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間諜 ：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 My Life as a Spy: Investigations in a Secret Police File, Katherine Verdery)
這本書是1970~1990年代間曾赴羅馬尼亞從事田野調查的美國籍人類學者Katherine Verdery於日後發現曾被當地政府暗中監控且後被視為是可疑間諜而立下監控檔案的自述經歷.在冷戰時期,東歐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等地社會與人民生活都處於嚴密的警察管制與特別政治偵防控制中,特務機關成了當權者窺探人民的利器,目的是找出對於統治當局政權有威脅的人,事,物,因為冷戰,使得東歐政府普遍將美國人視為敵人的情況下,一位美國女性在這種時空裡卻跑去那裡宣稱要做人類學議題的研究調查,這自然不得不引起當地政府的質疑,因此出動特務,與吸收許多與Verdery日常往來的羅馬尼亞人為線民暗中對她進行偵防,記錄下所有可能的言行,可以說是必然的事.只是當Verdery知道自己不但曾被視為是可疑的間諜,且有相關的檔案紀錄竟然高達2700多頁後,在2006年於好奇心的驅策下聲請閱讀這些檔案,才發現原來當年她周遭接觸的許多友善的羅馬尼亞朋友,鄉民竟然都是國安局秘密吸收對她言行展咖偵防,紀錄的線民,感慨之下因此便有了這本書的誕生,她想知道"線民"是如何煉成的.
不在此重複或詳述文本,從一些別樣思考入手.書名雖然是以間諜二字為題,但實際上應該是以警察的秘密監控檔案為主體,作者以其自身為檔案代表.警察國家本來就喜歡為民立檔案,做各類的偵防探考紀錄,為的是維穩便於管理,極權國家就更是如此了,我這裡用極權國家,而不用共產主義國家,是因為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它其實完全可以黨派的形式存在於任何的政治體制的國家裡,卻偏偏喜歡選擇以消滅其他政治主張政黨,個人的獨裁形式來存在,不知到底是有什麼內在必然性,這首先值得探索,但是這種獨裁形式卻直接創造的是一種奇怪的社會,不可能放任有太多長期異於當局主張的人,事,物的存在,對統治者而言,異端出現即當消滅避免蔓延滋生,所以從放大的人類學的角度來看,異言者們其實就是統治者疆域邊緣不受教化統治的少數民族,確實是可以將其當作標的來研究的.反過來,符合"國家的視角"的大批人民,與統治集團的中下層官員,也可以說是組成社會學型態特色的一種好的研究對象,包括他們的面貌,態度,思維,情感,與行為都是好的研究標的,為了避免被列入監控檔案中,或是受到生活上的干擾,符合"國家的視角"地民眾往往有多種面孔,起碼表面上是要如上層所希望的那樣,因此假面充斥,民眾彼此間的距離也很清晰,加上可因為檢舉他人的違法或錯誤言行而嚐到某種好處,或避免災難,所以告密者多,特意污衊他人的事件也常見,依此可見,所謂的檔案,必然半真半假,除了統治作用外,對於了解一個人可以說基本無用,它的存在目的大體都是為了管理,更進一步是為了挟制,以達控制或消滅的目的,而這種目的與Jame Scott書籍中常見的統治者對於少數民族或是邊疆民族的控制手法可以說是如出一轍,是一種政治上的同化手段,"一致性"地存在,消滅不同與他者.而存在唯一的樣貌就只能是符合"國家的視角"的可視化背景下的一切.
