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Judith Butler)
在這個時間點出現這麼一本書名頗為吸引人的書籍.原來以為是講某種戰爭技術面的書籍,不曾想根本不是,它是本反戰主張的書籍,只不過是在後911的時空背景下寫就的,因此,它是透過觀察那些在美國發動戰爭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等地被忽略無視的逝去生命,或是關塔那摩監獄裡被無視人權刑求虐待的囚犯的下場結局下思考形成的一種反戰觀點.但以美國發動的戰爭來說明反戰的觀點就當前的"框架"來說實在太不政治正確了,因此即使它所言皆屬事實或是立論具有可思考性,也很難被時空框架既定的受眾者接受,不過這恰恰是本書既闡明事實,又揭露人性雙面取巧兩面性的衝突,"框架"始終綁住了多數人的思維,於是讀者不妨看一下外頭的輿論現象是:那些認為俄羅斯攻入烏克蘭師出有名的人過去卻站在譴責美國出兵伊拉克,而那些曾經認為美軍襲殺海珊正義的人,當下卻在指控俄羅斯攻入烏克蘭,這種雙重標準的產生正是緣於"框架"限制了他們的情感,然後影響了他們的觀點與看法..
雖然它揭露了人性中的某種假面,提出了某些可能,但討厭的是這偏是本以哲學語言表述的書籍.哲學的東西令人畏懼,很多時候不是因為本體難懂,而是因為講哲學的人不說人易懂的話.常自創一些專用名詞,卻又無法清楚定義它;或文字敘述在正反合邏輯中顛來倒去,最終失去方向.切入者覺得有阻礙乾脆繞道而行,這也罷了.那些試圖攀緣強攻猛打好不容易進入的人可能發現裏頭沒甚麼東西.不說人話是哲學的框架嗎?,因為這個框架使得它不被人懂,那麼打破這個框架或是換一個框架如何?很有可能哲學就因此被人懂了,但也可能那就不是哲學了.這書裡用了一些像"肯認","超克"這樣的用語,說實在自始至終都覺得相當妨害閱讀,雖然我能理解它的意思,但個人以為應該有更容易令人理解的代用語,比如肯認是否可以用願意認為,願意承認,或其它較為白話的說法!?.
關注"被無視的生命"才應該是這本書真正的內容,一場戰爭中雙方皆有傷亡,但是人們往往只關注其中一方的傷亡,認為他們的生命具可憑弔性,而忽略另一方的傷亡.或是為何會有人主觀認定某場戰爭是正義給予支持另一場則不是而予以譴責,儘管兩場戰爭師出之名皆相同,而這並非奇談怪論,就在眼前,我們看到了真實例子,那些認為俄羅斯攻入烏克蘭師出有名的人過去卻在譴責美國出兵伊拉克,而那些曾經認為美軍襲殺海珊正義的人,當下卻在指控俄羅斯.作者想探究的就是為何會有這種差異狀態."戰爭的框架"被拿來成為整本書的帽子就是在發揮它的框架作用.因為戰爭就有人命傷亡,在戰場上兩軍敵對除了死亡的士兵外,雙方的平民必然都會受災死亡,但在媒體上的呈現往往會又這樣的偏差,對其中一方平民喪生是痛惜去世的生命,卻無視另一方平民同遭的噩運,後者便是"被無視的生命",或有人說那就讓戰場遠離平民居所即可免卻這類困境,卻不曾進一步思索即使沒有一般意義的平民,士兵仍然出身平民.媒體這種差別處理的心態與做法是由何而來?是甚麼樣的內外條件因素形塑這種心態的產生以至於有差別處理,這便是整書的重心,所以本書其實並不全然只指單純的真實戰爭的影響,它真正關乎的是甚麼界定並影響了個體對於人命看法的差異,如果能明白這一點,就能找到改變那些影響我們框架的方法,而使得"我們"持有更廣闊的心態眼光來看待所有的生命.
