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土著的迷思 : 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in Context,Syed Farid Alatas)
後殖民不代表無殖民,可能殖民意識,方式只是以另一種形態,繼續影響與操控被殖民者,繼續做出殖民主想要的行為與決策.
殖民主總會想方設法,處心積慮地貶抑與否定被殖民者的歷史,文化.希望經過長期潛移默化,讓被殖民者去化舊文化信仰,改信新的文化信仰,這是殖民統治教化中的核心,也是殖民主鞏固殖民制的重要技術.這能說明在殖民主離去後,對被殖民者的影響未必就此消失.所以後殖民並不等同於去殖民.美化殖民統治,甚至懷念或崇拜前殖民宗主國者大有人在,常見的如歌頌殖民帶來現代性,讚揚殖民主的現代化工程,闢建鐵路,都市建設,基礎教育,開發農田水利,改善公共衛生,甚至創建典章制度等.殊不知這一切作為的根本目的只是殖民主為了便於管理,為了長期殖民統治.以便能更有效安全的進行人力剝削與資源掠奪,並合理化以保安維穩之名進行的殖民殺戮.
在許多人的潛意識中,對馬來人,爪哇人與菲律賓人等東南亞族群群體有種根深蒂固的印象,常常被不加思索的認定居住在那裡的原住民普遍的懶惰,缺乏上進心,不善經商,依賴性強,偶爾還會興起憤恨殺戮.雖然說這看法已經是一種被認為錯誤的刻板印象,但實際上,現實世界裡依舊許多人抱持這樣的觀點.
"懶惰土著的迷思"就在探討這個刻板印象,也試圖藉此去殖民.作者Alatas藉由此書表達,證明這種刻板印象並非這些族群的真實性格特質,相反的,它是一種被精心構建的殖民主偽造構建的謊言.Syed Farid Alatas在"懶惰土著的迷思"中指出關於土著懶惰的觀點,並非源自任何具科學根據的社會觀察,而是殖民主義者為了鞏固自身統治正當性,並合理化經濟與社會結構上的不平等,而刻意"編製出的貶抑性迷思"(myths created deliberately to denigrate the natives).
弔詭的是,這些迷思非但歷久不衰,至今日依舊是許多人認同的觀點.這種現象的產生,絕不僅因為這些偏見曾長期主導殖民時期的知識生產與社會制度,更關鍵的是在殖民結束後,這些偏見還逐漸內化為部分當地菁英與民眾的自我認同.如Alatas所說"這些被殖民者往往會接受殖民者對他們的評價,把對自己群體的否定看成是現實.".因此本書的寫作除了釐清歷史事實,還原殖民時期種種經濟與社會的制度性過程,更是一場用以對抗錯誤自我認同,重建歷史尊嚴的知識工作.提醒我們所謂懶惰土著的形象,乃是一種透過權力,話語,制度不斷重複的虛構神話,而非社會科學意義上的事實陳述.Alatas在原著說"這不是一種真實的描述,而是一種知識上的腐敗".
刻板印象的原因是多元的,首先Alatas認為是殖民入侵者對當地人基於粗略觀察形成的內在偏見,而這種觀察並非來自嚴謹研究,或現代科學過程,卻是由一群包括侍從,公務員,種植園主,水手,士兵,旅行作家以及遊客等群體形成的.依據對東南亞當地人的誤解,將他們描述為懶惰,愚鈍,奸詐或幼稚,並進一步形塑了這些人群的形象.Alatas 指出這種刻板印象的構建有五個主要的來源,這些來源加深了殖民主對當地人民的誤解和貶低.第一個來源是因為錯誤的以偏概全.觀察和評價都是基於少數個體,小範圍的經驗,但將觀察結果過度擴大解釋為對整個地區民族的普遍描述,這種以偏概全的思維使得殖民者對當地民族的評價充滿偏見和誤解.第二個來源則是對事件的詮釋與原先有意義的脈絡脫鉤,殖民者並未將當地的社會文化背景納入考量,而是用西方的視角來詮釋當地人民的行為與文化,最終導致錯誤的解釋與誤判.第三個來源則是因為缺乏同理心.殖民者未能設身處地的體會當地人的困境,文化背景.因此他們很容易將當地人原有不符合西方標準的行為模式歸咎為懶惰或無能,忽視了背後的結構性原因.第四個來源則是基於狂熱,自負和傲慢的偏見.抱有強烈自負和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認為他們的文化,技術和生活方式優於非西方文明,這類文化優越感使得他們容易對當地人進行貶低,將其視為低等和無能.最後的來源則是無自身意識地受到特定的西方殖民資本主義思想的支配.殖民者的思想方式深受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而這使得他們將當地的社會結構,經濟活動預先設定為不符合資本主義要求,進而將當地人民視為懶惰或不願意從事現代化的勞動.
