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Emperor Huizong,Patricia Buckley)
這裡要開三個新系列,一個系列是關於歷史的"異見",選了"宋徽宗","晚年周恩來"兩本.另外三系列一個是太空探索系列,一個是選讀紀德小說系列.為免審美疲勞,採交錯的閱讀,中間可能另夾雜其他.
這本"宋徽宗"算是一本變形傳記,通常寫帝王傳的對象無非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選一個亡國之君為題的本來就少見.說它是"異見",主要是文本呈現的方式,目標與傳統歷史敘述文本大不相同,呈現出來的那個與過去印象中的宋徽宗並非一致略顯模糊的人.都知道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至今仍有不少人研習,單憑書畫雙絕就可以算是號人物,但偏偏他有個特殊身分:皇帝.加上又是個被入侵外敵俘虜囚禁致死的上皇,國家與國民因此遭難,生活不靖,做皇帝的評價以此為準而言是絕對不會太好的,蒙古人編寫的宋史正是一例.加上後來的民間的話本平話,甚麼戲說雜談,"水滸傳","說岳全傳"創造了徽宗耗費國力窮盡,宋金仇敵的二元對立善惡形象,以至於深深影響了後世對此宋徽宗與他所時空的既定印象,不但宋徽宗昏聵狎妓無能無德深植人心,包括他重用的蔡京,蔡攸,宦官童貫,梁師成至今在古裝電視劇裡幾乎是全面性壞人姿態出現的,且毫無例外.本書作者Ebrey試圖用另一種方式來呈現"宋徽宗",一方面調動那些他擅長的書畫藝術建築林園上的成就與想法於其中,另一方面也試圖把宋的政治時空背景做另一種解讀描寫,Ebrey淡化了"皇帝'於政治上的絕對權力的功能作用,過去那些想當然爾皇帝必負全責的觀念在此書被磨滅隱藏,因此本書雖然還稱不上是翻案文章,但是這書裡宋徽宗的政治形象成分確實被壓到較低的程度,凸顯出來宋徽宗便是以藝術,文化,信仰為生活重心的可憐皇宮囚徒.
以往多將徽宗視為亡國昏君而否定,但Ebrey給予了過去難見的評價:稱他聰明,飽讀詩書,能寬容地對待別人的過失,並指出他應該因為作為皇帝的雄心壯志,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讚.同時本書對徽宗為後人詬病的大興土木,窮奢極欲等,進行了另類的解讀,指出其他歐洲其他國家王室更為奢侈的事例,以證明宋徽宗的舉動相比而言不算過分,也就因此免受驕奢意淫的批判.先不論這些評價方式是否刻意走偏鋒,單就文本內容,本書對徽宗的寫法,讀者可能很難理解當時為何出現方臘起義,金人入侵事件的真相,這是本書文本敘事中隱藏的一個先天弱點,它淡化了趙佶的"政治作用",強調了他的文化與生活的方面,有意的呼應今日對於北宋雖然軍事弱力但經濟繁華文化昌明的評價,也就此淡化了他與其他相關的政治事件的因果關係,與其重要度.或許看成作者的目的不是翻案或譴責,而是理解,解釋在與古今史學傳統的比較下,作者的重點避開了傳統史學關心的君權問題,主要着眼於皇帝個人的生活,角色,藉此理解宋徽宗的作爲中哪些看似是必然而其實不然,甚至屬於迫不得已下的決定,哪些才是真正的權力特色所在,而作者使用的手法就是淡化.
