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China 1949: Year of Revolution,Graham Hutchings) +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James Z. Gao )
進了兩本近期新書分別是Hutchings的"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洪長泰的"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看過後,覺得第一本稍微有點單,很難寫甚麼,洪長泰的作品則是本學術分析,少了點醞釀,一查之下發現洪長泰有本相同議題的前作"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可以作為"染紅中國"的前導閱讀,而根據這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前作又找到出版社同步出版討論相同議題的"接管杭州","文革中的公民權競爭與集體暴力",這兩本,於是這裡將這五本書分成三篇主題,目標是以時間來看共黨建國初期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的發展與社會更種層面的現象.
"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是本標準的依循時間敘述的簡史,時序從蔣介石1949年初的宴會,引退到年終一路,當然中間會穿插某些事件的前因,所以會回溯往事,但是中文談1949年歷史過往的書籍不少,所以這本基本上就是以這一連串作品為基礎的彙整或是側寫轉錄,所以本書大略我們可能都已經仔其他許多書籍上看過這本書的內容,但本書呈現著重於蔣與毛,或國府與共黨在內戰最後過程中狀態與力量的對比,毛如何逐步地從小山村要進入北京的前後決策狀態,與相對的蔣魚雁會後的逐步落寞與倉皇遷移,國府自南京,廣州,重慶,上海,到台北的諸番周折與人事變動.國府內部蔣與其他派系,主要是與桂系之間的互動關係狀態與各自盤算的心境與情境.當然,這些都不是新的東西,所以本書加了一些1949年個別人物逃難流轉的過程,但那也是前幾年流行個別人物或家族在此間過程中記憶書寫的一個摘選.但是光是如此都已經有過閱讀前作的內容,似乎對個人已經沒有太多新鮮的地方,於是便在此處搭上了高崢於2004年以英文所著的"接管杭州"這本學術作品,
1949年5月25日解放軍進入上海,正是準備接收該城,但是其實更早在5月4日,解放軍已經開始進入了上海南邊的杭州進行接管控制."接管杭州"可以說是一本研究共產黨接管中國城市的標本案例寫作,它討論圍繞1949-1954年間中國共產黨"解放"大城市杭州的過程展開,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戰場上的勝利帶來了新的困境:革命者發現,政權的更迭並不足以確立統治的合法性,亟需在文化和社會層面對舊社會的城市做更深入的改造,將之塑造成符合革命理想的新城市,改造在幹部培訓,城市政策的討論與制定等方面陸續展開,從中可以看到,革命者改造城市的同時,城市也給革命者自身帶來種種如"蟬變"般的複雜變化,譯者使用"蟬變"而不用"擅變"顯得相對聰明,明顯不強調異變,而用脫胎換骨這種看似讚賞實質上內文平抑的方式來看待這種政權改變的過程.
根據1947中華民國政府所做的應該不夠細緻的人口普查,當年中國人口約4.5億.與現在中國人口數相比實在不足道,但是與當年內戰牽涉的戰亡或遷徙人口相比,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被忽略的現象,儘管內戰慘烈,死亡或是流亡,遷移,逃難者無算,這4.5億的人口中,應該有4億人是被看在了歷史之外,不管是基於甚麼理由,因為沒有能力知道,或是沒有知覺,感知,或是單純的犬儒心態來應對時代與政權統治的改變,在慌亂的時代裡,有著大批的人靜靜地等待政權更替,"誰當家沒關係,我還是一樣過生活"的思維應該是普遍屬於這些人的基本心理,但是一般常見的歷史記述是忽略這些人的,關於1949年的歷史除了因為主述者所屬政權或政黨的傾向性與偏好外,比如兩岸的作家或論述者依其自身的認知所闡述的作品都屬於這部分,而我們很難看到屬於大批"犬儒"普通人民觀點的時代記憶,"接管杭州"這本書以杭州為中心,詳細考察1949至1954年間中共對接管幹部的準備和訓練,城市政策的制定與對話,以及接管後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傳統等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在過程中,革命者改造了傳統城市,但反過來,城市的生活價值觀也改造了農村革命者,而革命者這種新的文化認同,對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穩定性和現代性,同時保持其革命理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高崢認為,共產黨接管城市不僅僅是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文化事件,正是如此形塑了人民政府後來衍生的的種種問題,與相應的發展.
