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晚節考(余英時)
1971年人在台北的余英時聽聞有人刊印了中央圖書館所藏黃宗羲的"授書隨筆"面世,既意外又好奇.沒有任何歷史紀錄表明黃宗羲有此作品,他對書的真偽所懷疑,但也怕是稀有的孤本,因此才無人知曉.因緣下拿到了一套,打算考證一番.本來只是考證書籍的,但在考證過程中卻先寫下了這本"方以智晚節考",成了考證人.
原來這套"授書為筆"真的不是黃宗羲的作品,在余英時考證下作者是清初桐城人方中履,套書的原名應該是"古今釋疑",之所以會變成黃宗羲的"授書隨筆",純粹是因為在清末民初時流行蒐藏古籍,翻印古籍出售,當時的商人為了賣個好價錢,特意竄改偽印的,不知究裡的人就這麼收藏下來.其實真正方中履的"古今釋疑"在中央研究院就有收藏,可能是以前年代資訊封閉,當時又無網路,既不對外公開,又不能橫向連結,不如今人只要鍵入關鍵字便能輕易查到然後進行比對.余英時考證的做法就是最原始的功夫"閱讀",透過文本解析,他得出了作者的三特徵,明朝遺民,曾流竄兩廣,最終又歸於故里,又在文本中找到關鍵的字,一度以為這套書應該與方以智有關,最後終於從文本前後關係的拼貼中找出了作者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也是在這樣的閱讀過程中,他發現了方以智的生平與晚年的事蹟,因而先寫下了"方以智晚節考".
這種書乍看實在不是我這種受眾在看的,基本上是本考證,且是以古文考證,文言文佔據大半內容,勉強看下.看這本書有二個意義,一是延續余英時在"歷史與思想"中所提的柯靈烏所謂的歷史的"內在性",用"方以智"這個案例為證,看所謂的史料紀載與現實的落差.據"桐城縣誌"所寫,方以智是病死的,但是余英時的考證結果是他投水而死.其二所謂的"晚節考"這個詞挺有意思的,最早知道方以智這人是在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時,陳寅恪留下的作品中有一本"柳如是別傳",我那時候好奇一個歷史與語言大師去寫一個名妓的別傳有甚麼特別的目的嗎?後來知道這內容牽涉到亡臣的終途:錢謙益,然後由此衍生的知道了方以智,趁這次系列剛好了結一下,而"節考"也事涉作者,余英時生前與死後各有一批批評與利用他聲名之人,這些人無非基於私利私怨偏愛反智,對於歷史"內在性"探索是沒興趣的,更別說作者的作品呈現的科學性意義.
方以智,錢謙益都是國亡時的亡臣,但是一來他們官沒那麼大,沒有資格與能力去帶兵抗敵或號召救國,二來是自身能力有所限,國亡後連自保尚稱不能,何況其他.因此不可能如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生平被人盡錄而廣為人知.即使是史家,如果不是機緣巧合,恐怕也未必能知道這些小官的大名,更遑論知曉他們的生前事蹟.因此關於方以智是怎麼死的,對於多數人來說根本不重要,但是真的史家就是不同,見微可知其他,也可作為對比,怎麼死的?這樣的死法透露出的意義原來都有可以查找推敲之處,這本書就是個例證.
