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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 Paul D. Barclay)
這本"帝國棄民"雖是獨立閱讀,但某個面向來看也能稱為是"台灣經濟四百年"的延伸閱讀,我在寫前面那篇時提到過清代起台灣的森林與樟腦的產業經濟並沒有被納入該書的內容,捨掉其實有點可惜,而這本"帝國棄民"基本能說是由樟腦開發產生衝突的一種延伸觀察,思考.這裡關於的樟腦紛爭主要是指日本殖民時期因為開發山地樟腦產業的需要,而與當時盤據山地樟樹林的原住民發生的經常性衝突.清代以來在台灣山中伐樟風險極高,除了極耗體力,還要面對受傷,蚊蟲,疾病等問題,更常因為侵犯原住民領域而引發雙方衝突,甚至爆發激烈戰爭,原民動輒出草獵人頭,根據殖民時代的紀錄,日本警察會荷槍實彈,帶腦丁到山上開採樟腦,當時流傳"一斤樟腦,一斤血"的諺語,透露出採集樟腦連帶產生的血腥紛爭,是的,"帝國棄民"概念的產生正是由於兩個不同文明族群的人接壤與接觸而引發的一連串難解的管理性問題,從經濟面,存文明面,從人性面,最終讓日本人視原住民是一群特殊的無法文明化的人,特別是相對於隘勇線以外的地區人都已臣服或接受日本化的統治狀態下,這些人無異現代文明的"棄民".
本書試圖闡述的一個核心議題就是"原住民化"的概念.放在這書裡意思是說,我們觀念中以為的原住民,並不是在任何人有經驗前即已經存在於世的觀念,它最多只是一種單純的集體認同的歷史過程,更白話的說,"原住民"是一種他人視角,不是所謂的在地而生的概念,以台灣為例,自有外來人登陸後,他們看到那些散居於島上各地的漁獵族群,是以"蕃"的模糊概念先行理解,一群不同於當時西方與漢人所理解的生活型態的人群.後來形成的所謂原住民只是經由晚清階段到日殖時代透過當時的"高速資本主義"與"國際競爭"的發展背景下才逐漸形成的一種域外想像,而這裡稱為"帝國棄民"的意思,便是在這樣的資本世界與國際環境下,從台灣當時主要政權的統治者觀點來看,始終沒有辦法讓所謂的"番"同化或改造成政權文明與王化下所期望的"人民該有的樣子".主政者經過多年努力後,原住民依舊是保持著舊有風俗習慣文化的一群,因而從主政者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是屬於無法教化完全轉型過現代生活的'"帝國棄民",於是便回頭強調這些人之所以不受教,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原"的特殊性,自此便開始有了原住民的印象與概念被傳播,簡單相比日本同一時期被納入的琉球或是北海道上的原住民,在日本人進入墾殖或統治後早已完全沒了原先生活形貌與文明,於是像台灣蕃人這樣的原住民化便有了它特殊的意義.這本書概念形成觀察的時間是起自1874年牡丹社事件起至日殖時期結束,並延伸進到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原住民策略或爭取權益等內容,回溯連接當代原住民文化社經弱勢的歷史成因.從比較殖民主義的角度,作者觀察日本國內的國族主義發展與決策圈勢力消長,牽動的殖民地預算及人力布局,包括如何逐步擾動與重創部落社會,將其劃入有別於平地行政區的"第二階地理實體"即"蕃地",之所以是第二階地理實體,是"蕃地",正因為是無法如第一階實體般容易管理,因此無法採用一套相同的方式來進行管理,必須分而治之.
