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回來的男人: 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ー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小熊英二)
"活著回來的男人"是一段庶民個人史.由小熊謙二口述,他的兒子小熊英二撰寫,也是前一本讀的''日本人的界線"作者.
庶民生活紀錄有什麼重要!?這是選擇閱讀此書前必然的疑惑.小熊謙二生於1925年,今年剛好滿100歲.對一位曾經身染肺結核,被切除一半肺葉,同時曾遠離親人獨居在肺結核療養院五年的人來說,能高齡到90歲以上已屬不易,何況在他年輕時代,親屬中,兄長裡,甚至包括他母親的許多人都因此病亡故,因此這個人,說他是幸運也好,說是存活者偏差也罷,顯然他有一定的時代意義,起碼有一雙尚存的眼睛紀錄下這100年中的見聞經歷並加以口述.而這並不是他見過的最大事件,以他的出身時間,讀者都能猜到,他必然要在日本入伍當兵,加入二戰,幸運的,他在服役期間沒機會開槍,也沒有用槍瞄準任何人的經歷,但是不幸的,儘管他未曾傷人,殺人,在戰敗的事實下,他依舊免不了成為戰俘.然後被遠送蘇聯西伯利亞關押強制勞動3年.因此,對於戰爭,對於戰前戰中戰後的日本社會發展,變遷,曾經的各種事件,他都是看在眼裡的,所以這個人相當等於20世紀日本社會發展的見證人.
不管是此書的企編,或是大多數非日本籍的讀者,可能會把本書重心放在他曾經因戰俘身份強制勞動的那段故事以及相關的二戰感受.但我一開始就以他的年齡,與曾經的肺結核史開場,這主要是表現出那個時代的醫療水準,而這才是庶民正常面對的狀態.小熊謙二並非生於富貴之家,他的父親曾經遠赴北海道參與拓殖,其實曾經累積過一定的資財,無奈因種種因素,守不住那份小小財富.那些一帶而過的敘述內容,其實隱藏許多有用訊息,主要是關於20世紀日本這個國家庶民生活的細節,及其透露的社會風氣,趨勢,與普遍民眾的感受.
對我來說這本書開頭所寫關於小熊謙二幼年,以及他的父親,祖父,外祖父母等人的經歷,遭遇,遷徙,追求,我的第一個心理投射竟然是一個學術名詞:"人口論".首先當時人們生活中物質普遍缺乏,收入不足以養活家庭,至少在家鄉無法,以至於必需離鄉前往那些新興開發的地區,如都市,或是新取得殖民地,乃至海外.我有一種感覺,從當時的政府到人民都有一種畏懼吃不夠的心理,與因此表現出的社會狀態,加上,文本中涉及的家庭雖不能稱為人口眾多,但孩子還是一個又一個接踵而來.即使早夭的比例頗高,但是就是有一種填不滿食物的感覺,以至於大家都必須相當努力.重組家庭普遍,二婚,三婚的情況在文中常見,可能當時普遍醫療不佳,夫妻雙方常常有人年輕即患病過世,因此似乎只有藉助再婚才能度過這種人力減少所造成的困難狀態.當然,這樣的感覺心理投射,也可能是源於階級因素,小熊家明顯不是一個富貴之家,似乎連進入當時的中產也缺乏資格,事實也應該是大正與昭和初期,中產確實不是日本社會的經濟主流,貧弱之家佔據多數.
