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Timothy Snyder)
烏克蘭(Ukraine)正式成為一個國家的名字是在一戰時期的1917年.烏克蘭語卻是個使用超過千年的斯拉夫地方語言,從基輔羅斯時期即開始,為何居住其間使用烏克蘭語溝通的人們要經過千年才開始有了國族"烏克蘭人"的概念?,畢竟要先有這個概念,才能談上後續的建國動作,雖然"想像的共同體"不過是人為創造的聯合假想而已,但它總需要一些條件組成與某些人物,團體的催化,才能形成民族的建構,或民族的重建.而根據一再歷史的閱讀,我們發現條件通常都是人的作偽,創造,催化則是武力或煽動,因此民族的建立或重構過程與內核通常都不是甚麼好事.
書名"民族的重建"後的副標有著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等4個"現代"國名,其實這4個國家現有土地的大部分是1569年盧布林聯合後所形成的波蘭立陶宛邦聯的國境領地,可以說這4個現代國家是從這一個聯邦國分裂而來的,儘管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但本書講述的正是由這個聯邦成立到被消滅再到4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來表現一些歷史觀點.作者企圖先說明一些事情,比如從何時起有了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的概念?現在的波蘭人,立陶宛人與中世紀時的波蘭人,立陶宛人定義有何不同?這裡的某種人指的是一種認同,包括自我認同,與他人認可.但某種人究竟是指"種族","民族",還是"國族"會隨時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內容與意涵,無法直接替換相等.於是作者試圖表達的真實主題便出現了,中世紀的波蘭人,立陶宛人認同與今日有何不同?它是如何演變為今日的波蘭人與立陶宛人認同,即在那些狀態下一個人會自認為自己是立陶宛人?.那些元素構成了這些轉變?這個主題其實頗有意思,可以看到人們自我信仰荒謬的變化,與被它者操控的真實面貌.而根據文本,我以為將Reconstruction解譯為"民族的重構"可能比較貼近中文裡的意思.此書從16世紀講起,以波蘭立陶宛聯邦為起點,講述了三部故事.第一部是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之間的分合,第二部是波蘭,烏克蘭之間的恩怨情仇,所以專門將這四個國家列出來放在書的副標題中.其中,領土劃分導致的各國版圖大幅度變化,對中心城市比如維爾紐斯的爭奪,相互之間不止一次的種族清洗,種種敘事都讓人深思,尤其是第三部分波蘭立足中歐面對德俄兩方勢力夾擊的應對歷史.
要理解本書先要從理解歷史開始.10世紀時波蘭人建國,逐步發展成一個東歐地區的強勢國家,但隨著西邊的條頓騎士團勢力擴張,1385年因為繼承權的問題,國王只有兩個女兒,所以選擇與剛興起武力強大的立陶宛大公約蓋拉聯姻,簽訂克雷瓦協定,形成波蘭立陶宛聯盟,其後聯盟擊敗條頓騎士團的東侵,聯盟穩固勢力大盛,是波蘭歷史上的黃金歲月.但這只是政治上的問題.聯盟初成是由立陶宛大公擔任波蘭國王,這是上層階級權力繼承的方向,但文化上方向卻非如此,兩方的聯盟其實是一種鬆散的政體,並不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但文化上卻促成了立陶宛上層階級的波蘭化,信仰上引進天主教,語言上學習波蘭語,波蘭文,創造了立陶宛的波蘭化,其後逐漸演變成立陶宛都城維爾紐斯內會說立陶宛語的上層階級成為少數,這是後話.後隨著莫斯科大公國的西侵,波蘭,立陶宛在1569年簽訂盧布林聯合,成為波蘭立陶宛聯邦,這種實體化的中央集權讓波蘭化由上層階級擴增到一般平民身上,也讓立陶宛治下魯賽尼亞貴族由東正教傳信天主教,但魯賽尼亞貴族治下底層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平民與農奴仍然信仰東正教,說著屬於它們自身地方的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其後由於烏克蘭白俄羅出身的哥薩克騎兵是波蘭立陶宛聯邦主要的武力構成來源,在對抗它國入侵時屢立戰功,於是他們要求更多政治上自主權力,但被統治上級階層給否定了,因此埋下了不安地種子,加上宗教上的天主教化也讓信仰東正教的當地底層人們深感不安.於是當莫斯科公國再度進攻後,這些哥薩克騎兵選擇與莫斯科結盟,從此波蘭立陶宛聯邦由黃金時代轉為衰弱.到18世紀被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三次瓜分,於1795年亡國.其後該地區經過拿破崙成立華沙公國,拿破崙失敗後,俄羅斯再成立波蘭會議王國,沙皇兼任國王,當地文化也從原先的波蘭化轉為開始進行俄羅斯化,說俄語,禁止與波蘭相關的文字,與宗教,因此當地的地方語言由原先的拉丁字母化轉為與俄文相同的西爾里字母化,且沙皇的俄國化施為要較原先的波蘭化更為極端恐怖.這致使19世紀起一批波蘭上層貴族青年開始舉事革命,加上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想興起,使得沙皇不得不於1864年解放農奴,直到1917年俄國爆發10月革命後,波蘭才開始有了復興的機會.而後才有立陶宛,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家名"的再現,或創造.