自19世紀末起國際間民族國家主權與利益的興起與擴張,成為一股新的風潮,新的主權民族國家概念是以西發利亞的協定產生,採行資本主義與境內行政權力均質一致性的主張,因此大多是西方新興民族國家有著以上兩個明顯的特點.於是像清朝,日本這樣的舊帝國的國家,基於實際上的不同,為了要將在國家邊緣有著許多不同民族的緩衝帶也納入行政均質運作裡,讓不同國家間的貿易及外交可在相同的對話機制上暢行無阻,讓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能運作這些可能能在全國運行,於是邊陲地帶原有特殊的交易互動形式,比如依據人情,貪污,賄賂等方式都被視為阻礙,在國家設法將這些複數主權整合至單一主權的過程中,必定會遭遇因預算,地形,抵抗等狀況而吸納不成功的可能狀態.這些無法併入主流殖民空間的區域就是所謂的'第二階地理實體",也就是日本統治下的"蕃地"狀態.日治時期統治者與原住民的接觸與互動首先包括懷柔外交,通婚,語言通譯,物質文化等交流,逐漸了解即使透過暴力驅趕,隔離,族群識別等種種手段,依舊無法將原住民區域管理一般化,而後將管理策略改變成專注'原住民化"的群體,擴大的說就是因為無法施行行政均質化,所以只好將被統治原住民逐漸固著在採用特殊治理方式,將與其經濟交往範圍也隔離於平地自由貿易市場之外,形成國家內部的"他者".
事實蕃與蕃地的概念,不過是日本人延續著清朝流傳下對於台灣邊緣地區原住民的應付之道的略轉型而已,1871年宮古島人漂流到八瑤灣的遇難事件,三年後醞釀成日本出兵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因為事件發生在清廷聲稱王化不及的界外地帶,因此清廷雖稱擁有當地主權,但實際上然該地是有著複數主權,清廷無力處置包括當地的原住民社行為.因而從日本的角度,依當時國際法而言蕃地是個人人可以垂涎的無主地,這是牡丹社事件後一直縈繞在日本統治者心中的大事,而"中間人"像是某些原民社的頭目,通譯,商品中介交換業者等人,擁有能力在不同主權間斡旋,是讓牡丹社事件平息的重要人物;因此無論願不願意,就日本人來看未來外來統治者需要的各種情報,物資必不得不仰賴這些中間人.於是1895年日本將臺灣納入殖民地之後,原住民出草頻繁,隨著山林被入侵而愈演愈烈,日本殖民者在初期先透過懷柔外交,透過中間人以及原住民部落間的敵我關係試圖來逐步的收攏對原住民同化與文明化;而在1899年樟腦專賣獲利後,開始以隘勇線圍堵與槍砲,掃除阻礙開發並挑戰帝國權威的生蕃,試圖將台灣"蕃地"的物產整合進全球商業網絡.但是投注龐大預算金錢,經過長達10年的武力理蕃,這些慘烈的征服也未能將原住民整合入一般行政區域,仍需仰賴土著權威,但他們不服王化,於是便有了後來的霧社事件,之後日殖民者採取最嚴厲的武力進攻征服,終於讓原住民放下了武器,但即使如此,原住民社會始終沒有進入日本人所建立的一般行政區域中,在日本人眼中依然不受教,沒有法治觀,依然故我.
