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Samuel P. Huntington)
今年共有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波蘭等四個東歐國家捐贈疫苗給我國,推動這種捐贈行為背後的力量可能跟我們在國內看新聞宣傳的東西並不相同.這四國現在都是歐盟成員,但在冷戰時代它們都是華沙公約國成員,也都在2004年入歐盟,後逐漸將發展重心走向西歐,美國陣營,而近年來與俄羅斯除在外交上越發交惡,相互驅逐外交官外,甚至某些國家還成為美國中程飛彈與軍武布屬的基地.但俄羅斯可不是吃素的,芒刺在背的這些國家玩火的行為未來也不知會如何,因此緊抱美國西歐的策略暫時不會改變.所以大概能猜到我們那些疫苗是誰叫來的.也能解釋某國才剛大手筆捐了40萬劑,隔天隨即表態不支持我國獨立.畢竟它要討好美國,卻也不必得罪中國.冷戰後的國際情勢,分合對抗變得多元有趣,所以,趁此來看杭亭頓的作品,因為以上的這個例子跟他的想法似乎已大不相同了,這樣看來有必要補充起來.這就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杭亭頓觀察到冷戰結束後,原有的政治意識型態劃分的國際體系有較大的變化,冷戰下運作良好的模式比如基於對抗所生的組織可能不再適用,他認為此時迫切需要一個新框架來理解新的世界政治,"文明的衝突"就這個他認為的新模式.以文明認同取代了單純的民族主義認同成為後冷戰時期世界統合.分裂和衝突的根本,這代表未來地緣政的衝突與對抗都將來自於不同文明間的衝突.
杭亭頓認為在後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將逐步地退出主導國際關係競合的最重要角色,文明將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標準.而全球權力可能由長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向其他文明移動,這代表原先一統世界的西方歐美價值單一文明主導的結構正在轉向,朝著多文明的結構前進.過去世界的競合關係從一個烏托邦理想的全球一統價值,到冷戰時期的兩種價值的對抗,或是幾個主要國家主導的區域型態,到各國自行為政互不相讓的混亂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國際關係的困境.為了更加符合現實情,杭亭頓提出了文明的範式,以幾個主要文明區塊作為今後觀察國際社會與全球政治的基礎.作者認為世界處在多元文明中,文明是一個文化實體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依據語言,宗教,歷史,習俗及自我認同來界定的.在此基礎上,杭亭頓認為當今世界存在著七,八個文明體系,包括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與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些當下仍存在的文明是經過一連串文明的遭遇,衝突和相互作用最形成的存活者.,形成了目前的多文明狀態.基於複雜又艱困的發展才到了今天的七,八個文明的狀態,本來以為西方文明將可壓倒一切,成為一統地球的唯一文明,但如今看來已越發不可能,作者認為單一觀點"普世文明"缺乏包容可能在語言,民族,宗教,與經濟力量差異等問題,故難以實踐一統.相反的,語言和宗教應該是構成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而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裡,人們對於文明,社會和種族的自我意識,自我認同加劇了,這使得"普世文明"根本上無法達成.
而在這樣的局勢變化裡,杭亭頓認為西方的絕對影響力在下降,亞洲和伊斯蘭文明有重新興起的跡象,且未來將可能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對抗者.本書從權力,文化與宗教三個面向描述了西方文明正在出現的衰弱狀態,相對的,其他地區的文明,主要是東亞與伊斯蘭地區本土化文明的復興,與當地原發宗教的再興起使得非西方社會開始對以歐美為主體的西方文明產生疑懼,開始拒絕西方,甚至敵視西方.而在挑戰西方文明的力量上,亞洲的興起主要來自經發展的增長,而伊斯蘭則要再包刮人口的增長.亞洲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軍事力量同步成長與傳統文化的再復興,這使得它們力圖謀求更多的權力,相對於他們過去兩個是世紀遭逢的戰亂與內部對抗混亂,它們當下的和平與發展給予它們文明發展新的契機,普遍有找尋自身本土文化優於西方文化的動力與動機,儘管那主要是內部政治目的,但這不妨害它對自我文明的再探索,其中伊斯蘭復興運動將對政治產生尤為重要的影響,開始拒絕當前由歐美殖民者協助建立的政權合理與合法性,某些國家開始以根本改革為核心精神.加上因為人口增長形成社會動員力量的增強,使得它們傾向於向外擴張,從而加劇了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衝突.以上這樣的發展可能導致在21世紀初期會發生非西方力量與西方之間的衝突.
隨著這樣的發展,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文化類同的社會會彼此合作,各國圍繞著它們文明的核心國家來劃分自己的歸屬,不同文明間融合的可能性較小.文化共性促進國家間的合作,加強了他們之間的凝聚力,而文化的差異卻加劇不同文明間的分裂和衝突.各國都在尋找認同,認同的目的一方面在確定自己的身分與歸屬,另一方面則在產生敵人辯清敵我.因為明確了敵人與對抗者,才能更好的增強內部合作和凝聚力.文化或文明的衝突往往不同於物質與經濟利益的衝突,因為經濟利益的分歧可以透過協商談判化解,求同存異間某取雙方皆可以滿意的區塊,並且可以透過和平談判方式來解決,但這種模式卻無法解決文化問題,因為個體文明是法法如商業利益般切割減半融合,至少無法在短期內由人為力量硬式嫁接,因為那必然會造成衝突,歷史上有一種無所適從的國家就是如此,它原來隸屬於某個單一文明為主導地位的文明中,但因領導人強制的想要將它轉到另一個文明的範疇中,就因此讓人民產生了紊亂,混淆,無所適從的現象,比如俄國,土耳其,墨西哥等國,它們的領導人無視本土文明的力量,試圖從根本上重構社會文化,就使得一種奇怪的分裂現象出現,比如世俗還是伊斯蘭的土耳其,就是一名例.讓它成為一種四不像的無所適從的國家,而弱化了它內部的團結一致性的基礎,這使得許多國家為了避免如此,都傾向於追隨文化相似的國家與之相和,並抑制與它們沒有文化共性的國家.各國都以文明的核心來重新劃分歸屬,形成了一個新的文明的秩序.而核心國家為其成員國提供支持和制定紀律.不過當文明缺少核心國家時,在文明內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間建立秩序的問題就相對困難,比如伊斯蘭國家間的關係.
