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Public Opinion , Walter Lippmann)
疫情嚴重又無疫苗,本來不用的疫苗秒變香餑餑,政黨與政府在這段期間內成為新聞製造中心,假新聞內容荒誕匪夷所思實在多到令人傻眼.所以暫時跳出小說看兩本相關舊書,作者同一人,Lippmann. "輿論"(Public Opinion)原文1922年出版,"幻影公眾"(The phantom public)原文1925年出版,都有近百年的歷史.書是老的,但其中的見解卻提前照耀了百年,正是當前世界的樣子.它們敘述的主角雖不同,但二者都是民主政治中的監督力量,本書是探討輿論與新聞,"幻影公眾"則是探討輿論的其他面向與多數決中的群眾觀點問題.兩書重心都放在對監督角色可能存在的功能幻想與目標誤解.書沒找到繁體版,簡體書又都出自大學裡附設的出版社,特色就是有點"乾",但其實原書作者是媒體出身,自然不會是嚴謹的學術作品,比較像是雜談,所以篇章的連結缺乏清楚脈絡,而邏輯性是隱藏的,需讀者自行體會串聯,但內文的觀點與以故事帶說理的方式還是有引人深思的功能,不過諷刺的是,其實這是一本明顯有批判民主欽慕威權主義觀點的書籍,我們竟然要從其中找出自身思維的弊病.
"輿論"這件事攸關政治,經濟,與社會,是監督同時也是穩定社會安全發展的一種功能機制.書中對輿論的定義是"他人腦海中的圖像,關於自身,別人,他們的需求,意圖和人際關係的圖像".因此不論時獨裁或民主政體內,它的統治者政府或黨派成員無不視為重要工具.它可以加強權力的統治能力,也能穩定社會民心.相反的,它也是民眾能夠窺探政府可能產生的弊病或問題的窺視鏡,透過它管制人民思維或是利用它宣傳引導形成多數人民的政策觀點是各類型政府現實裡的手段,實際的作法便是對於媒體的掌控程度與力度,這樣便能有效的掌控輿論的走向與導引它的方向..
若用最簡單具象的工具來表達人們對外界事物的觀察認知,理解外部事物的過程,那就像是使用一台現代的攝影手機或數位相機拍攝.透過鏡頭,將外部目標投射到螢幕上,因為光線折射,螢幕上的圖像與真實的環境原本就存在差異,若加上相機手機自帶的濾鏡,美顏,或是其他的修圖變圖功能,螢幕上出現的可能是卡通化或是炭筆畫的環境或人物樣貌,端看這個過濾圖像的功能而定.理解這點,大概就算看完本書了,數位顯像這是100年前Lippmann沒有的科技與認知,雖然是進步,卻未必代表我們比它那個年代的人更真實理解外部環境無誤,因為人體自帶的濾鏡美顏,經過這100年並沒有消失,相反的反而可能更多,多到即使科技已到1兆畫素的圖像出現,我們依舊未必能看清外部環境的真正樣貌.再加上這只是一個人一部拍攝器,若旁有他人,則兩人間的交流型態與結果,又形成另一種可能新的變化,那就是外力影響了原有拍攝者的位置與角度,或是選用的拍攝工具,如此,不同的觀點竹轎會形成幾種一致性的觀點,這是因為在群體的拍攝中,除了少數追求最完美的人之外,其他人的主要目標應該是不要與這個世界拍攝角度位置佔最大數量群體不同,選擇站在大多數人的觀點位置才有不會陷於落後於他人的情境狀態的恐懼.
這個以拍攝過程來形容人們汲取資訊的過程中.可能有幾個可能遮擋,阻攔,改變現實資訊樣貌與真相的地方.首先,拍攝的目標可能被某些偽裝物遮擋,而人無法分辨遮擋物與目標間的差異,其次拍攝工具存有機器上的偏誤,或是有內藏軟體能夠改變修正現實樣貌,最後是人的眼睛可能先天受損,而最根本的是人的腦袋可能完全get不到眼睛所見,因為機能受損,或者腦中認知無法認同.以上這幾個改變現實物的地方正是本書探討的主要內容.
