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
這次開三系列,首先結束的殷海光作品的選讀,想想後面就乾脆接著余英時系列,選讀三本"余英時回憶錄","歷史與思想","方以智晚節考".
之前寫過了,已經不太看傳記,回憶錄這種類型的書.看這本基本上也只是基於對於已過世作者生平的自我解讀的好奇,有助於後面的閱讀選擇.所以要寫讀後感實在困難.目前在華文的歷史解讀書籍上大概都只選看那些偏學術性的,或是專治歷史學的人的作品,畢竟現在隨便甚麼人都能在網路上大對歷史指手畫腳,但那種沒有強力根基實證的後設歷史觀作品,基本對於專業無助,只是滿足於政治意向的需要為主,到頭來只會留下一些誤解而已,而本書作者是歷史大家,有一定的治學能力,所以他的觀點有助選讀與理解,此地將簡略從三個角度來寫對本書的感想.
首先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史料.作者生於戰亂年代,二戰期間在安徽鄉間的生活,地方軍匪難分的類土匪小軍閥充斥,鄉里在戰時的生活狀態樣貌,恰好能與張拓蕪的"代馬輸卒記"裡的幼年生活相互呼應,只是一為士子之家,另一位則是下層階級,兩者出身遭遇不同,後各自的發展亦大異其趣,但是他們所描寫的戰時安徽鄉間的樣貌其實並沒有太大不同,有的只是個人經歷的差異,一個能夠受教育,即使只是一些簡單的古文,有著家族庇蔭能夠靠遷居避禍,但一位只能出去當商販的學徒,任人欺凌,不能自保時,只能投軍,再被欺負時,只能當逃兵,甚至偷渡上船來台,誤打誤撞的離開了未來的牢籠.另一人則能在戰亂紛紛的年代,在幾個大學間輾轉遊走,甚至能跨北京,上海,至香港,再北返,再入香港逃出升天,我無意在此作比較,而是從這本回憶錄裡作者談到的"正式思想"與"民間思想"的差異突然想到的,作者所述的在他曾經的研究中,曾經從漢代的上層思想與民間思想各自流傳的文獻中得到某些觀點的互映,認證,甚至差異,或不同.但是這本回憶錄中,民間思想極為少見,這恰好說明了一個時代背景下的第三種選擇.就是那些在國共戰爭中,既沒選擇與國民黨來台,也沒有被迫或自願留在大陸等待新政權的人,所謂的第三勢力,或無勢力者.這批第三選擇的人不管選擇去歐美,還是前去香港,都是一群從資財,權力屬性,學識,與階級上相當不一樣的人,首先他們的政治嗅覺是敏感且多疑的,基於這樣的特色,其中的資本家與知識分子必然是主體,第三階級則較少牽涉,在長期的動亂過程中,已經看破了國民黨手腳,對於共產黨的底性也有基本的觀察,預期新政權將對資本家與知識分子不友善,至少會認為需要再經觀察考驗,才能知道新的執政者深淺,畢竟單是過去解放區鬥地主土豪的傳聞,就夠讓他們有所警覺,嚇破膽,風聲鶴唳,因為有過安徽鄉間的經歷,燕京大學的同學遊說間的猶疑狀態,顯然生活的經驗在這裡更能說清楚,很難看出作者後來的反共是由致知而生,但是透生活而來的觀察可約略提供參考.
生活的觀察應該提供一個關鍵.作者的一生有兩次大轉折.第一次是1949年去香港.第二次則是1955年前往哈佛.1949三大戰役結束,共軍入北京.他的家人們先移居上海,後渡台灣輾轉再轉去了香港,他個人則留在北京就讀燕京大學.錄取後就又回北平,後因故去香港探親,預計返京的那天火車行經半途居然故障,這一轉折居然讓他興起重返香港的念頭.作者在回憶錄中描述了他當時的心理狀態"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他自認理智上是無法接受香港這樣的殖民地作為長久居留之地,只是徒然的傳統思維新起,覺得自己太自私.為了個人興趣著想.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的處境.重返香港.進入新亞書院.成為錢穆的學生.這是他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大轉折之一.第二次的轉折,則是在前往哈佛的行前,突然被要求須有台灣當局的護照方可成行,但實際他已被國民黨秘密通報為第三勢力,已經不可能得到核可,本來是必然會失去留學的機會,後來是由美國駐港領事的協助,以無國籍身分入美,才獲得解決入境困境,這兩次的生活經歷,不論是機遇或是貴人,都是她生命中的要件,但也因此看清是背後的政治力量角力黨同伐異的展現,讓他有所心得領會.
