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James C.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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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了幾本人類學者James C. Scott的書,"國家的視角","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反穀".不打算連讀閱讀,中間會穿插別類書籍調劑,且可能前後延續時間較長.三本中"國家的視角"只有簡體版,另兩本本地都有翻譯本.副標"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應該是本書剛開始發想的關鍵.因為看到了地球上一些國家所施行的大型計劃失敗,才引發的探討的動機.這些計畫包括了如大型的城市造鎮設計計畫,包括南美的巴西里亞,印度的昌迪加爾;集中的大型化農場計畫,包括蘇聯的集體化農場,與美國的工業機械化農場;將散居的放牧民集中轉型成大型集合式農耕村莊的計畫,包括坦尚尼亞的烏賈瑪,與衣索比亞的集中村落等.這些大造鎮,大農場,大移居等計畫執行的失敗,未達最初設定的目標,讓Scott開始思考它們失敗的因素與背後的可能知識,智慧,於是便有了"國家的視角"這樣的結論作為書名的結果.
從Scott的角度來看這些計畫有一些特色,在政府未介入以前,它們都屬於複雜多樣的狀態,看起來混亂,比如城市裡的建物,街道,廣場,因為所有權與歷史演進的狀態不同,所以越有歷史的老城市市景是混雜的,不規則的,缺乏整齊劃一的街道,屋宇,與分區使用的樣貌.於是有人想改變這種情況,便在一些空曠稅開發的地區興建一個完全由人工設計出合乎現代美學觀點,幾何式,分區明確的新型態城市,巴西里亞與昌迪加爾就是兩個例子.這兩個新建的城市剛開始確實嶄新漂亮,符合設計初始的目的,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它們最終不是發展成無人氣無新興商業力的水泥空城,就是回復到原先的雜亂混居不規則的傳統城市型態.大型農場的目的是想藉由單一耕作與機械化作業提高產能,可最終卻沒能持續這種狀態,反而不如小型多元種的耕地方式效率.至於大型的農耕村落在非洲推行不力,則是當地人的習慣與當地的土穰環境無法承受這種集合農耕的需要,而不願移入,最終訴諸強迫而導致失敗.
我們所說的失敗是指從事物的發展初心與最終導致的結果來看,但是從"國家的視角"這些計畫未必算失敗.幾何型態的城市樣貌,街道,屋宇.從空中向下看,城市呈現一種方陣對稱整齊且有一種現代性美的感覺,同樣的農田呈現大塊齊一線條與幾何狀態,集中式的村落也表現出同樣的簡單整齊感.這些呈現在統治者眼中就是美.就是簡潔,單純.那些不符合整片農田單一作物的其他物種,當然包括野花野草都被拔除了,那些加蓋的違建也被拆掉了,那些突兀的單一放牧遊蕩於農田間的亂象被掃平了,呈現的是一種單一性,純潔性,簡單化的美感,從國家的視角,它就是治理成功的樣貌,它就是一種美,一種政績.因此,我們才會有單一的貨幣,標準的度量衡制度,主要的一種全國性語言,放射狀的交通線,甚至於強迫每個人必須有姓氏,能夠追溯某人的上下三代,反此種種以簡馭繁的措施與政策都是為了統治上的方便與效率而生.
但從Scott的角度恰恰就是這種為了統治上的方便的簡化心態創造了前述那些計畫的失敗.他以自然森林與人造樹林的例子來比喻,一諞自然的森林中存在各種不同的樹hj種,林木,與植物,能讓各種動植物生存其間,從人類的角度看,如果需要某種樹種木料,必須滿山的尋找並逐一的砍伐處理,相當不便.於是便有人將自然森林砍掉改種單一樹種形成人造林,如此只要在單一區塊執行相同的作業便能輕鬆的獲取該樹種木料.但是如此做的結果是,屬於原始林木下的生態環境完全不見了,更糟的是單一樹種剛開始時確實有較高的木料產量增加收入,但隨著單一土壤地利的養分運用殆盡,隨著時間的經過,產能將逐步下降,反而成了無效率的林帶.在這樣的比喻中,自然森林代表的是一種多元,雜亂,隨意,隨機而生的狀態,而單一林種則是人工的,單純的,計畫的,且符合幾何形式的機械化狀態.那些大型計劃會失敗,正是因為人們試圖用人工的,機械視角的,單純化的方式去改良一個原來有機多元的環境或其下的物種狀態.
