,沒有受到重大打擊,這反過來讓智利人對該國的民主體制產生更大信心,成為拉美地區為數不多的例外.
其它拉美國家沒有智利這麽幸運.政治精英不斷宣稱國家的失敗責任在美國和IMF,選民也從分辨國家失敗的理由究竟在何處.於是他們用選票作出對過去十年的整體否定,在委內瑞拉選出了查韋斯,在玻利維亞選出了莫拉萊斯,在巴西選出了勞工黨的盧拉,這些政治人物都是藉由反自由主義的主張獲選的.這本書稱這些人物都是民粹主義者.但是民粹主義語含貶義,長期以來,政客用這個詞敗壞競爭對手的聲譽,以至於我們所知道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人會自稱是民粹主義者.在定義民粹主義時,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通常是指由性格強硬,魅力非凡的個人領導的政治運動,這些人對民眾的吸引力來自以激烈言辭討論不平等產生的根源與解決之道.他們的演講以"人民利益"的名義,反對寡頭政治,大型企業,金融資本,工商部門和外國公司.即一名政客許下廣泛的承諾,為較底層民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和讓步,以獲得民眾的支持,借此贏得政權,但實際民粹主義領導人沒有關於社會變革或經濟改革的條理清晰的方案.反而善於使用 政治動員,重複花言巧語和精心設計的口號來煽動群眾,並利用包括工人階層和相當一部分中產階層在內的不同群體構成的同盟.當然這些民粹者上台會依據他們自身的主張來調整原先在市場經濟下產生的諸多問題.通常他們解決方式可以分成若干時期加以觀察,而最終仍然無法解決問題,只是讓國家社會更加混亂.
拉丁美洲大多數傳統的民粹主義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歷可以被歸納為可以預見的四階段周期.在第一階段,民粹主義決策者的診斷和處方得到了充分驗證:高增長,高實際工資和高就業率,他們的政策似乎極為成功.普遍的價格控制確保通脹不再是個問題,短缺現象也由進口得到了緩解.存貨的消耗和購買進口商品的資金,通常來自外匯儲備或暫停支付外債.這種做法滿足了需求的擴張,而且對通脹幾乎沒有影響.在第二階段,經濟遭遇瓶頸,這部分是需求膨脹的結果,部分是由於外匯的短缺越來越嚴重.這時,貨幣貶值,外匯管制,保護主義以及允許價格反映商品真實的稀缺性,勢在必行,同時外匯黑市規模越來越大.通脹顯著增加,但是由於自動調節機制的作用或者政府加強管制,工資止步不前.由於對食品,公共服務和交通等基本品和外匯提供廣泛的補貼,財政赤字急劇惡化.在第三階段,普遍的短缺,急劇加速的通脹和資金外逃是崩潰的前奏.為了免受通脹之苦,消費者避免使用本國貨幣,外國貨幣成為更受偏愛的交換媒介.由於稅收明顯下降而補貼成本增加,預算赤字急劇惡化.政府企圖通過削減補貼和貨幣貶值來控制通脹,穩定經濟.經通脹調整的工資急劇下降,政策變得極不穩定.最後第四個階段是災難之後的清理工作,新政府通常會採取正統的穩定政策,在很大概率上會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訂的計劃.當該計劃被全面執行之後,收入,特別是社會中較為貧困的那部分人,收入,會顯著低於整個周期開始時的水平.這一下降不是暫時的,因為這段時期的政治動蕩與愈發嚴重的經濟失衡將導致投資減少和失業.原有的問題非但不能獲得解決,還因為過度的補貼與浪費史的財政更加困難,外匯完全流失.
盧拉和查維斯雖然都是借反新自由主義贏得了民主選舉,但兩人截然不同的選擇也給各自國家帶去不同的命運.出身貧苦的盧拉以激進左派的面目活動於巴西政壇的反對派陣營.然而多年的政治經驗讓盧拉變得成熟和務實,他在擔任總統後,更多延續而不是破壞了前任總統的諸多改革於努力.除了通過與反對派協商妥協,堅持民主制度的政治風格之外,盧拉也延續了財政穩健,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在這個基礎上,他通過創新的轉移支付計劃以相對較小的財政負擔惠及了許多最貧困的巴西家庭.盧拉任內巴西平穩的度過了經濟危機的考驗.,與之相對,查維斯的玻利瓦爾主義則以沒收外國投資,將私營企業國有化,以石油價格暴漲來支撐激進的財政支出為特點.他上臺後藉由修憲,削弱了代議制機構的力量和最高法院的獨立性.將大量權力集中在總統手中.透過對社會開支,公共崗位和公共建設合同的把控,獎賞自己的支持者,打擊反對者,並且將媒體幾乎全部國有化,分配給自己親信掌控.查維斯透過各種各樣所謂的的使命(missions)以財政上不可持續的方式進行風格浮誇的扶貧.在2003-2008年期間,委內瑞拉的經濟增長有相當亮眼的數字,人均GDP一度逼近智利.但是2008年次貸危機後,世界經濟危機導致油價的下跌已經讓委內瑞拉的經濟現困難.他死後繼任者爭權使國家陷入紛亂,完全就是拉美國家過往經歷的再一次重複.
最終Edwards將未來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前景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以智利,烏拉圭為代表的邁過了發展門檻的國家.他們已經建立了穩固的開放體系與市場經濟來保障發展的結果.增長雖然緩慢但是更靠近穩定發達經濟體.第二類國家以巴西為代表,雖然執政者曾採取了務實和明智的政策,表現出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理解,但是目前仍缺乏足夠對於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覺醒與改革,這讓他們國家的前途尚存一層陰影.第三類則是委內瑞拉之類民粹主義肆虐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民主體制與經濟的持續發展,都將面臨嚴峻挑戰.簡言之,那些易於挑動的民眾把持這民主選票卻沒有幫助國家往前進,這究竟該怪誰呢?只好暫時無解的看著它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無解又重複的循環,然後向著最悲慘的路徑收斂.
當然對於不喜歡市場經濟或是討厭華盛頓共識的人來說,這可能被指稱是本右派觀點.但其實我以為作者的角度並不是單純如此,我們何不看看長期的左派拉美究竟為麼落後北美,甚至是新興的東南亞殖民獨立國家也都要趕上它了,就知道那種結合著左派或右派與民粹主義者結合的政治體發展多事會如何?殘破的政策與帶著讓制度成為壞制度的文化與習俗傳統才是這個地區根深蒂固無法改變的僵固性原因.至於民粹國家的最終結局,也該讓我們有深自覺醒的作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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