其次,為何我會說那個年代很難透過致知形成出反共思想,這受制於歷史學科所限,歷史與過往相關,所得的觀察結論能夠有機會用在觀察大趨勢大格局事件的推演上,但那種歷史訓練用在當前這種逐日政治的時事分析其實不太有用,甚至大概等於忙猜.在探索五四運動的後續影響時,他都得出那樣的一種對於運動的結論,與殷海光一致,他們都認為五四的影響效用其實並沒有後來吹捧的那麼高大,最多只是都會中一種心理層面的激越形式,核心的表現其實並沒有實踐多少.在他看來這是因為"人們在談科學時,術大於道,談民主時,尊優於親",這句話翻成白話的意思是,談科學時一旦涉及到技術應用實務便認為是重點,應加以發揚,但是在日常談資論道時,往往流於自身的偏門之見,忽略的該有探索真實的科學精神與步驟,特別是人文學科,也就是行為本身並不真的那麼的勵行科學精神至行為面,科學精神只止於口頭.談民主的時候,則是只限於為文論道,在文章講演時口頭遵從民主,但涉及到實際政體權力時,寧可避而遠之,實質行為其實並不親近甚至絕對要求民主.以港為例,在香港那樣的環境,按作者的自述"英國人給香港絕對的自由,但卻沒有給香港民主".我們可以推出其實工黨也罷,保守黨也罷,哪個不是比中國共產黨在民主觀念與制度上施行上領先幾百萬倍,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都無法去爭取民主,甚至爭得民主,現在的時事卻後來反過來要在一個極端威權獨裁的共黨政體統只下強力呼籲香港要爭民主,這種"行"的落差,不正是"術大於道,尊優於親"的狀態某種自然外顯,也就是其實他本人的民主觀在思想上能夠及早明白並堅持,但真正的施行上就非一蹴而就,是後來經年累月後的體悟後才有的結果,早期則並不衷於道,甚至於趨避,這才是比較合乎現實面的狀況.當然,面對權力,大家都只是苟活的小人物,沒必要要求特定人必然該如何,只能用來自我要求,這一種觀點在本書中引用陳寅恪對出國留學人的專業上學習領域的觀察後的說法上可以得到相當的一致姓論證:
"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美治國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完虛理,其長處短處戶均在此.長處,即修心片治平之首.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大之思.故昔則士子群習八哎,以得功名富貴而辛德之士,終屬極少數.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的宇間之意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口八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學理,略有妥遷,則其技不復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迪成為最不實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臭者,舌一萬古,橫九坡,而不受.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的宇間,這一畸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其愚阻,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沒辟,則中國人經營商業之長技,可得其用 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
陳寅恪非但是口語上與文章這樣的表達,他自己就用一生做了最好的反例.否則以他的學術位階與成就,又怎麼可能換不到去往自由地區的一張通行證,最終慘死,他只是單純看中自身的學術追求高於了那些經世致用的利害得失的一個例子而已.所以,最後的一個角度則是雖然說在本書中經常的出現"為知識而知識"的概念體為重的思想與說法,但這恐怕就是所謂自傳,回憶錄這類書籍的缺點,總是把一些機遇的事情擺出了道德化的選擇性.不過作者的出身與機遇卻給了他有機會與當世一流的史家共同學習的機會,這卻是事實.他雖然是教授之子,但啟蒙期的教育卻是在鄉下,透過傳統的詩文,經文開始,因此中國史,文化隊他而言是一種自幼即習得 的基礎.而他後來去燕京大學,新亞書院,都是藉著他父親的人際關係而能與名家名師相學,這也注定了即使他到外,習得了國外的研究方式,但是他研究的主體範圍仍是傳統中國史學範圍內的.也因此,在閱讀上我選擇閱讀他的學術專論"歷史與思想","方以智晚節考",畢竟這才是他經年歲月中最精華的部分.至於後來那些時政評論,則是誰都能做能寫能議,其實未必有特殊之點.
這本回憶錄文字簡單,關於他的學術之交,與專業論議也有部分涉及,但多數是基於與他者交往過程的交代,比較流水化,個人評論的部分不論對人或對事雖然都有,但總覺蜻蜓點水,比較克制.因此,對於非史學讀者來說,可能略嫌枯燥與偏門,但是若你把它單獨當成是的大時代中的一個有紀錄的個人經歷,當成史料,其實還是有許多值得看的亮點的.而他的專業在歷史與思想的結合進程關係,對於所謂的歷史決定論抱持懷疑,甚至否定,這與我們常見的大歷史書寫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值得繼續看下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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