從以上的簡述裡可以發現,這個地區原先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本來是一個鬆散的政治體,儘管上層曾經因為政治需要而有信仰改宗,語言改換的行為,但這僅止於統治階級者自身.地方上的人則非統一式的.講立陶宛語的人,說白俄羅斯語的人,說烏克蘭語的人,還是散居各地說意第緒語,希伯來語,俄語的猶太人.信仰天主教,信仰新教,信仰東正教,信仰猶太教,與沒有信仰的人.你要用拉丁字母書寫,或是要用西爾里字母書寫,都隨著自己所屬的地區,村落,家庭,個人的自我需要.然而一旦要中央集權了,這些個體的隨意性變可能要受到管轄約制,更甚者,甚至是替換與消滅.於是今日自稱為波蘭人的人與1569自稱波蘭人的人是同一回事嗎?顯然除了波蘭自這名稱外,己乎所有關於當下波蘭認同的一切都是不一樣的.這便是現代民族國家概念被創造的過程中常被忽略的一個重要部分,人們試圖用創偽的連結,讓這個民族國家的觀念,概念,跟過往的某段時間歷史的某種人,某種事件,語言,信仰,文化給穿搭上線,聯繫出了實際上莫須有的關係,並傳播散布這種聯繫,創造一種想像上的情感共同體,但實際上空洞虛幻的關係,只要能連結成功,這種民族就有可能被創造出來,但實際上卻未必是人世界的歡樂景象,這4國的歷史發展正能說明此種現象.
只是初略的查詢便知道這地區歷史是一團亂麻.過去,從宏大的人種去看,他們這些人大多都被歸類為斯拉夫人,但我們都有點搞不清楚為何這些斯拉夫人彼此間竟如此仇深怨重.細探這些歷史債後,我們知道那些仇怨並不僅僅只是很多年前發生的事.相反,歷史描述裡經常缺乏的底層感受與遭遇往往才是房間裡的大象,攪擾著生者的現實政治,使得各國間的各種歷史積怨而無法和解.從歷史上來看,波蘭,立陶宛,烏克蘭,白俄羅斯這四個現代國家可能系出同源,可追溯到早期歐洲主要的幾支共同體中的一個:斯拉夫人.1569年建立的波蘭立陶宛聯邦.與後來的民族國家"波蘭"觀念其實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多元化的整體,容納了不同宗教,語言,文字.它或許就像是羅馬帝國之於西歐,既是各國共同的目標,又都試圖爭奪對它權力形象的繼承,也像基督教的各種分支天主,東正,猶太,新教爭奪自身為正統的荒誕.正由於彼此交織,單看國別史可能無法理解複雜的生成機制,這事作者Snyder試圖由本書提出的最關鍵問題:早期的一種民族觀念是如何演變為四種現代民族觀念.而這種觀念的分別其實不容易看出,我後來想到一種解釋法,我們知道俄文,烏克蘭文,白俄羅斯文都是用西里爾字母來表示單字,加上它們普遍都被認為是一種斯拉夫地方語言,因此有人將這幾種語言文字都劃分為俄語,但它們真的都是俄語嗎?它有沒有只是沙皇強迫禁止拉丁字母施行西里爾字母化的一種假象,假同系,實際上是各不相同的語言.