"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是一句自漢代起就使用的名句,共黨雖然在戰場上有超乎它自己預計的速度,馬上"馬上"得了天下,但是要靠那些槍桿子治天下,共黨自己都有疑慮,在占領解放華北地區之後,因為土改政策開始施行,造成了一些極左現象,不少接收派駐地方的幹部以武力來對付地主或是當地的小資產階級,造成了流血事件,引發了共黨高層的警惕,這倒不是因為更黨高層比地方幹部仁慈,而是因為當時內戰還在繼續,他們怕這種過度的統治消息傳到南方,將不力後續的戰爭與隨後的接收管理工作.於是乎他們要開始向南方,特別是京滬杭這些大城市進行佔領與統治時,便特別用上了心,畢竟自1930年代離開了城市轉進北方之後,就離開了工廠,離開了工人,失去了在都市發展機構與組織的機會,變成了一個地道的以農民為主體的政權.所以當他們緊急的訓練了一批以山東魯南地區出身為主體的幹部做為接收杭州的主力,成為新的杭州統治政權的主體時,這些出身自農村的幹部,與杭州這個文化之都,這個被農民認為剝削勞工資本階級者雲集的地方必然會產生某些碰撞,衝突,但共黨政權建立初期,他們的高層深深知道雖然臭資產階級,城市糜爛生活都是統治上的問題與麻煩,但為了政權初期需要的穩定,他們必須要有所機變,相應當時的狀態做些容忍,它們需要這些階級敵人或是舊政權敵人的財富,事業,影響力,經濟力,技術力幫助新的政權走向正軌,"維穩"維持安定,除非政權能獲得穩妥的地位,然後共黨政權在其中能夠完全掌控大局前,不宜做任何類似於它們在華北因為打土豪,分地所產生的民怨,與反抗問題的任何運動或是政策措施,於是北方出身的農民幹部與南方的文人,資本家將在這個新的時期產生某些可能的融合與碰撞,對抗與妥協,這是本書主要的內容所在.
與魯南地區近三十年來是中國主要的內戰,中日戰爭,乃至軍閥對抗的主要戰場所在相比,杭州具有其他城市少有的長期和平,穩定,繁榮,居民因此缺乏相較於魯南幹部普遍高漲的革命熱情,作為一個歷來以其非工業生產結構與商業化氛圍及深厚的人文底蘊著稱的城市,共黨在這裏的滲透與影響十分有限,由於沒有作為國共對峙的主戰場,杭州得以保存大量的地方檔案資料,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條件.本書中採取"文化"與"政治"雙重視角,透過在儀式化層面考察共黨政權的社會控制方法,試圖從文化維度探究共黨何以使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對其政權與革命目標產生根本性認同,以此加深對1949年後中國政治進程的理解.大量穿插運用有關杭州的會議記錄,調查報告,往來信函文件及大量杭州,山東,浙江等地檔案館收藏的地方檔案,與當時代人的口述歷史,為本書奠定了扎實的史料基礎.作者首先聚焦圍繞於共黨為接手杭州問題制定的政策以及由此訓練出一批來自基層農村肩負共產黨使命的黨員幹部,其後,作者考察了這些身處國家控制加劇與文化轉型之中的黨員幹部在杭州的行為方式與背後的文化意涵,最後,他探究杭州的城市文化與共黨的政治權力二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簡單說,就是我(共黨)改變了你(城市,資本階級,老杭州人)的習性,但你(老杭州人的城市生活,文化)也改變了我(農民幹部),影響了我的農民內含,成為了新杭州人.
