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Orlando Figes)
Whisperers,耳語者,更仔細的區分有2種人需要咬耳朵講悄悄話,一種是不想被外人聽到私密的人,另一種則是告密者.這本書所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為了防範被告密,所以很多人都採取那種只在極度私密空間中才會對值得信任的親戚朋友說出真話,還得是小聲的耳語.這個簡單的書名很真實的反映出斯大林(史達林)專政時代的蘇聯人民的生活樣貌,專治俄國內戰革命史的Orlando Figes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採訪了數十位平均年齡80歲以上,年輕歲月正好處在斯大林執政時的老人,透過這些人的親歷來顯現極權統治政權下的真實生活,書以時間的順序由1917年敘述到近日,簡體版約70萬字,很厚實,內容敘述幾個蘇聯家庭的成員所面臨政治上變動所帶來的影響,家庭長期處在分裂,夫妻居於不同的勞改營,或流放地,父母子女分離,年紀小的兒童或安置於遙遠的孤兒院,或與祖父母隔代教養而居,人人活在一個不知何時就會陷入深淵的恐懼之中的時空裡,就學,就業,乃至住房經常須以假身分,假出身來應對外界,關於個人或個體,Figes寫得十分流暢生動,符合時代氛圍,但這本書有個小小的缺點,作者是以武斷的方式分別為九個章節各自找一個敘述的主題,以至於每個個人或家庭的故事是以拼圖的方式被拆解在各章中,缺乏一個完整的重心,造成某些故事在不同的章節中重複敘述,直到書中段以後才以詩人作家小說家西蒙諾夫的家族為敘事主軸,顯出了一個較為整體性的歷史書寫.
這本書並不把重心放在政治獨裁者或極權政體的權力鬥爭上,而是寫下了在這種政體下一般人民的生活,因為只有活下來的人才能開口,所以作為這本書中的一個個受訪者自然都有其能存活至世紀末的理由,有的是擅於隱藏,有的是知道趁著攀附當政者的思維在極權下得以暫時潛伏隱藏真正的身分,有的則是如西蒙諾夫一般,乾脆與獨裁者唱和,有的則是忍氣吞聲苟延殘喘的努力存活在最惡劣的地理環境與最狂暴的勞動統治壓力下,至於那些開不了口或採訪不到的,他們經歷的生活可能更恐怖於這本書籍的敘述內容,儘管如此,單是透過這幾個存活者的故事,已經能讓讀者一睹那些大時代所創造出來的幾千萬個家庭悲劇中的樣貌.
十五歲的蘇聯少先隊員帕夫利克向政府舉報了自己的父親特羅菲姆出售假證件給那些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1931年11月對特羅菲姆的審判在學校進行,帕夫利克當眾譴責父親的罪行並告訴法官:"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已不再認他為父親,我這樣做,不是做為誰的兒子,而是做為一名少先隊員".審判結束後,特羅菲姆被送去了勞改營,後來遭到槍決.以上這個故事可能為真亦可能為假.說是假的,可能它只是斯大林的統治機構刨製出的假象,以反映出當局所希望的新時代精神,集體主義的時代所需要的價值已經有年輕人做為先行者,藉此來向廣大的蘇聯青年宣示讓其仿效,這個大義滅親的傳奇故事後來經過蘇聯宣傳和藝術加工,通過電影,詩歌,戲劇,歌曲,傳記等各種傳播手段,宣揚這種忠於黨和偉大領袖的崇高精神,成為了影響蘇下一代人的榜樣力量;說它是真的,是在那之後,確實出現了大大小小不分所在不分男女的帕夫利克,勇於檢舉自己的父母,兄弟,親人,同事,同學,來做為符合時代精神的小典型人物,被檢舉者或為富農,或為小資產階級,或曾在帝俄時期的貴族,軍人,甚至是共產黨員只不過是拖洛斯基一派,或者只是在購物或上課時隨口說了ㄧ句真相,這些真相包括物資短缺,物價高漲,專制橫行,不法充斥,就有可能因此被召進勞改營,流放至千里之遠或到遠北,西伯利亞燈極寒之地從事粗重的勞動工作,在古拉格中接受不符合人道的暴力恐怖管理.
