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洪長泰 ) + 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洪長泰)
抗拒紅色,踢除藍色,對抗綠色,質疑白色,任何文化都不該是只有單一的顏色.
延續著前面的主題,新書是"染紅中國",它討論的是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的手段,目標,與結果.這是一本分析性的學術書籍,以個人觀點,雖然直接閱讀本書是可以的,但是有許多書中的觀點,看似天外飛來,其實是源自同一作者的前作"毛澤東的新世界",因此不妨同時將它也閱讀一次.
可能個人的觀點比較不一樣,我一向認為"文化部"是個統治控制的部門,即使是民主國家裡,這個部門的功能實際上做的多半也是隱形政治控制工作,只是文化一詞讓它包上了一個軟性的外衣,但實際上,它可能是一種沒有槍砲的統治武器而已.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詞是美國政治學者在1950年代提出來的,這個詞的原始概念模糊,本書中它指的並非政治體制和官方架構,而是指由最高權力機關創造出來的一些大眾的同價值觀,願景,態度和期望,這些集體價值觀強調了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影響,它們是透過符號,儀式,語言和圖像表達出來,政治領導人利用它們來推動自己的政策,製造社會輿論和壓制反對勢力,雖然這些集體價值觀來自管冶精英,但創造的過程卻絕非單向的,自上而下的壓制,決策者必須不停地調整策略,以應付來自下層的迥響,甚至抵制,因此這是個經過協商的過程,而且不斷改變,雖然到最後總是當權者佔盡上風,"染紅中國"強調宣傳與操縱這兩種動作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中共透過有系統的思想教化與管制,把它的政治理念灌輸,這裡的原文書名中"Creating Red Culture"意旨創造一種所謂的紅色文化,藉此來為控制政治提供基礎的文化元素,這種紅色文化的建立是透過大型的建物,空間廣場,透過專門的政治慶典,與慶典相關的遊行活動,展現革命歷史過程的展場,博物館,文物,或是藝術與商業的圖像創作,與對過往革命烈士,戰役的紀念活動還展現出來的,根據"毛澤東的新世界"所述,這種"紅色文化"正是毛澤東時代透過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創造的時空環境所逐步建立起來的.而這個紅色文化的內涵是由三部分元素組成:蘇聯革命影響,民族主義訴求,與中共的專制統治需要.因此這兩本書看似彼此獨立,其實後面這本正是作者透過了分析與觀察中國空間建物,廣場,與相關的場館,紀念碑,館,遊行活動與出版印刷所得出的結論概念,而這三個元素如何在七大項主要的政治控制中展現,則是"染紅中國"所要表現的內容精神所在,因此,你可以在第一本書中看到作者提到蘇聯影響,革命需要,甚至民族主義呈現等概念,但這些概念的彙整源頭卻是記載在後面那本的,三元素所建立的七大控制項目分別是審查制度,印刷媒介的控制,管制宗教,設立地方基層文化館,改造幼兒教育,將公園政治運動化,建立統治的民族文化宮宣揚多民族一體.透過建立這種全民的時空面的紅色空間,時間,與心理,讓所有的人隨時隨地隨意都能被"紅色三元素"的內涵所感染,甚至於成為一種信仰,一種反射,達到以文化來進行政治控制的目的.
