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少年之死(政治少年死す , 大江健三郎)
第四本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選的是"政治少年之死".它雖然是一個單篇,但文本故事實際上是由"十七歲","政治少年之死"兩篇銜接構成,這兩篇中的主角"我"是個身處1960年的十七歲青少年,單看"我"就是一個赤裸裸的狂熱政治信仰者,日本右翼狂徒,脫離了"遲到的青年"中那樣的純然失落者角色,但個人以為政治只是外衣,這篇仍著重在個人難以難脫的虛無困境狀態,
"我"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身處在意識覺醒尷尬的年齡段,心靈與思想上存在諸多困惑,不安,加上他天資平庸,性格軟弱,處事乏能,學習落後,幾乎沒有一個項目能夠拿出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表現,在學校乏人注目,在家中也不非父母關注的重點,唯一能讓偶爾他理直氣壯的就是一點點略為超越年齡的政治見解,不料在他十七歲生日當天,連他一點點尚可的政治見解都被自己同樣不起眼的當護士的姐姐駁斥的毫無價值.加上他感受到家人卻對他冷漠無情,毫不關心,甚至連他的生日都不記得.而他在學校裡的面對的狀況與待遇也差不多,學業不佳,連在體育課跑步時不但落後其他人還嚇得尿了褲子,讓他成了同學的笑柄,在這種處處不利的情況下,偶然聽到了右翼團體皇道派的領袖逆木原國彥的演講,感到他演講中表達的:"你是天皇陛下滿意的日本男子漢,你才是真正具有日本人靈魂的優秀少年,”的言語受到了激勵,從此,他拋棄曾經有的左派思想,加入了皇道派,成為團體中最小的黨員,更進一步拋棄學業,跟隨皇道派富各處參與各樣的政治街頭運動,與左翼學生及保守派對抗,他狂熱地愛著“由魔鬼和明治天皇的肖像混合而成的虛構的純粹天皇”,幾近走火入魔.後在參與捍衛廣島原子彈轟炸紀念日時一時興起以刀威脅作家南原征四郎卻發現自己其實並無真正勇氣殺人的用起與能力,後來"我"加入安西繁的蘆屋丘農場,經過了實際的農場體力勞動後,體悟到逆木原國彥只是個空談家實際上沒有改變日本當下政治的能力,於是他脫離黨獨身一人策劃實施了對委員長的暗殺,後被捕,在單人的牢房中,他感到一種目標已經達成前所未有平靜,幸福和愉悅,最終在認定自殺可以實踐自我達成理想的目標而以此犧牲.
表面上看,任何人都可能得出這是一篇抨擊日本右翼極端思想與行動的小說,似乎在說著右翼政治極端思想的荒謬與可怕之處,大多人都能以政治小說角度去解讀,包括對右翼的批判對天皇制的諷刺,但個人盡量不從這個面向去看文本,而是將它以個人的角度去解讀,它試圖說明一個"無力"的個人,無力的環境,無力的國度下,"我"如何突圍."我"面對成人世界的巨大壓力,應該說這就是成長的壓力,文本已經表先出"我"是個毫不出色,也沒有符合當下社會期待標準的特長,因此"我"長年壓抑,鬱鬱不得志,自卑的“我"顯然也想找個機會向他人證明自己不是一無是處的,而17歲的生日可以說是一個爆發點,無意間提傷了姊姊反駁了他對自己政治觀點的打擊,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注定要陷入“我到底能做什麼”的思考之中,這對於普通人來說可能是個再正常不過的問題,但對於自卑的“我”來說卻是一個絕對難題,因為"我"e在過去什麼都不做不了,而對於未來只是看到是一片虛無.在"十七歲"中基本都在描寫的這樣的心情,體現在現實中則是"我"沉迷於手淫,手淫讓他偶爾獲得巨大快感,但"我"知道不可能時時處在這樣的快感,甚至還常常擔心自己沉迷手淫的事蹟敗露,因此這種對自己沒有信心逐漸的轉變成為自卑,但自卑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迫使"我"不斷怪罪自己,將攻擊衝動投向自身內部,並以手淫的方式適時釋放,而攻擊的衝動越來越多,聚集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所以“我”知道,必須找到一種更有效的釋放方式,以此為契機,在偶然的安排下,少年進入了皇道派, “我”終於發現了這種性高潮的存在,"祂"有絕對的力量.對於一個長期處在自卑狀態下的少年來說,力量是多麼可貴的東西, "我"發現自己竟然能引起他人的恐懼,能在人群中任意廝殺他人,能成為所有人木剛的焦點,能大搖大擺地走進色情場所,所有的這些,都是高貴的力量所帶來的,而這個強大又高段的力量源頭便是"日本天皇".