從1900年至1935年,日本確實面臨人口快速成長的問題,當時日本政府擔憂農業生產無法支撐增長的人口,並認為過剩人口可能導致社會動盪,因此採取了多種策略,首先是海外移民政策.日本政府在明治後期便開始鼓勵國民移居海外,尤其是在巴西,夏威夷,秘魯等地,透過政府協助安置日僑,希望減輕本土的人口壓力.1908年,第一批正式的日本移民抵達巴西,這是日本政府與巴西政府合作的結果.我們在本書中看到小熊謙二的二姨美登里就是一個例子.1930年代,由於美國等地的移民政策收緊,海外移民計畫受到限制,但仍有大量日本人移往南美和東南亞.第二就是進行北海道與滿洲的開發與移民,北海道從明治時代開始就是政府積極開發的區域,鼓勵移民開墾農地,以解決本土的糧食問題並強化邊疆控制,謙二的父親小熊雄次當年就是前往北海道拓殖的例子.1930年代,隨著日本在滿洲建立滿洲國,官方大力鼓吹滿洲移民,希望將日本農民遷移至滿洲,以緩解日本農村的貧困與土地不足問題.最後是糧食生產與殖民地農業開發的政策.日本積極在朝鮮,台灣發展農業,如台灣的甘蔗,稻米種植計畫,透過殖民榨取以確保糧食供應,希望利用這些地區的資源來支撐日本本土的糧食需求.這些政策的確都與人口壓力與糧食問題密切相關,雖然官方說法通常會以國家發展,殖民地建設,國防邊界擴張等角度包裝,但實際上我以為減緩人口壓力與確保糧食供應應該是隱藏的關鍵動機之一.
另一個隱藏的經濟社會意涵,在於大比例人員的流動,大範圍階級躍遷的成功.這本書的表層故事雖然是關於小熊謙二的個人經歷,但背後確實隱含了一個更廣泛的社會變遷,那就是戰後日本底層階級透過特定機會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以及這種流動的條件與限制,讀者應能注意到作者小熊英二是個大學教授,這與他父親,祖父,曾祖是底層農民或小販都都不相同.小熊謙二與他的父親小熊雄次都是屬於社會底層,甚至是底層中的底層,這意味著他們沒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也無法進入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後的"穩定中產階級",比如池為大企業的終身雇用制公司員工.但正因如此,他不得不走上高風險的自營商之路,這反而成為一種突破階級限制的契機.
戰後日本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這個時期社會出現了一些向上流動的機會.企業雇員體系的固定化,進入大企業的終身雇用體系需要高學歷,而戰後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學率仍然不高,因此許多學歷較低的人被擠出這個體系,更別說小熊謙二只有早稻實技職學校學歷,加上他有肺結核病史不易被正常企業錄用.由於大企業體系內部門檻高,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個人只能投入需要冒險精神的行業,如中小企業,自營商,進出口貿易等.這些行業的競爭雖然激烈,但成功者也能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這宣告了自營商與新興商品市場的崛起,以小熊謙二所進入的體育器材銷售來說,這在戰前根本不可能成為是一種行業,因為市場規模需求顯然就是小的,但隨著戰後日本的生活水準提升,國民開始有餘力發展休閒活動,體育用品市場需求上升.這給了小熊謙二一個突破點,使他能賺取足夠的資金來供養下一代接受高等教育.小熊英二能成為大學教授顯然與他父親在戰後日本經濟發展中抓住的機會密切相關.這種模式與許多戰後日本的底層家庭類似.第一代的小熊雄次辛苦拓殖北海道,卻因為通膨而陷入極度貧困,沒有機會向上流動.第二代小熊謙二正是因為無法進入穩定的企業工作,被迫冒險從商,反而開始累積財富.第三代小熊英二透過父親提供的教育機會,取得學歷,進入學術界,實現階級躍遷.這種三代模式在戰後日本並不少見,尤其是在1950–1970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期,許多低收入家庭透過企業創業,房地產投資或其他風險行業成功累積財富,使得下一代有機會進入大學,擠入中產階級或知識分子階級.
小熊家族的階級變遷是與戰後日本的社會結構緊密相連的.小熊謙二的選擇並非純粹個人意志,而是受制於當時社會的結構性條件低學歷者無法進入穩定企業體系,只能從事風險較高的行業,成功後再將資源投入下一代教育,最終達成階級跳躍.這種模式雖然並非普遍適用於所有低層家庭,但確實是戰後日本階級變遷的一個重要路徑而"活著回來的男人"或許在無意間揭示了這個階級流動的現象.
