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不確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 : Decision-making for an Unknowable Future,John Kay)
鄰近農曆年末,這一整年的疫情發展似乎又驗證了逢"庚子'年必有大亂的現象.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從近代中國歷史回推,1960年大飢荒,1900的拳亂與隨後的八國聯軍,1840的鴉片戰爭.好像真的是如此.但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長,先去掉不知是否真的曾經存在過的夏朝與信史缺乏的商朝,單以周文王開始算至今日約3100年,期間其實只有50或51個庚子年.一方面除非我們能找到25次以上的年度曾經出現所謂的"大亂"才能初步證明這種庚子必亂的說法,另一方面這種60年循環一次的週期,誰能證明庚子年最常出現大亂?有沒有可能最常出現大亂的是"辛丑"年,或是"戊戌"年?因此可能還需要把這60種組合全部的統計一次才能證明出哪種年最常出現大亂.然而即使我們能將這3100年全部納入計算,每個組合的樣本不過50個,我們能依據這50個樣本作出歷史上庚子年必亂的推論嗎?畢竟人類社交的存在可能超過30000年,這樣的小範圍樣本推論就更加可疑了.加上以上的猜測其實上存在一個弔詭的定義,那就是甚麼樣的狀態堪稱"年度大亂"?!,無從定義的亂局,綜合這些因素是可能讓我們興起這種逢某年度必亂的推論是值得懷疑的說法.
曆法是一種人類理性思維下編排的產物,它有周期循環,存在一致性,且是發展流動平均的一致性,符合自然界物理的規律.但是社會事件或歷史演進,國家發展等事務就非如此了,它並不具備平穩的一致性,興起衰敗起落顛仆可能有原因但卻沒有絕對性必然的規律性.因此我們若想藉由科學,理性,符合物理性的天文曆法法則去做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現象的推論時,必然存在過度相依預測推論的可能.這是因為我們對社會現象的未知程度遠大於我們人類能想像的範圍,所以逢庚子必亂可能只是一種無稽之談,是藉由過度擴大解釋小範圍事件所造成的,其實根本不能憑4個年度的庚子年亂做此推論,加上曆法又符合自然物理理性思維的規律,因此真相就不免被這種錯誤的理性運用給掩蓋了.這便是這本"極端不確定性"所想表達的主要觀點.我們對於世界真正所知的知識遠比我們自以為知道的要少得多,特別是對於未來存在太多極度不確定,而我們卻以為我們知道所有的事情,能夠精確地提出最適方式來因應,因此就會出現錯誤的預測,或是過度預期的可能.因此我們要將這本書所談的複雜內容簡化來說就是它探索理性對於決策或預測的限制,新定義與範圍,討論不確定性的影響與它在人世間的重要性.
這本書首先所探索的對於經濟預測可能產生的理性偏誤主要有二,首先是源於人類社會的理性數學基礎的"機率論或統計推論",其次便是近年躍升熱門學科的"行為經濟學".但這只是表面,實際上本書所想探索的東西不是太難理解,卻寫了一些意在言外的事情,反而讓情況顯得複雜.我這樣評論並不是在貶抑,反而是要凸顯作者John Kay想強調的"極度不確定"的真義.面對人類社會發展不可知的未來,以人類當前的知識與工具能力想完全掌握基本是不可能,但受自然界科觀測與科學教育的啟法.所謂的公理型理性成了主要思維解決社會問題的依歸,兩位作者一位是經濟學者另一位又曾在英國央行服務,自然會以經濟決策作為主要檢討的領域.因此最先拿出來被鞭的就是建立現代經濟學相當重要的數學,機率論,與統計分析.這些方式具有公理型理性追求的根本,就是追求最適化,最優解的目標.但是公理型理性從數學,物理,化學為基礎所發展出的解答能力是有個大前提的.那就是這些被處理的目標範圍或是空間背景,環境條件具備發展流動平均的一致性.比如天體運行,重力,量子,都是符合這樣基本條件的環境中才能讓公理型理性運行的平穩無誤,絕不致有任何誤差.而我們在研究中對於社會經濟與其他問題的研究中採用這種公理型理性的數學,統計,機率等方式所產生的結論,自然就被限制在以上兩種架設前提下.一個就是它是假設在一個平穩流程一致空間的環境中來發展的,一個是它的最適或最優解就是在前面這個環境所產生的.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社會發展,國家興退,經濟榮枯這些背景環境跟天體,重力,量子環境是不同的,他們根本不具備這樣的平流一致性.因此我們是建立在一個扭曲了現實環境下所形成的實驗環境中來找到這個最優解或最適解.