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城故事(李銳)
"舊址"寫的是民國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時期銀城裡的李家興衰,"銀城故事"則輪到1910年的劉家為主角.同樣的銀城,同樣的鹽商大戶,甚至兩者的故事有緊緊相似的意思,"舊址"是寫混亂時代中即將傾頹的大戶與家國命運間被動的聯繫,撕扯,角力.而"銀城故事"卻將時空搬到了清朝終結前的最後時光,李銳再次地將"歷史"搬進了小說,但這次的敦睦堂劉家卻是一個依舊鼎盛毫無衰敗氣象的富戶,家族財勢依舊,甚至子孫都當上了地方官吏,面對末世的間隙時刻,這次李銳卻讓他們要主宰自己與家國的命運.
鹽商劉家族長劉三公為銀城的鹽場總辦,曾捐官被賜予二品頂戴,地位與財富在當地都是人中龍鳳.他有兩個兒子,親生子劉蘭亭當家管事打理家族事業,自小收養的螟蛉劉振武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出任清廷新軍的四品管代.劉蘭亭也曾遠赴日本求學,後為開辦家族學堂,遠赴日本聘請教師秀山次郎,秀山芳子,翻譯鷹野寅藏回國.但這位翻譯實際上是革命黨越籍華人歐陽朗雲.此人負理想有抱負不忍家國陷弱,但行事衝動,不管不顧下以炸彈行刺知府得手.知府被炸死,銀城當地的綠營巡防營六品統領聶芹軒不得不提高防備,等待上頭的援軍到達,因為傳聞革命黨將有所行動.事實上革命黨人在銀城最高的領導人正是劉蘭亭,也確實計畫要在當地舉事,但歐陽朗雲的莽撞打亂了他的計畫,還讓他直接暴露在聶芹軒的耳目下.聶早就算及學堂學校裡必藏有革命黨人,他一面派人監視學校,一面又逐日將知府被行刺當日抓獲的疑犯斬首,歐陽朗雲受不了無辜者代他受死出面投案,這直接讓聶芹軒確定了劉蘭亭就是革命黨頭目.此時劉三公出面了,多年前聶芹軒曾虧空公款求助於劉三公,劉幫他擺平,以至他能延續仕途.此時輪到聶報答的時刻,兩人商定,案件停損至歐陽朗雲.原以為事就此了結,但劉三公返回家中劉蘭亭藏身的地窖時,卻發現他已飲彈自盡.此時劉振武率隊支援平逆革命黨的部隊到達銀城,當他得知原委想找聶芹軒報仇時,劉三公又出現了,原來聶早已知道劉振武的另一個身分,他既是清廷支援平叛的新軍管代,同時也是支援原定劉蘭亭起事的革命黨總指揮.眼看養父受聶脅制,加上聶表明自己只願寧靜度日把官做到安穩退休無意於追究他的罪行,劉振武只好放棄復仇,放棄舉事革命,順著一葉扁舟要遠離銀城,但在船上卻被他曾經擊潰的土匪天義軍的的殘部岳新年報父兄之仇給殺害了.
前面說到李銳又將"歷史"搬進了小說,這裡的歷史並非文字單純的意思.對我們來說是歷史的東西,對於當時的人物就是現實,是生活.所以歷史不會因其已成為過去而死亡.正是因為已經成為過去,它有可能在文本中復活,在生活中復活,這裡的生活是當下的生活,而非歷史人物的生活,得到不同的演繹."銀城故事"勾勒辛亥革命前銀城的政治,經濟,民俗,人情與不同階層的人們的生死抉擇,透露出小說試圖對於"歷史"的思考與再呈現.
故事中的銀城並不是一個困頓,蕭條民不聊生的地方,相反的它是一個富有人情味的,連乞兒,織娘,擺渡者,牛屎客都快樂生活所在.以賣糞餅的旺財為中心呈現出來的生活處於整個故事核心,甚至是銀城人民普遍生活的核心,他們都與革命線索聯繫並不緊密.這不但不是可能有無的部分,反而因為旺財的遭遇,看到了革命的無理性,野蠻性,與過往忽略的正當性問題.因為知府的被殺,旺財連債務都討不回來,因為債主被無端當成疑犯給關押了,他陷入困頓.這種內容一方面消解了革命的正義性,另一方面則體現了民間生活該有的人情世故.而這些正是被所謂的歷史,正史通常不會寫,也不能呈現出來的部分,小說要凸顯它,要表現世俗的人情社會,反襯革命的無情,細緻的表現了他們的希望與悲哀.在旺財身上體現了底層百姓的純樸,憨厚,勤勞,希望透過自己的勞動置辦起一份家業,一點生存生活的依賴,而能在店鋪酒肆裡點上個蹄膀,喝一口大曲,就是他以為的幸福.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愛情,婚姻幻想,雖然這份愛錯付,最終失落了,但人情世故仍然能換回銅錢,足見故事想呈現小人物既現實卻有執著人情世故不相欺的態度,並不如讀史者想當然爾的顯得那樣無知,自私,與涼薄.這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有著對生活的希望,也有他們自己難以言傳的悲哀,但他們都不失做人的尊嚴,精心地在這個人情社會中打理著自己的人情關系.他們或許與所謂的歷史疏遠,不會做出影響歷史發展的大事,但是毋庸置疑他們的社會有自己的價值意義所在,而這是尖銳的歷史無法消磨,替代的,甚至是我們所稱之為"歷史"所忽略的,折磨的.