作者並沒有反對單一的貨幣,主要的語言,或是統一的度量衡使用這些社會制度,畢竟這些統治政策除了滿足統治者的心態與期望外,確實也有利於個體的日常生活.作者所提出的那些以人工化設計替代的原本多樣化多元化的有機狀態的大型計畫失敗案例,在於那些全是所謂的"社會工程"術,試圖以社會科學的觀點改造與自然環境有高度相關的居住與農耕問題.談到社會工程自然想到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與海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主義者.但作者對於市場觀點仍有疑慮,所以他只是這方面質疑政府角色,目的與功能的看法與波普等人近似,但應該不是自由派.而他對小型政治體如部落或放牧集體並不排斥,認為那仍存有歐點,所以應該也不是人們以為的完全無政府主義者,畢竟有這些機構存在的必要與理由.他質疑的其實是為何國家能夠有如此的信心與眼光想改造這些與自然環境攸關的大建設項目,而這些計畫失敗的核心問題又在哪裡?根據歸納方式得出結果,Scott認為這些社會工程失敗的原因有四.
首先的第一個因素是從國家視角看自然和社會的問題是將其核心化,局部化,單一化的.如此曾能夠重塑社會的國家簡單化,方便管理.簡單化是Scott分析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國家建立以後,透過人口普查,登記,乃至使用官方同意的姓氏,使用統一的度量衡,國家能更有力且清楚的了解並控制了社會.對於國家來說,社會越是單純的,一元的,一致的,越少差異化的個體,它就越容易理解它,規劃它,控制它.為了使社會更為清晰,國家對社會採取了簡單化的處理方式,也就是說國家從外界賦予社會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是國家最容易掌握的.在掌握社會的所有狀態與資訊後,更重要的是還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構造社會,使社會不再是自然形成的多元有機體,而是國家計畫作用下施行的的結果.採取標準化的方式重新構造社會,這個社會最便於被國家管理.因此簡單化,清晰化和標準化是國家對社會實施管理的重要概念.
其次,Scott稱這些計畫失敗的主因是源於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而這裡的極端現代化意識是指政府裡的高層或統治者特別相信,隨著理解科學掌握自然規律,人們可以理性地設計社會的秩序.因此只要是國家裡,社會裡的事物,不論是自然的或人工的,都能透過理性的探索,科學的思維與做法去控制它,解決它,可以說是一種極端的為科學主義,甚至認為科學能夠解決到包括一切非自然的人工,人心的問題.而在統治者那裏極端現代主義成就了一種極端的自信,相信人類可以任意創造出一個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世界.在Scott的眼裡,儘管表面上這些人是相信科學,但實際上他們與科學相去甚遠,他們將科學變成美學,變成宗教.所謂美學,是因為他們所推崇的僅僅是流線型的,巨大的,對稱的,功能分割的,而與此相反的東西都被他們認為是沒有效率,落後和應該擯棄的.所謂宗教是因為他們不承認人類認識的不足,他們的科學是封閉的,是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Scott以為在極端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統治者反而不具備科學精神,極端現代主義能超越了左與右的界限,但卻表現出集權國家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而造成這些大型計畫失敗第三個因素是統治者的獨裁主義.一個極端的現代主義者既然已經如上述自認的有意願且也有能力使用"社會工程"來達到目的,本質上在精神方面已經有了絕對的意志力與執行力要實踐它.因此具有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的執行意志也是情理之中.擁有強制權力才能使那些計畫成為事實.在Scott看來,獨裁國家才有可能違背普通人的意願強制實施這些大的社會工程.因為獨裁國家具有較強的動員能力,還因為獨裁國家更可以不顧及普通人的反對.本書中的蘇聯,坦尚尼亞,甚至是西政時期的美國都存在這種統指者獨裁的思維與精神.
而與獨裁主義相伴相生的第四個因則是國家中充斥著軟弱的公民.因為社會缺少抵制這些計劃的能力,人民既無知又缺乏抵抗的意志時,這種獨裁者的社會工程意志與願望,就容易的被快速上架,毫無商量餘地,甚至被大多數人捧為統治者的政績,且當統治獨裁主義與意志超乎尋常的強大時候,市民社會會自然是轉變軟弱自保.
在這四種因素的交織作用下,於是社會的單一與簡化提供了社會工程的可行性,而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理想必勝的執行信心,獨裁主義則有實現這一願望的行動意志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消除了社會工程施行時將遭遇的障礙.而當國家打著造福人民的旗號實施這些工程的時候,遇到了重大的失敗.卻幾乎沒有人思考失敗的原因,而通常會訴諸更強的暴力,更獨裁的手段來控制社會與人民,避免因為失敗的計畫而遭到反撲,以至於國家空轉,陷入無解循環.而失敗的最根本原因其實往往都在於國家統治者將自己看得遠比實際上更聰明和更深謀遠慮,將其他人看成愚蠢和低能的代表,人民自身右線軟弱與無知的谷底,不能改變,以致最終陷入了更大更長久的災難.