在可視化中最恐怖了一種便是創造出一種特殊的人類,一種看不出"我"樣貌的"我".就作者Verdery來說,檔案中的她與真實的她既不完全相同,但也不能說全然不一致,這裡頭既有真實的情感,比如她與鄉間村民,與首都圈的友人間的往來,與研究調查訪問對象的往來,但也存在著被導引的情感,比如他那些與陌生異性的浪漫交往竟然泰半都是在羅馬尼亞國安局有意的事前安排,或是事後威逼與她交往者擔任政治監視任務,或秘密紀錄者所做,有些檔案內容是出於他者的偽造,有意的栽害,或基於達成任務需要的鬼扯,因此檔案中的"我"既不是真我,還包括一堆在莫名其妙敘述下所創造的污衊,不知所云.只要想著窮舉國家之力建立數萬,甚至數十百萬份這樣的檔案,創造出這許多假的沒意義只為匡限一個人前進步伐的資料,除了這些檔案中人感到難過外,也懷疑這樣的為了獨裁,極權控制的目的檔案對於全體人類的意義究竟何在?當然,這裡面也包括了作者所謂的欺騙的情感,對於他人信任感全面喪失,接著便是社會信任的崩潰,國家真實體構的崩解,而後便是這本書裡的大多數文本中作者在做的事情.她在閱讀了自己檔案後,開始按圖索驥,去找尋過往在她羅馬尼亞生活的日子裡被自己視為是摯友,愛人或是信任者卻出現在檔案中打她小報告,洩露行蹤,或是污衊她的人,她要他們都給自己一個說法,於是便出現了許多尷尬的躲避,更多的謊言,或是乾脆翻臉不認,虛偽承認卻又不認為有和錯誤等,而這諸多種結果有可以說是意外的創造出另一種閃躲的"我",又是一些不能面對真實世界的"我"的誕生,這固然是因為統治者所創造的悲劇,但何嘗不是民眾願意將自己的權利與前途交予這些瘋狂惡魔的後果,我願意將"我"交付他人,所以最終也要不回來,只剩下許多惶惶度日,不知所以的軀殼,對"我"的摧毀可以說是全民監控,虛偽以對後的社會真面.
更令人困惑的在後頭,當Verdery遍訪了這些過往友人後,她卻不能得到一個所謂的標準答案,甚至連這些告密者,充當線民的人究竟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也分不清了.探訪的結果是每個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要遷居他處,就讀旅行,要找新工作,有什麼過往的政治把柄在國安局手中,或是家人遭遇警局或國安局何種威脅等諸多理由,讓他們不合作不行,不當線民不告密可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擁有的自由,當然除非你願意且膽敢與當局對抗,你確實有可能不會因不合作而受到懲處,但誰知道呢?!或者你就是反對獨裁政權要公開與其鬥爭到底不懼生死,所以協助國安局當線民或是從事偵防紀錄的加害人,一瞬間居然也能以被害者的角色出現,而Verdery還能因此深究那些以線民身份接近的他或她的個人罪咎嗎,圖樣的,別的被開過檔案的偵防受害者該繼續追究這些線民或告密者過去的惡行嗎?!他們有罪,但情有可原的說法充斥社會,於是這成了一個既公開秘密檔案讓歷史真相浮現,讓個人查知真相,雖然看似還給許多被立檔案者清白,但實際上卻又完全無法追回真正正義的事,那些犯案者依舊因為過去所佔的利益與地位繼續立基於羅馬尼亞的當下環境享有較好的生活與地位,反之,受難者即使找回了身體自由,找回名譽,也拿不回他們失去的正義與人生,甚至還是艱難的在物質生活中掙扎,有了真相,有了原諒,然後呢,這恐怕又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
政治監控並記錄特定人物的過往歷史在許多地方都曾出現,雖然後來隨著當地新的政治變動而逐步消失,但那些遭監控與管制,甚至逮捕被害的人大有人在,且多數也沒能找回真相與公道,所謂的轉型正義並沒有人們想像的或以為的如此容易,而且幾乎找不到一個所謂的具體的在以國家之名或愛國者名義之外的,個人的加害者,人人都自認是無辜的被動執行者,這現象值得我們去細究與自醒,這本書作者的敘述正顯示了這件事.不過今日隨著數位手段的精進,採取私密的監控手段與檔案紀錄可能性較過去容易許多,且人們普遍不太在意數位紀錄的留存使用問題,比如滿大街的監視器人們普遍以為保障的功能更勝於監控,反而歡迎更甚於拒絕,不太在意這些紀錄的結果最終是否會為人收集利用,人們也比過去更不在意活動與進出,消費的過程被數位影音紀錄,或紀錄為他人所得,利用,這種狀態雖然不能與過去的警察國家相比,但本質上,只是換了一種更秘密的紀錄手法,因此我們需要比過往更在乎統治者遵守法令,施行民主的狀態,因為只要一不留心,很容易就會因為出現意外的威權統治者讓社會倒退成為全監控的懲戒管理方式.以上.
留言列表