而這五個產生誤解的來源究其根本,其實是與殖民者的剝削,強佔,征戰有關.Alatas 認為正是西方殖民資本主義與種族偏見有著深刻且固有的關係,這種關係從殖民時期延續至今,形成了對當地民族的持久貶低.同時殖民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關於經濟剝削,它還包含了對當地人民文化和能力的誤讀,並將其視為低等的存在.以上這樣的偏見在殖民期間被有意地建立,強化,而成為一個深植於現代社會的持續現象.本書中所指明殖民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是透過剝削當地的勞動力來獲取經濟利益.為了維持這一結構.殖民者必須對當地人進行刻意的貶低,塑造出"懶惰","無能"或"幼稚"的形象,從而正當化他們對當地人的剝削和統治.這種對土著人民的負面刻畫有助於鞏固殖民者的統治,並將殖民地經濟結構視為"必要"的結構,因為殖民資本主義需要這些刻板印象來維護殖民者得經濟與政治權力,當殖民者將土著人描繪為懶惰.愚鈍時,不僅是文化上的貶低,更是經濟上合理化成為殖民者對當強迫改造的理由,使他們服從西方的經濟體系與價值觀.
在這樣的語境下,殖民者能夠將行為自我合理化,認為自己對土著的統治"教化"的必要行為.因此即便後來殖民地國家獨立後,這些種族偏見和刻板印象依然深深植根在當地的社會結構中.這些偏見未必全來自於殖民者直接操控,也能透過經濟,教育及文化的傳承,無意識的被繼承下來.這種延續現象表現為對當地人民工作態度的批判與不信任,尤其在面對貧困,農業勞動或不發達的經濟結構時.這種懶惰土著的形象成為許多現代社會在全球化與現代化背景下,繼續對非西方國家和民族進行評價的標準.在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勞動是追求效率,利益最大化的工具,這種觀念認為所有的工作都應該具有經濟回報並被組織化,現代化.相較之下,土著社會更多強調的是社會穩定與生活的自給自足,這與西方的勞動模式和價值觀大相逕庭.然而,這樣的差異在殖民者眼中被誤解為懶惰,從而被視為土著民族不願意或無法適應現代經濟活動的證據.這些錯誤的評價不僅是對當地人生活方式的誤解,也影響了當地民族對自己文化與勞動方式的自我認識,這種對自我身份的誤解在後殖民時期仍然存在.這樣的心態有時甚至表現為對自身缺乏進取心的接受,並將其視為一種自然的社會現象.後來也成為後殖民國家內部結構的一部分影響了現代社會對勞動,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認知.
這種對馬來人,爪哇人與菲律賓人天生懶惰迷思的刻板印象,之所以能長時間存在,絕非單靠幾篇殖民遊記,管理報告就能形成,主要是透過一整套殖民知識,制度,教育與行政機器形塑的.殖民政府有意將土著排除於商業,金融與高技術領域,只視為勞動力,農民或次級官吏來源,因此以"文化本質論"來合理化這種階級分化,經濟邊緣化的行為.正如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中說的那樣殖民者最終的勝利,不是征服土地,而是使被殖民者認同殖民者對他們的定義.而是當這些懶惰的民族形象反覆出現在殖民政府的報告,學校課本,媒體敘述,經濟政策時,土著自身也開始確信是他自己不如他人努力,缺乏企業精神,從而造成一種自我認知牢籠.這種將異文化他者簡化為固定形象的手法也與薩義德"東方主義"中批判的"知識殖民"中出現過,西方學者透過特定敘事,將東方形塑為懶惰,神祕,無能的對照面,以此來凸顯西方的理性,勤奮與文明.Alatas在書中指出這些對土著本質特質的論述,實際上從未建立在嚴謹的田野研究或社會科學方法上,而是來自粗淺觀察與階級偏見.殖民官員對基層農民的粗略判斷,被誇大為一整個民族的性格診斷.令人更為警惕的是,這些迷思在當地民族獨立後,並未消解,反而透過制度與教育的延續,滲透至新生的國族敘事及現代化之中.因此"懶惰土著的迷思"不僅是對殖民歷史的一種反思,更是對當代民族認同危機的一種介入.它提醒我們,若無法清理那些根植於殖民語言中的錯誤自我理解,就難以真正建立一種具歷史深度與文化尊嚴的後殖民主體性,自然談不上去殖,解殖.