"我"信奉的是力量,一種能讓他由軟弱無力,陽痿的狀態中脫離的力量,雖然他選擇了"天皇",但我”的身上沒有絲毫政治的真實理想與見解,"我"可以是憤青,也可以是憂鬱王子,只要有某種力量能讓他逃離現實世界的無能就好,在這樣一個灰暗的世界,"我"沒有父兄的關懷,沒有美好的學業與前途,虛弱的身體飽受同輩的嘲笑,甚至自己道聽途說來的左翼理論也經不起女護士姊姊的批判.在接觸政治之前,手淫是"我"避世的唯一途徑,只有當性高潮時,"我"才能在快感中忘記現實世界的冷漠,孤獨與苦痛,但當高潮退去,只有反差愈發鮮明的現實的殘酷留在身旁,陽痿的意向,則鮮明地指向絕望,無法再從現實中逃離出來的絕望.所以儘管沒有接觸過天皇,但“我”能感受天皇對"我"的恩賜,因此也就不難解釋,“我”能毫無顧忌離開皇道派逆木原國彥的原因,因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其實只是力量,而不是世界,力量來自源天皇,而不是逆木,為了天皇,"我"甚麼都能做,換一種說法就是,只要"我"能得到力量,別人怎麼樣都無所謂.在加入了皇道派之後,"我"的內心世界已經逐漸實化"天皇"是唯一的世界,並築起起一道高牆阻絕了其他可能,讓“我”一直活在無限的高潮中,"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所有滿足,在圍牆內得以實現,而要維護這道道牆,"我"可以做出任何的事情,包括暗殺高官,與自我了結生命,所以當我自戕之後,警方在他的身上聞到的精液的味道,顯然他是自認地處在一種絕對力量的情況下,心甘情願地享受著死亡帶來的性高潮,勃起,射精,最後自我證明留在世上的是個無所畏懼,無所不能的"我".
實際上"我"並不真正了解政治,也不了解政客,他所有的政治表現都是缺乏政治思考的.因為他需要的僅僅是一個無需思考,只要忠心耿耿,就能讓他擺脫恐懼.羞恥感的偶像,皇道派提供了這樣一個偶像,這就是天皇,最後我們能看到,"我"心中的"天皇"形像已經遠遠超出了政治的領域,天皇與其說是存在於現實生活之中,不如說存在於他內心之中,為了擺脫恐懼,他重新創造了一個天皇形象,以配合他內心真正的需要.這個天皇賦予了他人生全部的意義,這是與政客們對待天皇的態度完全不同的,而加入政黨.參與政治活動,戴上右翼面具,僅僅是一個形式罷了,遠遠不是其核心本質,因此正如他所言,"我"為了天皇才去刺殺,根本就沒有考慮因此會改善政治,還是根本產生反效果,歸根結底,"我"只考慮"我"和"天皇"之間的聯繫,早就把真實世界的其他部分拋諸九霄雲外.
因此,我們固然可以將"政治少年之死"看成是一篇對於日本右翼的批判,或更擴張的來說,是對於日本戰後政治的批判,它始終擺脫不了天皇這個古老又略嫌在民主時代落伍的制度結構上的問題,但是考量到作者連續一貫作品探索的焦點主題,想想可能不應該如此的單一,以延續性來看,"我"所面臨的仍是一種對於人類社會生存虛無感的探討.
當"我"被派去威脅作家南原征四郎,而面對南原征四郎對他的信仰價值的質問,"我"竟然無言以對,而這現象揭露出了"我"在政治狂熱背後的支持其實空無一物,所以"我"只能無言以對,匆匆離開了,以逃避南原疑問中所發出的對於"我"在信仰上的認識程度問題."我"不能承認這個事實,也不願意一個人再次回到自己家裡那間雜亂,狹小的小房間,"我"不願意重新陷入家中的冷漠,孤獨與絕望,此時"我"知道,失去了天皇就等於失去一切,為了抵抗南原疑問所興起對於"天皇"信仰的虛無感,"我"決定必須要親自徹底實踐這種信仰,於是離開了皇道派,獨自一人策劃並實施了對於左翼領導人的謀殺,成功後"我"終於感到了這份信仰帶給自己巨大的滿足感,徹底實現理想.透過自殺"我"將自身對於天皇的信仰忠誠永遠凝結在這一瞬間,
透過自裁,躲避了他人,也躲避了自己對於這份信仰的繼續拷問,與質疑,實際上也是逃避了世上真正的現實感,逃避了那份對於人生的虛無感,乏力感,個人以為"我"始終明白的知道,只是後來假裝沒看到了,而小說透過"我"所折射出的是"你","我們",每個人有每個人逃避著虛無感的其他信仰方式,只是看起來沒有"我"這麼明顯與決絕罷了."政治少年之死"顯然又是一次的對於人生困境疑惑的再呈現.而非只是單純的政治小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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