高崢提出了三個主要觀點,首先,共黨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體現出紮根於農民本性中的機會主義傾向,其實這也是毛的決策特色,中共在制定政策過程中的多變性為地方幹部在實際執行政策中提供了靈活操作的餘地,前面我們提到了"容忍"某些城市生活與資本階級的習性,其目的便是在於此.在共黨前線部隊部段勝利,接收了大量新的佔領區後,領導層一致認為在接管舊政權的過程中,道德層面的合法性應當與軍事佔領同齊並進,直到三大戰役後,中共成功接管了東北,華北等地的工業城市,但關於如何處理類似杭州這樣以商業與文化著稱的城市上,仍然沒有清晰的結論,而石家莊發生的反抗慘案,讓中共高層開始警戒懷疑自己在農村施行的政策能否直接套用於城市?雖然黨的高層認為必須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政權,能從本地人民中大批培養本地幹部是首選,解放軍渡江南下後,各地普遍反映出對那些沒有經歷過整風,土改等政治運動的黨員,幹部缺乏信任的態度,實際執行者認為的本地幹部應該是指那些本地出生後外出革命,經歷了一系列考驗,訓練的本地人,而不是指新佔領區土生土長沒經過解放區洗禮的人,因此如果沒有這樣的本地幹部,就必須要大量引進北方根據地的經過考驗和訓練的基層幹部,而離開城市超過20年的共黨當然沒有太多出身自南方城市的人選,自然不可能不借助北方的農民幹部來南方的城市管理統治.這些視城市的商業繁榮,物質享受為資產階級腐朽的農民幹部肩負著改變杭州的使命,儘管他們沒有時間去學習專業技能,但他們主要依靠其在農村根據地時期形成的機變的管理策略與經驗,中共的政治領導層利用與城市專業技術人員合作將新政權打造成為一個高效運作的政府,儘管毛澤東與中共幹部開始制定許多朝向現代化發展的政策目標都是"史達林""馬克思"式的,但他們並未改變骨子裡的機會主義傳統特徵,作者認為,由於中共的絕大多數農村幹部都存在類似杭州幹部一樣的機會主義特徵,這是它能在統治初期順利度過許多問題的重要關鍵,碧如克服經濟,工業突然的斷糧,或是當時的通貨膨脹問題,
隨後透過召開的各種政治學習會議,將共產主義的宏觀革命意識形態灌輸到杭州城市居民的思想觀念之中,與國民黨通過無休止的徵稅實現對民眾的經濟剝削不同,中共利用在各級層面召開各種類型的會議,通過在會議上唱革命歌曲,背誦毛語錄以及高呼革命口號等行為,藉由在儀式層面對民眾進行強制性精神灌輸,使民眾對中共建立的新政權產生認同感,從政治學習會議中,農民幹部開始逐漸將城市居民的政治生活儀式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別政治學習會議中,政策從上至下灌輸傳達,資訊只在有限的範圍內公開,共產黨幹部與老百姓均按照其各自的身份級別獲得相應的資訊,中共政權通過這種方式以其刻意製造的神秘感維持民眾對其的敬畏感,地方幹部得以通過一次次會議將自身與中共的權威合法性相關聯,並由此在杭州確認其新的精英身份,象徵杭州人文底蘊的知識份子與象徵杭州雄厚的工商業基礎的資產階級這兩個主要城市階層在以會議為主要儀式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邊緣化,在思想解放運動過後,所有的知識份子都需要在一次次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議中表態,並積極跟隨黨的指令,他們不得不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為生存而鬥爭,杭州的地方幹部共黨不可挑戰的至高權威相關聯的紐帶展現他們個人的領導權力,在這種結構下,形成一個人沒有任意自由表態的自由,但最恐怖的應該是連不表態的自由也都同時被剝奪,每一個人都需要選邊站,且明白的表示,因此,再也不能過上"犬儒"式的思考與生活,再也不能靠"誰當家沒關係,我還是一樣過生活"的念頭來苟存下去.
