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徐則臣)
翻開耶路撒冷這本小說,第90頁,"一年後,他在文化站門口又見到已經轉正的售票員的丈夫".我懷疑這是錯句,故事中轉正的是售票員,但從句意看來職務轉正的似乎是售票員丈夫?沒辦法,儘管有疑問句子數量不多,像這種評價不錯的作者依然受到外來書籍,文字,戲劇的影響,口語化囫圇意義不清的句子在以前是不易出現的.但西化翻譯的書籍看得多,難免連用字都受到影響,也足見,世界對個人的影響不是一種狹窄純粹的單行道,只是自己不自覺而已.
"到世界去"抑或"回故鄉來"是表面上這本小說想說的,這兩種相互衝突的目標間看似是一個空間或生活方式的選擇,但更深的一層是你的世代,你父母的世代,你兒女的世代生活方式與價值意義選擇的衝突與妥協.只是個人覺得徐則臣想要說的點太多,以至於故事略有失焦,正在突然覺得作者寫著寫著離題時,卻又能轉個彎回到現況,弄不清那些冗餘的部分是因為剪裁不足,還是有什麼自己不明白的特別意義,最多的不明往往出自初平陽的報紙專欄,雖然有著外出人痛苦,煎熬,享樂或是黑暗弱點的特殊表達性,更多時候實在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多餘,只是為了給初平陽一個第一人稱的身份?但總體來說,單看運河花街離鄉的三男一女初平陽,楊傑,易長安,秦福小的城市流浪經歷,把一個通俗的劇情括在景天賜的鬼魂這條中軸線上可以說是奇妙的安排,卻也讓人質疑現在的創作者如果不創造一些新奇的格式彷彿評價就必然落入俗套不堪,就像純音樂已經太老,非得要嘻哈,饒舌才稱得上音樂?才能流行?而我的問題也在這裡更模糊了,中軸線上景天賜這篇,依據跋上所寫是第二人稱,而我始終弄不清或說質疑這世界上真的有人能用第二人稱寫小說嗎?我主觀的以為除非小說裡就只有2個人採用對話的方式,否則這種第二人稱是說不通的,沒意義的變形第三人稱?雖稱不上花架子,卻難免有矯造之嫌,但景天賜卻又是這整本小說大多數人物關係聯繫上的一個重點,即使他十多歲便已自殺,但楊傑帶來的手術刀,易長安唆使在運河游泳比賽,秦福小冷眼中指伸在嘴前的一聲"噓",加上初平陽沉默的十分鐘,這些都與景天賜生命有了最深的連結,也是他們這些出外人與花街的連結.
花街是淮海市大運河旁的一個聚落,在這居住的三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表面上都因種種緣故離開了花街,誘因初平陽家老宅大和堂要出售,讓它們走回花街.他們中有北大社會學博士暨專欄作家初平陽,做水晶生意的老板楊傑,專做假車牌,辦假證為生的易長安,與私奔不成離家出走,四處漂流的秦福小.秦福小的弟弟景天賜在一場雷電後精神失常,最終用手術刀割開自己手腕,永遠定格在少年時代的景天賜是人物關係的核心,由於種種陰差陽錯釀成悲劇,這幾個出外人皆感到自己對景天賜的死亡需承擔責任,這份歉疚如夢魘一般埋藏在他們內心深處,伴隨著他們在焦慮與迷茫中成長.而有所牽扯的不止他們這一代,初平陽經營醫館的父親,30年前從北京來的楊傑母親,易長安打傷人後逃亡躲進花街的父親易培卿,從年輕到年老,在花街度過了一生.耶路撒冷隨著聖經進入花街,秦環這個目不識丁因為沙教士的救命之恩轉而篤信上帝,自此以後,"耶路撒冷",做為一個外來詞,這四字超越了它的宗教含義,成為了一種淳樸的信仰與情結,始終纏繞著初平陽,讓他一再追尋,他想像著那片布滿石頭的土地,嚮往到那座和平之城訪學,因此他聯繫到了希伯來大學教授塞繆爾,卻發現塞繆爾教授的父親,與北大導師顧念章的父親,在1940年代的上海有過一段交集.
雖然作者在跋中自述這是一本關於70後這個世代的小說,以這個處在不上不下的世代來表達世界變化的入侵,70後仍有歷史重負,但已經出現鬆動現象,開放的衝擊創造出緩解的可能,個體不再全然被集體淹沒,個人發出的聲音雖然還是有所磨難,依然細微,但卻已可能實現,理想主義已不及前代狂熱,但仍難完全割捨,不能熄滅的那一微毫光還是掙扎在身,紅色年代已然褪去,未見風雨飄搖卻也不接受空泛的虛無,於是在人與獸,心靈與物質間徘徊無定,進退失據.若專以此為主題,個人覺得徐則臣發揮得不錯,但是過去設計的結構讓整個目標變複雜了,不知道哪一個才是重點,而號稱同時擁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稱的小說究竟是為了區隔開作者想要的實境與虛幻,主觀與旁觀,還是其他什麼目的並不容易理解,加上文字略嫌囉嗦不夠簡潔的毛病,這些都讓小說塗上了一層濃妝,粉不抹去,不知道皮膚的真顏色,顯然是見仁見智未必有利的.
花街,用通俗的說法,召妓的地方,是高掛燈籠?還是遮遮掩掩?!它就是這樣的功能,鄰近運河的花街更增加了它的隨意性,一個小碼頭舖,運河裡行船的走過,歇息一下就要離去,短暫的歇腳所在,也許睡上一覺或飽餐一頓完就要離開,完全就像召妓的過程,相比這本小說中大量的性愛場景,作者對於人類間的關係在其中似乎有了很直白的隱喻交代,來來去去都只是一個過客,但這只是我的想像,也許實情根本不是這樣,個人認為這小說的閱讀價值要低些,相比它受到的高評價,有很多部分我覺得普通而已,過度裝扮,文字欠簡潔,但若純看故事還是可以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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