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20世紀 ,松岡格)
這一本書是"台灣經濟四百年","帝國棄民"後的延伸閱讀.在"台灣經濟四百年"中,我提到該書捨掉了關於樟腦,森林的產業經濟,與戰時經管問題兩大塊的過往敘事.由"帝國棄民"的樟腦開發衝突中,我們得知形塑今日的"原住民化"的相關殖民期間歷史演進過程,這本"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則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更詳細的分解了過去日殖期間與解嚴前的國民政府主政期間試圖在山地執行一元化,地方化政策的歷程,及其失敗原由.
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是這經歷幾本書所感受的,就是所謂的"原住民"既不是原住民自身的視角觀點,也不是台灣歷來的主權統治者預先設定對島上可見的前住民蕃人的定位,原住民是後來直到20世紀末才在台灣逐漸形成出現的概念.任何一個統治者,除了清廷那樣的衰弱無力,只能劃界放任島上蕃人自行其是外,套用德州撲克的用語,如果自認牌比較強,都是要喊call拿價值,既然自認力量較強,當然需要將島上的全部蕃人納入自己強大絕對統治的範圍裡,讓"蕃人"或"山地人"與其他平地的民眾一樣,一樣的納稅,一樣的服勞役,一樣地接受自己的指令,這便是所謂的讓蕃人"一般化",於一般化同時,也讓蕃人所居住的地方由所謂的蕃人"社"變成為平地概念的"村","鄉",這就是所謂的"地方化",這種做法固然是強大中央政權統治者的必然思維,除了統治集團外不能讓任何其他人有著特殊標籤,也包括著期望能夠在新納入的土地與人民身上攫取經濟利益的考量.日本統治者開啟了這樣的歷程,表面上樟腦與森林經濟開發便是統一山地"地方化"下附帶產物,但實際上從財政考量上,這應該也是統治者視角"開山撫蕃"的主要目標.
從"帝國棄民"中得知,日本人原先的設定中是要用絕對武力征服,後來發現它的執行較平地困難,蕃人可採誘敵深入,化整為零,甚至可以深藏山林不出,讓日軍在戰事中難以一舉而成,疲於奔命,另一方面在於當時的台灣財政太差,根本就無法支撐日軍長期這樣的戰事消磨,於是他們便由懲戒改為規訓,由武力轉為攏絡手法,與蕃人接觸交往,也開始了兩種名稱近似但目標不一的相關事業執行,一是"理蕃事業",一是"蕃地事業",這裡的'蕃地事業"較為單純,就是用山地的人力開發山林,從山林中的自然資源開發中取的經濟利益,也就是前面所謂的樟腦與森林等開發經濟目標,並且最好能夠利用當地蕃人的勞力來協助達成此目標,而要讓蕃人為己所用,那就需要"理蕃事業"的規劃與執行,"理蕃事業"的目的就是讓蕃人能夠一面進入現代化,一面能一般化,讓蕃人最終能加入成為能夠為統治者所用的"國民",同時讓番地成為與普通地方的行政單位一樣,接受日本統治者治理的"領地",讓蕃地與平地一樣都接受一元化的統治.而這理蕃事業始發於佐久間馬太的"五年理蕃事業計畫".
在確立蕃地的有效控制權後,為了將蕃地置於一元化統治,與行政體系之下,殖民政府特別設立了由警察主導的特別行政體系,試圖將蕃地的部落改造為行政末端的"村",當局的目的就是想讓原住民整體由分散的社與部落固定在由國民,臣民所構成的台灣規模金字塔中,其中以國民形塑為基礎的"地方化"可以說是這樣理蕃事業的主軸.在本書中作者松岡格借用了人類學者James Scott的"國家的視角"中"可視化"的觀點來解釋這種"地方化"目標的觀點,意思就是說讓番地的部落改造成一眼即能辨識的屬於國家的村落,從景觀到人物,從房舍到活動其間人的言語,行為,而為提高可視化,就需要加強與提高對於社會的控制力與流用度.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日方首先施用了強制遷移,合併部落的手段,這種手法首先就打破了原先的蕃人之間的關係.從現代的視角,我們會以為原住民是一個集體,或至少以為排灣族,魯凱族集體,但其實從當時蕃人的視角觀點,是根本沒有排灣,魯凱,原住民這樣的集體觀念,有的只是居住於一起的部落人,或親族觀,許多現在來看同屬排灣這個集體中的人,其實以當時蕃人的角度可能反而是彼此有嫌隙,仇恨關係的兩個部落,所以日本的強制合併本身就是創造出同一民族神話的一種起源手段.而為了達成地方化,也施行改變農業結構,與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階段整編為中心的經濟施政.農業上的主要改變是試圖引進水稻的耕作,試圖取代原住民小米與芋頭為主的種植習慣.而這種農作物的改變是有日本人的經濟意圖的,主要的是蕃人原先的小米種植是採取火耕模式,它沒有固定地點的田地,一但種植區的地利耗盡,就將其火燒棄置養地轉換耕地,但這種作法不利於森林資源需要強烈的"蕃地事業"運作,而水稻種植因為需水灌溉,就必須固定地點,這一方面有利於日本的蕃地事業,另一方面也讓原住民可由火耕改為農耕,由漁獵遊牧轉成農民生活型態.這些都是有利"理蕃事業",而轉為農耕定居,由食米的增產獲得成功,雖然未必能出售獲利,但能減少蕃人從其他私人資源開採或漁獵活動的可能,有利蕃地管理,定居生活.