從對政治文化的探討中,洪長泰發現某些共同點.首先是他們都把政治體制視為一種嚴謹有序,連貫一致的結構,從上而下加以管控.而統治者宣稱的"主體理念"(master fictions)的形式,便是由一個明確的政治中心統治並借助一系列故事,慶典,和徽章來說明其政權的目標.在近代共產政治體制中.它推行一套新的政治秩序,大多事透過重新創造及不斷重複政權的主體理念而呈現出來.比如根據統治者自己的信念來闡釋歷史,透過嚴厲的控制,改寫國家歷史,只強調某些歷史事件,甚至製造新的傳統去維護政權.其次是這些跨學科研究都強調政治符號的作用.歷史學家受人類學,社會學和藝術研究的理論所啟示,開始不從制度和官僚架構的角度去研究政治,而是從文化與象徵符號的互動和協調角度去看.政洽符號由語言包括口號、講話與非語言如儀式,神話共同組成.透過探索口號,國家儀式,典禮和花車巡遊等多種途徑,可以深入研究政治符號對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最後是關注政府如何利用圖像將呈現以上的目標去影響社會輿論.這種重視用圖像去理解複雜文化現象的趨勢,被稱為"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從政治層面來看,官方選擇利用視覺形式如圖片,肖像,服飾,手勢,通常都有其政治目的,它們與法令,公文一樣,可被視為展現政府或領導人對國家發展的鴻圖大計."染紅中國"基於這些創新研究理論,審視中共建國的最初十年,官方如何創造新的政治文化形式,並以不斷收緊的管治手法,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改造中國.透過國家推行的政治文化形式如空間,語言,圖像和符號等形式."染紅中國"所指的政治,有更為廣泛的含義,它並非單指官方機構,組織,政令與決策,說得確切點,是看官方怎樣制定,和推行政策,並透過政治符號,如遊行,博物館和新年畫,傳遞政治思想給⺠眾的過程.所以本書是對權力的一種研究,集中分析官方與⺠眾之間的社會關係,也研究這些政治文化形式如何隨着時間而演變,以應付1950年代不斷轉變的政治𧶏況,其中最主要的策略是動員群眾的計劃依照列寧的計畫,建立嚴密的黨組織及壟斷傳媒和其他文化活動,發動了接二連三的大型群眾運動,以此推行社會主義思想和群眾教育.這些政治文化形式並非簡單地順應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變化,它們是官方製造出來的,透過中宣部及文化部的監視和控制,用來積極宣傳社會主義的美好,激發群眾的信仰.
雖然我們從前面高崢的書寫中看到了接管杭州初期時妥協與資產階級敵人共治維穩的一面,但洪長泰認為共產黨在奪權後其實立即控制文化活動和人民的思想,來鞏固它的政權.新政府設法擴張權力去監管人民的生活.共產黨完成軍事接管後,馬上以查禁手法及大規模動員群眾去反對某類刊物,並重組舊有的新聞及文化機構去控制傳媒.透過多種途徑,如書籍出版,報章,宗教團體,基層文化館,幼稚園教育,公園和建築等,去控制市民的文化生活.這種控制有助共產黨推廣自己的政策和管治國家.中共的專制統治的達成有四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在建國初期開展具體的控制政策和程序,建立嚴緊的組織架構,成立一個無孔不入的審查制度,及設計出一套無處不在的宣傳網路.
中共的領導人受到蘇聯革命的啟發,加上從延安經驗所得,明白在建立新社會時,文化範疇至為重要,不容放任.他們相信透過文化手段去培育新一代人,建立"文化的軍隊"至為重要,這樣做不僅可以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甚至能改變人民的思想,使他們成為新政權的積極擁護者.建國初期基本政策和必要程序的制定,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權,制度化及高壓手段.在文化方面,開辦自己的官方傳媒機構,關閉懷疑與外國有聯繫的教堂,逮捕民間教派中被視為顛覆政權的人士,安排大規模漢族遷徙至少數民族地區稀釋當地少數民族力量,以及興建博物館展示共產黨的成就.這種種文化控制政策隨著年月會有所改變,但本質上大抵到今日都是不變的,尤其是在新聞和書籍審查方面,舉個例子洪長泰的"毛澤東的新世界"其實有簡體版,書名是"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顯然以原書名是不可能被通過審查的,而且相信內容必然有所刪節.,.
像蘇聯一樣,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實權,靠的是建立一支的官僚隊伍,他們依循一套嚴格的規律行事;這套規律包括政治忠誠,中央監督,職責明確畫分,統一指揮系統,還有絕對保密.以監督書籍出版為例,中央有中宣部,國務院出版總署,和北京市政府新聞出版處構成了對出版物實施三層審查,這種從頭到尾都結構嚴緊的程序,是由書稿送審開始,經過編輯,印刷,再到最後的書店發行,一切都順序施行,環環相扣.出版總署和新聞出版處要確保沒有不良刊物流入公開市場,以及獲准出版的書刊會有助宣傳社會主義事業.而地方的三層架構即文化館,文化站和農村俱樂部也是依循相同的協調和控制原則.而審查制度則是共產黨另一厲害武器.審查制度象徵了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衝突,也顯示了政治控制與自由創作之間的角力.最終,卻只餘下威權主義國家伸展其無限權力,管制國民什麼可以看和寫,什麼不可以.審查制度也是政府壟斷大眾傳播的主要手段.列寧視審查為必要的武器,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始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它規定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在共黨控制的邊區必須跟隨群眾路線走.共產黨接管印刷業,其他媒體及大學機構之速度是驚人的.廢除由來已久的文化規範,用新的準則替代.