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知識"理論架構就是以上這樣說法強化版本,他認為殖民統治並不只是軍事或經濟支配,更深層的是透過控制"知識如何被生產"來建立話語霸,比如誰能定義什麼是"勤勞".而這能進一步解釋為什麼迷思會持續,即便殖民制度形式上已經瓦解,話語規則卻依舊主導當代民族認同與社會結構.
事實上在17世紀以前,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未被貼上"懶惰"這一標籤,反而是充滿"合作,有用"的形象.17世紀前的歐洲文獻中,對馬來人的印象多半並非負面,早期葡萄牙,荷蘭商人記錄中,馬來人被描述為善於航海,了解當地貿易網絡,是能夠與外國商隊建立穩定關係的族群.由於歐洲人尚未直接統治,當時的馬來人多作為貿易夥伴與海港國王如馬六甲蘇丹打交道.這時期的刻畫多半強調馬來人作為中介商人的角色,並無"懶惰"的特質.荷蘭東印度公司尚未完全控制爪哇島前,爪哇人被記錄為勤奮的農民與忠誠的合作夥伴,特別是在與馬打蘭王國的關係中.歐洲人尊敬爪哇人貴族階層的文化教養與宗教虔誠,並未特別針對其生產勞動給予負面評價.這時期的文獻通常是交易與外交報告,缺乏後來的文化偏見.至於菲律賓人,在西班牙殖民初期,西班牙教士與官員常常提及菲律賓原住民溫馴,適合被教化,而不是懶惰.早期的西班牙傳教士更認為他們具備學習基督教的潛力,是可塑之才,這些敘述反映的是統治正當性的前提,被教化的對象,而非不願工作的人.
但到了18世紀後,隨著英國逐步控制馬來半島,英國殖民官員發現馬來人較不願參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場勞動或礦業工作.他們傾向維持傳統小農生活與宗教學習活動,殖民者因無法徵召足夠本地人當勞工,遂引入華人與印度勞工.這使英國殖民文獻開始出現對馬來人的貶抑性描述,如"懶惰,不可靠,沒紀律,逃避勞動",藉此為輸入外勞與掌控勞力市場正當化.Alatas在書中指出這種貶抑觀點正是"為了讓馬來人看起來不具競爭力,以合理化資源配置不平等".而在荷蘭實施"強制種植制度"後,爪哇農民被迫種植出口作物如甘蔗,咖啡以供歐洲市場使用.當地居民被殖民官員形容為懶惰且不可靠,若沒有外力監督就會怠工.這種批評,實際上是為了正當化殖民壓榨與控制.荷蘭官員更將農民的抵抗行為解釋為懶惰本性,而非對壓迫的反應.Alatas特別指出"殖民者所謂的懶惰,不過是本地人對非正義制度的消極抵抗形式".西班牙殖民進入穩定階段後,官員與神職人員開始在記錄中將菲律賓農民描繪為不愛工作,逃避稅收,無責任感.隨著菲律賓在西班牙帝國中地位逐漸邊緣化,對當地人的文化貶抑逐漸成為殖民政策的支撐工具.尤其在土著無法進入殖民教育與軍事官僚體系後,這種指控為種族階級鴻溝提供方便的說法.
到了殖民統治後期,關於馬來人,爪哇人,菲律賓人懶惰的迷思,不再只是殖民者的語言,也開始滲入當地菁英階層,受殖民教育者,乃至於後來的民族主義者的認知中.特別是當這些民族走向獨立,建立現代國家時,殖民者所塑造的土著形象,反而成為當地社會內部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在馬來西亞獨立後所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原本是為了改善馬來族在經濟上的弱勢地位,但在政策語言中,馬來人經濟上落後的敘述往往與"不具備企業精神","需要扶助"這類殖民語言高度重疊.從這裡可以看出,即使目的是為了平衡族群資源,這種敘事方式在無意間延續加深了殖民時代對馬來人被動,依賴,懶散的刻板形象.而一旦這類迷思內化為一種"文化自省"框架,它便不再只是外來的侮辱,實際上已轉化為內部的自我質疑,被殖民社會的知識份子若無法批判性地面對這些歷史語言,會很容易將歧視性說法誤認為社會現實.例如在印尼,蘇哈托時期的發展語言經常將爪哇農民描述為必須被引導的對象,反映出國家機器仍以殖民者的方式看待本國人民,而在菲律賓.西班牙與美國殖民時期對土著缺乏紀律的說法,在戰後國家重建的語言中也繼續出現,並影響勞工政策與教育制度的設計方向.而這樣的歷史錯位與語言殘留,使得本來應該是為了重建民族主體性的現代國家,反而成了殖民偏見的延續.Alatas因此強調,真正的後殖民知識生產,不只是重新評價歷史事件,而是要清理那些藏在語言深處的歧視性結構,重新定義"我們是誰".