歷史紛繁複雜,隨著社會的發展,一個原先的共同體內部逐漸產生了分化,即便是同源的民族也最終漸行漸遠,而究竟是事全盤繼承波蘭立陶宛聯邦的遺產,實現一統,還是各走各路,都產生了難以平息的爭論.大體上,東斯拉夫貴族和平民由於階級化的徹底分離的結果,波蘭和立陶宛更偏向貴族文化,而平民則演化為後來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不過,這種分化還在各個層面不斷進行.波蘭倒向天主教陣營,採用了拉丁字母,朝向西方,而立陶宛雖然也信天主教,但因為語言中特殊的波羅的語因素而樹立了獨特的認同.至於更東面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則與俄國一樣留在東正教一方,採用西里爾字母書寫,又由於社會發展的滯後而更晚捲入現代民族政治.
從13世紀開始波蘭的文化優勢地位變得越來越顯著,這個早就天主教化的斯拉夫王國,和他的近鄰匈牙利一樣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封建系統,在文化上則較好的融入到了天主教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政治組織度上不僅高出東面的羅斯人,更壓過了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人,在解決了條頓騎士團帶來的德意志文化滲透後,波蘭/日耳曼的文化和實體邊界趨於穩定,文化就奠定了對波羅的海到黑海廣大範圍的高階地位.立陶宛人作為波羅的海異教國家,長期在東正教,天主教之間騎牆,在14世紀吞併大量基輔羅斯西北部土地後,立陶宛在事實上成為了一個東正教佔多數的國家,但為了更好的接受先進文化和製度,立陶宛最終選擇了天主教,這奠定了之後它和波蘭之間緊密聯繫的命運,但在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宗教壓迫.之後的立陶宛本土貴族迅速的波蘭化了,作為天主教徒的他們,在宗教上沒有其他斯拉夫人的那種不適應,更多是語言的同化,這在一方面斷送了立陶宛語成長為一種廣大受眾大語言的機會,但另一方面,遺留下來講立陶宛語的農村社區也變得更穩定,更具有小共同體凝結核的樣子,在19世紀,這種相對單一,狹小的空間,讓立陶宛人更容易塑造新的認同,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從民族,國族,種族,國家的角度去看"一個人究竟是甚麼人?"在這個波蘭立陶宛聯邦成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因為這裡原來居住著多種不同的族群人口,使用著不同的語言,穿梭交雜,加上過去的政治,戰爭等等影響,其實極難劃分,正因為這種劃分困難的本身是長期歷史進程的暫時結果,若想從現代族群政治的視角來回溯,就難免會遇到無法解決的難題.著名詩人波蘭詩人密茲凱維奇可以當成一個代表性的人物.他被公認是波蘭浪漫主義文學的先驅,1798年出生在沙皇俄國治下的立陶宛,一生從未到過華沙或克拉科夫,本人也不是一位波蘭民族主義者,1855年去世.他渴望脫離沙俄控制讓波蘭立陶宛王國復國,代表的是一種近代早期的觀念,即寄望於恢復那個多民族的共同體.如今每位波蘭和立陶宛學童都知道他詩作"塔杜施先生":立陶宛,我的祖國!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貴.這兩國都把他看作是本族人,但從民族性的種族定義來看,他其實卻應該算是白俄羅斯人,而諷刺的是,白俄羅斯人雖然也支持他,但自身卻不曾抓住這一點,將他據為自己的“民族”詩人.他作品傳達的復國期盼是從19世紀中葉起波蘭各地興起的復國革命者的精神支撐.但此時的"復興波蘭"究竟指的是甚麼"波蘭",往往也會隨著革命者自我身分認同的差異,與他們見聞到教育與地域,個人際遇的影響,而出現不一樣的想法.有像密茨凱維奇那樣的希望恢復的波蘭是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意思,也有某些人希望恢復的波蘭是"中世紀"時期的波蘭,自然也有希望恢復立陶宛的各自民族主義者.這些革命起義者可以是原波蘭王國治下地區的人,可以是立陶宛地區的人,可以是白俄羅斯地區的人,而革命復國可以是聯邦國,可以是單一民族國家.
從這個例子可以傳達一個關鍵的問題,如果我們根據後起的現代民族政治觀點來重寫歷史,難免會犯下時代錯置的嚴重錯誤,因為當時的人們其實根本沒有現在這些意識形態.這便是我看本地新創的歷史小說與重書歷史經常看到的一種盲點,它可能是基於錯置的時空造成,但更多是基於意識形態信仰者的刻意為之.他們在意的並不是還原歷史,而是如何利用歷史,也就是如何從那些歷史片段中截取對自己有利的資源,遺忘或改寫架空某些它們不願意接受的事實與事件而,以期能在未來被遺漏乃至遺忘.最重要的一點是,它也充分表明,雖然很多民族主義思潮都喜歡訴諸“種族”因素,談論“純潔的血統”,但它其實卻並不是真正重要的,因為現代民族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種族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概念,它的成與敗和我們今天看到的‘種族群體’的人數多少幾乎沒有關係.