從小熊謙二的戰後求職經歷來看,日本的大企業與小企業在戰後的發展路徑不同,造成了企業規模與經營穩定性的差異.小熊謙二多數時間任職於30人以下小企業,因為資金,技術,業務能力的限制,往往較難生存,與後來建立"終身雇用制"的大企業有很大不同,這種差異主要由以下四個因素造成:第一是日本戰後經濟政策導致大企業與小企業的分化,大企業受政府扶持,小企業自生自滅.戰後初期,美軍占領下推動去財閥化,試圖拆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但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政策轉向,希望日本成為反共堡壘,開始支持日本大企業的復興.因此大企業獲得資本與技術支持,迅速恢復競爭力.反觀小企業,則沒有相同的政策扶持,資金取得困難,競爭力較弱.加上1950到1970年代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傾向支持大企業,通產省在戰後透過政策支持鋼鐵,汽車,電器等核心產業,這些產業由大企業主導,如汽車的豐田,本田,鋼鐵的三菱重工,新日鐵,電子的松下,索尼.因此大企業獲得貸款,稅收優惠,技術支援,發展出穩定的供應鏈,並推動終身雇用制,小企業無法享受這些政策扶持,只能靠市場競爭存活,因此倒閉率較高,而日本大企業建立下請制形成供應鏈,部分小企業成為長期合作廠商,但更多小企業因無法獲得訂單而倒閉.比如汽車產業中的零件供應商若能加入豐田的供應鏈,生存率較高,但其他獨立小廠商則常面臨淘汰.第二個因素在於資本與技術的限制,導致小企業較難生存.大企業擁有融資優勢,小企業資金週轉困難.戰後日本的金融體系偏向扶持大企業,尤其是財閥系銀行如三菱銀行,住友銀行優先提供貸款給旗下大企業.小企業融資困難,現金流不足,即使訂單量上升,可能也因資金短缺而倒閉.加上戰後大企業獲得技術支援如美軍推動的技術引進政策,1950年代日本汽車產業向美國學習生產線技術,1960年代日本電子產業引進半導體技術等都是成例,小企業無法負擔昂貴的技術投資,只能依賴勞動密集型生產,導致競爭力下降,生存空間受限.第三個因素則是勞動市場結構.1950年代起,日本大企業逐步建立,終身雇用與年功序列體系,使得大企業員工工作穩定,但小企業難以複製這種制度,因為小企業規模小,利潤低,無法提供長期雇用與年功加薪.因此大企業能吸引優質勞動力,小企業只能雇用較低技能或年紀較大的勞工,導致競爭力進一步下降.這使得小企業員工流動率高,經驗與技術難以累積,導致經營不穩定,破產率較高.第四個因素則屬於社會文化因素,日本社會崇尚安定的上班族文化,進入大企業的白領員工受社會尊敬,而在小企業工作則被認為是不穩定的選擇,小熊謙二的職業經歷包括頻繁換工,創業失敗等其實代表了一種戰後低學歷男性的典型生存模式,無法進入大企業,只能在小型企業與個體經濟中尋找機會,但風險極高,收入也不穩定.日本的小企業因資本,技術,政策,社會文化等因素,一直處於較不穩定的狀態.相比之下大企業則透過政府扶持,金融支持,技術引進,終身雇用等制度建立起穩定體系.這種大企業與小企業的差距,決定了戰後日本社會"上班族" vs. "非正式勞動者"二元結構.小熊謙二所在的小企業,不僅代表了戰後底層勞動力的艱難生存模式,也凸顯了日本經濟發展的兩極分化.