透過頭目,中介及外交懷柔往來達成間接統治,利用土著權威便宜行事的最初原因便是基於經濟考量.從前面的"台灣經濟四百年",我們知道清朝時期台灣財政收支在日本來後因缺乏資料難以釐清,加之日人初來乍到發現能夠產生財政收入的部分有限,而日本本土自身的財政又須考量後續納入的其他殖民地與對外擴張需要,因此急須台灣財政能夠自給自足,甚至期望能有盈餘調撥他用,在本書裡作者用了傅柯的"規訓與懲戒"來表達這種統治方式的對比,在台灣一般行政區域,日本人先採用嚴厲的懲戒方式來統治,而後便能輕鬆的進入規訓統治階段,如此作為最終目的是希望能有創收,來應付支出的需要,便於盈餘,但是同樣的懲戒手段施展在隘勇線外的蕃地,成本高,但收益低,於是不得已,日本人在蕃地便採取了規訓為主體的統治手段,因為懲戒為主體的統治手段成本太高,又不清楚山地開發帶來多少收入錢,只能採取成本較地的手法,所以在前述大規模武力擴張前後均持續採用規訓的權宜之計,這種規訓管理方式首先‘需借助大量的中介人物,主要目的是傳達政令,因此主角是通譯,翻譯.然而臺灣族群及語言的多樣性,使訊息的傳遞須透過層層接力轉譯,日本人翻譯者學過的主要是北京話,台人當時能通北京話的人很少,一個主要日本行政官員往往須帶著幾個翻譯,先將日語翻成英語或北京話,再將其翻譯成閩南話,再由閩南話翻譯成原住民的語言,而原住民語彼此間又有不同的分支,這導致政策執行多有短路,效果不彰,於是日本人有興起為日人,原民雙方都開辦規模有限的外語教育,通婚也是被鼓勵來跨越分歧的方式,很多日本在地行政官員娶原住民妻,於是在這種規訓管理為前提的體制下,仲介人翻譯,異族妻成了統治要角,聯姻本身表面雖是土著權威制度延伸,但因為嫁給日本人,這些離開部落的女性還是受到一定的懷疑,後來加上這些翻譯仲介試圖從中牟利,有時亂譯,有時假裝傳達錯誤,或假借聖旨,甚至於產生日本人自己的貪污事件,這讓當局不能容忍,因此規訓成果影響的範圍有限,霧社事件便是很好的例子,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人完全不理解原民的風俗,禮儀,與這些行為背後的族群心理觀,事後的統治也轉趨嚴謹以懲戒為主導的管理方式佔相當的一段時期.所以其後對於霧社事件的行政改革與檢討,便將頭目等權威者勢力架空,以通曉日語的年輕世代取代中間人的角色,但經濟保護,特殊法律及三流教育讓原住民居於從屬,殖民者期待其從事農牧業,即使擔任警察等公職,生涯發展亦難脫離原住民的領域 .
我們前面說的經濟管理考量在蕃地其實有兩個主要目標,首先,統治者自然希望能夠從山地開發中獲得收益,樟腦大獲全勝.這便是森林與樟腦的經濟要旨.另外一種是屬於文化上的目標考量,統治者希望隘勇線以外的蕃地人民能夠被納入屬於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商業圈的一員,但這個目標因為規訓方式久而久之產生了一種雙方的誤解.那就是單一主權的扞格,雖然殖民統治者認為自己主導台灣行政,二階段實體只是一種不得不然的暫時性手段,目的是行政均質,但在心理與設計面上,他們根本不承認原住民頭目的對等主權,視其為被統治者,但是規訓手法讓原民有誤解,他們的頭目以為自己與日本統治者是權力同位階的,因此當初期統治者借禮物餽贈方式來結交原住民時,他們想的是一種上對下的王化關係,可是原民中心想的是卻是雙方互惠的饋贈,是基於情誼,從不曾想到統治面上的上下層關係.因此,當這種互惠的禮尚往來,逐步地變為一種日常交換交易的行為概念時,關於價值價格認定錯誤的紛爭就躍上檯面,和諧時期基於需要可以一些容忍一些不對等的交換,如用無價值的草筐換織布,但實際的商業交易中沒有平地人,日本人願意接受這樣的不對等,因此拒絕這樣的交易,但拒絕如此的交易,在原民的心理卻認定的是你看不起我,而這就有了文化上的誤解,進一步就會產生流血事件.1860年代開港通商後,來自外國的訪客進入部落,他們做為見面禮的紅布會經由頭目分配,再被婦女拆開,重新編織成織品.但有趣的是這些與外人交流取得原料而再製的織品又輸出給民族學物件採集者或觀光客,被作為文化特色的物證及檢驗原始與否的標的.而這些日本殖民時期再製文化物化到了今日反成為原住民文化復興的獨特性及原生性的表徵,這是原住民化的一種怪象.另一方面殖民者以交易制衡蕃地,利用強化原住民單純,無私人財產觀念等作為種族特性正當化奪取原民土地的作為,進行森林開發,樟腦提製,使得原住民自然資源真正的如日本統治者開始所期望的那樣進入國際市場,創造日殖民政府的台灣營收,但是蕃地原住民卻被蕃界隔離在一般市場行為之外,日本政府嚴格限制火柴,食鹽,刀等物資的供給,且刻意只收購特定農產品以軟性方式將原住民多元生計方式轉為耕作特定作物,以至於原住民自此慢慢的被隔離開了它與土地,與在文化間的連結,又無法如平地人擁有行政均質,自1914年後只有極少部落能夠從蕃地劃到"一般行政"區域中,作者認為這是特殊行政下交易均為定價定性下,導致難以培養出部落生產盈餘的能力,而生產盈餘是殖民政府辨別是否有資格劃歸至一般行政的關鍵,部落自然也就無稅收盈餘能充沛府庫,自然也就被統治者視為雞肋,不要出事即可,但當地自然資源森林樟腦的價值因被日殖民政府統轄武力徵收,及其中介人半買半騙的給收攏其中,也使得當地自此無能力進入後來需要龐大資本切入的新資本主義世界,因為那些山林後來都收歸公有,而後來的政府也給承繼這樣的政策,當然這是後話.