本書特別針對馬來人從商貿階層退場,轉向農耕階層的歷史過程進行了詳盡剖析,這其實是整本書中相當關鍵的一部分,它一方面直接回應了馬來人為什麼不像華人那樣勤於經商的偏見,另一方面也試圖利用這個偏見的產生來說明,正是因為西方殖民者逼迫扼殺了馬來人的商貿機會,才使得馬來人先天的商貿能力無法發揮,以致最終退居到農業領域.也就是說馬來人是被西方殖民者硬生生剝奪了商貿的機會,與能力,而這正是殖民資本主義對於馬來人的迫害.Alatas指出馬來人早年在整個馬來世界其實是活躍的海洋貿易民族,在馬六甲王朝時期,馬來人控制著繁盛的轉口貿易,海運航道,扮演著東西方貿易的中介角色.早期歐洲人對馬來商人的描述,也多數是正面而具敬意的.但這一切在殖民體制下逐步瓦解.英國殖民政權在馬來亞的發展策略,是將經濟分工制度化依據族群來排列的,華人被導入並鼓勵他們投入礦業,貿易,金融,印度人多被用在種植園與鐵路修築,而馬來人則被安排回到鄉村以農耕維生.殖民政府透過種族行政分類與教育資源分配使馬來人很難進入新興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馬來人不但無法獲得商業資金,技術支援,甚至在語言,地點,制度設計上都被排除在商業網絡之外.Alatas 指出正是殖民者排他性的經濟政策與行政架構,將馬來人排擠出市場,使他們最終與商業活動脫節.同時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亞實行的是分族教育體系,其中華文學校與英語學校主要集中在城市,沿海地區,而馬來文學校則多設於鄉村.這種教育設計造成了都市中馬來人的嚴重缺席,使他們在語言能力,行政網絡,金融知識上都處於劣勢,進一步喪失了從商的可能性.同時殖民政府傾向將土地優先出租給外國企業或非馬來人投資者,馬來農民常被限制在低生產力的小農耕作,無力擴張或投資.這樣的土地制度讓馬來人缺乏資本積累的機會,進一步將他們固定在農業生產者的位置,最終馬來人退出商業領域,轉而被固定為農耕階級,因此所謂"馬來人不見經商者",並不是因為文化或種族懶惰,而是來自一連串殖民政權設計的制度結構性壓迫與排除,所以若要對"懶惰馬來人"這一說法進行有效批判,必須從歷史的制度面與知識生產的偏見著手,才能揭開這個迷思如何長期支配東南亞人對自己的看法.
而從參與商貿的討論中,文本展開了一種種族文化本質上差異的探索,那就是殖民資本主義價值觀與馬來人文化及其勞動觀,金錢運用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和差異.作者以為文化差異或許是讓西方人對馬來人產生懶惰印象誤解的最根本因素.這種差異包括了5個面向.首先的第一個面向是雙方勞動觀念的差異,殖民資本主義強調效率,最大化生產和持續勞動,這種觀念將勞動視為一種手段,旨在追求最大經濟回報,強調規範化,制度化.尤其是在殖民地,當地的勞動力被視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種植園,礦場都是屬於高強度,低報酬的勞動類型.但馬來人傳統的勞動觀念更強調自給自足和社會穩定,認為工作不僅僅是為了金錢或經濟利益,更多是為了維持家庭和社會的平衡.他們從事農耕或手工勞動常常是根據自然的節奏和社會結構進行的,而非單純追求經濟利益或效率.因此與殖民資本主義所要求的高效,最大化生產有所衝突.第二個文化差異面向是對金錢和財富的看法的不同.殖民資本主義將金錢被視為衡量成功與進步的唯一標準,將金錢和資本視為社會發展的驅動力,殖民經濟同時強調資本積累,並將勞動視為一個為資本增值的工具.而馬來人傳統文化的金錢觀較為保守,認為金錢的積累並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標,他們的生活方式更注重精神與社會的和諧,對金錢的追求往往不如西方資本主義那樣急功近利,Alatas也提到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馬來人對金錢的態度有時會被解讀為"懶惰",因為他們不願意像殖民者那樣不斷擴張生產規模和追求無止境的物質積累.第三個面向是文化認同與勞動的關聯,殖民資本主義的目標是將所有勞動納入全球市場的框架中,並強制當地人民接受西方對勞動的定義和價值觀,在這種制度下土著人常被迫離開他們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轉向以殖民者需求為主的勞動形式,如在種植園或礦場工作,但這種外來的勞動模式通常與土著人民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並且常常被看作是一種非自願的適應.