而這個悖離現實的實驗空間,它就是一個適合小範圍環境,或是"小社會"狀態的封閉空間,因此統計或機率數學推理所得到最優最適只能適合於此種環境.也只能告我們這種環境下可能的發展,但要據此推論"大世界"恐怕會顯得偏誤,無力,或是可能產生誤解.但我認為兩位作者優秀的地方不在把討論停止於此,近年來發展頗有勢頭的"行為經濟學"便是據上的批評理性假設而出頭,但是這兩位作者向我們證明其實"行為經濟學"所建立模型來推測統計推論可能錯誤的想法固然是一絕,但是"行為經濟學家"本身卻經常的以他們的模型所推翻的東西去主張一個遠超過它們模型所能說的事情,也就是它依舊犯了以小社會的模型推論大社會問題的可能.書中巧妙地引用了行為經濟學學者康納曼的說法"理論導致的盲目在於,一但你接受一種理論並把它當成思考工具,就很難在意它的缺陷",因為這樣的說法恰好能夠運用到康納曼所提的讓合資種模型實驗上,因此作者們認為不在再居泥於"偏誤"的啊判斷分類上,而應把焦點放在"人類始終只能在擁有不完整的知識在大世界中行事'.
而且從作者們引用康納曼的說法,我們可以隨即想到一個更大更嚴重,甚至從來沒人想過的連結.與經濟或商學等領域相比,社會學者的數學運用與能力表現是稍欠的.但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其實社會學者卻是這些人當中最常運用平穩流程一致性空間思維來提出解答的人.尤其在一些強調公平或社會勻質的議題上,他們處理問題的假設都是建立在其上,甚至完全不用計算,就能推出把全部人的錢拿出來平分就能達到公平這種奇思妙想.或類似以上本質的各種推論.他們幾乎是這類模型思維使用的愛好者,當然它們沒提出任何一個數學公式.只是用心裡的加減乘除理所當然的勻質模式.由此我們也能推知或懷疑,所謂的社會學研究就是一個適合"小社會"模型雖論出的答案,但是若將其放到大社會中恐怕會是一場誤解與災難.小社會與大社會的本質差異在於前者是在受控平穩一致的空間中運行的,後者則存在極度的不確定.用本書的術語來說,解答小社會是解答"謎題",解答大社會則是要解決"疑團"."謎題"有勻質平穩性,所以能找到最優最勢解,疑團充滿混沌不確定性,所以只能尋求能夠生存的解,即不要是最壞的能勉強求生的解即可,不可能找到最優最適解.因此,我以為作者們並不單是破除了所謂經濟金融等議題上預測的限制,他們其實是真的理解了研究的限制,但又不排除這些模型的研究知識,我喜歡書裡引用的四個"微言大義".我們學習社會學,歷史,經濟,金融,文學,哲學從其中領悟來對於預測與決策的參考,從來都不是抄書照做,只是使用這些模型所帶來的微言大意而已,治絲益焚從來都不是社會學,社會科學的目標.更何況是管理,經濟,金融決策.作者們質疑了公理型理性固然可供公評,但單是批評在這個世界是無用的,既然公理型理性在社會學,社會科學的議題研究上有所限制,那麼勢必得提出一點新的方向,才能稱為有所意義.
首先,他們從Hebert Simon那邊得到了"有限理性"的觀念.想在大世界中做好決策,問題通常在於並不能提前計算出一致性的邏輯結果與一組定義明確的替代行動,畢竟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可行的全部選擇,也不可能知道知道這些選擇發生的環境的全部細節.人腦不是執行公理決策流程的電腦,在複雜的情況下,人腦是比較好的決策者,因為極端不確定使人無法按照先驗公理定義的最佳方式行事.因此對最適化理論進行更動是有必要的.這新思維就是"有限理性".Simon建議運用經驗法則去尋找一種"夠好"而非最好的結果.原因在於,在極端不確定是世界中假裝最適化,就需要對現實世界進行簡化,如果這些假設是錯的,那最適化會產生錯誤的結果.過去行為經濟學派認為這種人類推理的最適錯誤即是"偏誤",但是作者們卻認為這祇是一種人類在大世界中的自我調整,有利於生存,存在經濟學建模與實驗心理學而創造的小世界中,這些特質可能會產生誤導.但活在大世界中,必須以演化行理性取代公理型理性.因應不確定的各種面向一直是人類演化的重要部分.在數千年的極端不確定中,人類學會了許多因應策略,並發展出一種能力,讓我們在不完全了解世界的情況下做決定.為了因應真實的世界,我們發展出一些思維流程,以因應定義不清,模棱兩可,極端不確定的問題.人類處理問題的方式明顯與電腦不同,特別是電腦在解決定義明確的謎題時很有效率,人類則是擅長想辦法因應開放式的疑團.人類講故事的能力,以及從講故事中獲得的樂趣,是這種能力的核心要素. 我們根據"參考敘事"來規劃生活以因應未來.這些參考敘事不見得有具體的細節,但它們為規劃提供了基礎,也為日常選擇提供了架構.我們不是瑕疵版的電腦,不像電腦那樣是專門訓練來追求小世界最佳化的東西,而是經過數千年的演化,擁有個人智慧與集體智慧的人類..