因此本文開始所說的"原住民化"就是在上述統治者施政過程中,逐漸的將原先散居各地各不統屬,也未必有明顯關係的所謂"社",蕃,收攏成一個所謂的"原住民"身份上.殖民時期的人類學者開始踏查台灣,以族群的自稱作為族名來別於沿用清廷"生蕃/熟番"概稱.這些學者選取了他們視為"原生"的特徵,將混雜不純的隱蔽,暗示每一族群為內部均質,彼此間對等的本體,但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真正的事實,它只是一種方面管理統計或書寫分別的一種手段而已.而後來從官方所發行之圖冊,明信片中,攝影集中則可開始見到原住民的形象逐漸由"被征服的臣民"轉化為某種"文化承載者",這些演變都是經由前述人類學家式去除時間脈絡後的的肖像與工藝品照,加上前述種種日本統治下措施下的人為影響來形成,以至於後來廣為流通的教科書及商業刊物,文宣上的原住民圖像,也依這樣的一種想像與管理的重點逕行裁切,改繪,甚至添加強調地方色彩的虛構背景,將原先在文化與風俗多元多種多變的各支生蕃,固定為不具時間性的原住民族群特徵,呼應了上述包含了地理及種族的地理實體建構,達成了所謂的"原住民化"的結果.
本書所談日本殖民下的"原住民化"最初是奠基於懲戒性質的,隨著隘勇線推進及物資控管,蕃地特殊行政施行包括以社為單位的連坐懲罰,低收入的勞務,固定價格的交易,強制搬遷,剝奪土地權利等措施後,創造出的是部族,部落,而非個人.結束武力理蕃後,人口調查,地圖繪製等做為持續加強族群的類型化與理想化,形成一種由上而下的"族源建構".但在資本主義規訓個人政策的成效不彰下,日殖民政府就放棄了將山地納入規訓的區域,及讓原住民成為財政累積盈餘回饋政府的人口,加上難以爭取到可教化原住民達到平地規訓狀態的軟硬體建設預算,因此在理蕃鎮壓之後選擇的是土著權威,通婚等間接統治的形式,直到1930年代才逐漸成功培育了新一批熟習日語的部落青年來協助治理.霧社事件後原住民需被特殊對待的保護主義抬頭,期待其日本化成為溫順的農民就已經是難度很高的挑戰,日本人已經放棄在他們身上建立現代化的追求,只要他們能夠保持著日本人認定的"原生性"即可,而後來的政府也大致承繼了這樣的統治觀念,直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解嚴於民主化的到來而有了轉變的可能.至於現在所謂的原住民化究竟只是單純的統治者概念,或是原住民自身也想延伸的集體認同反而變得不是重要的問題,從這本書的閱讀,我們大體上已經知道了它不可逆的官方最初主導的角色.
必須說一下這本書雖是第一學府出版社的書籍,但翻譯與文本可以說略嫌災難,應該讓很多人看不懂吧,也因此浪費了這個"帝國棄民"的好題目,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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