從面對戰爭事件所生起的判斷可以發現多數人都有這樣的類似的行為,就是把其中一方的死視作是可弔唁的,值得關注的.對交戰另一方傷亡者指則直接無視,或遺忘.即不可弔唁的,這裡的"可弔唁"是本書裡的用語,雖然特別的拗口,但意思是指一種儀式,它代表的關注的意思,指的是這人的死亡有被關注到,相對的不可弔唁的隱含的就是默默死去,無人知曉,甚至於在未死之前就被視作不存在之人,換成我的用語"被無視的生命",不被看成是活著的人,排除在認知與視野之中.而轉回本書這種被無視的生命的狀態就是書籍的副標" When Is Life Grievable?",生命可悲的時刻,然而我們卻在此時無視它的發生.
既然有這種狀態,自然接著就要問它是如何發生,或形成的.那就是"框架"的作用.關於"框架"這名詞書裡並無直接解釋,而是用照片或影片鏡頭的意象觀念來帶入.拍攝者其實是能看到拍攝物的全景包括目標物與周遭相關事務與背景,但讀者或閱聽者們能接收的只有鏡頭裡的部分.因此從鏡頭觀念意象來看,"框架"存在有兩種的影響力,其一是決定那些東西該在框架內,那些必須放在鏡頭外.其二拍攝者可以決定框架內的東西該如何呈現.因此當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戰爭的場面,其實裡面有兩種可能的影響不被我們所直視.作者以美軍進軍伊拉克為例,一是拍攝者與記者必須沿著軍方事先定好的場域地點來進行工作,即框架地點與範圍的限制,其二且事先規定那些畫面是不可以拍攝的,比如流血傷者,即框架內呈現物的限制.因此,所有的受眾都是在被擇選的素材下來做觀看與閱讀的,這是造就了不可弔唁生命狀態的一種條件.
然而繼續往下看下去的讀者,會發現鏡頭,框架這些不過是作為代名詞使用.作者想談的是一種更通泛的觀點,這種觀點並不單純的只發生在戰場上,而在許多事物上都能見到.之所以會在此有生命的差異,作者提出了個體主義,即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她談到因為個體化與多元文化主義下,它與它者的邊界是分明的,所以一個人只會關注於個人生命以內的事務,而無視或放棄在界線以外的事務.如果想讓這種狀態消失,那就是"我"必須與周圍的它者發生聯繫,所有的我都不是單一的與它者無聯繫無相關的個體,我即是"我們",只有如此,才能將它者的傷痛,快樂,與狀態發生聯繫,才能體會到或認知到它者的存在,它者的可弔唁性,情感與脆弱性,才能知道生命的危脆,與它的可存續性.從這個觀念我們知道作者是左派的人道主義者,但是若以為本書是單純的人性善惡書籍那就錯了,因為作者並沒有在此停下來,既然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下會有這種戰場觀點呈現,那麼還有甚麼?觀點的產生固然是由個體來出發,但是影響了個體視野的框架卻是一個公共之物.以美軍戰場的例子來說,軍方界定了鏡頭下呈現事物的範圍與樣貌,進而影響了閱聽者的認識,形成一種主體的觀點,與主流文化的視角與其正確性.如果更進一步的將這種意象想像擴張成概念,軍方代表就是權力,與支配者,它對媒體所規定的條約就形成了一種規範化的指命,而要指令能夠有效要借助的就是強制力,可以是國家暴力,也可以是非法暴力,或心理暴力的威脅來讓人遵守這些規範,最終就只能有一種單一詮釋意象被生產出來,透過權力的壓迫,形成了主流的觀點,甚至是許多主體的唯一觀點.