將歷史寫進小說與過往我們看的歷史小說大不相同,過往我們讀的歷史小說試圖將敘事立場,歷史視角的個人化.甚至將歷史進程偶然化,私利化,並另存解讀歷史的慾望化和理想追求等隱喻.但"銀城故事"並沒有重複上述的路徑.對民間生活的精細勾勒,對游離於正史外的牛屎客的關注,無不彰顯著小說面向民間尋找新的歷史話語權.牛屎客旺財生活自由瀟灑,隨性自在,一個破舊的窯洞就能席地而臥,渾身牛糞餅味也有自知之明,既憧憬自己幸福的生活,也知道夢境遙遠,所以最後美夢落空,尚能自我慰藉.別人眼裡的末世對旺財來說生活依舊井然有序,看不出有革命的必要性與可能,這是小說裡隱藏一線最主要的目的,對比的自然是那些起事者.
革命行動破壞了銀城平靜的日常,歐陽朗雲的刺殺炸死很多無辜人,而官府的搜捕讓更多人死於非命,陳老闆還因為被捕,險些喪命,使旺財擔心自己的牛糞餅錢無處討要.革命雖然可以在行動上有軍事成功的可能,但各銘對於現實生活究竟能否提升與改善,卻是未知.現實的革命活動殘害了人們的正常生活,這種殘酷的現實直接挑戰了歷史對於革命英雄的臉譜化形象."銀城故事"一方面保留了革命英雄的神聖性,表現其不可逆轉的悲劇命運.另一方面又對革命英雄進行了去革命化處理,使英雄與革命相分離,從發揚中的個人性人格來質疑革命的崇高,質疑歷史將革命人物神話性的謬誤,因為人若眼光神話將失去人性,失去了情感與人性,那又將如何生活.小說裡的日本兄妹正是這樣的對比,秀山次郎冷眼旁觀,不論死多少人,都只是他鏡頭下的一個物品而已,而難道這就是歷史?秀山芳子則陷溺感情之中,即使歐陽朗雲並不鍾情於她,她卻做了認同自身情感的一個有人性的情感者,這顯然就是歷史與現實的對照呈現.歷史漠視了眾多生命的消逝,只在一些冰冷剛硬的眶條中,使得人性不在.歐陽朗雲為自己的失誤造成無辜的傷亡而深深自責,秀山次郎卻堅持認為這只是一次計算失誤,以後注意就可以,大可不必用自己的生命來償還.或許秀山次郎 才真正懂得革命的人,因此會讓自己冷先無情,而歐陽朗雲,劉蘭亭,劉振武因為受制情感反而不是個好的革命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雅緻,從容不迫,文質彬彬,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倒的暴烈行動.因此懷疑李銳原有諷刺甚至反對革命的意思,當然此處的革命並非小說裡的特定事件,而是泛指那些以暴力武力為基礎的顛覆暴力,因為從小民生命,從百姓生活,從情感真確者的眼光與環境中,那行為既暴力,又沒有未來必然更好的絕對性,其實並不是一個絕佳的方式.
突出革命者的人格與悲劇精神,弱化革命行動積極色彩,渲染它的血腥,冷酷.作為一種敘事策略的存在,還作為一種根本的寫作追求.對歷史學家來說,歷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過壓制和貶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通過個性塑造和觀點的變化,可供選擇的描寫策略等等才變成了故事.小說以普世化的人文精神作為視角來關照處於歷史漩渦中的人,無論他是像徵歷史發展的進步青年,還是保守落後的末世遺臣,都努力去發掘他們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的光輝,體現對人的尊重 與阿護.於是每一次人間悲劇的結局,也往往是偉大人格顯現的時候.因此末世遺臣聶芹軒,異國女性秀山芳子都是知道革命身處其中,卻又心懷真正人性情感的人物,這無關於他們的身分,只是他們對於亂世無能為力而已.透過他們的表現,不難看出對人文精神的張揚往往伴隨著對革命的遮蔽與消解.革命與人性的矛盾成為了對歷史進行文學表述時必然要跨越的障礙.那些超越了時代的情感,跟我們毫無關係.那些人物,僅僅是一個個影子,作家的最終目的,被突顯了出來,最終的目的是奉獻一種純粹的寫作來呈現現實的生活,現實中的一切不過是歷史的重複,而歷史總有些是我們忽視,忽略甚至視而不見的東西,作者只是把它呈現出來,讓你看到.
如果寶兒劉振武便是狗兒,當如何?那正意謂著他領兵殺死自己的父兄岳天義父子,然後岳新年再回頭報所謂的"仇"把親弟殺了.一方面意示官軍與貧民不過一線之隔,一方面警示這種革命究竟與佔山為王的流寇有何不同?從骨子裡露出對於革命的不信任或懷疑,應該是從百姓視角最常見,最能體會的一種價值觀吧,可能最終不過骨肉相殘而一無所獲.而在這種情況下劉三公依舊富有,甚至奪得了牛王,旺財依舊滿城找牛糞作糞餅,過他平靜的生活,應該是一種相對的結局諷刺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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