當然人的意願固然會影響歷史走向,可是實質推動它仍然需要依靠"力量".波蘭立陶宛聯邦是一片夾在德國與俄國之間龐大地區.各種革命運動與期盼要能施行除了需要革命團體的發展,也需要拉攏外援.要脫俄,可議習德,習法,習英,也應該拉攏這些強權國家與周遭其他國家的聯合,這便是國際現實.當俄國革命之時,波蘭的復興者趁機向東推進,於是爆發了波蘇戰爭,並於1921年簽訂里加和約.和約將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劃歸波蘭.波蘭立陶宛聯邦在第一及第二次瓜分波蘭時被俄羅斯分得的土地大部份仍然未能重歸波蘭所有.而里加合約得來的土地在1939年又被蘇聯拿回去並於二戰後分配給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至於立陶宛呢?1863年波蘭貴族反抗沙俄統治的革命再次失敗,開啟具有雙重屬性的現代民族意識建構過程.一方面,俄國恐懼波蘭人的文化身份和經濟優勢,刻意扶持立陶宛人及其文化階層建立民族國家的渴求,支持並認可立陶宛自古以來就有獨立的文化和語言傳承,鼓吹立陶宛人走出被波蘭文化與語言殖民的窘迫境地,舊式萬不得已立陶宛需要脫離俄羅斯的統治,俄國也希望它是一個能夠掌控自己手中的政體,同時藉由波蘭與立陶宛的分割,縮小波蘭的力量.另一方面,同樣高舉民族大義旗幟的波蘭精英繼續痴迷於波蘭文化的獨特性和影響力,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進程中,與曾經的兄弟夥伴立陶宛漸行漸遠,而且在沙俄,奧匈等國的幕後縱容和有意唆使下,開始與逐漸興起的烏克蘭,白羅斯民族主義復國運動產生間隙,矛盾,衝突,並最終導致二十世紀數場血腥的種族清洗與民族悲劇.波蘭聯邦主義在此敗於波蘭,立陶宛各自出現的現代民族主義,因此基於過去理想德大聯合的聯邦沒有出現,它們捨棄了前現代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觀念,而讓位於純化的民族主義,借鑑中世紀的波蘭王國,立陶宛大公國為新的民族主義起源思維,因而各自有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
這種歷史悲劇最為典型的是在爭奪波羅的海城市維爾紐斯的故事之中,它是現代立陶宛的首都.作為近代早期立陶宛大公國的首都,維爾紐斯深受波蘭文化和東歐猶太人的影響.在一戰爆發前的帝俄時代,整個城市基本上由波蘭和猶太裔居民構成,波蘭語和東歐猶太人的意第緒語佔據主流,操立陶宛語的居民僅佔總人口的2%不到,是一個絕對完全波蘭化的城市.一戰結束後,獨立的波蘭政府以武力奪回該城.二戰期間,維爾納斯先後被蘇聯和納粹德國所佔領,希特勒的反猶行徑將該城的猶太居民清洗殆盡,波羅的海的猶太文化從此只剩歷史遺跡.二戰結束後,蘇聯將大批波蘭人強行遷出,而將波蘭與蘇聯境內的立陶宛人遷入維爾紐斯.如此歷經四百餘年的波蘭文化熏陶後,文化上的維爾納斯終於在種族上真正變成立陶宛人的維爾紐斯.柏林牆坍塌後,蘇聯暫時失去對該地區的影響,波蘭政府則趁機與立陶宛達成和解,避免歷史問題阻礙兩國的現代民族國家進程.Snyder就此指出,歷史上先前國家的被建立,與摧毀的方式,往往會決定下一代的民族觀念,一個嶄新民族國家建立的歷程,也既能塑造,也會阻礙另一個民族觀念的誕生.這既是政治的邏輯,也是歷史的宿命.