本書最大膽與準確的部分就是預言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中國兩個文明間的衝突,畢竟這原書是在1996年出版的,以當前的眼光認為沒什麼的觀點,放到1996年卻不是這樣的,畢竟當時人們並無法預見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後的伊斯蘭的社會將有後來這般更爆裂的發展,更不會知道中國的興起狀態將會達到何種位階,雖然預言中國興起,但那恐怕是一種樓閣式的期望,與當下的現實差距頗大,所以光是這兩點以當回顧就覺得相當難能可貴.在杭廷頓的想法裡,正是西方國家過度的普世主義要求才將這種他文明的衝突從可能走向必然,其中最嚴重的是與伊斯蘭和中國兩個文明間的衝突.很大程度上這種"普世文明"的影響直接讓最虔信保守的宗教人士深感權勢正在遭受侵害與威脅,也讓他們有機會藉由宣傳單一"普世文明"正是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戰爭,這產生了親緣國家的集結和更廣泛和逐步升級的威脅,因此引起文明核心國家或組織發動這些戰爭.由於亞洲經濟發展,財富增長加上現代化政府自信心的提升,伊斯蘭復興運動等等因素使得歐美對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普世主義的態度與觀點遭遇挑戰,幾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對來自西方的壓力或多或少都出現了抵制現象.這種文明對抗力量的興起使得西方在它"普世價值"的實現上變得越來越困難.伊斯蘭和中國與西方文明間的衝突可能表現只是一種地區性或個體層面上的衝突,但在一定情況下,伊斯蘭或許將與中國形成聯盟共同對抗西方.而這種文明間的衝突特徵是不斷的在小規模戰鬥,停火,停戰,和談來回循環,戰鬥的型態以今日觀之,有正是大規模的陣地戰,游擊形式戰爭,也有不屬於戰爭場上的商業競爭,區域組織領導權力的對抗,征戰等非武裝形式的戰爭.這些戰爭通常根植於人民的認同,不論是透過民族主義或是基於選票凝聚力的方式,在時間上是持久的.與其他型態對抗戰爭相比,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間展開的,就是作為更大的文化實體集團之間進行的戰爭,促進了參與者的文明認同,一個文明內部主同的加強反過來推動了戰爭的升級,按介入戰爭程度的不同,把國家和集團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參與者是參戰的國家或集團,第二層次通常是與主要參戰方直接相關的國家與集團,第三層次是與參與者有文明上聯繫的國家,往往是該文明的核心國家.第一層次的參與者不能單獨結束戰爭,能否結束這些戰爭和防止它們升級為全球戰爭,主要取決於世界和個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的利益和行動.
陷入衝突與戰爭當然不是人們樂見的,杭廷頓的觀點是清楚的,畢竟他是西方人,想要解除這種困境,唯一思考的路徑只有一條,就是要西方文明自己檢視自視"普世文明"."普世價值"的問題.他認為西方文明始於20世紀初開始的衰落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或者西方也可能經歷一個復興階段,扭轉它對世界事務影響力下降的局面.但是他仍指出美國必須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的責任,在國際上促進歐美政治經濟一體化,在國內對美國文化進行進一步的認同能否或是否能夠將同樣的自我期許加諸到其他文明地區,尤其當其它在西方殖民下曾經黯淡的文明在當代已經開始有所甦醒,甚至出現或自我期許已經超過西方文明的自我覺醒的情況下,仍要如此的定自家為唯一之尊的想法?.他認為明智之舉不是試圖制止權力的轉移,而是學會在淺水中航行,忍受痛苦,減少冒險和捍衛自己的文化,西方不應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而應保存,維護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透過對假想的世界大戰的分析,作者得出維護世界和平的前三個原則,首先是"避免原則",核心國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其次是"共同調解原則",核心國家相互談判遏止這些文明的國家可能的戰爭,最後是"共同性原則",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
當然作者還是個西方人,他的結論固然一方面是好的,從全球的觀點來看文明的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這或許不錯,值得研究,但是文明的衝突需要重建世界秩序.若這種國際秩序若是以美國主導,以聯合國為舞臺,主體的各大文明通過其核心國代表,按照互不干涉文明內部事務的原則,以共同協商方式處理國際衝突的世界秩序,就未免有點太過天真了,我開頭所舉的東歐國家捐疫苗就是明顯的例子,不過因為這是1996年寫下的觀點,所以也無須太過吹毛求疵,因為本書已經足夠解釋後冷戰是騎這30年的國際情勢的變化,紛爭,戰爭乃至競合的根本,儘管這個簡化的模式在作者自己看來也只能解釋短期,不能作為一種永久解釋的範式,但應該已經是一本值得去看一遍具有遠見的書籍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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