小熊謙二的政治態度也能表現出戰後日本的左派政黨影響力的起伏變化,這是隱藏於文本中另一個未說的故事.而小熊謙二的政治態度是屬于既支持左派政黨但又對共產黨的鬥爭方式警惕.這反映了戰後日本社會中不少人的心態,尤其是戰爭經歷者與底層勞動者.戰後初期,由於日本戰敗,軍國主義崩潰,社會氛圍一度左傾,美軍占領當局(GHQ)在最初的民主化改革中對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等左翼政黨採取相對寬容態度,並進行了勞動運動的解禁.因此日本社會黨(社民黨前身)成立於1945年,吸引大量反戰與進步派人士,在1947年短暫執政就是片山哲內閣.日本共產黨於1945年重新合法化,並迅速發展,支持者多來自工人,知識分子與貧困階層.這段期間,左翼工會運動風起雲湧,勞動者爭取更好待遇,工潮頻繁發生,這些現象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偶有呈現.然而美蘇冷戰加劇後,美國開始強力打壓日本左派,大量共產黨員與左派人士被逐出公職,並遭受監視與鎮壓.日本共產黨在1950年更因內部分歧(是否支持武裝鬥爭)而被迫地下化,影響力受挫.1955年日本政壇形成自民黨 vs. 社會黨的對抗格局.自民黨成立透過美國支持,在經濟成長,政治安定等因素下,鞏固執政地位.日本社會黨成為最大在野黨,擁有穩固的左派選民基礎,特別是在反戰,勞工權益,社會福利等議題上發揮影響力.這段時期,左派政黨的影響力在國會雖然有限,但在社會運動中相當活躍,比如1960年"安保鬥爭"中社會黨,共產黨與學生運動聯手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掀起全國性示威,但最終失敗.1970年代的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左派政黨積極參與,促成日本環境法規的改革.但自1980年代起,由於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社會階級流動增加,原本支持左派的勞工階層開始轉向中間路線,而社會黨內部也出現嚴重內鬥,導致左派勢力衰退.到1990年代初,日本社會黨內部分裂,影響力大幅下降,最終改組為社會民主黨.日本共產黨雖然仍然存在,但選舉得票率始終低於10%,難以挑戰主流政黨.至此,戰後左派政黨曾有的黃金時代正式結束,日本政壇進入自民黨與中間派政黨如民主黨等的競爭格局.
小熊謙二在政治上支持社會黨,公明黨,共產黨等左派政黨,但又對共產黨的鬥爭方式警惕.曾經戰俘的經歷讓他對日本政府戰時的欺瞞與軍國主義懷有強烈不滿,因此本能地反對自民黨這種延續戰前官僚體系的保守政黨.加上自民黨長期與財團掛勾,對底層勞動者的關注較少,因此像小熊謙二這樣的基層民眾,更可能傾向支持社會黨或共產黨等關注社會福利與勞工權益的政黨.但是他作為戰俘,在蘇聯戰俘營見識過共產政權的殘酷鬥爭模式包括整肅,清算,因此對於日本共產黨內部鬥爭或親蘇派的激進主張感到不安.1950年代的日本共產黨曾經鼓吹武裝鬥爭,這必然讓像小熊謙二這樣的經歷的選民保持一定距離.小熊謙二可能更傾向支持反戰,社會改革的和平左派,如日本社會黨,或是提倡和平憲法與社會福利的公民黨,而不是又激烈鬥爭歷史的共產黨.隨著1980年代後日本左派勢力逐漸衰退,像小熊謙二這樣的選民群體逐漸減少,而日本整體政治環境也向中間偏右移動,使得如今的日本左派已經難以重現當年的影響力.