來自魯南農村幹部在接管杭州初期,將其視為商業化氛圍濃厚的城市,並打算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理想改造這個城市,他們開始在改變城市居民的思想觀念,地方幹部與高層不同,沒太過大局觀的考量,在這些農民的眼裏,城市是一片讓他們感到不舒適的土地,農民幹部始終將人與農村的關聯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上,所以會照般他們在農村的模式,覺得農村才是培養社會主義人民與幹部最好的溫床,從而導致他們始終傾向用農村的方式解決城市問題,於是杭州的統治高層在確保城市穩定的同時,堅信必須階段性地將這些城市幹部不斷送返農村學習,他們認為讓人重新紮根於農村土壤及革命傳統,就能夠洗禮出符合共黨價值的人才,領導者堅信,透過農村經歷的再教育,城市的工人,學生及下層民眾最有可能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並成為在杭州的農民革命中可靠的同盟,這些南方的農民幹部標榜他們農村的出身,宣導與資產階級在內的剝削階級文化截然相反的艱苦樸素的生活方式與老實忠誠的道德原則,最終他們對杭州城市文化的改造受到了效果,在三反五反運動及四清運動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遭到普遍唾棄,象徵著艱苦樸素革命傳統裝束與生活用品開始在杭州廣為提倡.
但是土老帽一方面改造了這個城市的商業化與文化格調,另一方面,卻也在受其影響,在潛移默化過程中感受到杭州的城市美景與文化氛圍的感染,並且懂得利用杭州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同中央討價還價,這些地方幹部居然體會到了杭州與其他工業城市不同,它以"東方日內瓦"著稱,因此在發展工業的同時,還留心保留了傳統旅遊業商業的發展,這個發展戰略需要城市的領導者將城市文化視為榮耀,但同時他們又強調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對當地的宗教生活的控制以及戲劇改革,在這一過程中,發展出了一種能夠更好理解城市文化資源的方法,通過打造東方日內瓦,他們得以享受的新生活合法化與正當化,這裏的優厚居住條件使中共建國初期將許多重要會議放在此召開,杭州的地方幹部同中央建立著積極的關係,他們開始被視作"杭州的同志",由此,他們與他們想要改造的杭州市民一起產生了對這個城市的新的認同感,他們為社會主義改造與工商業轉型做了新的準備,這樣就建立了開展城市文化轉型的能力,作者認為,這種互動互滲的結果,導致了這個城市的居住者與中共在這個城市的管理者共同創造了一種新的城市認同方式,
高崢認為中共的機會主義為地方幹部在政策執行中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間,透過頻繁儀式化的各級政治會議,將革命意識形態融入至杭州人民的日常生活裡,杭州的地方幹部一方面在政治會議中不斷形成自身精英階層的群體認同感,並通過下鄉農村的方式保持他們對杭州進行理想主義改造的信念不變,另一方面他們也受到杭州的城市生活與文化氛圍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而對杭州產生了認同與歸屬感,而正是這三個因素的結合使共黨初期在接管杭州的過程中能夠平穩過渡的,當然城市觀與資本階級的生活觀也是後來腐蝕改變幹部的主要源頭,這是文本中暗藏的隱喻.
在文革之前,中國經歷了44次左右的中大型政治運動,但在建國初期,為了維持穩定接收政權的目標,讓接收城市的生活與經濟運行不至於立即崩潰,它還是會選擇某些與階級敵人或實際敵人合作,或是容忍某些"行為""狀態""氛圍"的可能,但其專制的特色是唯一的不變性,這是"接管杭州"內核要表述,卻沒有利用文字明說的,以本書中文版出版的地點的未來發展來說,本書可以可以做為今後觀察當地空間與權力演變的一個參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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