在斯大林時期,與親人或其他個人的關係相比,對國家的忠誠被宣揚是最高尚的美德,舉報親友非但不是可恥的行為,反而是種愛國熱忱的表現,這種想法借助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植入了千百萬蘇聯人的腦中,成了每個人蘇維埃公民必備的反射思想,舉報成為了獲得成功和取得必需品的捷徑,當告密成為了一個國家統治秩序的手段,私人生活岌岌可危,家庭和親情已經不復存在,身邊的人都可能是告密者或秘密警察,人們只能變成耳語者,Figes在書中解釋耳語者時說,在俄羅斯的語言當中,這個詞匯有雙重的含義:,在斯大林時代,耳語者是生存者的常態,或為一種是怕人偷聽而竊竊私語的人,或為暗中向當局匯報的告密者,當然還有第三種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槍殺,流放到古拉格.而一個人面對這種情況下該如何選擇呢?Figes避開了那些已廣為大眾知曉的人物,採用大多數無名之輩的回憶,在這個探索上,進行得非常小心,作者所寫的並不是要創造相同重複的悲劇書寫,而是更有程度的可能去反映這些人這些事在之前,之中,乃至於事後至今的可能影響與結果,與索忍尼辛,曼德爾斯塔姆等知識分子的書寫大不相同,雖然他們的作品在國際上引起了回想較大,但這種知識分子的回憶,無不帶有一種故事性的色彩,而他們並不能代表當時蘇聯生活中的普通人民,我們無法得知普通人的真實想法,而耳語者代表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寫作,借用解凍後無數普通人的檔案和日記,幸存者的採訪,將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蘇維埃公民的內心世界公之於眾,詳盡探討了它對個人和家庭刻骨銘心的影響.
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社會,誰都無法逃過社會運動的清洗,為了生存,幾乎所有人都成為耳語者,防範著他人,甚至自己的親人,三次大逮捕運動,從革命的敵人,富農,知識分子,再到蘇維埃的高級官員,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險,都會有著經歷恐怖之時,斯大林自他掌權之時起,就在蘇聯經營恐怖,傳播著恐怖,他是在用恐怖來鞏固自己的權勢,用恐怖來阻止他人對於自己地位的覬覦,讓所有的人匍匐於自己的權威之下,唯有恐怖,才是極權的精髓,只有當恐怖彌漫之時,人們就會為了保住性命,放棄自己的觀點,拚命地進入當權者所設置的情境之中,按照他們的思維去思維,按照他們的指令去行動,這樣統治者就能很方便地做到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自然也就讓自己的權力之位永葆無虞了,就我個人的看法,這種恐怖的極至,並不發生在斯大林還活著的時候,而是從Figes在2002年起為了要進行這本書的採訪時,從這些受訪者的身上所感受到的,儘管蘇聯早已解體,儘管斯大林1953年死亡後已經過了50年,有部份的老人家還是不願意談當年政府幹下的壞事,還是不敢直言論斷斯大林,因為他們要不就是已經成為ㄧ個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要不就是擔心那個恐怖的斯大林政權不知哪一天又會突然的回到自己的身邊.
Figes在書中創造了一個名詞,"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指的是1945年之後至1953年斯大林死亡間,那些在蘇聯社會里迅速崛起的新階層,Figes形容他們是技術和管理的專業精英,他們不同於戰前的蘇維埃幹部,他們有專業知識,更加開闊的視野,這是為了不被戰後所勃興的政治改革要求所沖擊,而打造出來的一個專業階層,是一種利益交換,斯大林以此來維護政權的穩定,這個階層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相應地位和物質享受,而付出的則是對於斯大林式極權政權的忠心耿耿,這些人深深地相信斯大林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蘇維埃,為了共產主義,為了烏托邦,而他們正是在正條正確道路上前進的一員.這些人對於斯大林所懷的不是恐懼,而是追隨的懷念,特別是與1991年以後的俄羅斯社會相比,他們認為斯大林時期物價更穩定,社會更安全,國力讓他們更有優越感,而不是1991年後帶來的混亂與不安定.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不是ㄧ個特例,在有過威權統治的地方,似乎都有這種悖離現實時空的傳統人物,對於極權的思念與尊崇喜愛,而這才是我認為斯大林統治最恐怖的地方.
在統治方式發生變化下,人民的應對方式也在改變,從耳語者變成了偽裝者,從私下表達不同的意見,變成了將真實的想法藏在心裡,外在的言行則忠誠的執行著黨的命令,Figes在書中表示"掩飾一直是蘇聯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戰後,階級出身和政治熱情逐漸讓位於外表的遵循和順應,戴上面具的藝術能耐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在公共角色中完全喪失自己的畢竟還是少數,分裂的身份也許更能代表蘇維埃的心態".此時,整個蘇聯社會都已經成為了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因為戰前由斯大林所制造的那種恐怖,已經滲透進每個蘇聯人的靈魂之中,控制著他們的思維與行為,他們被那種恐怖的氣氛嚇破了膽,拚命讓自己的行為適應著統治者的一切要求,在形式他們已經成為斯大林手中的木偶,隨著極權者的節奏而跳舞,他們認同於迫害施加者的思想,同時也認同於他們的任何一點變化,他們也適應形勢,努力讓自己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當前的我們應該避免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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