而這種演化型理性"參考敘述'表現在現實生活而來的主要知識有二.一是醫學,一是法律.我們的去看病,醫生並非預先設想出一套模型或流程,而是必先詢問患者的說法,然後再依這些說法做初步的判斷再決定如何處理的步驟,而這也非一套絕對性的過程,而是完全是當下的需求,即使相同的狀態仍可能表示未知的多種可能.以自身為例,前段時間因臨時腹痛脹氣嘔吐,先去看小診所,醫生是依一種循例飲食過度造成胃脹氣來開藥,但是服藥後效果不佳,於是我轉去教學醫院,大醫院的醫師並沒有預設任何必然,而是在詢問我狀態後要求先照腸胃x光,立刻知道是腸阻塞,但是對於原因採取開放的態度,並不假設是甚麼原因產生阻塞,於是循著這邏輯與敘述,他一面要求做抽血驗糞便等同步檢查處理,同時也開藥作短期狀態緩解的處理,而後確定了腸駔塞狀況被解除後,再一次x光確認,而額外檢驗的結果狀況也正常,才能確認這個病況是完全解除.同理,法律刑庭的處理都是在原被告雙方或其代理人敘述陳述之下,審判者再由其中找到各種可能的狀態,一一推出推演或推翻,最終才能找到對於未知狀態探詢的路徑,然依各種被刪除的不可能後找到最適合當時的情況與可能涉及的法律適用內容而有了較好的審判結果.然而法律或醫學也罷,它們通常涉及的是一個單一個體主導的判斷與決策,這是未知狀態下或不確定狀態下的社會演化而來的方式.但是社會學或社會科學,政治,經濟,金融等事務卻經常涉及集體事務重大的決策判斷,決策者除了聆聽各種可能狀態陳述之外,還需要具備溝通的能力與開放的心態.這本書裡舉出了許多關於政治衝突上的決策故事來說明聆聽,溝通,開明的重要,比如登陸古巴消滅卡斯楚力量的錯誤,古巴飛彈危機決策的正確,同一個甘迺迪有怎樣的轉變,或是同樣是對外的突擊案件解救受困伊朗美國人質的失敗,與突擊巴基斯坦賓拉登住所擊斃他的成功間的決策差異.都是在沒有任何先驗狀態下對於不確定事件的處理.因此決策者在聆聽各方敘述時必須是採取一個無預設立場的態度,這樣的聆聽敘述才有可能會有下一步的可能,即從敘述中找到對欲解決不確定事件決策路徑的可能.在影視劇作中的脾氣暴躁具獨特性格的巴頓將軍,麥克阿瑟等人在作者眼中都不是好的決策者,原因就在於它們對於幕僚與屬下的建議陳述是完全不聆聽不採納,只是希望幕僚順從自己的預設決策來包裝自身的陳述,亦即先射了箭,再讓屬下畫靶滿足他的需要.相對的馬歇爾與艾森豪在做者眼中就是懂得聆聽敘述又善於從敘述中找到決策路徑的好決策者,因此這種演化型理性而來的敘述方式不是一種固定模型的套用,也沒有機率在其中輔助或干涉.是一種適合於處理大世界範圍議題與決策的方式..
