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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防禦:從國際情勢、內部鬥爭,解讀1949年以來中國軍事戰略的變與不變(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M. Taylor Fravel)

    在1990年代初的波斯灣戰爭中,伊拉克自知擁有的69式坦克正面無法硬槓美國的M1A1,試圖用偽裝術,將坦克藏於沙牆中潛伏,或是置於路邊不動扮成被士兵拋棄的樣子,想以偽裝姿態的方式靜待美坦克路過時出其不意的發炮摧敵.但在美坦克上的的熱顯像儀,加上美軍戰機與直升機上的飛彈,炸彈的配合下,,這種3度空間快速傳播信息的作戰方式讓偽裝戰術完全無用,不是被M1A1的火砲擊穿,就是受到了空中投下的炸彈命中,成了只剩履帶但砲塔車身全無的廢鐵.

    被這樣結果震驚的除了伊拉克外,還有幾千公里外中國一些參與仿製69式的研發者,他們沒想過戰爭竟然還能這樣打,這場戰爭證明他們的研發不堪一擊,失望之餘,卻帶給他們新視野與啟發,明確的知道落後的不僅是武器製造與研發技術,還包括整個戰爭觀都落後整整一個世代,他們根本還沒有建立起信息化戰爭時代該有的基礎,甚至毫無觀念.而影響他們落後的除了整體國力外,就是1980年代後他們的主要戰略目標仍設定在防範可能從北方入侵的蘇聯裝甲部隊,而這戰略目標則是受到了1973年以阿戰爭中裝甲部隊力量與機動性展現的影響,讓他們當時熱衷在裝甲與反裝甲戰術語武器研製上.也就是影響該國戰爭戰術觀念的竟然已是遠在20年前的戰爭.波斯灣戰爭擊碎的除了69式外,也包括1980所設定的戰略方針"積極防禦",因此而有了1993年在積極防禦外更進一步擬定新戰略方針"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結果:

    "波斯灣戰爭廣泛使用高技術武器,造成戰爭的進程和結果大幅改變,包括作戰思想,作戰樣式和方法,指揮和軍隊編組.在未來的戰爭中,攻擊和防禦以及前線與後方之間的差別將變得模糊,攻擊聚焦於破壞敵人的作戰系統,核心原本是部隊和裝備,現在變成火力和資訊.這樣的攻擊反映出新的作戰方式,結合精確制導武器,情報支援系統.電子戰爭系統,自動化指揮系統.就戰爭形式而言,波斯灣戰爭的明顯特色是整合陸,海,空,太空和電子能力,戰爭變成全面較量,競比各個軍種和武器系統的縱深多次元能力.現在C4ISR變成了"倍增戰力"的要素,用於在現代戰爭中保持整合作戰能力,是各個軍種和武器系統的神經中樞. C4ISR是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s,Computers,Intelligence,Surveillance、Reconnaissance的首字母縮略字,分別代表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偵查.",於是信息化戰爭,與局部戰爭等觀念成了中國新的戰略目標,並形諸於文字.

   Active Defense翻成"積極防禦".根據文本中中國自身對此的定義:"用先發制人的攻擊行動,抵禦發動攻勢的敵人".書共8章帶結論.沒空又想知道結論的人看完第1章跳到結論即可,但這樣就失掉了從歷史中找尋因果的意義,沒錯,在中間的文本就是歷史敘述,從中國軍事力量的建立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找尋它曾經的戰略定義與目標,就此找出某些意義與脈絡.