首先被Ebrey淡化的是宋徽宗在使用政治權力中的直接作用.以文本書寫的呈現來看,作者先將趙佶看成是一個普通的士大夫,討論他的信仰問題,藝術喜好與生活問題,然後才在其上加上皇帝身份,這樣就可以討論他政治決策的特色了.因此文本討論中關於興建道觀,地方祠祀,討論祥瑞,編纂"政和萬壽道藏",建構"艮嶽",林園,到接受"神霄說",都可視爲是趙佶的信仰的一種延伸,是信仰,喜好與皇帝身份結合的結果.在作者看來徽宗是一個嚴肅的道教信徒,不論是主觀有意還是因為在信仰中淺移默化身體力行下,道教觀點,儀式都被當成了統治手段,但作者顯然堅信信仰,愛好是個比政治權力更合理的理解宋徽宗的切入點.宗教信仰與政治的結合,正好在徽宗的身上實現了,一個信仰道教的君主.因此,徽宗朝的崇道之舉,在道教本身的邏輯和進程中都能得到解釋. 除了信仰,理解宋徽宗的另一個關鍵是興趣,愛好.宋徽宗精通書法,繪畫,詩文,甚至可以說達到頂尖藝術家的功力,這就可以理解看到宋徽宗政治生活中與能工巧匠的互動,對於文化工程的關注的正常度,而不是只有閑散安逸,因為這是其興趣,專長與皇帝身份結合的產物,他甚至因此將興趣擴展到對醫藥,建築,繪畫的支持,徽宗的諸多文化工程只是說明了他個人興趣與王朝政治的結合,這些工程展現了徽宗在思想,文學,藝術,宗教,文化,意趣方面的興趣,他們的共同點是追求非凡.可以看到,宋徽宗的個人信仰,才能和興趣,因為其皇帝的身份,通過上述方式成爲王朝政治重要的內容,甚至是區別於其他時代的標誌物,這些藝文標準甚至成為徽宗的官吏選用考量標準,委任責成的使用方式.因此徽宗的信仰與興趣當然也影響了非文化方面的政策結果,儘管從傳統的角度,這些耗費財力的活動實在不該是治國重點,但是結合上興趣,作者便有了淡化權力的管道,但另一方面來看,雖然是基於興趣,但最終仍反映在施政上,也就是說本書雖然淡化了宋徽宗的絕對權力的影響功能,卻凸顯了那些個人特質對於政治決策與行爲影響.作者首先將徽宗視爲一個具有特定信仰,興趣的文人雅士,然後再加上皇帝這一政治身份,這兩者的結合就帶來了徽宗朝統治的特色.
除了對於絕對權力的使用被淡化外,信仰與喜好還透過於時空結構的影響,強調了皇帝的某些無能為力處,天下不是所有的一切他都能掌控.宋朝開國以來就弱兵,使得它先天不利用對外的防禦與用兵上,對遼與西夏的長期用兵耗損財政,國力,四分之三的財政收入被拿去做軍費開支,後來雖然嘗試者以和議,歲幣的方式換取對西夏的和平確實收效,僅占財政收入2~5%,但是對於某些試圖強調強國富民的士大夫來說,他們仍然不忘以軍事擊潰北方部落,重返光榮,這是宋朝的先天一直存在問題.但徽宗顯然不是軍事長才,更缺乏此方面的理解能力,事實上他連當上皇帝都算是意外,所以他的藝文與綜計特質其實並不合適於當時的統治環境需求.加上一個神宗朝的變法所形成留下的黨爭問題始終未解,依照Ebrey的寫法,原本宋徽宗有意採取一個和緩新舊黨間雙方衝突的想法,就是任用平衡兩方的方式,但是顯然他不耐煩於元佑黨人的屢次阻攔彈劾異己,最後反而全面的轉向支持那些主張變法的人,在宋徽宗看來,新黨更懂行政,更聽話,更少煩他.舊黨經常給他添亂,與其費盡力氣維持新舊兩黨的平衡,不如乾脆排斥舊黨,重用新黨,這樣自己將省事得多.於是,他改變了平衡策略.宋徽宗使用的第一個年號叫建中靖國,這個年號其實只用了一年,隨後就改成了崇寧,這個年號是有暗喻的,宋神宗的年號是熙寧,崇寧的意思就是推崇宋神宗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推崇新法,可以看到"靖國"想法的轉變.徽宗的支持下,蔡京長期擔任宰相,壓制舊黨勢力.且任人偏私,造成了許多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財政收入與貨幣問題,徽宗的愛好都是花錢的坑,而當時的銅開採有限,先是造成通貨緊縮,後來採取"當十錢","紙鈔"等濫發成色不足的貨幣,後來的重啟戰端的軍事支出,這些都是大問題,但在本書中不論是人事傾軋,或是軍事不力,財政不利,似乎都是那些被選任的官吏的事情,皇帝始終給人一種隔岸觀火不能介入的印象,且對庫藏銀錢財政收支等狀況的掌握流於表面,甚至不甚了了,一則是作者刻意的將皇帝的角色給士大夫化,扁平了他的責任,其次是作者也有些刻意的少談及這些政務上的失敗處對於後來政治上的影響,甚至是皇帝該負的權責,但你要說這就是無為而治或這就是耽廢朝政恐怕也是由說者自圓而已.