這本書及雖然敘事較散亂,但其實仍有其結構邏輯,引發讀者思路的邏輯其實是這樣的,首先書先談一個人在獲取對外部世界的訊息時可能會受到主觀與客觀重重障礙,因此人們所接收到的訊息其實參雜許多雜訊,或其他不相關事物的干擾,加上訊息自身也可能並沒有辦法完整的表達真實狀態與樣貌.這是屬於被觀察客體可能的訊息缺失問題,另一方面Lippmann從觀察者的身上也找到產生偏誤的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人們"真正"接收到到可甭不是真的訊息的樣子,而是已經通過偏見,成見和喜好等目力無法看見的過濾網篩除後的訊息,因此從傳播的本質上來看.要想獲得自己視野之外的訊息本慎就是一件困難重重的事,別說對一個智力與判斷力一般的人來說是如此,即使擁有最高的學位,最廣的經歷,最多的閱讀,甚至最具科學,理性精神的人,也往往難以跳脫這種訊息偏誤的影響.
書一開始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個人腦中的所吸收的輿論並不等於真實,可從外部的和內部的兩個方向觀察.從外部看,人們接受到的宣傳已經收到政府或治權機構審查與或基於保密理由的過濾,這使得真相與輿論間存在距離.包括訊息與輿論的數量,質量都受到技術,經濟和政治等因素影響.經由社交圈聯繫的社會人逐步形成合乎身分圈子中的共同意識,這種身份的暗示和等級體系的存在使公眾輿論相互衝突的可能升高.現代人因為收集訊息的時間越來越減少,不得已出於追求時效性和方便傳播的目的,那種語言被簡化縮略,在反覆流通中已經被增添和丟失太多的公眾貢圖意識成了它們主要的認知,以致輿論的面目早已脫離事實.Lippmann認為人們無法對超越自我經驗範圍的外部世界產生準確的認識,這時人們只能訴諸想像或虛擬,或是同階級共同意識的支援,此時事物的真實性已經喪失,而後腦中充斥的就全是自我意識關於外部世界想像中的圖像了,而這被接受的訊息早已楔入人和環境之間的虛擬環境.這種虛擬環境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而是事實的碎片,媒體的觀點,個人的想像的拼盤大雜燴. 從個人內部來說,認識取決於我們的觀察習慣與地位.人們頭腦中形成的對與世界的認識往往產生於情感,習慣和偏見,對特定事物持有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就是所謂的受刻板印象支配.人們看到的是自己期待或想要看到的部分.在人們意識到的訊息尚未經過思考之前就把某種性質強加給這些訊息,這種刻板印象會在想象力中膨脹,傾向於熟悉的事物,從而導致對不符合自身原則的觀念的排斥,從而導致對外部事物做出片面且錯誤的判斷.
其次是,一個政治權力的運作,不論是獨裁或是民主政治要得以實現,必須掃除的障礙是很多的.一般普通民眾未必能體認到個人的利益,權利,與興趣,其實容易受到各種象徵和情感訊息的支配.要維持統治力或獲得政治權力使得統治得以實現,除了要掌控權力機制的主要來源外,想要長期的握有政權,最好還要掌控權力的流向,對於獨裁者來說只要黨控媒體,則所有的尋席傳播機制都握在同一統治者之下,因此維持長期統治力不是較大的問題.但在民主政體中,雖然能保證掌握權力取得的來源後便能執政,但如此卻不能保證其後權力的流向,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通過輿論.輿論可以保證權力的流向得以控制,而且只要自治體間能夠有充分的訊息流動,就可以產生一種形式在自由傳播與掌控輿論間的狀態內取得平衡.
論述了個體思想的非理性之後,Lippmann轉而分析輿論是如何在眾多分裂的個人和他們稍縱即逝的偶然意向中形成的.在Lippmann看來是領袖提出意見,一般民眾對這一意見同意與否看似是個簡單的過程,但其實現代民主社會的主要模式是少數人決策,代表大多數人意見.因此,輿論是極易被操縱的.政客或政黨領導者用模糊不清的詞語,模玲兩可觀點,歪曲的引用意象,來抹去爭議或創造衝突匯集輿論,將事實簡化為口號或標題,描述群體意象代替事實,讓群種以為民主與輿論的核心在於一個囊括同族群同社群同黨派所有概念的意象,這意象擁有普遍性,能被每個個體理解.這樣的意向成為一種工具,擁有力量可以從不同甚至相反的觀念中抽取情感,使個人意志向公共象徵的情感靠攏.於是意象成為政治寡頭疏導控制甚至操縱輿論的工具.因此,Lippmann產生了一個推翻民主理論的想法.他以為民主來依賴的是個體擁有獨立完整的智慧與經驗,因此人人具有認識真理的能力,所以責任政治與代議政府才能成功的可能.但是從他的觀察中他發現了這個理想恐怕無法達成.這種設計的前提是把自主的個人行為設計為簡單社會的前提,因此忽視了它可能的弊病在於過度關注手段而弱化了對目的的追求,關注表達的輿論來源與自由性而沒有對它的過程與結果做過深思,現實裡個體意見易被少數寡頭操縱,但人們並不是為了民主而民主,是為了得到好的生活品質與幸福,所以他以為這種結構中有明顯的捨本逐末,以致最終形成追求表面的程序民主但實際上卻可能淪為假民主實際專制的狀態.