   雖然"'積極防禦"只有在1980~1993這段期間被列為戰略目標,但其實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9個基本戰略方針共同根源,只不過積極防禦的意義與角色在這9個戰略方針中其實都不太一樣.其中等敵人先攻再反攻的思路是一致的,但何時會引發反攻的"先攻"(first strike,本書翻作先攻,就我自身的理解其實翻作"第一擊"比較合乎軍事常用語)卻是一個比較模糊的議題,在這方面Fravel引述的是軍事戰略專家的用語"政治面的先攻,以及入侵或攻擊行動,就會引發反擊,特別是來自民族分離主義者的挑戰".這裡頭有幾點關鍵核心觀點,首先明確標示軍事動手的原因是基於防禦這個核心目標,其二是自認軍事力量較弱不會主動攻擊,所以重視採攻擊行動達成防禦目標,其三是不會先發制人,但將軍力聚焦於遭攻擊後展開反擊的力量.但在這三觀點之下有一個潛藏於文字下的核心問題就是它其實沒有定義何謂"遭受攻擊"?.而透過Fravel的說法"政治面的先攻"都能被視為是一種攻擊,因此那些數著大砲,飛彈數量做為中國攻擊的論調,以能力來推論行為的,屬於用它者入侵或攻擊來觀察,就會忽略的意願上的主動性,因此只要中國自認在政治上自身的核心利益遭受到攻擊,那個first stirke仍是有可能被發動的,至於能不能打贏或有立即有效性未必是它首要考量,此時若認為自身力量仍偏弱自然會選擇隱忍,但一旦評估自身力量可能超過對方,這種主觀意願性難免就會加深了行動的可能.這個意願主動性雖是我個人的判斷,但也同於作者推論"過去實難中國物質力量的改變,積極防禦在未來的意義,已經形成嚴重問題,因為中國不再處於物質或技術劣勢".因此,我們在看本書時,雖然著重作者梳理歷史過程所成形的理性條目,但實則這是一個因人而異的時代.只不過以黨領政,以黨領槍,槍桿子出政權的基本思維下,誰擁有最高權力誰便能有機會影響戰略目鰾的設定,這是其中的真正關鍵.

     依據作者Fravel的分類自1949年迄今,中國一共經歷了9次戰略目標的改動."積極防禦"只不過是其中在第5次修訂時被列入,在1980年才正式納入文字記載.如前一段所寫的文字定義,它有著待敵進攻時方攻擊的意思,這意思形成了這9個曾經出現戰略目標的基調,即中國可以宣稱它不會主動攻擊它國的意思表示,先不管這種宣稱是宣傳話術還是實際,之所以會有9個不同的戰略目標主要還是為了隨著時間演進的國際關係的變化,國家軍事防衛的需要而定的.而像"積極防禦"這樣能做為戰略基調的觀點一個也只有兩個,除了"積極防禦"外,另一個則是"誘敵深入".也就是說這9個戰略目標,不過是這兩種基調的糾纏戰鬥後的結果,這跟共黨軍事力量的發展狀態有關,也跟權力攸關.

   早期共黨的軍力只是一群在山裡打游擊的人,人數少,武器裝備少又差,面對數量較多武器又新的正規軍根本不可能擺出陣勢正面迎敵,加上人數少,也不可能長期的護住一個根據地點而不被人數較多的軍力給消滅,在諸多血的教訓後,他們才體認出面對人數較多裝備更甚的部隊時,最好的方式就是將這隻人數多的部隊分散成幾塊較小的團隊,如此共黨的軍力方有機會消滅這種小團隊,然後逐步地吃掉所有的小團隊,這也就形成了它"誘敵深入",分割包圍再殲滅的習慣性做法與觀念,這在對日與內戰中一再的被使用,所以游擊戰,運動戰是它習慣性的戰法."誘敵深入"既然最終創造了共黨政權的成功,自然也就被奉為主要的戰略習慣與目標,且深深的錢進了如毛澤東等等一輩人的思維中.

   但是當正式的國家政權成立後,面臨的內外環境已不同於以往,除了主要獨對力量由國府變為美國這樣的軍力外,形成了正式的國家政權後更有來自四面其他各國的可能威脅,加上內戰後期的"陣地戰"的成功經驗,以至於有部分的軍事高層人員想到了誘敵深入的觀念已不合時宜,"積極防禦"不論是宣傳上或實質上都較"誘敵深入"更加適合做為戰略目標.因此才有了我前面說說的這兩個基掉的爭奪才是前期戰略目標更動的因子,而這往往與政治權力攸關,哪種觀點的力量主導政務軍務,哪種觀點便可能成為文字.是以雖然自1949年起共有:1949"保衛祖國",1960"北頂南放",1964"誘敵深入",1977"積極防禦,誘敵深入",1980"積極防禦",1988"應付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1993"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2004"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2014"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的9個不同目標.但是一共有幾個潛藏的因子在區別這9個戰略目標.首先便是應敵的觀念如前所述有著"誘敵深入","積極防禦"的不同,其次是接敵的假想對象從1949先防美國自東北入侵,到1977年起主防蘇聯自北方入侵,到1993年後面對東南方台灣與美國為主體,其三是戰鬥中的準備基準從防範美軍的"兩棲登陸",到防範蘇聯的"裝甲與空降突襲",到1993年以後的"信息化戰爭",其四是主要的作戰形式從游擊與運動戰,到固定陣地防禦戰,到今日的一體化聯合作戰.