當然Scott並沒有停留在單純的批評上,他提出一種範式:米提斯(Metis).既然那些社會工程術的失敗是基於單一,簡單,純粹,秩序,機械化的觀點所衍生的.他從自己過去在東南亞與各地考察時觀察自小型部落,游牧人,邊區民族生活中的行為,智慧中提出了米提斯的概念.米提斯強調的實踐知識的重要,也有人將metis翻譯成狡猾的知識,或在地化的知識.在Scott看來從書本可以得到的知識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知識,這種知識並不是邏輯演繹的結果,而是從生活中觀察而來,這種知識具有很強的地方性,往往建立在當地經驗的不斷積累上,且這種知識的邊界是開放的,處於不斷發展與累積中.作者認為米提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實踐中真正的問題.除此之外,Metis既然起於地方,起於鄉野,也就是起於個人.所以它隱藏著另一種觀點,不同於"國家的視角",而是"人民的視角"與人民的實踐.從米提斯出發,Scott以為要避免災難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單一純粹化的設計,至少應該有四個原則可能幫助人們避免這種社會工程失敗.首先是任何社會規劃都採取小步走的方式,前進的步伐緩慢一些,邊看邊走.其次是鼓勵可逆性,許多失敗的社會工程都是無法修復的,所以應該在社會規劃中鼓勵那些一旦發現問題就可以到退回來的機制,第三規劃要有彈性,一旦出現意外的情況可以做出及時的調整,更重要的是第四點,在規劃中要為人類的創造能力留出空間.因為人類的知識有限,所以人們要收起自己的傲慢,這正是行動層面上避免失敗的關鍵.
這本書的內容很多,且許多部份陷在那些關於建築設計,程式規劃,農業工業化的技術細節裡,看起來有些多餘.但我以為這便是作者在展現metis的功能與作用.作者其實並不排斥形式邏輯與理性演繹,但本書的目的不就在打破以上二者科學方式介入社會工程裡的荒謬現象,所以他寧可多談現實中的案例對比.比如談到城市規劃設計他以科布西耶(Le Corbusier)對照雅各布斯(Jane Jacobs),談到蘇聯革命,他以列寧對照羅森堡(Rosa Luxemburg),柯倫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那裏面的關於建築設計與集體化與個體的討論,其實才是看這種書的重點,作者想要提供讀者的是崛起自各種不同來源的民間智慧,知識,形成屬於個體的米提斯,而不是機械性的將這些"國家的視角"給條列化的記誦下來,因為那根本無濟於事.
清晰性是控制的前提.任何國家對社會的大規模干預包括接種疫苗,生產產品,動員勞動力,對人口和財產徵稅,掃盲,徵兵,貫徹衛生標準,抓捕罪犯,普及教育等都需要發明可以清晰識別的個體單位.由於干預的類型不同,這些個體單位可能是公民,村莊,樹, 田地,房屋或者按照年齡劃分的人群.不管這些個體單位被如何控制,它們都必須按照一定方式被組織起來,從而使它們可以被識別,觀察,記錄,計數,統計和監測.對知識的需求程度與干預的深度直接相關.換句話說,面對的控制需求越強,就需要越大的清晰性以實現控制. 這一現像在19世紀中期已經達到了頂峰, 這也是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在闡述下面一段話時心中所想的現象:“被統治就是時刻被留意,被監督,被偵查,被控制,被教化.被灌輸道理,被列進名單和被刪除,被估計,被評價,被指責,被命令,被統治就是在每一項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個行動中都被記錄,登記,計數.定價.警告.預防,改革,調整和糾正".從另一個角度看,蒲魯東所悲嘆的也正是現代國家機器所取得的成就.必須強調這些成就是多麼來之不易並且是多麼脆弱.多數國家都比它們所管理的社會更年輕.因此國家面臨著定居模式,社會關係和生產問題,以及幾乎完全獨立於國家計劃之外的自然環境.結果往往是一些多樣,複雜和不可重複的社會形式,它們對於國家來說是不透明的,無法管理的,所以最終要被國家剪除,而這剪除的刀具,目前正從這些與自然環境相關的部分,往所有的被國家視角視為突兀的地方揮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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