方以智,字密之,崇禎初年,在他父親所建的城郊澤園中成立"澤社",研究文學,也帶有論政色彩,相與對抗的是阮大鋮的"江社",因此與作為鄉前輩的阮大鋮開始產生仇隙.澤社中或賦詩文或讀經史,關心萬物之理,因此積累了豐富知識,奠定了學術基礎,方的業師中,有一位叫王宣,他所著"物理學"對方以智影響甚大,這個"物理學"雖然不是現在的物理學,但是也差不多,當時的西學有少量的透過傳教士傳到中國,是以這批人應該算是最早的接觸者.崇禎十三年方以智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後在京任工部觀政,開始寫作"通雅"與"物理小識".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自縊,方以智被農民軍俘獲,農民軍對他嚴刑拷打,但他始終不肯投降,當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農民軍之事傳入江南時,有人把他比擬為文天祥,不久,李自成兵敗山海關,方以智僥倖乘亂南逃,大難不死.後方以智輾轉奔向南京投奔新成立的弘光政權,但仇敵阮大鋮當時正把持弘光朝政,藉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後沒有殉節,而把方打成"從逆"罪人,處理方法是流放,於是方不得不改名吳石公,流放嶺南,兩廣一帶以賣藥為生.,不久,隆武帝朝成立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應,取名三萍,浪跡於珠江山水間.隆武二年,桂王稱帝於肇慶,由於瞿式耗的引薦,方以智參與了擁立永曆政權的活動,任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但他很快便發覺桂王政權朝不保夕,名不符實,在內門戶紛爭,奸人當道,在外則同室操戈,兵戎相見.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後被太監王坤誣劾免職,不得不遁跡於湘,桂,粵西交界一帶,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當清兵大舉南下時,終於被清兵搜出,清帥馬蛟驎反复逼降無效,最後聽任方為僧,他於是去了梧州,在當地雲蓋寺居住兩年.順治九年偕同施閏章至廬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親,全部精力轉入著書立說的學術生活中.他在"象環寤記"中寫過:"以祗支為退路,即為歸路",意思是說他出家為僧,實際目的是為了回鄉,而當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時,他說:"匹夫不可奪志,出世人安往,不得涅槃也?",這文中的用的"祗支"和"涅槃"都透露出出家為僧或許只是他遠離新朝招募的遁詞與藉口.就在這年,他重返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覺浪道盛法師,潛心寫哲學著作,自稱極丸老人,作為曹洞宗的一個法門弟子,佛教對他有一定影響.但另一方面,出家又只是他與環境作鬥爭的一種手段.至於他晚年的紀錄,一般可能見到的是"康熙十年冬,方以智為粵事牽連被捕,解往廣東,途經江西萬安惶恐灘頭,因疽發卒於舟中"寥寥數語,意思是廣東那裏發生謀反之事,朝廷查到他可能牽連其中,要找去問案,途中從江西到廣東的水路上,因病死於船上.但余英時的這本書就是講述他生平發展,治學的範圍與內容,交友的狀況,最終從許多相關的詩文,來函,與紀錄中推論及於他不是在船上病死,而是船行至惶恐灘頭時,想起來文天祥,因此投水殉國死節的
為何一個人"死節"卻無法明白的寫出來,或是留下紀錄?這不難理解,因為當時他還有家人在,其他人必須生活下去,自家人自是不敢明述其事,相關的友人也有同樣的顧慮,至於其他人則是因為他的名聲時在尚未夠大的眾人皆知,或是官方的紀錄有其政治考量,諸多可能融會在一起形成的.根據余英時考證的推論在方以智投水之船上,他的兒子方中履,姪子方中發,孫子方正珠是一道隨行的,特別是方中履,須臾不離,方以智自盡的所有情況,他們應該都是清楚的,在他們當時的詩文中,並沒有一個字提到方以智是因病而死,而迫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他們無法說明真相,只能在詩文中暗示方以智是自盡完節.余英時舉出了方中履所著"汗青閣文集"中的"先公慷慨盡節,不少曲堯","惶恐灘頭,先公完名全節以終"就是存在著這樣的意思,"汗青"一詞不也就是有藉文天祥影射之意.透來又透過事後親友的追禱詩文中推斷出同樣的意思,如方中履"哀述"一詩專為記述方以智艱辛的一生,其中多處暗示死亡真相比如"波濤忽變作蓮化,五夜天歸水一涯",余英時將其解釋為在佛教中,蓮花是從俗世中解脫而生於佛國淨土的聖人化身,顯然暗示方以智投水而死,後一句點明死亡時間.其他像"激楚如今當再擬,教人無奈賦招魂"這顯然是將方以智比之於屈原.再如"天高來夜月,霜白照離人.此際悲歡共,招魂到水濱".余英時推斷若是病死,方中履斷然不會說到水濱去招魂,他從這些詩文就斷定,方以智是沉江完節無疑.其他如方中通"粵難"詩有"鐵錚錚,寶刀鳴,同父死,同父生"之句, 雖似可解釋爲方以智自刎而亡之證,而方中履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謂"履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在余英時的解釋裡"止水"頗近於暗示其父之死係由自沉.這些詩文的引入後又因為余英時新得的一些文本補充,在書的二版,三版都有增加,可見余本身是深信自沉之說,才會特意得留意這些新得的文獻所述.