    這些由戰略目標改變所呈現實際作戰方式的不同大體都跟中國政治發展上的需要有關,首先是它的國際關係與外交關係發展形成的首要接敵對象的不同,然後依據對象軍力的特長與可能行動所採取的調整,其次是由當時國際戰爭中所顯出的新戰法,武器,戰術所帶來的影響,如本文一開頭所說波灣戰爭,與以阿戰爭等的啟發.但是戰略目標調整是否能夠進步到以國際的戰爭觀與戰術,新型武器為主要考量是站在一個前提之上,就是政治上呈現平穩無紛爭時期,無權力鬥爭之下的狀態,而這也是本書花了許多時間所呈現的,所以Fravel明確的指出在這9次所謂的戰略目鰾調整中,其實只有1956,1980,1993三次是真正不受政治紛擾干擾由真正軍方的專門人員所擬定的戰略目標,其中最離譜的一次調整應該是1964年所定的"誘敵深入".此時中共已建國15年早就擺脫了需要藉由游擊戰與運動戰來做為主要防衛手段的必要,老毛之所以要這樣定無非都是為了權力,為了清除黨內刀時那些反對他的人,打擊那些他視作修正主義想藉由大要進失敗要他下台的人,於是就瘋癲任意地把前進的戰略目標給弄倒退了.至於1993年的修訂也遭到政治上不安的紛擾延遲了許久,這些都說明了戰略目標調整上除了軍事意義外,其實更有許多它內部所顯出的不穩定因子與狀態的可能.

   1956中國的第一次軍事戰略重大改變.強調以陣地戰和堅守防禦,阻擋或削弱美國入侵.這明顯背離內戰中以運動戰為主的路線.第二次種待改變1980年解放軍再度強調使用陣地戰抵禦蘇聯入侵.這套戰略徹底背離"誘敵深入"戰略."誘敵深入"曾在1964年被採用,並用於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強調讓地給入侵者,運動戰以及地方分權作戰,這種轉變全是因為政治鬥爭的需要跟軍事無關.1993年,中國軍事戰略發生第三次重大改變,從抵禦中國遭到入侵,變成在中國周圍爭奪有限的目標,打贏局部戰爭,尤其是在領土和主權紛爭中.這三次由高階軍官發起沒有政治干擾可以看出當國際社會的戰爭指揮型態出現重大轉變時,中國的軍事戰略就會進行重大改變,先決條件是黨領導階層必須團結.戰爭指揮轉變時,如果這項轉變證明了一個國家目前的能力與未來戰爭的需求有落差,那麼就會強烈刺激該國採用新的軍事戰略,對軍事能力的開發中國家或軍事現代化比較晚的國家,這些改變的影響特別顯著,因為這類國家已經處於相對劣勢,必須密切比較自己與強國的能力,但在中國這種由黨而非國家所控制軍隊的國家裡,黨可能會大量授權給高階軍官自主管理軍事事務,高階軍官則會因應國家安全環境的改變,調整戰略,不用害怕政變,或擔心軍隊採用抵觸黨政治目標的戰略.然而,唯有黨的政治領導階層團結,對黨的基本政策和黨內的權威結構有解決問題的共識,這種的狀況方有可能,否則可能因為爭權奪利而陷入一團麻亂或是採用無所適從的倒退觀點.

   而從本書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戰略調整都與中國自認的國力強弱角色有關.自認弱則避敵鋒芒,反之則在防禦的用語中隱藏著前進的意思,從近岸防禦,到近海防禦,到離岸防禦,雖然都是防禦,可以看出意思與意圖都大不相同.而依據本書所列示戰略調整的時機與狀態觀點,Fravel預言中國是有可能應對近年美中間關係情勢的變化而再度做出戰略目標調整的,至於是否如此,真是誰也不知道了,畢竟作者認為當下共黨政體處於新的團結狀態,但實際是否如此卻是未可知的,但想想老毛一個人也曾硬要調整新的戰略,所以也是說得通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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