但如果認為這種單一觀點的生產與壓迫只會出現在戰場,極權主義地區或是傳統封閉的國家或地區,那就全然是錯誤的.過去以為的暴力,甚至包括國家暴力都只會出自那些社會狀態紊亂,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強大的地方.但Butler引用了一個荷蘭申請移民條件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單一觀點暴力可以藉由自由民主制度滲透到每一個議題與觀點上,形成單一觀點,單一詮釋.申請移民荷蘭者在面試時會被要求看一組同志接吻的照片,並回到這樣的照片是否侵犯了觀看者,讓他不舒服,藉由這樣的答案來判斷申請者是否願意居住在重視同性戀表達自由權的國家.但此時問題就來了,荷蘭是個自由主義發達的國家,原來應該表現的是重視各種聲音讓它們都有自己的表達自由權的機會與能力.本來它要接受的是對多元文化與主張擁有包容度的移民,現在卻因為為了強調對於同志自由權的重視,而將一些受傳統文化,宗教約制比如中東移民,而不能夠接受這樣照片,或確實因為這樣照片引起不舒服的人的申請,也就是剝奪了那些被視為文化較為傳統的人自由權,如此豈不形成了對自由權的諷刺?本來是要強調現代化的包容,如今卻因為別人的觀念在他眼裡不具現代化,而以此理由拒絕它,結果反而落入自己不夠現代化的陷阱,確實相當值得去探討.而當我們以為議題要由戰爭轉為同志,其實並不是,同志與戰爭議題都指是例子,作者真正要談的是人們在集體化社會往往會為了特定的目標而制定一些規範化的意見想法讓所有的人遵守,且宣稱這些規範化都是符合當代,現代化需求而產生的,但這些論點在作者Bulter那裏根本是一種毫無道理且壓迫性的機制而已,這樣的作為其實就是一種"框架"的意涵,就是戰場鏡頭的呈現,只是戰場鏡頭,或是一般框架都是有形之物,但像這種規範化的東西,無形的框架如何形塑人們的觀點,是否正如戰場狀態下一樣,會讓集體忽視某些東西,讓集體無視,而產生了許多不可弔唁生命?!這種無形的壓迫,就是"暴力",與戰場上的暴力並無差異,而那些被人為不可弔唁的生命也不是只在戰爭中才出現,社會議題的各種角落可能都存在著大量的這種被無視的生命,而這才是本書籍真正想表達的概念.
可見的鏡頭,不可見的框架,或是規範性的指引都是一樣的東西.隱藏著主體性單一思維,詮釋,與主流文化壓迫的意味,它們基本的運作靠的就是暴力,權力.戰場暴力,國家暴力,權力暴力藉由框架宰制了多數人的可視,可思,最終的目的就是讓人們只有單一的詮釋能力,到最後"非思","不思",只聽從權力者為唯一的詮釋,以便遂行權力者的個人意志.因為不知框架或看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多數人最終還是淪為壓迫者成功的工具,且毫不自知.那們人們是否有機會把框架看清楚最終逃離這種思想的壓迫狀態呢?書裡以阿布格萊布監獄發生刑求照片被公諸於眾的例子來說明,本來人們以為這些冥頑不靈的異教徒殺手是多麼可恨之際,覺得它們受審受刑都是罪有應得或是滿足自身價值的快感時,隨著照片不定時不定期的出現,鏡頭依舊是那個鏡頭,框架還是那個框架,但是在重複出現下,本來被制約的關於刑求的公共詮釋被轉化了,本屬於治理人類範疇的規範,在照片交流中不停地得到轉述並遭到廢除,規範並沒有被當作主題看待,卻使想了解在裏頭究竟發生甚麼事情的的人的觀點與手刑求者的眼光在那一瞬間相遇,於是"人性'的議題就會由此產生,讓人產生憤怒的並藉以生產表達憤怒的公共條件,就是說反覆性的出現是這種框架容易為人偵知的一種狀態,但是終究需要一些先存多種眼光與觀點具備人類真實情感的人才能最先體會中介形式與框架.換句話說,他者透過種種感官對我提出訴求,而種種感官部分是由多種媒介形式形構而成:聲響與聲音的社會組織、影像與文本的社會組織、觸覺與嗅覺的社會組織。如果我 .
這是一本結構鬆散的書籍,因為它本來就是由不同的文章集結而成,因此不易聚焦,但這本書絕對不只是在寫戰爭中不可弔唁的生命這麼的狹隘,還包括了在社會各種議題中被無視的人,無視的生命,被扼殺壓制的主張,觀點與意見.對於框架,規範化的制約,人們只由不停地質疑權力,才能將行使暴力的行為顯露出來,並不是只有優勢者才有立場決定暴力是否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是否要對此反擊,或反擊該採用何種形式,也是被剝奪者的義務.國家暴力通常透過構想無上主體來表述自身.無上主體不受他者侵擾,這種至高無上的位置不僅構築出自身的不可受傷性,還試著將可受傷性重新定位於他者,特別是反對者,將他者揭露為可受傷的.無上主體藉由傷害他者而將可受傷性界定為他者所具備的特質,並將受傷的印記視為他者的真理.暴力的首要目標是確保一種主宰效果,並透過毀滅性的手段來確保自身的不可侵犯和不受滲透,一旦暴力被正當化為合法或甚至符合德行時,這個場景便開始道德化,這便是多數人在國家暴力的框架下無法逃離規範化思維的狀態,甚至也無力反抗,比起戰場上的被無視的生命,絕大多數都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狀態,因為這個框架所包攏的空間是很難移到自身之外,也就難有機會擺脫了以規範性的詮釋做為自身詮釋.