第三個皇帝角色的淡化性是強調事情的隨機與不可控,就是所謂的時也,運也,命也,非我之所能也的意思.比如以方臘之亂的興起讓徽宗必須派軍隊向南征討,它耽誤了能夠派往北方夾擊遼軍的能力.這使得因為"海上之盟"簽訂的宋金合約中收復燕雲十六州的目的沒有完全成功.宋朝的如意算盤打得好,但執行中卻出了偏差,兩次出兵攻打燕京地區,卻被遼軍打的大敗.金兵攻占了燕京,於是金國就說,宋朝根本沒出力,連燕京都是自己獨立打下的,不能把燕京還給宋朝,宋朝經過再三交涉,金國才從燕京撤兵,但撤退時把城裡的人口和財富全部帶走,只留給宋朝幾座空城,更嚴重的是,這件事讓金國看清了宋朝的實力,產生了侵略宋朝的想法.因為金國認為是他獨力滅掉大遼的,宋軍在夾擊遼的過程中基本上都沒有取得勝利,這是宋軍長久以來的問題,卻給予了金國看穿宋軍實力的機會,作者認為若沒有方臘之亂或不起於當時,宋朝卻是可能有機會擊潰遼國,這樣也就能避免金國的野心.Ebrey甚至由此更進一步的延伸出若宋沒有與金簽訂海上之盟,靠著遼金間戰爭的互相損耗,宋是有可能撐到西元1200年以後的,當然這是假設,並沒有後續的探索.只是這樣一來可以看出宋君臣的思慮的短淺,潮中缺乏人才的狀態,但本書只是計較了一個時運問題,有點輕放皇帝與執政者於此的責任了.
我們過去都覺得宋徽宗只顧享樂縱情信道,不理朝政,導致官員腐敗,民不聊生,軍隊沒有戰鬥力,亡國被辱只是剛好,作者卻意欲表現出靖康之難和宋徽宗的個人的統治態度沒有什麼太深的聯繫,他對靖康之變雖有責任,但這種責任後來被歷史敘述給放大了,主要是受到了道德化史觀的影響.作者說宋徽宗自幼居深宮,受官員限制不得外出,對於軍事,民間庶務所知不多,那些奢糜生活,奇石蒐羅林園建築,或是信仰的供奉不過是個人喜好,比起西歐貴族王公也不算太過.但是,畢竟他是皇帝,就由得他把興趣凌駕在治國上,只要國事運行沒有太多窒礙,民間沒有太多苦痛,他要過這樣耗費資財的的藝術,信仰,文化生活也不會有太多人過問或阻撓,但若是民不聊生,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吧,不可能不追究到他身上的.
閱讀本書也未必是真的要看甚麼史實,而是可以看到怎樣的切入點與觀點都能成就一本歷史敘述文本,也都看似言之成物,這本書顯然的有點把宋徽宗皇帝的角色給抽離了,但若他只是端王,只是趙佶,這些信仰或藝文喜好又算得什麼呢?!因此,即使是歷史學家也會有一些特別奇怪的論點,雖然新奇有趣卻可能有遮蔽或誤導之嫌,那更何況其他一般的說書型史者,其中的問題只會更多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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