當然單憑詩文證據力弱,畢竟官方的文獻如桐城縣誌與其他文本寫的就是病逝,或者背疽發作而亡.於是余英時乾脆考證方以智身前最後的足跡與移動過程,甚至於他當時的社會狀態.方以智晚年由吉安人士和廬陵縣令於藻的邀請,成為吉安青原山淨居寺住持,一直到康熙十年"粵難"獲罪為止,他在青原山度過了最後的八年.這一時期,卻是方以智社會活動頻繁的時期,與社會各層次往來密切,他非但不是安居寺中,還常常出遊履歷,晚年交遊太廣,社會關係複雜.前面已經說過,他自承出家只是權宜之計,但是從廬陵縣令邀請來看,似乎與官方也能有所來往,至於這是被迫或從權難以推論,甚至有人推論方以智是假出家時則密謀反清復明,更驚怪的傳聞則是方以智是天地會的總舵主.余英時便指"吾人今日實已無由再信密之披剃後與復明活動完全絕緣之說",而這也讓余英時產生一個有關官方作為的說法,因為當時江西各層級的官員都曾保薦過他,甚至有意攬其入仕,但"粵難"一事既起,他被指有涉,地方官員們為了自保,怕自己被追究曾經歷見一名叛亂人士方以智而獲罪,乾脆就說他是病死的,免得"投水殉節明朝"的事蹟被傳出去,對自己與清廷不利,所以官方的記載乾脆一律都定為病死,雖然說他生命的最後的幾個月曾經有過重病,但經余英時的推論,如果病體未癒,當時的官員諱於"粵難"的嚴重性,應該是不可能讓一個病重之人隨便遷移問案,因為要是病死問不到案情,可能會被上級懲罰,加上方以智與地方官員的關係,應該也不會讓他病重下還要由江西押到廣東問案,必然是待他病癒才動身.至於"粵難",前面已經說過目前無法考證究竟為何案,有哪些主要人士涉入,只知道必然是與反叛清廷有關,且這個案子對於方家的影響比想像中的大,當時獲罪的或者只有方以智,但其實後來連方以智的子姪都隨後牽連入獄,並且還不止一次,要到方以智死後兩年才逐步脫離了官方的質疑,於是為了家族的自保,後人自然也不敢在明言方以智是投水殉節,只能在各種紀念詩文中以暗示之語來表示,也就說,文獻中說方以智是病死的正是在各方都有所顧忌的情況下共助而成,余英時則推論歷史的實情由內在性的分析結果得出:方以智是投水殉國.
不過這樣的推論考證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有些因為方與地方官員的關係互動推論其實他沒有這樣的忠貞,這種說法來自對岸的最多,再版時余英時也寫下兩點反駁,一是對岸史家基於雙方意識形態的差異而故意反對,二是對岸學者太過"實在",完全依照字面意思來解釋事實,不能體察弦外之音.這種爭論對錯對我們這種路人而言太難判斷.但是若將"晚節考"改成"節考",其實方以智就算是個不錯的人,投不投水殉節其實未必有關宏旨.而且我這次看這本書才知道,此人不但向西人學習科技,接受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常以實驗驗證.在他所著"物理小識"中,記述有大量動物學,植物學內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識,他還曾研究過中文的拼音化問題,可以說是歷史上這方面的領先思維者,因此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亡國之臣而已.
考證一個人本來就不容易,何況是一個300年的人,人們未必能被這些所謂的證據改變想法,但是作者透過這樣的一個個案讓我們清楚的知道他所謂的歷史的"內在性"理路是怎樣的,他是怎麼做的.本書真正的況味是要看作者逐步的從文意中去推論某時某地某事的發生,透過排除法,切香腸的夾擊法逼近目標,找出方以智當時在做什麼,接近真相,因此有人說這不是一本歷史考證書籍,而是一本偵探推理小說,其實是要從這面上體會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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