現實的世界中,民族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與基於領土的國家之間可能會產生錯位,很多紛爭因此而起.書中所講到的種族清洗,就是因為這種錯位而發生.烏克蘭人為了佔住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所以要將在此居住的波蘭人清洗掉,在波蘭東南部則相反,是波蘭人大規模清洗了這裡的烏克蘭人.二戰結束時,波蘭的領土與戰前有了很大區別,與建國此相伴隨的就是所謂人口交換.波蘭人和猶太人要從之後變成烏克蘭的地方撤出定居別處,反過來,波蘭則驅除了原來生活在現在變成波蘭領土上的德國人.想想看,多少人從長期居住的地方連根拔起,多少人為此失去了財富乃至生命.而波蘭在歷史上的幾次覆滅被瓜分都與東方的俄羅斯,蘇聯相關,這對於他們應該是很難忘記的一種重複歷史教訓,不知是否因此也影響了蘇聯解體後的思維,轉而向西擁抱世界.所以到了1990年代波蘭在蘇聯解體後重塑與烏克蘭,立陶宛等國家之間關係,沒有延續對抗,清洗,報復這樣的做法,不再針對歷史算賬,放棄領土要求.把未來的國家利益置於歷史上的民族利益之前,儘管會關切生活在他國的波蘭少數民族的狀況,但要求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他們生活的國家的公民,由此避免了很多的國家間紛擾.
二戰後東歐長期處於東西兩大陣營的中間地帶,無法自主,經歷慘痛.在二戰期間,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就曾經遭受三次佔領,先是蘇聯,後是納粹,再來1944年再次被蘇聯佔領.但在這樣的環境下,烏克蘭人和波蘭人並沒有和解,反而全面分裂,想借助於佔領者將對方置於死地.結果就是反覆不斷的清洗與對抗.波蘭貫穿全書,三部故事中波蘭都是主角,或者說,一個處在東西方夾縫中的完整的波蘭三部故事.二戰時期,波蘭備受東西兩方折磨,雖然保留了國家,但經歷了大範圍的領土改變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口清洗後,戰後波蘭領域內的波蘭人數量佔有壓倒優勢,約97%的波蘭公民的自我認同是波蘭人.但是如果把戰後波蘭的國界放在戰前歐洲地圖上,就會發現1939年在此僅有五分之三是波蘭人.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五分之三如何變成全部人口的大致概況:猶太人被謀殺,德國人被放逐,烏克蘭人被驅除出境,而蘇聯西部的波蘭人被遣送回來. 戰後波蘭的重建過程讓人刮目相看,其中重點在於理解民族主義,並且將其向區域穩定方向引導.面向未來,不糾纏於過去,將融入歐洲擺脫俄羅斯作為基本目標,接受歐洲標準,因此很早就將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這些蘇聯加盟共和國看作是獨立的民族國家,透過不同軌道建立聯繫,迅速與這些國家之間建立正常關係奠定了基礎.在兩德統一進程中,與德國展開有效率的談判,解決包括領土在內的一系列問題並簽署協議,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邁出加入歐洲的第一步.在加入歐盟,北約等重大問題上與俄羅斯周旋,將歐洲標準帶入與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的關係中,使得這些國家變成波蘭與俄羅斯之間的中間地帶.
