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Escape From Freedom,Erich Fromm)
"對我們的民主政體造成最嚴重威脅的,並非其他極權國家的存在,而是存於我們自身的態度,內建於我們的組織和制度,使外在權威,紀律,規範和對外國領袖的依賴佔了上風.真正的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上,内在於我們内心與我們的體系之中".擁有表達思想的權利這件事,只有當我們擁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
以上藉由從"逃避自由"文本中節錄的杜威與佛洛姆的說詞,應該是最能展現個人對本書最重要的感想.一個連自我都無法清楚認識,對自身的問題都無法解決的人,又有何能力談辨別其他人事物,或解決其他問題.透過"論不服從"已經大致對於佛洛姆研究領域的各種主張有了粗淺的認識."逃避自由"這書名一看就是與"論不服從"一脈相承的.不過這本書對於個體自由的意義,困境,與相關歷史演進有較多篇幅,對於人間"逃避自由"的現象相關的解決之道有更細部的意見,如何從消極的自由轉化為積極的自由.但這些都算次要的,雖然它提供我們從"論不服從'後能自行腦補理解自由範疇的眼界,但更重要的是它暗示我們不要言說而無作為,明知要抗拒權威,卻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行為是與之相悖的去追尋那"逃避自由"的捷徑,"逃避自由"此書更將這種束縛個人精神狀態的樣貌,進一步的擴張論及到政治上的集體行為拋卻民主擁抱威權卻不自知到慘狀.
這種逃避自由捷徑的心理機制是,放棄個人自我,並將自我與外在的某人與某事熔接在一起,以獲取自我所欠缺的力量,佛洛姆從西方歷史的爬梳中得出了這樣樣貌.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世界社會開始呈現為掙脫中世紀神權束縛和封建制度下所形成階級固化的對抗過程.他認為在中世紀的社會中,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不存在個人自由.在如此的時空裡,人與自然和社會保持著某種緊密聯繫,是如不能分割整體的存在.個體的生活,地位,乃至思想,價值觀也是被自身的出身鎖定穩固的.宗教革命後,個體化有了新的自我意識,逐漸切斷了中世紀社會所形成的個人與外部世界的初始紐帶,從而使其成為獨自分離的個體.這一進程給了個人物質和精神上的自由,然而卻讓他失去了初始紐帶與自然環境相連專有的歸屬感,安全感,使他感到日益加深的孤獨和疲憊,為了克服這樣的孤獨感,人就產生了臣服於某個權威或某種高於自己能力存在的衝動.試圖透過新的紐帶來重獲歸屬感,這就是"服從"權威的來由,找尋依賴慰藉,也就是逃避自由,這種新的追尋固化的個體與行為,也是當代極權主義和人性異化的淵藪.
在佛洛姆的論述裡中世紀以前的社會中是缺乏如今這般的個體自由,職業身分與政治的固化,形成穩定不變的結構.這種結構嚴格限定了每個人的社會身分,地位.這樣的狀態雖讓人失去可調整與改變的機會空間,但同時也給個人保障和安全感,至少人不用為自己的前途,命運擔心,因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一切都是固定的因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帶來新的衝擊,除了文藝與各路思想的興起,路德與喀爾文等人的主張一方面讓個人在情感宗教信仰上找到直接面對上帝的支撐,脫離教會的制約,所謂的去依賴,並獲得了在中世紀沒有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宗教觀點引導人們的歸屬感,引入了罪人個體直面尋求救贖,依靠,慰藉的需要,因欸個人的能力是如此渺小,每個人都需要一個上帝,這樣的觀點後來便形成一種人民"救世主"的需要情懷,影響著歷史的進程.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使得人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獲得自由,新的產業,科技,技術使得生產效率提升,打破了中世紀個人僵固的職業與生活狀態,許多人可以解此某到更好的機會與收入,富人更富,產生了部分的階級移動,更形制了許多中產階級的躍升,但這樣自由經濟狀態同時也讓某些人陷入了孤立無依的境地,主要是低階的農工階級,在技術不能改善,資本不如人之下,造成他們的痛苦,超長的工時,工廠單調的折磨,引起失落,不滿,憤怒,絕望,對於社會的變化有一種不甘的念頭,這種念頭與上述救世主的情還後來共同形成了西歐的災難:法西斯主義的緣起病因.