暴力的效果是如此明顯,直觀,與難以抗衡.如果非暴力有機會在此浮現出來,它的起點不可能是來自對眾人的可受傷性的認識,而是來自於理解到自己對他者犯下暴行的可能性.這有賴於我們前面提過的"我們".是我們與他者緊密相連,即使我們從未選擇,從不知道他人是誰,但這些人與我的關係,先於契約的規定與要求.他者對我提出訴求,但要在什麼條件下才得以聽見或回應他人呢?這條件不只包含我個人的資源,還含括許多讓回應得以可能的要接收到他者的訴求,這訴求就得透過中介而來,也就是說,我們以非暴力回應的能力也仰賴特定框架,而我們亦是透過這些框架來獲得這個世界,透過這些框架來圈限出顯現的領域暴力主張不僅將我召喚為必須做出決定的個體.如果這種主張生效,那我便不再那麼像個"自我",而比較像是與他者不可分離且不可逆地相連成夥,存在於一種普遍化的危脆與相互依存的條件之中,並受我從未選擇的他者所影響,驅策並形塑而成.非暴力的禁令總是預設在某些場域中,我們與他者的關係迫使我們承擔起非暴力.正因為場域難免必須劃出界線,我們也只有在區別出"不應遭暴力對待的人"以及"單純不受禁令所涵蓋的人"才可能提出非暴力訴求.
要避免成為空談,我們就必須同時介入並區別出哪些生命才算作可活且可弔唁的生命之種種規範.只有在所有生命皆可用弔唁時,非暴力的呼籲才能避免與認識論上的不平等主義落入共謀關係.要達到非暴力目標,我們不必事先知道生命會是什麼,僅需找尋並支持讓生命主張得以出現並被聽到的顯現形式.與其說倫理是種計算,不如說是接受到訴求且能持續提出訴求,而這在全球層面上來說便意味著,所有倫理都需要一種持久的翻譯實踐,以及種種媒體形式間的翻譯.因此,非暴力似乎要求我們在顯現領域與感官領域奮鬥一番,探詢如何最好地組織媒體,藉此超越可弔唁性的差別分配,並將生命視為值得活下去的生命.這同時也要求我們反對某些政治主體的概念,這類概念預設其中一方獨占可滲透性與可受傷性,而另一方則能完全拒絕這些特質.沒有主體能獨占"遭受迫害"或"迫害他人"的主張,即使像歷史過往生產出這類存有論時亦然.如果徹底不受滲透性的主張最終皆不能被接受為真,那麼,我們也不能接受徹底的可迫害性,這種框架是錯誤且不平等地分配可受傷性,而質疑這種框架便是質疑支持當前在各地戰爭中出現的雙重標準的框架.非暴力主張不僅需要種種條件讓這主張得以被聽見與實施,憤怒還必須得找到一種訴說的方式,讓此主張能被他者聽見,在此意義下,非暴力並非和平的狀態,而是一種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奮鬥,致力於讓憤怒被聽見並產生效力.
這是本結構鬆散,文字哲理化不易全面理解的書籍,加上一個可能限制了思考的狹隘書名,框限了它被理解的可能,除非人們願意翻開這本書真正進入它,否則可能一下就會因為它沒有說明甚麼關於戰爭技術面的框架而背棄,那就可惜了,儘管面對暴力甚至是國家暴力它難免有點過度理想化單純化,但至少幫人們解開了一些知見上的迷障,而我個人是以暴力形成的規範化主宰人類思維的角度來拆解它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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