而後Lippmann則論述到了當時的媒體形式,與可能的輿論導引與控制的問題.與現在這種人人即媒體的時代,一個人一部手機一段驚世駭俗的影片,或是依次私密的偷拍就能產生冪次傳播效果的新媒體時代不同,Lippmann所處的時代紙媒體,報紙,雜誌等文字敘述工具才是傳播的主要媒介,因此少數擁有資金的人才可能對"輿論"發揮主觀的作用.因此容易陷入統治權與財閥或資本家靠攏的關係.雖然不能說如此便不可能有絕對禪達叫踢進真實的媒體,因此失去的貼近真相的輿論,但基本上以營利為目的的紙媒,是較不可能保持任由訊息的中性特質發揮,總要試圖從其中上下其手,操控到讓營利主導者能夠獲取最大利益的方向.因為以盈利為目的的報紙會紛紛迎合討好民主,而往大眾偏好的方向與事物方向,或歪曲事實,或以偏概全.
個人會因為複雜的外部環境,成見和興趣做出非理性的判斷,或被少數政治寡頭利用象徵操縱輿論,該如何走出輿論面臨的困境成了一個關鍵.Lippmann認為報紙無法擔此重任.因為報紙已經成了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良好的連接起報紙和公眾輿論,只是一種渴望中的理想模式,現實是報紙已被廣告主過濾過的,被記者,編輯摻雜了個人傾向修正過,這些都影響著輿論的真實可能.因為新聞與真相早已不是一回事,新聞的作用成了凸顯某個事件,而真相則是為了解釋隱蔽的事實.但新聞經過媒體工作者以個人經驗與意象為基礎重構後,將會脫離原來的樣貌而充滿偏見,謬誤.此外,媒體賴以生存來自廣告商,財團,政黨的壓力影響,都會使得新聞已無法承擔對人類生活真相進行解釋的責任,更無法造就公共輿論.作者建議將改良的重任交給此一領域的專家.但專家應與決策者保持距離,專家的任務是提供訊息,從而使輿論真正反映事實.
以今日的媒體狀態而言,技術型態呈現方式早已完全不同於100年前,在Lippmann時代他觀察到隨著生活型態多元化後人們用在閱讀報紙的時間減少,越來越容易受碎片化標題化的機制影響,而失去了個人思考或探索的能力.但今日人們雖然更不讀報了,碎片化與意象化的觀點卻離開紙媒轉而大量的以影像方式進入人類的感官中.因此,人們雖然接觸的訊息較過往更多,卻未必能創造出人類智慧通往理性,反而走向分化的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那麽究竟個人理性能否成為公眾輿論的基礎?從作者的觀點來看,他顯然認為對要寄望於個體自省是悲觀的,個人理性在社會活動中是處於一種無用狀態.但我以為另一方複雜卻又充滿秩序的社會生活形式既不是源自於人為設計,也不是刻意發明的結果,而是由於透過許許多多未事先商量一致目標的個體各自行動的結果,然後透過不斷的嘗試錯誤積累發展出來形成的自發秩序,如我國疫情間個體的自律性遠高於官員的強制力,就是明證,所以對理性的作用雖然悲觀,個人以為仍是優於菁英決策形式.但作者顯然是因為喪失了對個體的信心,從而訴諸精英體制與觀點.但過於強大的行政權是否能同時相容於有效且開放的第四權其實是個問題,這是作者寫作當時未曾見過或思考的部分.我對期望個體自發的能力與影響力也仍存疑,畢竟現實就已經表現出它最糟的樣子,但我還是相信交由個體自發絕對遠勝由菁英操控擬定輿論走向,因為那早就是歷史已經出現過的抵抗獨裁的一種有效機制,儘管它也不甚樂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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