而說到向右移動,就不得不說一下閱讀本書必然會有的一個投射,就是日本民間普通人對於二戰的記憶,印象與感悟.很有趣的是,你大概可以輕鬆得到兩個字,"冷漠",或者是"淡漠",更白話說就是"關我屁事".你可以發現全書中小熊謙二在戰後的敘事裡,本身就不太說起戰俘生涯的經歷,甚至關於戰爭都不太談論,而且這似乎也是他與周遭的人共通的模式.選擇沈默變成了最佳選擇.尤其在曾參與二戰的日本底層士兵之間尤為明顯.他們往往選擇不談論戰爭,既不強調自己的英勇,也不承認自己曾經殺戮的罪惡.這種沉默並非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由多種社會與心理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形成社會的集體遺忘機制.戰後日本社會強調"戰爭已經結束,我們要向前看",這樣的敘事方式促成了一種"集體遺忘"的氛圍.日本政府與社會普遍選擇不深究個人戰爭責任,而是將責任歸結於"國家政策的錯誤",或者更具體地歸因於"軍國主義領袖"如東條英機,而非普通士兵.這使得許多參戰者即使內心有所罣礙,也認為自己只是被動服從命令,沒有必要主動談論這段歷史.加上美國主導的戰後改革,透過東京審判將戰爭責任集中在少數戰犯身上,而日本政府在戰後也刻意塑造"我們是戰爭受害者"的形象,例如強調廣島,長崎原爆的苦難,以及東京大轟炸的慘況.這使得許多戰爭參與者更容易"將自己視為戰爭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從而不願或不需反思自己的行為.再來就是一種戰爭經歷者的心理防衛機制的影響.許多日本士兵在戰爭中確實參與了殺戮,殘暴行為,但戰爭結束後,他們很少承認自己做過那些,或者乾脆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為"只是服從上級命令",這是一種典型的心理防衛機制,他們不認為自己是邪惡的,只是"在履行職責".且有一種特殊社會現象產生,在戰後社會公開談論戰爭罪行可能帶來社會排斥,甚至影響生計,前日軍戰俘回國後若承認自己參與過殺戮,可能會被周圍人視為戰爭罪犯而遭到孤立.因此,對許多底層士兵來說,沉默成為一種新的"生存策略".當然也有部分人是受到戰爭經歷而有了極大心理創傷,那些曾在前線見識過殺戮的士兵可能無法用語言描述自己的創傷,或是不願重溫那些痛苦的回憶,因此選擇沉默,許多人選擇壓抑記憶,甚至否認過去的經歷.加上戰後日本迅速進入經濟重建與高速成長期,社會關注點轉向經濟發展,對個人而言,如何快速的在戰後社會立足變得比回顧過去更重要.像小熊謙二這樣的戰俘回國後,由於學歷低,缺乏技能,只能在經濟環境中尋找機會生存,他們無暇深思自己的戰爭經歷,也不願因談論過去而影響當下的生存處境.因此小熊謙二以及許多戰後士兵的沉默並不是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受戰後日本社會氛,心理防衛機制與現實生存壓力影響的結果.戰爭的殘酷記憶,若沒有社會機制來引導反思,最終往往會被個體選擇性遺忘,或者被社會遺忘的潮流吞沒.而這種遺忘,也影響了戰後日本對戰爭的認知,使得某些歷史問題早已成了某種無人聞問的笑話而已.
因此小熊謙二在90年代末開始協助前朝鮮日本兵俘虜吳雄根等人向日本政府追討"慰問金"一事,雖然就個人立場,態度似乎是值得稱道或報導的事,但是讀者能發現除了本書文本,或者書寫類似的人物如台灣前日本戰俘監視員向日本政府所討賠償那類書籍中才會重視此事,但這種事情放在日本那個社會中無疑是猶如巨浪中的小漣漪,連媒體都不關注,也不會報導的,普通民眾更不會有興趣,"關我屁事"才是反射這種事情的根本社會真象,也就是前面說的"冷漠",似乎不這樣認定與執行,他們便不可能好好的在戰後生活與發展下去,而這竟成了一種有意思值得探討的社會心理現象,只是當地人應該也不太有什麼人真的敢冒這種集體的大不韙去探索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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