在經濟需要成為重心後,競爭代替合作,個人奮鬥取代了社會固化繼承,傳統的精神支柱已被摧毀,而新的支柱尚未建立.自由曾是一種解脫,現在卻帶來新的壓力,讓人惶惑不安,孤獨,恐懼,焦慮和懷疑.讓人與他人,甚至與自己與都變得疏離.在競爭中,自由像沉重的負擔不堪忍受,使人心生恐懼,產生逃避它的念頭.逃避的方式有二,或者是控制他人以顯示自己的力量,它的變態形式即虐待狂,另一類人則放棄自己的權利,屈從於外在的強權以獲得保障,它的變態形式即受虐狂.這兩者正好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由此,似乎法西斯獨裁的出現帶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本來以為開放的新世界中,自己的決定終於能取代曾經的權威力量,但其實也只是受了社會某種無意識力量需要的支配,這種無意識的支配力量透過生產,透過利潤追求,透過現代消費需求逐步的沁入人心,慢慢的形成所對人的隱形統治,而它壓迫人心的本質與靠暴力的外在權威壓迫並無二致.在外在權威中,個人尚能透過獨立性,自覺,或偶能靠己力觀察破解.但在這種資本主義消費現代性所構築的的權威中,命令甚至命令者都自檯面消聲匿跡,看不到壓迫,也看不見壓迫者,人在自然的無意識中臣服於新型威權,在政治上可能是法西斯主義,是納粹,而在生活上可能是無止盡的新商品,新物質的瘋狂追求.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佛洛姆首先將心理學上的"動態適應"與"靜態適應"分開. 所謂的適應市面對於靜的調整,靜態適是一些簡單的類似機械學習的行為,不會對人的其他行為產生影響.而動態適應則使人在適應環境的同時,改變了自身的性格特性,進而改變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行為.由此,佛洛姆發現了經濟基礎與經濟需求對於人格塑造將發揮作用,不同的經濟需求依賴不同的人格結構來作為生產力,因為社會的強大力量塑造了人的行為模式,產生了動態適應,這種適應會使人產生新的行為發展,進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作用.適應現象在宗教革命與資本主義改造的社會裡,隨著社會需求與結構的變化,也產生了新的作用.宗教改革主義者的人格結構來源於中世紀後期的意大利的資本主義萌生的商貿關係裡.資本主義創生的生產力與工作型態給予人們新自由的同時,也使許多人變得疏離,焦慮,進而引發了“超我”的懷疑與忿恨.而當時社會還沒有形成足以抵禦這類負面效應的繼發紐帶,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進一步加劇了人的孤獨感與無力感,因為個人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中一顆螺絲釘,也就導致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 佛洛姆用他在心理學方面的觀察概括了在此情況下人們逃避自由的三種方式.第一就是權威性格:施虐狂和受虐狂式的人格,以及由此導致的權威主義.施虐狂作為一種舉足輕重的性倒錯現象,其本質特徵就是控制.這樣的人常常在夢中夢到戰爭,兇殺等現象,做愛時喜歡對對方動用牙齒.其本身對權力有一種不可遏制的需求,對這一種人來說,他的人際關係只有控制和被控制,而且他會把這稱作“愛”.他鄙視無權者,崇拜有權者,恨不得五體投地,匍匐在上帝的腳下.希特勒是這種人格的典型.與施虐狂相伴而生的是受虐狂,他們沒了領袖就不能活,跟施虐狂處於一種共生關係.通過這種控制與被控制,他們能克服這種難以忍受的孤獨感,重新成為社會的一份子. 第二種方法就是毀滅性格:破壞性衝動,這種破壞欲根植於人的無能,他們不能創造性地使用客體,只好用破壞性地使用客體,來掩蓋自己無能的事實,使自己獲得巨大的滿足.其本質也是為了逃避孤獨,因為感受不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存在,他需要用這種方式來刷存在感. 第三種機械化的順從:也就是我們的社會中常常出現的現象,佛洛姆把這叫做機械一致性.這樣的人從小受文化環境的影響,整天戴著面俱生活,失去了察知自己情緒和興趣的能力,成為社會模仿的螺絲釘.有的人看見別人健身,爬山,環島,追星,自己也興起同樣的行為,產生了無意識的仿效行為,社會上普遍的品牌意識,僵固的政治意識信仰,大體都源於這種機械化的順從.