至於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則始終沒有出現早期的民族主義思潮,所以一直以來,我們見到有說白俄羅斯語的人,說烏克蘭語的人,所謂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尚不是所謂的"民族","國族"的群體.只是文化,語言,信仰上的一種集合表徵.它們後來構成所謂的民族,反而要靠蘇聯的成立而來,是蘇聯創始的四個加盟共和國,既然有了"國名",隨後的政治創造便跟著出現.即使歷史上有所謂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哥薩克騎兵,有語言的相同,有東儀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區別,這兩群人始終是鬆散的下層地方農民,平民,而沒有想像的共同體,而創造這種想像的便是蘇聯的俄羅斯化.1547年由莫斯科大公主導建立了沙皇俄國,俄羅斯民族開始逐漸形成.由於俄羅斯民族混合有大量蒙古基因,在歐洲人眼裡顯得不夠白,白俄羅斯人特意稱自己為“白色的羅斯”,以便將他們與俄羅斯人區分開.最初的俄國不是很強大,信仰著東正教又保存著大量的蒙古遺風,遭到信仰天主教波蘭及西方國家的敵視. 而波蘭和立陶宛在1569年成為聯邦後,不但國土面積達到歐洲最大,實力也強於俄國.隨著波立兩國合併,烏克蘭地區因為與波蘭距離更近,所以管轄權由立陶宛交給波蘭,白俄羅斯地區的管轄權繼續屬於立陶宛.在波蘭立陶宛聯邦統治下,同樣有大量原加里西亞-沃里尼亞的羅斯人對他們的殘暴統治不滿而加入哥薩克,因此,哥薩克也被認為是烏克蘭民族的前身(哥薩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而是反抗暴政的羅斯人集合),代表著烏克蘭民族的自由和抗爭精神.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裡,波蘭通過移民和天主教文化對烏克蘭地區施加影響力,使相當一部分羅斯領主改信天主教,與波蘭貴族通婚,發展與波蘭及西方國家的貿易,基輔等城市重新繁榮起來,呈現出多樣化的民族文化和特色.18世紀初,彼得一世啟動大規模西化改革,俄國開始成為東歐最強大的國家,不斷向四周擴張.與此同時,波蘭立陶宛聯邦已經瓦解,波蘭淪為俄普兩個強國瓜分的對象.俄普兩國三次瓜分波蘭,先後吞併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羅斯人再一次獲得統一.羅斯人的主體獨立形成現代俄羅斯民族.西南羅斯的兩個小國因為受到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統治和文化影響,分別形成另兩個東斯拉夫民族.白俄羅斯民族形成於15世紀,烏克蘭民族則要到17-19世紀才成型.經過與蒙古人,波蘭的持續鬥爭,哥薩克已經形成獨特文化和習俗,成為事實上的烏克蘭民族.三個民族分離時,共同的東斯拉夫血統讓他們渴望統一,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又希望擺脫外族的統治.但是,當真歸於一統時,文化和政治上的差異反而成為民族的分界線.從血緣上講,三個民族都遭受過外族的統治,俄羅斯人融入了蒙古血統,白俄羅斯人有一定的立陶宛血統,烏克蘭人融入部分波蘭血統. 三個民族的語言總體相似,同時精通兩種或三種語言並不算難,但白俄羅斯語與烏克蘭語因為同受波蘭文化影響,兩者而更接近一些,與俄羅斯語差別較大.俄羅斯人基本信仰東正教,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有一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十月革命後,蘇聯不但正式承認了烏克蘭民族,還給予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較高的地位,他們倆既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二戰後又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國.為了彰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兄弟情,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也由俄羅斯交給烏克蘭.在蘇聯時期,烏克蘭成為重要的工業中心,白俄羅斯也在蘇聯擁有較高的地位,很少出現誰是羅斯人正統的爭論.直到蘇聯解體,三個東斯拉夫民族全部獨立,尤其是在俄烏關係因為“親俄派”和“親歐派”的矛盾而惡化後,才出現了這個問題.
從本書的文本敘述裡,我們知道歷史的真相是:民族遠不像民族主義者宣稱的那樣是自古以來”就存在且一成不變的共同體.恰恰相反,它本身是歷史的產物,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動態生成的,常常涉及不同政治理念對“民族”本身的不同界定與反复的話語爭奪.在這過程中,勢必會經歷對“民族”本身的重構,也就是有選擇地擷取一些文化特性,根據某種往往是後起的組織原則,將一個原本邊界模糊的群體改造為一個具有明確族群認同的政治共同體.正因為這種民族的重構是在歷史連續性的表象之下與過去決裂,因而發明歷史,操弄歷史倒是更容易也更有利於這一政治使命,其結果,白俄羅斯這樣保留了更多傳統的群體反而民族運動搞不起來.這是現代族群政治中的“傳統的發明”,用本書的結論來說就是民族主義必須對近代早期的政治傳統做出足夠激進的重構,以使大眾理解並產生加入這個被重新定義的政治社群的願望.這意味著,看上去的古已有之”,其實都是出於現代社會大眾政治需要的新發明.在本書裡第一部分最後一章的開頭寫出了我認為是本書最重要的一個觀點,Snyder由密茲凱維奇的詩歌分析出來:
密茲凱維奇的傑作"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詩:"立陶宛!我的祖國!",作者Snyder認為它的含義經過三次轉變,依據詩句裡的三個詞來闡明這三種變化.第一個轉變與19 世紀的民族活動家如何定義自己和他們的民族有關,即詩歌開篇的第一個詞"立陶宛"的意義.我們可以看到從對立陶宛大公國懷舊式的敬意到對民族國家的期望的轉變.經歷了與密茲凱維奇式浪漫主義相矛盾的變化,揭示出近代早期波蘭理念內在的經濟,社會和語言衝突,以及排外的現代民族主義解決這些衝突的可能.浪漫主義的懷舊修辭在1863年後分裂為互相矛盾的民族主義版本,這種修辭同樣為現代民族主義者所用,他們熱切地投入民族國家重生的事業中.波蘭聯邦主義者和白俄羅斯愛國者緊緊跟隨密茲凱維奇原意的同時,19 世紀末,詩人又被現代波蘭和立陶宛的民族主義者譽為民族詩人.在國際政治的殘酷世界中,種族民族主義者選擇了更為有效的翻譯方式. 第二個轉變冰冷地簡化為人們可以將國家獨立強加在民族性的理念上.這與當盼望變成了執念時所發生的一切有關,也與詩歌的第二個單詞"我"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帝國傾覆開啟了持不同民族理念者之間在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的競爭,即現代民族主義,近代早期聯邦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在原立陶宛大公國的領土上,勝利者是波蘭和立陶宛的民族主義者,某種程度上布爾什維克也是勝利者.在這些競爭中興起了獨立的波蘭國和立陶宛國,這兩個國家存在了20年,還有存在7年的白俄羅斯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如我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終解決方案和蘇聯的驅逐在促進人口同質化方面的所為遠遠超出兩次大戰期間的波蘭和立陶宛.而蘇聯的戰後政策驅散了近代早期聯邦主義者傳統最後的餘燼.史達林最重要的決定是把歷史上多民族共存的維爾紐斯授予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1939 年在波蘭治下的維日諾,立陶宛人只是城中的極少數民族, 它如何在 1991年成為立陶宛民族國家的首都維爾紐斯呢?破壞為重建奠定了基礎.納粹和蘇聯爲將維爾紐斯重建為一座立陶宛城市留出了物質上和政治上的空間.隨著蘇聯重新佔領維爾紐斯,有關密茲凱維奇詩歌開篇的第三個轉變也開始了,即重新定義他筆下的"祖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現代民族的意義上,維爾紐斯成了一座立陶宛城市.在蘇聯的統治下,立陶宛文化同化了這座密茲凱維奇曾受教育的城市實現了立陶宛民族主義者的古老夢想.正如我們所見,猶太文化和波蘭文化在維爾納遭到清算的背景下.大約 90% 的維爾納猶太人在大屠殺中死去,而大約 80%的維日諾波蘭人在戰後前往波蘭.蘇聯的總政策“重新定居”由地方上的立陶宛共產主義者執行. 1945年5月30日,在德國投降後的幾周裡, 立陶宛政治局決定把資源投入將波蘭人從維爾紐斯趕走的行動中.
由以上Snyder這段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人文作品中,文學,歷史,詩歌,社論裡面所涵蓋的意義竟可以任人依其所在時空,各種政治需求來解釋.這便是一種人為創偽的過程.而這正表明,族群政治雖然常常藉助歷史來解釋其正確性,正當性,但在本質上其實是非歷史的,甚至是反歷史的.在很多時候,連意識形態本身也只是政治訴求的工具,今天我們看俄烏戰爭以為是所謂歷史遺留留問題,但那哪裡只是歷史學家的學術觀點分歧所造成,那說到底還是國族利益的政治問題.正因此,最終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依靠後政治和解與道德勇氣,而更重要的是經歷了那麼長時間的各民族恩怨之後,應該也學會了務實理性地看待現實政治,當加更關心如何在現有國境內安全保存保障已有的民族家園.只是當前波蘭,立陶宛加入歐盟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而是提出了新問題,因為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發現他們在重返歐洲的半路上被擋在了門外.
這原是一本值得仔細閱讀的書籍,奈何不知是作者的筆法大有問題抑或是它的翻譯實在是太爛了,我自己讀起來並不是那麼通順,有些文句甚至要反覆看個兩次才能理解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加上內容應該需要讀者對於波蘭立陶宛聯邦前後至今的歷史有相當的理解,或邊讀邊佐以相關的資料來輔助,否則應該是不太清楚作者到底在寫甚麼東西的.書本的設定應該就是假設讀者已經通曉了這段長期歷史,而作者便在這個基礎上提出關於"民族重建"現象的演變與發展觀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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