毛澤東時代的審查制度是個複雜的程序,它不僅限制大眾輿論的表達或禁止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也令審查員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審查員急切要訂立一連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經常變更的規條,以協助他們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審查裁決護航;而作者則要謹言慎行,小心遊走於各種規條中,好讓作品能獲准通過出版.審查員的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某人沒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顛覆用意,後果會很嚴重,導致報社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審查中.時至今日,中共繼續嚴厲執行各種審查.且政府在文藝方面的干預超出了報章,書籍和電視的範圍;它伸展到幾乎所有文化領域,包括宗教,公園和博物館.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說是鋪天蓋地,沒有遺漏.在世界上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裡,中國是唯一在憲法上奉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當共產黨揮動幾乎無限的權力大棒時,它的權威幾乎是無遠弗屆的,因為它要"Creating Red Culture"..
除了審查制度外,另有宣傳工作與中共鞏固權力的行動是步伐一致的.宣傳的效力在於它的基本策略:鼓吹特定目標,說話半真半假,將複雜事情簡化,以及利用群眾的情緒.社會學家以祿還加入另一策略:重複又重複.以祿表示,宣傳靠的是緩慢而持續的灌輸.只有透過不斷重複,才能產生不知不覺的影響力,對群眾灌輸信念並令他們順從.所有政府都做宣傳,而且是大量的宣傳.最大分別是威權政府在封閉的環境中製造宣傳,從上而下並且專橫地強加在人民身上.在中國,宣傳有時可以解作正面傳授某些觀點給它的宣傳對象.這種比較正面的含義令中共的宣傳變得更複雜,影響更深遠.它暗示宣傳不單傳遞首長想要發出的資訊,而且動機是良好的.毛澤東早在1927年已察覺到口號和漫畫可以對農民產生廣泛影響.這種先見之明導致延安時期就已經制定出一套具體的政策,下令藝術家要創作有社會主義內容的新秧歌劇並改造新年畫,作為宣傳武器.1950年代文化館人員採用秧歌和漫畫來宣傳,顯然是跟隨這流傳下來的做法.但在反一貫道的運動中,我們見到的是另一種宣傳方式.共產黨利用群眾動員來挑起人民對官方視為邪教組織的敵意.在這場反教派運動中,官媒,公審,電影和展覽全都用上了.其中以公審最引人注目.公審這套東西則習自1930年代蘇聯史達林政府,民間教派尤其是一貫道首領的公審,被安排在群情洶湧且富戲劇成分的場合演出,以吸引更多觀眾.公審的目的不單將被告的罪行示眾,更將他背後的邪惡組織的本質公開.這樣的公開審判混合懸疑和娛樂成分,增加公眾的關注,因而產生最大影響力.再者,這類審訊都被說成是依照法律程序進行,因而裁決變得十分有力.最重要的是群眾動員令參與者義憤填膺,成為國家理念的熱心支持者.
中共自建立政權起完全明白若要建立黨的絕對統治,必先要壟斷文化領域和控制各種通訊工具.這種控制不是透過慢慢勸說,而是借助灌輸和強迫手段去達致.這種由上而下的管控要確保人民別無選擇.中共黨國透過宣傳,只提供一種真理,而不是多元思維。當黨國壟斷文化,也就是獨占了人民的心靈.中共的文化控制在毛澤東時代之所以如此成功,皆因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小孩在學前階段已經要接受片面的教育,長大後他們當然相信那就是全部的真理.這樣的建立文化達到控制政治的目的,其實不是只有中共的紅色文化而已,只是它是專制政體才受矚目,我們防範它的同時,有該理解自己是否正被其他單一顏色的文化給洗淨而不自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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