而馬來文化強調社會秩序和家庭責任,而傳統的勞動方式則更多是以生活的自足性為導向,並未過度強調生產過剩或經濟增長,在這種文化中,勞動並非單純為了金錢積累,而是與家族與社會的穩定密切相關.因此這種文化與殖民資本主義必然會發生激烈衝突,因為後者對勞動的要求往往偏向個人利益最大化和無止境的擴張.第四個文化差異面向則是社會結構與勞動分工的差異.在殖民資本主義體系中,勞動分工常常是基於種族和社會階層來劃分的,殖民政府會根據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來安排他們的勞動角色,並且對於不同族群設置不同的經濟角色,馬來人文化中的勞動分工則更多反映出家族和社會的整體需求,而不是個人的經濟利益,這意味著傳統的馬來人更關注的是如何維持社會的穩定和和諧,而非如何通過競爭來獲取最大利益.因此當馬來人被迫進入殖民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時,會感受到明顯的文化衝突,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常被視為不願意積極參與勞動的原因之一.最後一個文化差異則是雙方對"進步"與"現代化"的不同看法.殖民者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認為所有非西方國家和民族應該按照西方的經濟,社會模式來進行改造.在這一過程中殖民者強調的是市場的開放,工業化,商品生產的增長等,並將這些看作是現代化的指標.但對馬來人來說現代化並非單純的西方化,馬來人對現代化的理解更可能涉及如何在傳統文化和現代世界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他們並不一定認為追求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唯一的道路,這使得他們在面對殖民資本主義時,可能表現出不願完全屈從的態度.
殖民資本主義強調經濟效率,金錢積累和無止境的勞動擴張,而馬來人傳統文化則更加重視社會穩定,家庭責任與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這種根本的文化價值觀差異導致了在殖民時期和現代社會中對馬來人懶惰的誤解和偏見.Alatas指出這種文化與經濟體系的衝突,既是殖民歷史的產物.也是現代社會對土著人民誤解的根源.因此即便政治獨,但經濟與知識體系仍仰賴或主動配合全球資本與西方模式.強調"效率"與"企業精神"的發展政策,其實是將西方工作倫理視為普世規範.藉此可以引發思考的是:當馬來人被批評為"不夠企業化"時,這樣的價值是否已經不再來自殖民者,而是全球化邏輯下的"新殖民主義代理人"?.
不過這本書的缺點也相當明顯,在閱讀"懶惰土著的迷思"的過程中,除了理解作者拆解殖民論述是否合理外,個人也不禁思考在這場知識鬥爭中,是否也出現了另一種"逆向的簡化"?. Alatas為了對抗殖民者將馬來人描繪成懶惰,無能,不事生產的刻板印象,努力還原馬來社會原本活躍於商業貿易與海洋經濟的歷史時,卻明顯的特意把華人與印度人放置在另一種道德較低的位置上.在書中華人往往被描繪為更願意配合殖民者進入礦場,種植園,為了成為殖民資本主義的中介者與得益者,從事在作者看來極為低賤壓抑但可賺錢的勞動.相較之下,他將馬來人形容為因為不屑被奴役而選擇退出,最終被誤解為懶惰.這樣的說法從馬來民族主義的角度看是合理且有禮的,但從當代歷史理解的角度看,卻難免顯得過度道德化,欠缺對他族境遇的複雜描繪,且似乎有輕視勞作之嫌.畢竟在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結構中,無論是被引入的華工,印度工,還是當地的農民與漁民,多數人都不是心甘情願的配合,可能更多是出於貧困,被迫離鄉,缺乏選擇.他們的勞動與服從可能另有有其悲劇性的歷史脈絡.若僅以"道德拒絕"與"被剝削而甘願"來劃分,恐怕也是一種新的扁平化與神話建構.這提醒我們在批判殖民主義所塑造的知識偏誤時,是否也要警惕自己是否製造了另一種形式的神話敘事,即過度理想化一個群體,將其歷史困境歸因於高尚選擇,而忽略更深層的制度與資源分配問題.
Alatas所揭示的不僅是歷史迷思的虛構性,而是提醒我們,若未清理知識體系與語言中的殖民殘餘,民族主體性的建立將永遠寄生於他者的定義中.在今日全球資本主義與發展話語壟斷的語境下,"懶惰土著"的迷思仍以新形式重返,使得真正的解殖不只是歷史的鬥爭,更是一場當代語言與認知的戰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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