這三種顯露的逃避自由的行為徵象,它的運作背景是人的無意識.表面上個體確實擁有自由度,但其實這是一種自由的假象.權威力量導致了人們的逃避行為,或讓人產生強迫性的遵從行為,孤立的個人從而變成某種機械人,喪失了自我,卻同時仍有意識相信自身是自由的,並只服從於它自己.這種服從權威的假個體化是源自服從性格.而讓人失去自由的服從性格的創造依照佛洛姆的看法它從兩種力量而來,一是來自"教育壓迫性",一是"碎片訊息解構整體性".教育是個矛盾體,它一方面在講究標準答案,步驟,方式的形式上毀掉了人們思源的多元性,與創造性,特別是對於兒童,另一方面又因為講究相對主義我呈現的客體性,而使得真理的追求成為笑話,沒有甚麼不能稱之為"道理",犬儒主義與懷疑論扼殺了思考的可能性,使得批判性思維成了笑話,成就了學生服從性格.而另一種癱瘓批判性思維的手段就是毀滅個人對於外在世界的結構化印象,讓人不從整體性上去看事情,那事實就會喪失具體特質,只剩抽象與量化的意義,政治操控的媒體,或是商業力量佔據的傳播機構出版品都是這種力量的提供者,長期在這種解構式,碎片式,影像串接式的環境裡生活,多數人早已失去深層思考與提升自身觀察事物時高度的能力與需要,既然所見差不多,又有主要媒體操控者在旁加以碎片解構自圓其說帶領意見催化,自然讓多數人逐漸地失去思維的自主性,養成了服從大眾媒體意見的性格,殊不知這大眾媒體意見,也只是特定團體的特定人的意識觀點而已.
逃避自由固然不行,但是即使理解了現況力拒,也只能回到消極的自由,這又導致新的束縛:人類無可避免的將陷入新自由通往新的依賴的循環?這樣的狀態在佛洛姆那邊自然是不樂見的,於是他提初"積極的自由":自由的第二個面向.積極的自由強調自發性,透過實現自我與做自己來獲得自由,哲學家相信人可以單純地透過領悟來達成自我的實現,"理性能力"能壓制生物性,而實現健全的人格,才能展現情感與域性上的潛能.換句話說積極自由就在自發性地展現出完整且健全的人格.
當然光是靠由消極的自由轉化為積極的自由是不夠的.這本"逃避自由"出版於1941年,而"論不服從"出版於1981年.從這兩本書所呈現的格局差異,可以看出一些在"逃避自由"之後佛洛姆的研究後續.因為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帶來了異化問題,與"逃避自由"的新人類,除了個體心理外外,從生活面去改善一個的生活水準,讓他脫離對於物質的不停追求,也是改變這種"逃避自由"的新人類的手法,所以,他為什麼會去研究馬克思,談人文主義的社會主義,談人最低收入,其實都是圍繞著解決"逃避自由"這個議題延續下去的,這是讀者應該能夠推想得出的一種過程現象.其次,在本書裡為什麼作者要以納粹主義,以希特勒,以德國曾經得過往來說明理性主義的消解與服從性格群眾的產生,一方面是因為他是猶太人,一方面是因為這絕對是逃避自由中曾經出現的一個最大負面影響力到曾經毀滅世界的一個例子.做為一個讀者來說,你應該能馬上從德國的歷史聯想到近幾十年民主發展至今所產生混亂的異象,不說相似度太高,起碼應該隨時懷疑那些告訴你"逃避自由"成功運動事例的人,他也可能就只是另一種隱藏的權威者而已,因為那不是你自發性思考後的結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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