在逐步的收繳槍械中,一面引進現代資本主義的交易觀念,引進貨幣,逐步地取代了原先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收繳槍械的過程也引起過反彈與對抗,本書中所述的"霧台事件"便是其一,最終當然在日軍的優勢下,逐漸的蕩平,但除了武力,另一種手法就是結交各部落的首領,或頭人,在這樣的基礎下,創造形成了"頭目"的統治基礎,特別是在合併為基礎村的概念下,有助達成統治,並利用這些統治階級的後代成立"青年團",帶他們前去日本參訪,施以日語教育,統一語言,開辦學校傳授專門的技能,同時改變新一代原住民的生活觀念,試圖革除蕃人的許多傳統習俗與習慣,簡言之,就是利用頭目等統治者的後代為菁英,利用這些最容易一般化的人來達成"可視性"的地方化目標.而這樣的改變消除了蕃人原先屋內埋葬,傳統祭祀的現象,甚至因為引進稻米取代小米,而讓關於小米的祭祀活動衰退的現象,加上日語與生活習慣的引入,使得一元化有呈現出某些效果,使得地方化政策朝向一元式統治,行政體系整編逐步的將蕃地改換成地方行政體系下個下層部分,雖然這些成果確實有達到目標的一部分,但我們知道,這種全然一元化的目標直到日殖結束也未能達成,原因在蕃人的集體要成為準國民,並沒有日本人以為的簡單,許多人的傳統部落思維始終沒有進入日本統治者設定的範圍裡,最終也只能放任自流,只要"蕃地事業"仍持續創造營收利潤歸於日本獨佔即則"理蕃事業"就算是有所成了.
高山蔬菜與水果現在成為了台灣山地重要的經濟作物,在新的政權國民政府來管理後,對於蕃人的統治政策,其實並沒有太多改變,主要原因倒是簡單,因為政權不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已經有個尚可執行的政策在前,只要稍微換一下湯,蕭規曹隨即可.因此水稻由以上兩種作物逐漸替代,而日語換成國語,頭目變成只能由原住民競選的鄉長村長,部落與村依舊是高度的"可視化"程度,戰後地方化的政策分多段進行,除了統治權外,主要目標是將蕃人一般化後,至少能成為課稅對象,因此在同樣的基礎上,蕃地成了山地,"青年團"轉變成為"山地青年服務隊",繼續延續著青年團推行移風易俗的潛藏功能,同時接續戰前推動農業單純化,以提升農業收入為中心,此方面固然在原住民的現金收入提升上看到了明顯效果,但是卻並未能因此提升原住民國民化的意願,而所有接續的一般化,地方化的政策的效果也為能如預期,最多只是達成與日本統治約略相同的狀態.這是因為首先原住民只是一個被動配合的集體,原住民選出的地方官員不能主導或改變中央的指令,只能配合,二方面是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部分開始離鄉前往城市工作,他們發現了在城市中,自己的勞動收入遠不及平地人,勞動技能的需求也未必符合,因此普遍有陷入被內部人經濟殖民的自我角色懷疑中,第三是原先在日本統治下以蕃人精英加入協助統治功能的角色,雖在後來國民政府的山地鄉長村長提名策略中被延續考量,但是卻也有越來越多的非菁英原住民階層的青年加入了統治機構成為基層公務員,他們看到了這種精英統治帶來的權利差異化,於是也興起了對自身權利的追求,而開始思考這種由中央統治所引領的一般化政策所帶來的問題,國民政府延續執行的一般化施政也可以說是失敗了.
於是原住民的覺醒運動便在這些人的發動下開始形成,此時所謂的"原住民"這個觀點才真正的開始成為一個集體視角,成為想像的某種主體,加上又與當時擅於利用社運的政黨結合,於是從覺醒到執政,到改換設立直屬中央的統治機構,這個原住民化的運動便由民間,成了一主國家政策,一種完全的可視化結構與樣貌.所以,雖然一般化,地方化施政被後來的原住民運動視為是一種同化主義,但是想想清廷時期的蕃社林立,彼此互不統屬的關係,又怎麼可能與現在所謂的"原住民"集體,或分割下來的"排灣族"各族集體是一樣的概念?由社,部落蕃人轉變成原住民這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演變,表面上看,原住民似乎脫離了一般化,地方化,有了自己的保留地,屬於適合於自己的地方條例,但從某些角度看,它何嘗不過是換了另一種方式被納入為國民,最終也是一般化了,而且這只能告訴我們,人類自我劃分彼此的方式然後藉此找到互相攻訐的理由有多麼好玩,又顯得多可笑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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