但是儘管敘事有其決策優點,作者的目的卻不在否定機率模型,統計分析,總體經濟分析等適用於"小世界"的模型工具.因為它們一樣能拿來"敘述",能夠在小社會或是麼型中發揮它的功能.這是因為這些東西原來傳達就是"微言大義",是被後人過度解讀過度架設條件才讓它的適用範圍受到限制,舉個例子,在國發會的網站上列出我國歷次景氣循環的相關數據,並且指明歷次景氣循環的峰位與谷底的時間點,我們目前是在第十五次景氣循環中,這東西有甚麼用呢?如果你將景氣峰位與谷底與所有歷月的統計資訊對應股價指數,確實能夠看出一個"微言大意"的相關.股價指數既是景氣分數統計的項目之一,又是它的領先指標.我們確實能夠找到股價指數峰位與景氣分數峰位的對應點與時間上的差異,表面上看來很有用.但實際運用上若你想採用政府統計確認的資料,那這個模型的相關在操作上卻是無用.因為政府單位確認景氣峰位與谷底的時間往往落後真正峰位谷底的時間遠達6個月甚至曾有過20個月的落後,這種時間落後在實務操作上根本不能用.但是知道景氣是在邁向峰位或是準備進入修正轉趨落底卻對大方向的正確性有絕對助益,至少投機者不會站錯隊伍.所以能說它無用嗎?其實有用的很,.但是若想憑此模型精確地提前地知道峰位谷底若不是運氣夠好,便是太過苛求這個模型了,畢竟對於未來不確定性,它並沒有能力預言,它有的也只是現在剛剛發生的資料,根本不可能對於未來的可能發展提供有用的參佐,因為那些資料的效果本來就沒又包含對於未來經濟結構,國際情勢,各國相對利益的內容,又如何能夠產生超出它能力範圍的預言,更別說透過它來做投資決策了.我們從商業與政府的模型運用中記取了許多教訓.首先,用簡單模型以找出影響評估的關鍵因素以為那些模型可以描述世界的真實樣貌.但建模的實用目的是為了發現小世界的問題,而那些問題可以彰顯出極端不確定的大世界的一部分. 第二,在找出可能對評估產生重大影響的參數之後,要開始做研究以證實這些參數的價值.第三,簡單的模型有彈性,比較容易探索模型修正及替代方案的影響.在極端不確定下,分析各種情境總是有幫助的. 第四,在極端不確定下,一項政策所提供的選項可能會左右評估.選項的價值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負的.最後,只有當使用模型的人知道,模型並不代表世界的真實樣貌只是探索决策是否會出錯的工具時,模型才會有用..
經濟學家無法告訴政策制定者該做什麼決定,但他們可以幫助政策制訂者思考問題,並提供相關的資訊.社會學家的敘事就像專業從業者的敘述如醫生的診斷.工程師的專案說明,律師的案例陳述.相關敘事的挑選取決於問題與情境脈絡而定, 所以小說,數字,模型的選擇,需要針對問題與情境脈絡進行判斷.我們試圖建構的敘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只有實用或不實用的區別.在挑選敘事時,判斷需要兼容並蓄且務實去華.疑團無法像謎題一樣解開.在疑團中推理需要承認疑團的模糊性,並充分化解模糊性澄清思緒.然而,即使是擬定一個問題,也需要具備技巧與判斷力.這是經濟學家能做的最重要貢獻之一.首先必須擬定一個疑團來幫助大家在極端不確定下做出必要的決定.擬定要從找出關鍵因素及組合相關資料開始做起,這需要應用這些因素過去如何互動的經驗,並評估它們未來可能如何互動.決策流程需要了解問題所在的廣泛情境脈絡,多數判斷需要傳達給他人,且實施時也需要他人的協助.經濟學家的角色就像其他社會學家一樣,是在擬定政治與商業領袖在極端不確定性下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議題.所以務實經濟學家的角色就像是狐狸,而不是刺蝟,不是從一套公理或總體的理論開始出發.
經濟金融與其他政治或外交事務的決策近似,它是種集體性的決策,需要個體間相互間的溝通,協調.集體智慧與溝通型理性主導了這種決策模式才是它可能成功的前提.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它非均質一致的模型能套用,它是不穩定的,不穩定代表可能存在風險與存在不確定,但是穩定卻不代表沒有風險,更非表示穩定就能一切確定毫無懷疑,反而穩定的東西更易讓人可能忽略未知的極端事件帶來的破壞或影響.因此本書雖然談極端不確定可能產生的未知影響或負面效果,卻不主張人們毫不懷疑地擁抱穩定,因為穩定將失去可能產生創新,改革與帶來新發明的機會,作者反而鼓勵人們在生活穩定的狀態下可以是當接受某些未知的不確定並擁抱它,也許這樣能帶來更好更進步的生活品質與未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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